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RICS亚洲大会中国城镇化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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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场由叶祖达博士、Diane Legge Kemp理事、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北亚区的总裁何永平先生三位专家和蒲敬思先生，就城市化展开新一轮的讨论。
蒲敬思：首先，我想从大的一个角度上谈一谈城镇化。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几个很好的介绍，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讨论能从大的城市化的角度来开始，谈一谈政策的制定以及城市化创新的过程。
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来，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我们来自于大使馆的代表也是谈到了中英合作推进城市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想问几位嘉宾，各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怎么看的。
Stanley YIP：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祖达，我是ARUP中国区规划与发展部总监，我非常高兴参与到这个环节中来。我想城镇化是我们很多年来的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中国政府已经对此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说城镇化要从数量的简单发展转变为更有质量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更严肃地来看待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等等问题。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会和现在的道路不同，我们经常说以后评估城市的领导人、城市的政府领导人的时候GDP不将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了，而是一个更为综合的衡量标准。我想说的一点，我们现在主要的面临的挑战是城市化如此之大的速度和规模，因为这个速度和规模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所以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一种城镇化的模式。
中国每年的城镇化就相当于每年要新建一个伦敦，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必须注意。
蒲敬思：我想刚才他所说的是我们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寻找一个最好的做法。那么中国有可能向国际，向其他国家学习什么呢？
Diane Legge Kemp：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提高公共参与的这样一种建议，我想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城市规划当中来，不仅是让我们的城市发展更加接地气，也会帮助我们更加集中地着眼于能够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区的一些领域。我想一个大的城市是我们的城市化的这种规划会超越房地产这一个单一的产业。城镇化规划必须考虑到社区的需求，必须是一个整体性的规划。要帮助这个城市或者本来是农村地区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主要的目的。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仅仅是建更多的办公楼，在美国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提升公众的生活水平，但是有一个坏消息就是公众的参与有时会造成效率的降低，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速度减缓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回应人民的需要，我想这对于中国未来是一个好事。
蒲敬思：那么何永平先生，我想您有一些亲身的在中国设计和规划城市的经验，那么您对于中国的城镇化未来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是怎么看的？
何永平：首先我想对今天早上的介绍做一些回应。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未来城市化发展的非常好的想法，首先我们说到城镇化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是一个城市建立发展的一个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而城市的建立只是这个社会文化过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我想这是可以在现在中央政府的新的改革计划中得到体现的一点。
当然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话题,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应该参加进来。城市的建立，它的整个过程必须由各行各业的人来参加才能确保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的挑战，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机制性的这种改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我们更好地来进行城镇化，更好地来管理城镇化，更好地如何来管理这些大的城市集群，我不想说限制这些城市集群的发展，而是管理他们。另外一点就是怎么样通过公有和私有的结合，来提高更好的城市空间的利用率。我想这些中央的大的政策是需要地方政府来进行阐释的。我看到中国的计划是非常的雄心勃勃的，今天早上我们也谈到了很多这个话题的各方各面，我们知道在不同层次的城市，它的规划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待不同的城市应该用不一样的方法。
蒲敬思：您刚才提到我们谈到大型城市和中小型城市的城镇化的时候应该用不同的角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Diane Legge Kemp：我也想接着这个话来谈一谈，我自己也是一个设计师，我在很多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都工作过。中国有这样一种模式，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可以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中小型城市，这是不对的。
我和发改委有一个合作，是关于一个非常小的中国南部城市的，我们上个月在进行合作。因为在北京、上海，我们有这种工业园等等的尝试，我们想在这个城市可不可以呢？我可以看到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很小的这种工厂、企业，由这些小工厂、小企业结合在一起的集群，他们把它叫做工业园。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发展程度很低的一个地方，他们面对的很多的发展的困难，首先就是他们本身决定的权力是不足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发展，这个小城镇的经济基础本身就不是很好，所以它不能够承受很高的经济上的风险。他们可以说，这个城镇的100万人他们都依赖着一个产业来进行生存。第三是这个小城市的领导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这三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
蒲敬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每个城市具体的情况来制定这个城市未来的规划，这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考虑到这个城市具体的情况，我们才能找到最好的做法。
景观设计师Diane Legge Kemp：在规划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原来的地形，而不是仅仅地把原来的地势给推平，在中国有很多时候是这么简单粗暴地来进行操作的。而我们采用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并不会推平我们的山，而是利用这个山来进行规划和发展。把这些山区开发成这种公用的、开放的空间。特别是中小城市,我们经常看到这些中小城市它们本来是有非常清洁的水源的，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和做法，会污染这些水。那我们作为这个环境设计师就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建议，让他们把这些水源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清洁。另外，就是文化的这种传承，有很多的小城镇上面有很多古老的这种建筑，我们也应当把这些古老的建筑保留下来，因为它们是一种文化象征，他们象征着古代的时候很多的社会活动，是那些社会活动的一种遗迹。
当然我们在建立这种计划，实行这种计划的过程中，有很多，遭到了很多的抵抗，有很多当地人说我们并不在乎这些老房子，它们没有了就没有了，无所谓。他们都对未来有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我想说保护这些古老的建筑是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很多城市它们的交通系统并不够发达，我们可以在这些城市看到很多的像摩托车等等，最近几年的车也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公共交通系统却很不发达。那我本身是对于交通是有一些研究的，所以我对他们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把他们的交通系统，公共交通系统搞得更加有效率。让人们可以选择公共交通，而不是自己骑一辆摩托车上街，等等。
蒲敬思：中国很多的城镇化是由基础设施的建设驱动的，那么在今后会不会是交通方面的基础建设来推进城镇化呢？各位是怎么认为的？
何永平：我最近读了一些来自于G20国家集团的一些报告，其中提到如果让私人资本更多地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让全球的经济增长大约2%。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呢，今天下午我们也会听到很多更加好的主意，特别是关于公私结合进行合作的这种方式，我们会有更多的想法。我想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项，我们应该积极地对它来进行探讨，特别是让私人资本参与进来，这也和管理超大城市群这个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如何我们来管理这些超大城市的不断生长呢？我们在这些超大城市有很多农民，比如是农民工的问题等等，比如说公共交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好地关注这个城市的内部，我们应该从这些城市发展的过去中汲取经验，然后让我们未来的做法更为合理。
甚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们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的。我们也应该进一步地加强公共交通系统，让他们变得更加可持续。
再补充一点，就是关于一些自然资源、山水环境，所以我们就是说要鼓励二线城市的发展，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社会，比如说山水、树木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这是这个城市的精华灵魂所在，当然这个规划在商业上还是要可行的。
Diane Legge Kemp：关于公私合作，除了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之外，他们不仅给二线城市的地铁建设带来了投资，提供了50%，其他的50%是国家政府提供的，所以城市在寻求资金方面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在美国如果要建地铁或者火车站的话，如果它是开发项目的一部分，一般是开发商建设火车站，所以城市市政府本身并没有什么压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交通体系的建设对于发展来说是有益的，有利于推动房价上涨，让人们更便捷地、更可持续地生活。
Stanley YIP：可以看出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这方面的苗头，但是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香港、新加坡他们在这方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经验。我想就其他嘉宾说的做几点补充：
第一，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前瞻性的规划，漂亮的城市以及良好的环境，好的文化。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城市它发展的承载力是多少，它是能够，所以我们需要多快速的发展，有限的发展，还是发展要有一定的控制？所以我们就需要时刻牢记这个问题，承载力的问题。
第二，就是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很快，那么现在人们的关切不是速度或者规模，而是长期性。所以如果在规划中出现问题的话，它可能这个问题将会存在50年到70年。所以我们必须考虑生态基础设施，比如说环保的能源等等，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加大公私合营。
蒲敬思：另外就是高质量的服务。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高质量的服务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对高质量服务的理解，以及高质量服务对城镇化的影响。
Stanley YIP：高质量包含两个方面，作为设计师，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人的需求，所以必须考虑到规划和项目的质量。要建高质量的房屋。
在另一个层次上，人们是否能够承受得起，而这些设施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基础需求？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个人的需求是有一个基准线的。比如说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源。那么在中国公共部门的水源的标准一般是四级，就是可以看，但是不可以触摸，我想这个标准是很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水你应该是可以用水触摸的，所以才能提高生活的质量，要提高空气和水的质量，这样才能提高生活的质量，因为人们为公共空间的使用是付了费的，所以我们必须推动城市的生态建设，推动低碳生活，这样城市才可以更好地管控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层次要同时考虑到。
蒲敬思：那么在不同的项目执行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呢？
Diane Legge Kemp：我们在一项目一开始最初的时候就要求生态环保的要求确定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如何衡量，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的工作方法以及我们的工作思路就是从项目一开始要考虑到环境，所以环境学者、社会学家、规划师以及我们这些设计师，确定这些不同的要素是互相支撑的，互相有关联，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需求。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有这种思维方式，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到考虑到社会经济、生态不同方面。然后在执行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检查，来确定我们是否实现了目标，是否能够衡量可持续思维方式的成果。那么在项目完成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蒲敬思：要实现建设最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的社区，那么在建设过程中以及建成之后要不断地定期地检查是否实现了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
Diane Legge Kemp：政府它不仅仅要建设，而且要不断地检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想也依赖个人的努力，当然我们可以等待政府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个人应该为我们的环境负责，通过教学宣传，让人们了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产生影响。那么通过大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
蒲敬思：关于另一点，我们也提到了规划的一个原则就是长期可持续发展。一些发言人也讲到了执行能力以及管理，城市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保证城市规划，最终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方面，这个问题有多重要？
何永平：我想应该分两个部分来回答，首先是要为客户服务的，要实现客户的目标。另外，我们要推动城市的成熟的发展。
现在我们要考虑很多不同的层面和要求，比如说在香港，因为一个项目会产生很多不同层次的影响，所以规划师要进行影响评估，所以各个机构要更多地考虑公众的意见，因为项目和城市规划会对公众在很多方面产生影响，会对社区产生影响。所以大企业有责任，比如说汇丰，这些在不断发展的大企业，它们有责任这么做，而且它们在城市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大企业在未来的受益也是最多的，所以我们要推动大数据、智慧城市等这些未来的理念，因为他们能够在很多方面推动城市更加智能化，更有效地发展。所以我们要推动智慧基础设施，推动智慧社会服务，这样利益攸关方以及他们都可以发挥作用，从而推动大城市的发展战略得到更多的接受和认可。
蒲敬思：讲到弥尔顿凯恩斯这个城市，各位是否认为在进行长期规划的时候是否要执行最初的计划，还是要不断地修正我们的规划？
何永平：我想很多规划师可能都会说，很高兴看到弥尔顿凯恩斯它最终一直执行了最初的规划，杨威博士刚才讲了这个城市最初的生态城市最初规划的人口是3万人，而弥尔顿凯恩斯最终的人口是25万人，两位博士已经讲到了城市里的绿带，它们都是这个城市平衡发展的有机体，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关键是规模，而且要实现平衡，要实现城市的承载力与环境的质量的平衡。
蒲敬思：关于创新有什么解决方案？大家在努力地推动智慧城市，并讲到了智慧城市，那么创新技术、交通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Stanley YIP：Julian MacCormac对于智慧城市以及数据城市和大数据的发展作了很好的全面的介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筑和生活标准的提高，必须依赖科技才能实现。
我的经验，我帮助了一些地方政府来推动城市的发展，我想有的时候人们要有一个融合，可能人们有不同的观点、想法和计划，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执行方案。比如说关于一个建筑，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但最终必须确定谁来提供这个服务，成本是多少，它覆盖市场的多少方面，所以不管这是一个政府的决策，还是企业的决策，但是我想现在中国对这方面的关注不够。
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说万科在与小米进行会谈，推出一种发展模式，就是万科和小米的结合，万米，这是一个创新。所以你要把很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与一个项目融合在一起，所以在提供服务的同时降低基础设施的成本和价格，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蒲敬思：接着讲交通这个话题。未来一体化的交通中心以及交通体系，它是否会推动城市的发展？
Diane Legge Kemp：我认为总体上来说交通是我们经济的基础，有了移动性之后，你可以选择，有了这个，人们可以通过交通去上学、上班或者健身，所以这就是城市的未来，但这些都取决于我们。我想现在交通部门已经开始提供实时信息，比如说预测下一班火车要来的时间，但未来这方面可能会做得更多。这样一个人他早晨起来看到交通信息就可以决定我是上班去，坐车去，坐火车去，还是选择哪种交通方式，这样他们就可以考虑到所用的时间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当然这可能会对个人的自由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入侵，但是交通技术肯定会对未来城市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现有的城市还是需要发展的。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更多的城市扩张，所以要更有效地使用土地，这样的话，交通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蒲敬思：另外，要保证交通的质量是很高的。刚才讲到了要更多的强调人的因素，让城市更加宜居，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何永平：我想让城市更宜居，中国一般都会每年进行评比最宜居城市，像大连这些城市一般都排在前五，这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另外还有一些文化历史遗产。
第三，一般是沿海城市，比如说有水，一般有水的城市都很有灵气。我在中国进行规划的一些经验，刚才我听到第二位发言人讲到网格计算，我想还有一种网格规划，我们是通过网格模式，依据网格进行规划的。但其实人们在流动的时候并不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城市里，在规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自行车，因为自行车是最有趣的一种交通方式，可以按不同的速度前进。所以在公共空间规划的时候不一定要依赖这个模式，不管是依照哪种网格的模式。
另外一点我们的城镇的一些规定经常是定义了我们创新的边界，创新只能在室内发生。所以东西方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不同，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更困难一点。那么谈到云计算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汇集各方各面的知识和经验统筹地来考虑城市规划的重点。对于路网都建好了的地区，我们应该更加灵活地来操作。
蒲敬思：我从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都必须尽早地对城市规划进行一种统筹的考虑。
Stanley YIP：中国的城镇化需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因素，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中国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气体排放国，我们不仅仅是影响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影响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未来的城镇化更为绿色、更为环保，这才对中国是更好的。
Diane Legge Kemp：我想再次强调一下，由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和各个普通人在一起，我们都尽力和政府进行合作，我们才能有更好的城镇化。
何永平：生活不仅仅在于速度。我经常对我的顾客说，你想要一个很好的计划吗？一个好的计划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制定，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汲取过去的经验，才能让未来的行为方式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