第五届中国房地产科学发展论坛嘉宾发言

提要:7月13日至14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西安召开第五届中国房地产科学发展论坛,主题为“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转型发展”。

  戴小京:谢谢!冯仑刚才的演讲,其实触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为什么要新呢?根本来讲,是两个问题要求我们新,一个是公平问题,一个是效益问题,冯仑提到空间的集约利用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房地产商应该做什么呢?冯仑提到有价值的空间和整个价值链,其实触及到有点像城市综合体,就是空间的利用。

  下面进行下一个阶段,就是平行论坛,第一个平行论坛的题目就是建言新型城镇化,我们有幸请到了如下嘉宾,来进行对话。

  孙安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

  乔润令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任志强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院副院长

  胡葆森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欢迎各位!

  我想这几位都是非常著名的,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时间比较紧,我们就直接进入话题,咱们这个对话分两个阶段,先请各位破一下题,既然咱们说建言新型城镇化,咱们先简单说一下你理解的,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为什么要进行新型城镇化?

  孙安军: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换一下关于城镇化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知识。我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有关城镇化方面的一些工作,其中包括参与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城镇化发展规划,还有落实城镇化规划需要的一些配套政策措施,由于这个规划还在修改完善的过程中,所以现在网上很多流传的很多东西,我可以说是并不准确,包括关于城镇群问题的讨论,关于设市问题的讨论,现在还没有定论,这是一个我想说的。

  第二个,我想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目前对于城镇化问题的关注,过多的集中在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实际上从目前看,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有一些可能不同于以往的经验,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城镇化,对20个县域城镇化进行了调研,实际上发现城镇化有一些新的特点,我们一方面人口聚集,向大城市聚集,这是一个很显著的问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向县、县城、小城镇聚集的趋势,这两个趋势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在21世纪,就是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这个趋势表现的非常明显,一部分人口向特大城市,特别是向北上广聚集,这些城市人口增量达到20%到40%,还有县级地区人口聚集,这几年新增的人口占到全国城镇人口的5%,就是小城镇、县级单元的城镇,包括县级市、县城聚集的城镇人口,占了总城镇人口的5%,我们讨论城镇化的问题,不光要关注大城市,还要关注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县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行政单元,从古到今,县这个行政单元一直没有变,县又是跟农村联系最密切的地区,要解决三农问题、人口转移,县是一个最基本的平台,县城或者县级市是一个最基本的平台,关于这个地区的城镇化变化,可能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从目前看,就像上午有一位嘉宾演讲,县级发展受到很多影响,特别是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土地由于采取的是省、地级市再到县层层下拨的方式,到了县以后,这个县级单元的建设用地指标非常少,20个县平均每个县级单位、县级市,一年的建设用地指标只有1400,也就不是不到一平方公里,对县产业的发展、人口的聚集,就是缺少了土地的条件。

  再一个财税的问题,县里的财力相对薄弱,也要采取城市通行的一些做法,除了中央的转移支付,还是要靠土地,土地又缺少,造成了土地财政双方面的情况,影响了进一步吸纳人口的能力。

  我们在东部的一些县调研的时候,它的产业发展态势也很好,各方面的环境都很好,但是由于土地等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它就不能承担进一步扩大、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可能要给予及时的关注,未来在政策设计上,怎么样更多的关注县这个单元,我先讲这么多。

  戴小京:谢谢!强调了不能光盯着大城市、大中城市。

  乔润令:新型城镇化第一个观点,我觉得现在城镇化作为一个话题存在着巨大的泡沫,都在谈城镇化,城镇化作为一个政策,能否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呢?我希望大家期望不要过高,我们梳理一下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的重大政策和决策,我个人觉得,只有两个重大决策和政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外一个就是小平南巡讲话的市场改革,只有这两个政策使中国发生了方向性的改革,释放出了非常大的,活力,我觉得新型城镇化也好,非新型城镇化也好,现在面临一个选择,如果仍然走老路,有可能大家记忆犹新,7、8年前有一个政策,就是新农村建设,大家觉得这个政策一出,三农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花了不少钱,也干了不少事,现在中国不能有一个政策药到病除,解决中国的问题,大家对城镇化政策不要期望太高。

  另外一个,如果做得好,有可能成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或者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政策,达到第三个好的政策,这也是我们期待的。

  第二个观点,城镇化如果继续走老路,我们面临巨大的风险,城镇化并不必然的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道理上可以讲,文件上可以发,实实在在能不能呢?未必,首先国际经验表明,一种是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再一种是城镇化水平提高了,经济照样起不来,照样在中等收入线,比如说巴西,比如说南美,不能说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概念。

  第二如果走老路的话,我们继续摊大饼我们的城市,继续排斥农民工,继续环境污染,我们的城镇化面临着社会矛盾、生态危机,面临着农村、土地、粮食危机会更加严重,所以城镇化如果搞不好,不仅促进不了生产、促进不了经济,反而面临巨大的风险。

  为什么呢?因为城镇化不是新话,我们搞了20多年,每一天都搞城镇化,我觉得我们这个会议为什么有价值呢?第一个新,就是新型城镇化,第二个叫转型,这是两个核心的概念,新型城镇化就是三个转型,第一个就是城镇化的方式一定要转型,像这种政府包揽天下,一定要让位给市场为主,政府搞一搞规划、搞好公共服务就可以了,城镇化的方式一定要转型。

  第二个城镇化的主题和内容必须转型,从投资、占地、盖房子,一定要转到以人为本,城镇化关键是农民进城、关键是穷人进城,要让穷人、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分享工业化的成果,这是第二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我们的城市发展的方式一定要转型,如果仍然搞摊大饼,仍然搞土地财政,依然是黑烟遍地,我们的城市承载不了新型城镇化,所以说,由此房地产业也必须转型,这是第三个。

  最后一点,我认为新型城镇化一定是一个体制变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一条,就如上午很多专家学者讲的,任何新型城镇化都谈不上,所以说,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没有土地制度的变革,没有财税制度的变革,你这个城镇化是新不起来的,因此,我希望我们这次新型城镇化的决策也好,政策也罢,能够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以后,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三个政策,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

  杨保军: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我的观点就是上午华生教授讲的,就是新与旧的差别,本质差别,首先是因为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他们转为从事二产、三产,首先是经济发展引发的,由于农业的生产活动的分散性,而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是集中的,就带来了生产活动在空间上有变化,就会引起空间结构的变化,然后在空间结构的变化中,要适应空间的聚集,人就要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农村人口,要接受更好的教育、服务等等,农业的人口会越来越少,而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从这三个结构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区分出旧和新。

  第一个我们已经实现了,产业结构这些年在发生变化,标志就是农业的产出比重在下降,二、三产业在提升。

  可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变化就有意思了,第二个空间结构的变化有些问题在里面,第三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几乎就止步了,与其说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水平是52.7%,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城镇化水平,应该叫非农化水平,新型城镇化其实也不新,就是回归到城镇化的本意就可以了,至于说到规划,在我们考虑我们国家城镇化的时候,这些年的调查发现,有两个层面聚集的态势比较明显。

  一个就是特大城市,仍然具有吸引力,像长三角、珠三角,人口仍然在增长,但是增速在放缓,第二个特征,就是原来是跨省流动人口多,现在在减少,现在省内流动人口在增加,只要经济有活力、经济是发展的,人口聚集一时半会停不下来。

  第二个就是县城这一级,由于社会保障、服务强调了以后,它作为打工人员回流和农村人口创业的一个载体,呈现一种集聚的一个态势,县城这个单元有四个功能,一旦政策到位以后,县城会成为很多的打工人口回流和农村人口创业的一个地方。

  戴小京:保军说旧城镇化是不完整、残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就应该回归到包含空间、社会结构变化的完整的城镇化。

  任志强: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镇化,包括统计数字,是居住型城镇化,所以它用了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是户籍人口,第二个数据用的是常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的时间来计算我们的城镇化率。

  在国际上大部分来说,不是以居住形态来衡量的,而是以你是以农业就业还是非农就业来算的,如果我们现在所谓的城镇化或者新型城镇化,仍然指人是不是居住在城市,以这个计算城镇化率,忘掉了他居住在农民,收入来源于城市,这个就还是一个伪城镇化,为什么讨论城镇化老把房地产业挂上呢?从历史上说,城镇化跟房地产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有两次城镇化率极具的下降,第一次是人民公社、户籍制度,把人口关在农村,形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不追究它因为什么,但是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极具下降。

  第二次是1976年,这是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这是城镇化率最低点,最主要是城市里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把未成年人也分到农村下乡,我们形成了两次城镇化率急剧上升的时候。

  第一次因为我们的土地承包制,是改革以后第一次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土地承包制让本来三个人干的活变成了一个人干,所以,有两个人可以不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了,于是了这一批人就进入到城市,这一个阶段,大概每年有800到1000万人进城,这一批进城的农民干什么?大部分以农业为主,比如说卖菜,或者为这些做临时服务,第一次形成的结果,这些人到农忙的时候要回去,不是完整的城镇化。

  第二次也是像刚才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南巡讲话最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私有耕地的市场化发展,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有了机会,每年是2400万人左右进城,个体户只能是7个人,不能超过100人,最后超过了100人的就业,大量的私营企业,让更多的农民变成了非农就业,一直到2006年,这个10年,每年以4个百分点,最高的一年是4.95个百分点增长,最初有房地产吗?有中央政策说非得城镇化吗?

  在这个阶段从来没有出台过任何进行城镇化的政策和措施,而这个阶段我们的房地产发展是初级阶段,1998年以后,我们才开始略有增长,那时候我们年均生产大概是190万套住房,到了2006年,最高峰的时候,2400万人口进城,我们大概是300万套,去年是1000万套,1000万人1000套住房对称吗?这和房地产有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饭桌上大家都在讨论,都讨论农村人均住房有多少平米,城市有多少平米,国际上统计,在农村有房子、在城市里有房子,都叫有房子,不能算无房户,统计人均住房肯定是这个办法,我们调查了一下,三分之一的人住在城中村,人均就是3到5平米,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城市生存下来,第二次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形成的城镇化,出现了新的问题,以年轻人进入城市为主,他们寻找的是长期就业,比如说在工厂里面当农民工,有的长达十年,我们看北京的联想,雇了大量的农民工,实际上这个差别就在于,到底是农业就业还是非农就业,我们的矛盾就是在于土地非私有化,公共财政和公共福利无法带到城市,我们看到美国很多小镇,都是因为某一个人在那建了一个庄园,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就变成了一个小镇,然后建了一些医疗、学校,中国土地制度制约着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的伪城镇化以居住人口计算,而不是按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计算,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让他们变成了用城市生产服务形成的就业,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我们现在人均耕地2亩地,我们怎么可能想象让农民用2亩地,享受跟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吗?从解放初到现在为止,二元结构没有发生改变,如果不改变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这两个之间的比例关系,所谓的人的城镇化,依然是坚持以居住为主的城镇化,还是一个伪城镇化。

  胡葆森: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这个论坛设置的话题非常好,也是当今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我理解的这个新型城镇化,这个“新”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方向上,城镇化是我们经常统称的城市化的一部分,或者一个阶段,大家知道欧洲或者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过程,平均都接近于100年的时间,英国到了120年,快一点的就是70、80年,过去我们都按30年说,就按居住来说,城镇化率达到了52%,可以想象现在这个速度下去,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就结束了,大约用了不到50年时间。

  这50年时间,创造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使10亿人人口,完成了城镇化率不到20%到70%的一个过程,过去重点在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城市化方面有所发展,过去的20年,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问题,像刚才任总和其他嘉宾谈到的,过去20年,因为城镇化的重点在大中城市,而大中城市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于是在过去20年间,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又形成了一个第三元结构,就是最近经常讲的比较多的,在过去20多年间,已经进城的2.6亿进城务工人员,既不完全是城市的一部分,也不是乡村的一部分,他的身份既不是城市的市民,因为他的户口还在农村,但是他又不是农民,因为他已经居住在城市了,生产、就业已经在城市了,于是这样一个第三元结构,就是过去20年城镇化中的一个困难点。

  现在这个新,就是下一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就是未来15年、20年,中国城镇化的后半场,从大城市、特大城市,向小城市、中小城市转移,为什么呢?城镇化刚才任总提到,需要完成三个转换,才可以叫做一个充分的城市化,我们最近为什么强调人的城市化,年轻的务工人员人在城市,心还在农村,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在农村,老婆、孩子在农村,他们挣钱在城市,消费还在农村,他挣了十年、二十年钱,就为在农村给家人置一个房子,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这就不说了。

  这样一个不充分的城镇化,完整的城镇化需要建立在三个转换之上,一个是生产的转换,第二就是居住方式的转换,第三个就是身份的转换,他的身份也变成市民了,而且他已经享受到了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各种福利,我们现在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人的城镇化,也就讲的是三个转换完成之后的充分的城镇化。

  但是我们又发现,我们又不可能让未来的7亿农民全部居住在大中城市,现在提的新型城镇化,实际上我理解的,刚才孙司长也提到,下一步重点是县级城市,我大概是中国房地产企业,为数非常非常少的开发区域跨了省市县镇的开发商,我对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河南省、陕西省的城镇化比较了解,河南有108个县,过去20年,中国城市化重点在大中城市,所以县级城市的生产没有得到发展,它解决就业的能力不足,大量进城务工人员都是隔着县级城市到了大中城市,下一步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该在县级城市,有什么好的想法,接下来再分享,谢谢!

  戴小京:刚才前面几位,特别是最后两位跟孙司长做了呼应,跟冯仑前面的演讲刚好是不太一致,冯仑比较强调还是要聚集,大城市的聚集如果给予关注,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如果新型城镇化重点就是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城市给予更多关注的话,那么在政策上、法律上,需要怎么操作呢?

  孙安军:其实刚才冯仑说到的这个大城市的聚集,说到空间聚集、人的聚居和产业的聚集,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对他讲的有一定的疑问,说到我们的密度的问题,空间密度比较低的问题,我们曾经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调研,实际上在中国特大城市,作为居住用地的空间密度,已经相当高了,我们城市总的密度偏低,主要原因是工业用地的使用效率低、密度低,工业用地占到城市用地的30%左右,整个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使用强度是非常低,再就是教育,我们现在这些年的大学城、大学园区等,应该说使用密度非常低,空间密度非常低,还有政府办公,大概在城市几大用地分类中,有那么几类是跟国外的水平相比低很多,但是我们的居住用地的使用强度、用地强度,应该说不次于国外的,甚至我们有一些强度,超过了国外的水平。

  应该说,我们觉得在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的香港地区,包括我们的台湾地区,包括像日本东京、韩国的首尔,还有新加坡,我们都做过比较,我们居住用地的强度已经非常高,毛的容积率,已经平均达到了5或者6,我估计芝加哥11个容积率是极为个别的一个案例,中国超过5或6的,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在空间上强调的聚集已经是非常厉害了,我们要应对大城市的聚集,还要注意怎么样使它更加生态,更加绿色、更加低碳、更加宜居,我们觉得强度,我认为特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已经是非常密的,在这个基础上怎么突出绿色、宜居,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对于小城镇而言,关键是要怎么样放权,现在很多省推行强权富县,包括从土地、财政角度,都赋予一定的权限,土地指标不用再通过地级市以后再分配给他们,从省级直接下达到县级,这个对县级城镇化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谢谢!

  乔润令:中国的城镇化人口主要向东南沿海集聚,公安部最新的一个数据,60%左右的人口在东南部,第二个中国的聚集人口在超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比如说北京等等,这是两个市场导向最基本的特色,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反而有集聚相应的人口,为什么呢?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高、教育质量高,农民工是跟着就业走的,所以他们都往这里走,农民工到了这里又落不下来,为什么呢?两个高门槛,一个是制度的高门槛,再一个是经济的高门槛,比如说住房,这些人到了东南沿海要就业、收入,但是落不下来,反而中西部小城镇由于收入低、就业机会少,就是没有人去,根据我们的调查,相当中西部的城市人口在萎缩,经济在萎缩,这种不平衡肯定也是不可持续的,我赞同下一步行政的重点向中小城市倾斜,倾斜最关键的就是把投资扭转过来,中小城市如果没有投资进去,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人口。

  建业的老总讲了,胡总在河南做了相当多的事,做得非常成功,如果没有就业,从富士康从沿海转到郑州,光吸纳的人口就有20万人,下一步如果中央的城镇化的政策,给中小城市实实在在的倾斜,这个要做到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河南土地利用规划十年当中,给小城镇留的土地指标仅仅占4%,你想想现在就业是跟着土地指标走的,如果这样的话还是发展不起来,这是非常重大的挑战,谢谢!

  戴小京:一方面市场的规律,大家是向东南沿海大城市、特大城市走,另一方面政策上要倾斜小城镇,怎么能够做到既在政策上有倾斜,又不会引起政府过度干预的情况呢,我想请任总说一下。

  任志强:华生上午讲得很好,城镇化是人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当这个地方经济发展了,人们就往这个地方走,你这个地方不发展,我就不去,政策上的倾斜就能让中小城镇发展起来吗?比如说,我们最早开放的石家庄,但是有多少人去石家庄呢?没有多少人去。

  你说把投资引到中小城市,你说中小城市不具备人才,怎么把企业引入进去呢?所以,我自己觉得凡是靠政策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刚才孙司长说的道理很清楚,为什么房价高呢?容积率那么高为什么房价还高呢?因为地都被低效率的项目占了,这就是政府规划的结果。孙司长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晰的道理,房价高就是因为政府干坏事干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房地产你说容积率不能低于一,否则你就是盖别墅,你的工业厂房从来就没有说过不能低于三,老把地都弄的干工业,工业就盖一层,容积率很低,必须要改变,改成以就业为导向的,才可以调整过来,要不改变中小城市的就业和其他条件的话,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杨保军:关于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我赞成你首先要尊重人的选择,而不要做强行的安排,但是尊重选择是基于相对公平的条件,也就是说你把人家自由选择的一些障碍问题消减了,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个,那么我认为大城市、中小城市各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而绝不会出现所有的人都跑到一线城市去了,假如说所有人只去一线城市,不去中小城市,各自有各自的产业分工,最终人的选择不仅仅考虑经济因素,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等,只要我们政策调整得当,我认为中小城市仍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和生存之道。

  关于密度问题,刚才冯总把他这些年对立体城市的思考说了一下,从经济学来说,就是希望用最小的空间换取最大的交换量,信息的交换、商品的交换等等,所以才有了三个集聚,因为有产业集聚的需求,才需要你提供方案,如果我做了一个高度集聚的东西,就一定可以推动城镇化,这就错了,因为我看到很多政府做这个事情,很多省为了推动城市化,就把农民拆掉几十个,就让一个村盖30多层的楼就可以了,但是产业没有集聚,可能原来是在家门口种地,现在还要走几公里种地,不要通过集聚,我就一定能够推动高效率经济集聚的活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所有的投资者都是非常聪明的,土地、资本、技术,这三者是不可替代的,土地便宜的时候,他就少用钱,少用技术,这三个东西很简单,利用效率低的是工业,因为工业是零地价招商,然后是学校,学校是划拨用地,我们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个标准,现在教育系统要高标准、现代化,给我们提供的标准是我们的两到三倍,往往一占就是一大片地,现在一搞一个大学园区20个平方公里,有一句话,就是越是便宜的东西,他就越是粗放得用。

  戴小京:这个是不是应该改变呢?

  杨保军:我觉得应该改变,如果不改变的话,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就会走入一个误区。

  胡葆森: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今年两会期间,有幸两会代表团讨论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到了我们河南团,跟他有一个近距离的交流,我当时建议,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需要由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需要非常认真的坐下来,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先把我们20年之后的设想的中国城镇化理想的蓝图先描绘出来,不要请政府的某一个部门把它描绘出来,让利益相关方都要参与,包括规划、农民等等,你现在做的这个总体规划,你怎么知道农民喜不喜欢呢?所以,这个蓝图终极的理想方案谁来制定呢?美国一个独立宣言发了那么长时间,美国的宪法发了那么长时间,争论了那么长时间,中国的城镇化是影响21世纪全人类的一件大事,应该让利益相关方坐下来,把最理想的目标讨论出来,第二找到路径,找到路径先制定原则,这些原则如果不指定下来,现在直接进入操作层面,我前一段时间关于操作层面思考到很多问题,涉及到八项工作,比如说城市的规划、如何解决就业发展生产,比如讲如何拆迁、如何投资融资等,这些操作层面的东西,对我们做具体事的人比较容易,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理想终极的方案,就是20年以后,每个人希望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什么目标,这个东西需要形成共识。

  第二制定原则,第三画出路线图,把这三件大事做了,才可以进入操作层面。谢谢!

  戴小京:城镇化的问题,虽然说得很烂,之所以说得很烂,肯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毕竟是整个现代化当中最核心的一个过程,它不仅牵扯到产业结构的改变,牵扯到人居住空间的改变,也牵扯到人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谈到城镇化,特别是现阶段谈城镇化,转型期谈城镇化,城镇化对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是需求拉动,同时是供给的创新,刚才胡总也谈到城镇化未来的模式,大家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蓝图,如果没有蓝图,我们要知道应该注意什么,防止一些什么。

  各位嘉宾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简单的再回到这个命题上,如果让我们建言新型城镇化,通过刚才交流后,你想说些什么呢?

  孙安军: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关键要接地气,了解真实的情况,防止被误导。

  乔润令:新型城镇化应当从体制的变革开始。

  杨保军:我希望新型城镇化实现一个专项,由过去的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

  任志强:今天早上到现在的讨论,大家都很清楚,第一个要解决户籍问题,第二个要解决土地制度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谈什么都是瞎掰,现在有一个保姆学校,已经有十几年了,主要对口就是甘肃贫困县的女同志,把她们拉到北京培训,然后再北京给他们找工作,然后再补交学费,现在大概有14000多人,现在她们从北京拿到的钱,邮到村里的钱,已经相当于他们当地的税收了,她们学会了经营,学会了做饭,然后她们现在有的人就回到村里开的小饭馆,你让没有知识和文化的人去从事别的,也从事不了,我们只能呼吁她当保姆。

  尽管有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们培养的效果还不如培养当保姆的,反而用最低的技能获得了一个最高的劳动收入,比如说伺候月子,在城镇化过程中,你要不接地气,就是瞎掰,就是空喊,只有接了地气,了解了贫困地区人民的实际需求,才有可能制定符合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谢谢!

  胡葆森:过去的20年,政府从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土地出让金里面,收取了大约30万亿的资金,光土地出让金这一项,还不算各种税,而用于农民补偿的,据不完全统计,不到10%,所以,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谈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今后的15年或者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农民,谢谢!

关键词:科学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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