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看30年后的计划生育
[世华财讯]若200亿超生罚款中去向成谜的那部分真的用在了抚养公务人员身上，岂不是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相悖？另外，在人口拐点带来之后，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否还具备10年之前的合法性正当性，也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所谓“超生罚款”，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群征收的一笔款项。从1980年代初期的超生罚款，到1994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再到2002年变成了“动听”又“时髦”的社会抚养费，名字虽然悦耳了不少，由罚款变成了收费，可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家庭的经济处罚；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都没有明确的用途与去向，既和“社会”关系不大，也和“抚养”没有直接关系。
有业内人士做出推算，从1980年到现在，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如果根据9省市超生罚款的平均数，全国31个省市每年征收的超生罚款可高达279亿元。而事实上，超生罚款远远不止279亿。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而根据这一数据推算，即使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儿须缴2万元计，根据相关法规收取的超生罚款总数就高达2600亿元。
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社会抚养费和滞纳金应该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可在不少地方，这一款项却分配混乱，部分罚款去向成谜。另外，社会抚养费理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然而记者向国家计生委咨询，却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发布。中央诸部委连三公消费都公布了，社会抚养费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这不免让人感觉遗憾。
众所周知，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部分，社会扶养费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它的征收，应该说为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起到了一定的保障和倒逼作用。但是，多重收费标准、巨大的弹性空间和自由裁量权，使社会抚养费征收在实际执行中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首先在征收主体上，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是计生部门，但在现实生活中，村委会、居委会等本该“依法配合”的组织和个人却成为收费的“急先锋”，广为诟病。其次是征收过程中乱作为现象较为普遍。诸如交了抚养费孩子也不能落户；超生户被要求补巨额差价；超生户因“影响恶劣”被15倍征收；将户口、上学等与社会抚养费挂钩，甚至出现为多收费用而”放水养鱼”。“天下第一难”催生出来的社会扶养费会不会成为“天下第一腐”，实在令人担忧。如若社会抚养费中去向成谜的那部分真的用在了抚养公务人员身上，岂不是与收取社会抚养费的初衷相悖？
由此也不得不让大家想到社会抚养费该用在哪的问题。实现对社会、资源、环境的补偿，用于整个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比如生育保险、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帮扶等等，这种说法太空泛。
政府机关有义务公开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使用情况，满足公民知情权。另外，除了用于计划生育相关事业外，这200多亿超生罚款，能否用于一些儿童公益事业，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如果能将这笔钱用到贫困地区儿童学习生活条件的改善，或者将这些钱用于儿童营养餐计划、校车计划等等，不仅会直接让全国儿童受益，更是诠释了这一款项的“抚养”意义。
另外，不可否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超生罚款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在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方面的确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时过境迁，我国因人口增长停滞和人口结构严重失衡而带来的“老龄化”、“用工荒”等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在人口拐点到来之后，超生儿意味创造人口红利，不仅不代表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反而可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就此而言，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否还具备10年之前的合法性正当性，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因此，重新定义社会抚养费存在的意义，也是目前社会面临的大问题，更是对“计划生育”这项与时俱进改革国家生育政策的审视与反思。
(贾芳 综合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