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城中村的另一种建设
建筑师，艺术家 杨旭，2004-2007对上海城中村进行自发的调研，并设想如何以社区改造的方式来改造城中村。
美国人类学家罗德菲尔德曾将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指雅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小传统”指俗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阳春白雪的“大传统”固然值得赞叹，但下里巴人的“小传统”更能体现出人们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智慧及情感、价值。在建筑师杨旭眼中，城中村就保有这样的“小传统”及不同于城区的生态景观。
城中村是中国大陆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间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建成面积迅速扩张，原先分布在城市周边的农村被纳入城市版图，被高楼大厦包围，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这些城中村大多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但城中村有没有价值？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拆迁的方式？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模式？
杨旭认为，通过对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形态特征和道德文化价值的保留，营造一个重视劳作、反对消费为主体的城市结构，以此和城区形成鲜明对比，形成消费模式与劳动模式的对话。
如何改造？杨旭建议改造应是社区性的、自下而上的、多生态的“自觉”、“自建”与“自治”。但社区的自建也不是说全让村民自己设计，而是相对不在城市规划系统下的一种自觉。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村民们的参与意识，无自觉，就无创造，也就断不会显出我们自己的魅力。
唯“情谊之理”才会融入在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地完善自身
杨旭：大概2004年，我到了一个城中村——虹中路的“虹六村”。这引发我思考城市是不是不一定要扩张才能取得成效？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拆迁的形式？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模式，比如在城乡结合部做一些建设，因为城乡结合部可能是城市中最美的地方。
新浪地产：这种最美体现在哪里？
杨旭：别人往往莫名其妙，城乡结合部明明最脏最乱，怎么会最美？我先大致说一下我对城市发展的理解。比如上海，有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内城差不多演变成了消费主义，内城改造也是以商业为核心，城市文化、经济的核心力量已合并成一种被消费的商业。像上海，最后会因为向金融这个抽象产业靠拢而变成虚幻城市，金融家可能看不起实业家，但这也造成了对手的信心丧失，不相信切切实实的劳动，而相信脑子和所谓的创意，这是一种虚幻的心理状态和城市规划。西方也有过这些状态，但纽约、东京等都已经领悟过来，我们却在变本加厉。
所以我想，城乡结合部，是不是还可以建成一个以切切实实的劳动模式为核心的社区，而不是被消费的商业城。因为相比内城，城乡结合区还保留着它自己的特点。
首先形式特征非常鲜明，它离内城不算很远，又有郊区的河流、水道等自然景观。区域布局有种意想不到的生动，骨架非常优美，密度很紧，自由的点式布局，都是宅基地，村口有一亩半或半亩的蔬菜园，这是典型的上海郊区农村，非常不同于城市布局，随着城市扩张，它也已经在市区范围内，我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很少会在急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么巧有这样的布局。形式本身就说明城市化的进程有一种对话，它似乎在悄悄地告诉你，不要忘了城市发展还有另外一种模式。
虹中路的“虹六村” 现有平面：“区域布局有种意想不到的生动，骨架非常优美，密度很紧，自由的点式布局，都是宅基地，村口有一亩半或半亩的蔬菜园，这是典型的上海郊区农村，非常不同于城市布局。” by 杨旭
从道德价值上来讲，村里的邻里关系还是有价值的。很多人都觉得城中村这么破的地方有什么好保留的，但这是很多人的误读。梁漱溟为什么会想在乡村做很多社区建设？实际上他是想恢复国民对地区的自主的热爱情绪。当村民很热爱自己的家，而且在家乡有一份事业，比如一个村是木匠村，有中国传统的木匠手艺，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名牌学校念书？因为国家的关于建设的政策规定等一般不能完全满足当地居民要求，当村民对家乡充满挚爱，这种因挚爱自觉而制定出的“建设条例”是高于国家的“建筑基准法“，又是一部充满感情的“法规”。一个村表面上看很乱，但回到原点，还是村里的邻里关系，唯“情谊之理”才会融入在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地完善自身。
在肯定、保留这两个价值的前提下，才有各种改造方案。也有很多其他商业模式，比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可以以社区村委会的名义成立物业公司，作为社区型的发展公司，由建筑师介入所有的改造设计，但并不全部听由建筑师，而是可以根据村民不同的要求，像王阿姨可以造个木结构的房子，李阿姨可以造个砖结构的，王师傅可以做个钢结构的，也可以设办工厂，发展手工艺，可以在里面学手艺，也可以这里卖手艺。完全可以做一个很生动的、多生态的设计。我们也恰恰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多元生态的城市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