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届

青年是谁？有时候他们自己困扰，更多时候他们会让世界困扰。

8个版的“我们这一届”通过就业创业、婚恋问题、户籍、生活消费方式和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等话题，对青年样本进行全景还原和深度剖析。让社会看到青年的小宇宙，也让青年看到自己的坐标。

有人说，当下青年的生活变得难以捉摸了。的确，他们有矛盾的一面：有时迷惘，有时澎湃；有时理想，有时现实。创新而不乏激进，理性而不乏悲观。面对宏大叙事，他们更希望拥有自己的小时代，这是表现利己的一面。

他们大多数从小衣食无忧，生活在市场与互联网之中。与上一辈不同，他们骨子里向往自由。他们敢爱、敢恨、敢裸辞、敢创业、敢说走就走去旅行，甚至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看似不安和躁动的利己一面，却意外地让他们成为“奇葩”，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利己恰恰成就了利他。

“我们这一届”，你看到自己了吗？

职场新鲜人 烦恼一箩筐

本报记者 史额黎 实习生 金姝妮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11月30日   T01 版)

挥手作别象牙塔，大学毕业生们开始了向职场新鲜人的身份转变。比起宁静的校园，职场中充斥更多的是压力与竞争。

人人网今年9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25.6%的职场新人对自己现在的工作感到满意；24.4%的职场新人表示，现在的工作和预想的差别太大；剩下的50%则对自己现在的工作满意程度一般。

那么，职场新鲜人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烦恼呢？

提不起对工作的兴趣

“天天加班，加不完的班。”“完全没有私人空间，好不容易休息也会有工作的事情要找你。”一个周日的下午，韩娟(化名)一边提防着领导的检查，一边在手机上向记者不断吐槽自己的工作。

韩娟成为这家房地产代理公司的策划助理已经快5个月了。虽然公司规定可以在周一到周五选择一天休息，但是因为她被调到了新开盘的项目，每天都有必须要做的事情，“从国庆节后就没休过”。

身体上的累只是一部分，韩娟更多体会到的还是心累。她们公司所服务的地产开发商，为了充分激发代理商的竞争意识，采用的是两家公司联合代理销售的模式。

因此，“有时两家代理商就像敌人一样，基本没交集。就连一支笔都要分得很清楚，是你的还是我的”。对于在重点高校接受过6年教育的韩娟来说，很难忍受两家代理公司为了争夺客户所采用的各种诡计。

除此之外，与公司销售团队的磨合也让她难以适应。这家公司的策划团队以大学毕业生为主力，负责营销铺排、活动策划、销售培训等工作。销售团队对学历则不是很看重，他们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承担着拿下客户、冲击业绩的重任

在这种情况下，策划只有对客户和市场有精确的判断时，才会赢得销售的信任。“你很好心地想要去帮助销售，但他们觉得你做的都是无用功，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去跟他们接触。这种心态演变到后来，哪怕销售能理解你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很开心。”韩娟说。

韩娟可以明显感觉到，有的同事每天都是打满鸡血，她却提不起对工作的兴趣。因为害怕父母担心，韩娟从未跟家里人讲过工作上的郁闷，而男朋友则建议她“立即辞职”。

可是韩娟又感觉，工作几个月以来，不管是写文案还是跟人打交道，自己能力上确实得到了锻炼。出于对整个地产行业商业模式的好奇，以及想做出一点成绩的念头，韩娟谨慎地把自己的辞职时间选择在工作满一年时。

谈及辞职后的打算，韩娟认为她的下一份工作会选在互联网行业。“因为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实习过，还是比较喜欢那样的环境。起码周末和节假日还是有的”。

没有“拿得出手的技能”

实际上，像韩娟这样已经做好辞职计划的新员工并不多。更多的职场新鲜人，则被困在了满意现有工作、又谈不上喜欢的阶段。

历史学专业的陈鹏(化名)毕业后进入一家知名媒体从事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因为历史专业做新闻比较对口，再加上这家媒体比较有公信力，陈鹏的硕士导师觉得他的选择还不错。

陈鹏的同学们也挺羡慕他的工作节奏——上午10点到单位，每天可以睡懒觉，似乎也不用像历史老师一样天天备课。

其实，只有陈鹏清楚自己有多烦恼。他告诉记者，虽然他和同事们在一起很开心，但大家毕竟不是同学了。“不会有人再有心情听你倾诉心声，你不得不学会把很多事情压在心里”。

首先被他消化掉的是领导的责骂。陈鹏的领导不太喜欢委婉讲话，当他把公众号的稿子写得很像新闻报道或者百度百科[微博]时，领导就会直接告诉他：“陈鹏，说人话！”

刚开始，陈鹏心理会受到一点冲击，后来逐渐也就习惯了。他自嘲道：“现在她带感情色彩的部分我直接过滤掉。”

困扰陈鹏的第二件事是职场新鲜人的“老对手”——房租。为了避免挤地铁的痛苦，陈鹏在距离单位15分钟路程的地方与同学合租了一套房子，当然价格也不便宜。

于是，这样的剧情在每个月底准时上演——每月20日交房租，每月25日发工资。所以，他每次都要在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咬牙硬挤出1000多块钱。

然而，最让陈鹏担心的，还是自己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技能”。陈鹏认为，历史学科的训练，能够帮助他从多个材料中呈现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故事。“但它不是你区别于其他人的技能，这个活给别人一样能干，会让你很没有安全感”。

与跨专业就业的陈鹏不同，金融专业的程军(化名)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一家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部工作。

工作氛围和谐，领导不会甩脸色，周末还可以参加各种活动，程军觉得自己每天过得都很开心。

可细聊下来，程军还是对自己的工作有所抱怨。原来，他所从事的风控岗位在公司属于中后台。与前台的股票投资经理相比，风控的许多工作都比较基础，例如做表格、写文档、统计市场信息等。

程军表示，目前他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学习成长性不够。他也想过争取些有难度的工作，但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很难有机会实现。“中后台压力小、稳定，比较适合女生。”程军总结道，“如果两三年工作没有进步的话，我会选择跳槽。”

我这么拼干什么呀？

当然，还有一部分职场新鲜人体会着痛并快乐的工作。

求职了一整年，拿到几家企业的offer后，王帆(化名)似乎又回到了起点。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她，最终还是来到一所师范类高校当辅导员。

其实，王帆曾经去某家待遇还不错的企业实习过一天，但她感觉自己不习惯那里紧张的气氛。更何况，她信赖的几位老师也一直鼓励她寻找高校的工作。

王帆表示，现在女生想找到一个好的体制内工作太难了，她也是今年6月才确定了这家高校的工作。不过，她还是没想到，体制内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

起初，王帆认为事情永远也做不完。虽然领导没有说让她加班，但她还是连续无休工作了近20天。慢慢地，王帆开始能够分清任务的轻重缓急，逐渐会感觉轻松些。“但周一到周五依旧没有午休，晚上也是九十点后回家居多”。

尽管有想象不到的辛苦，王帆还是认为辅导员的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王帆回忆，有个学生家里特别贫困，死活不肯买100多元的医保。王帆把她叫到面前，才了解到她的家庭是多么困难。后来，王帆想办法帮她把这笔钱垫上了。

“与其他工作不同，辅导员是做人的工作。”王帆说，“当我很晚下班，有时忍不住问自己这么拼干什么呀？但是真的有一个学生站在你面前，你就是会想要把他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与王帆相同，吴雪(化名)找工作的过程也历时一年。不过，当她毕业后来到目前这家互联网公司实习时，手头上还没有确定的offer。于是，在实习期间，只能拿到一点点补贴的吴雪，依然以正式员工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两个月的实习期不算长。吴雪有过被领导严厉批评的心酸时刻，也体验过稿件被大老板转发点赞的喜悦。

实习期满后，吴雪顺利地留在了这家知名企业。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但不满意自己的工作状态。有那么几个瞬间，她甚至感觉自己“工作以来太主动融入，变得快失去自我了”。

他们眼中的职场菜鸟：更独立也更恐慌

本报记者 杨利伟 《 中国青年报 》

母亲眼中的女儿：有惊喜，也让人恐慌

胡玲娟(化名)记得，女儿读研究生时的最后一个寒假是在愁苦中度过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却发现原本好好的女儿平子(化名)突然放下碗筷冲回卧室哭。平子爸爸说，吃饭前平子收到一条短信，她被一份等待许久的工作拒了。

胡玲娟那个冬天的心情也随着平子起起落落。居住在三线城市的她无法理解，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真的这么难吗？

9个月后的平子，与当时求职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同。“比以前自信多了。” 胡玲娟笑道，“现在跟她一起走，她都是昂着头，一种‘我有什么好怕的’感觉。”

在胡玲娟看来，平子的自信一定程度上源于现实与物质。“她现在拿的工资多，也拿到了北京户口，可能在北京就有归属感吧”。

上个月，平子工作中出现一次重大失误，胡玲娟接到电话时，平子几乎一下子哭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往后的生活，很多难题都要由女儿自己去扛了，不像上学的时候，有我和她爸帮，有学校老师和同学帮，就算有问题也不是她自己。”胡玲娟说。

在胡玲娟看来，那次工作失误与平子之前犯过的许多错误相比并不算严重，平子却把它看作“完全不可饶恕甚至无法弥补的错误”。“我觉得女儿也逐渐意识到许多问题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她，开始真正独立了。”胡玲娟说。

“现在的平子目标很明确，你要知道她在高中时候的梦想还是开一家小饭馆，连大学都不想考。”胡玲娟笑道。但是有时候，平子的目标太明确了。“现在她太拼，可能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很辛苦。”胡玲娟不止一次在晚上12点多接到女儿的电话，“她一直在讲为什么年轻人活得这么累。”

在胡玲娟眼里，工作后的平子与读书时相比，变化很大。“那时她还是个喜欢吃零食的小姑娘，不怎么爱学习，感觉什么都看得淡淡的”，但现在的平子会为了迅速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疯狂看一周书。“进步是很好，但是这样功利的学习方式很不好。我觉得平子一点儿都不快乐。”

高管眼中的新员工：不要盲目找工作，再盲目去辞职

而平子只是2015年毕业大学生中的一个。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何金每年都能见到像平子一样的应届毕业生。

在何金看来，第一次靠近职场的应届毕业生最大的困惑是缺少职业规划。“在他不得不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对于自己会到一个怎样的行业、怎样的企业和工作环境去工作都没有设想过，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盲目性比较明显”。

“应届生在就业的时候，盲从性也非常明显。”

“应届生初入职场，身上的优点与缺点同样显著。”何金说，“应届生最大的不足是对于集团完全缺乏了解，需要时间来融入企业文化。同时，从校园迈入职场也需要时间去进行心理调适。从经济角度衡量，这一阶段用人单位的投入产出比是很低的。”

但是何金认为，相比于社会招聘人员，应届毕业生对于企业的认可度与忠诚度要高很多。而且应届生的成长与进步是与企业同步的，他个人的人力资源价值会逐渐变大，工作初期的劣势会逐渐转化为优势。

对于正在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何金建议，首先是要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大致规划，不能到了就业季盲目地找工作，等发现不合适时再盲目地违约或跳槽。

他建议年轻人不要轻易辞职。“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每个人必然会碰到各种未曾预计到的困难，如果一味选择换到下一份工作也会遇到各种问题，而在不断变换工作的过程中，个人得不到历练，很可能错失最好的成长机会”。

创业这一年

本报记者 何林璘 《 中国青年报 》

曾诗然和她的团队加起班来都“没点儿”，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

乍暖还寒的3月，在不少毕业生为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时，23岁的四川姑娘曾诗然选择了创业。这一年，像她一样涌去创业的90后大学毕业生并不在少数。

根据今年北京大学[微博]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联合某网站研究院所发布的《就业主力军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自主创业已经成为90后毕业生的第二大选择，高达15.6%的人选择自主创业。该调查囊括26万余份问卷，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50多个城市。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开心”

“我不想草率地定义我的职业。人生中1/3的时间需要贡献给自己的职业，我希望我做的工作能充分体现我认同的价值观，能让我真正热情和投入地工作。至少在创业前，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工作。”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在硅谷创业的吴雨欣这样告诉记者。

“喜欢创业的感觉”“喜欢挑战”，往往成为这一届年轻人选择创业的重要理由。相较之成败，他们更看重的是过程。

曾诗然本科期间曾被耶鲁大学教授亲自邀请前往访学，担任联合国[微博]环境署实习生和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学生助理，作为文科生却屡次在理工科领域获奖。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后，在校表现出色的她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名校offer，在国内办起对接国内外留学资源的留学机构。

从最初只有3个人的小工作室到8人核心团队，曾诗然如今搭建起一个连接国内外留学资源的互联网平台，拥有100多个可供咨询的国外名校生、30多个海外教授。如今该平台已获得清华“创 ”种子基金，并入驻清华“创 ”平台。而团队成员大多是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有些还是在校生。

谈及创业最大的感受，曾诗然说，“很忙很忙，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开心。”

根据近日由上海大学生创业者协会(筹)发布的一份关于上海23所高校1075名在校生的《上海大学生创业现状调研》报告中称，有约75%的上海在校大学生对创业满怀期待，既羡慕创业者的勇敢和成就，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成就自我。

麦可思研究院历年的统计数据也显示，“理想就是成为创业者”始终占据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创业动机第一位。

“我选择创业并不是从一个理性衡量的角度。如果是理性，那么不管从收入水平还是从知名度看，我都会留在原来的公司。这是一种赌博性质的。我尊敬并相信我的合伙人，所以我愿意放弃原本看起来更好的生活。”北京大学阿拉伯语和哲学双学位毕业的盛袁飞工作3个月就辞去了高薪光鲜的工作，和同事在上海一起创业开起了帕尼尼餐厅。

在盛袁飞看来，创业的最大吸引力在于能让他更全面地了解和提升自己。“其实与其说是在创业公司历练了这段时间，还不如说我是既获得了在创业公司才能有的自主权利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同时也学到很多在大型正规国际公司才能学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处理问题的办法”。

不仅是一线城市，类似的大学毕业生创业在二三线城市也并不少见，“互联网在二三线城市的渗透和发展延迟，给当地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创业机会，降低了创业门槛。”青松基金投资经理陈寒雪说。

从郑州大学毕业的陈鹏就是其中一员，他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在郑州办起自己的视频制作工作室。“回郑州机会更多，互联网的发展如此迅猛，但衍生出来的互联网营销等还没完全下沉到类似郑州这样的城市，虽然开头难，但肯定是发展趋势”。

“不是没想过失败，其实我们的预期就是只有40%的成功率，但我们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在一心一意地为这事付出。真正的好项目，只要坚持下来就会成功。”毕业后在杭州办起本地化婚介平台的娄佳男也对创业充满信心。

只有真正有价值的项目才能存活

从新公司法实施、年轻人可用一元钱注册公司、无需承担昂贵场地费，到教育部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让想尝试创业的大学生有回到学校的退路，去年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9个部委共同启动的“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也仍在向“2014～2017年引领80万大学生创业的预期目标”推进。

不仅如此，全国各大高校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创业教育课程、创立创业基地，鼓励在校大学生创业。北京外国语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北外不仅专门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的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还设有1000余平方米的创业场地，毕业两年之内的自主创业毕业生可以申请入驻北外创业孵化器获得免费的办公场地，并享受各种创业服务。与北外一样，各高校鼓励扶持毕业生创业的政策不断推出。

但事实上，根据麦可思此前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毕业后就创业的大学生在3年后选择退出。

“真正走到创业里，你就会发现与丰满的创业理想相比，现实很骨感。” 一名初次创业遭挫的毕业生向记者感慨，“很多创业者感觉到市场对创业项目的要求更高，只有真正有价值的项目才能存活”。

毕业生本身的“年轻”也成了投资人在选择创业投资对象时的“顾虑之处”。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政府部门和高校常年抓创业激励，只激发出学生的创业梦想，却没有激励出成功的创业实践。“问题恰恰出在，抓大学生创业，只重视激励，却忽视根基。如果一名学生缺乏创业的能力和素养，纵有创业梦想和创业优惠政策又如何，无非两个结果，一是在选择创业时瞻前顾后，迈不出脚步，二是就算迈出脚步，在现实创业中，又由于经验缺乏、管理不善而失败”。

出于这一方面的顾虑，不少投资人在投资毕业生项目时异常谨慎。

“我所希望创业者具备的条件和能力，跟绝大多数毕业生的属性是矛盾的。比如，创业者要对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要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有丰富的人脉，可以快速展开合作；要对行业的趋势发展洞若观火；可以凭借人脉积累快速组建团队等，而这些一般都是绝大多数应届毕业生不可能具备的特点。”国信行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总监柏婷并不看好毕业生创业。

曾诗然也承认90后毕业生相对不够成熟，缺乏足够经验，存在年龄和思维这些外在的限制，但她认为90后也有学习能力强、思维更开放、更易做出调整等独特优势。“希望大家看待的时候不一概而论，不要用带偏见的目光看90后毕业生，创业本身是要试试才知道结果。可能找工作时，还会存在因为冲动找一份不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情况，创业其实也一样”。

自称对毕业生没有偏见、曾投过毕业生创业项目的青松基金投资经理陈寒雪则把毕业生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不具备创业能力，只是想赶上创业热潮，为了创业而创业的毕业生，这类一旦遇到困难很容易失败，因为他们没准备好走创业这条最难的路；另一类是在校期间就在不断积累创业经验，即使经历了挫折也还坚持毕业创业的人，这类人虽然成功率依然不高，但我们愿意下赌注试一下。”

“创业前对涉足行业要有足够了解，找好盈利模式，创业团队要有过合作经历，对自己要有准确定位，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面对现实，陈寒雪为毕业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制图:刘子新

生二胎的最大顾虑是经济压力

本报记者 李晨赫 《 中国青年报 》

中国青年报社近日对642名2015届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二胎的热情很高，但真正实现前，还要受现实经济、精力等因素制约。

近半数受访者婚后不愿和父母同住

“本来就是两家人，生活不到一起去，没必要硬凑。”两个月前和认识7年的男友领证的袁敏(化名)毫不讳言，不希望和公婆或父母住在一起。

袁敏的想法和不少同龄人相似。根据本次调查，有48.3%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表示愿意的仅有25.9%。

其中，女性对和父母同住的意见更大。女性受访者中有51.0%的人表示不愿意婚后和父母同住，仅有20.6%的人表示愿意；而37.1%的男受访者表示愿意和父母同住。

“婆媳关系不好处理，住得近肯定会有更多摩擦。”和男友认识3个月即订婚的杨一(化名)说，经济条件允许他们搬出去住，所以没必要和公婆、父母挤在一起。好在父母也没有提出要一起住，她觉得这是父母对他们小两口的尊重。

江西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舒曼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心理边界和独立的生活空间。由于生活方式、习惯的差异，不同家庭的组合可能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所以不少年轻人选择让自己的小家庭和父母的家庭区分开。

同时，舒曼认为，子女教育问题是年轻人不愿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

李翌宸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一个多月前刚刚生下儿子。她告诉记者，虽然母亲会从老家来北京帮忙带孩子，但是不会长住，更不会一起生活。不仅是因为父母有自己的生活，更因为她希望在带孩子过程中亲力亲为。

袁敏的老公韩路(化名)告诉记者，虽然他和袁敏都是独生子女，双方4位老人身体都不错，但是他认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爸妈帮忙照顾不一定是件好事。“4位老人的观念肯定不同，这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他们两人坚持自己带孩子，所以不会和父母同住。

近七成受访者担心没时间带孩子

调查数据显示，有68.5%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没时间带孩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亲自带孩子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年轻人中越来越多人不会再把教育这个任务假手他人。

韩路和袁敏都在媒体工作，平时工作很忙，常加夜班。但他们说，有了孩子之后，一定要自己带，所以到时候会有一个人减少工作量。

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教授夏吟兰认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不少是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经历了父母在外打拼对自己的情感缺失，所以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做到心理补偿。

夏吟兰说，现在的不少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父母和孩子共同成长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这促使了他们坚持自己带孩子。婴幼儿阶段，和父母亲密接触是最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所以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倡的。

但是，对于本身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如何教育两个孩子相处呢？“肯定是没经验，甚至连我们的父母都没经验，因为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杨一说。

杨一告诉记者，作为独生女，她成长过程中无比渴望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她和老公决定，至少要生两个孩子。“教育方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没别的学习办法，只能先和同事、朋友中生过二胎的学习。”

夏吟兰表示，年轻父母能否教育好两个孩子，同成长过程中是否有兄弟姐妹陪伴并无绝对的联系。不少人担心自己教育不好二胎，是因为他们目前提供的教育多出于自身或父母的经验，这其实是不利于孩子的发展的。

夏吟兰呼吁社会提供更多合格的父母培训学校，供年轻人通过科学的方式养育孩子。“任何职业都有培训，老师也要有培训。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对父母的培训也是十分重要的。仅仅靠经验是肯定不够的”。

舒曼认为，世界上最难的职业就是父母，因为孩子每天都在变化。但正因为如此，年轻的父母可以依靠直观感受每天学习进步，并通过理论学习来完善知识储备，用年轻人特有的科学方法养育子女。

女性比男性更担心二胎影响职业发展

数据显示，有24.3%的男性受访者表示，生二胎的顾虑是担心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另44.4%的女性受访者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本来计划生两个的。但是生完儿子之后，觉得养孩子是太大的责任，自己能力也有限，对事业还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应该不会要二胎了。”李翌宸告诉记者。

李翌宸将在2016年毕业，她的儿子今年10月出生。在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她还挺着大肚子跑招聘会。她说，有了孩子之后，对工作会有更多的要求，比如要先保证个人的时间、不能长期出差、不能长期加班等。

夏吟兰指出，在当今社会，生孩子对女性的挑战比男性更大。“3岁以下是没有托儿所的，必须由母亲带或者家人带。”

夏吟兰呼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解除母亲对职业的担忧，最好的办法是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比如开办更多的托儿所，或者提供更好的办法找到保姆。”

在早前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有73.5%的受访者希望将二孩产假延长。夏吟兰认为，用人单位应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如增加产假等。“不解除后顾之忧的话，很难达到国家通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于鼓励人口增长的目的。”

相比于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男性更重视养育孩子带来的经济压力。有77.4%的受访者表示，生二胎最大的顾虑是经济压力。有79.2%的男性受访者将经济压力放在了第一位。

“生二胎一定要有经济基础，这是第一位的。”韩路说。他和老婆袁敏都是第一年工作，目前，他们的最大目标就是好好赚钱，为以后的选择做好保障。

京沪落户有多难

大城市户口 导演的“虐心大戏”

本报记者 叶雨婷 杨海 司格 《 中国青年报 》

在河北燕郊经济开发区公交站上，赶往北京上班的人们正在挤公交车。CFP供图

“终于告别连续7天早9点到晚11点的工作状态，幸福的日子会到来吗？”宋洁在朋友圈中发完这条信息后，坐在地铁上长舒了一口气。

今年是宋洁在北京的第三年，学习建筑设计专业的她如今在北京一家设计院工作。由于毕业于普通高校，加上只有本科学历，她一直没有拿到北京户口。这么算下来，她已经是一个“资深北漂”了。

日前，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发布的《社会建设蓝皮书：2015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八成在京外地大学毕业生选择在35岁前离开北京，而户口则成了决定这些年轻人去留大城市的指挥棒。大城市户口背后的认同感、归属感，让年轻人上演了一出出“虐心大戏”。

有户口，是否就会有一切

对于有了户口就能买车、买房这件事，冯晓暂时是想都不敢想的。虽然前不久刚领证，但小两口什么时候才能在北京安家落户还是个未知数。“买车摇不上号，这点工资又根本不够买房。”

3年前，宋洁在找工作时并不觉得户口有多重要，买房买车还很遥远，并且根据相关政策，在北京工作5年后就可以买房。那时的她认为，多等一等，或许就有机会解决户口，哪怕没有户口也可以像北京本地人一样生活。

今年5月，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3年过去了，她发现自己拿到户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心却越来越多。

而认清这个事实后，除了后悔，宋洁更多的是迷茫。“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觉得我被这个城市接纳了。”虽然挣得不少，但宋洁感到“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每天上下班总共要坐两个小时的地铁，这像深渊一样吞噬着自己的精力。

不仅如此，宋洁的父母也开始担心了。没有户口，没有对象，这“漂泊”之感让父母急切地希望她回到家乡过安定的生活。前不久，她爸爸专门来北京看她。父女俩当面聊了很多，主题就是希望她回家。

“不知道如果当时找到了有户口的工作，会不会好些。”宋洁感叹道。

冯晓则走上了宋洁口中的另一条路。今年刚硕士毕业的她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户口是她在北京找工作时的首要条件。

由于高考失利，成绩优异的她考到了山东某二本高校，不甘于现状的她决定考研到北京的高校，这一次，她终于如愿以偿。在北京名校就读研究生时，她越发明确了“留在北京”的目标，而这并不仅是指在北京工作，还包括拥有一个北京户口。

找工作之前，冯晓曾在多家外企、民企实习过，虽然工作氛围好、同事关系融洽，但说到找工作的事情时，连企业中的同事都劝她“先拿到北京户口，再回来工作也不迟”。而在研二找工作时，几乎所有打算留在北京的同学都奔着户口去了。尽管今年北京的户口指标已经很少，但全班20多人只有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北京户口的工作。

之所以从一开始找工作就明确了“一定要有户口”这一目标，冯晓解释道：“只有有了户口，才算真正属于这个城市，我不想当‘北漂’，我只想在北京平静地、没有后顾之忧地生活。”她认为，作为一个女生，找工作首先要考虑的是“稳定”。

这份有户口的工作确实给她带来了“稳定”。如今，她每天的生活都很相似，不怎么加班，工作内容固定，唯一有些不足的就是“工资有点少”，但这也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单位提供单身宿舍，不用她交房租。

在冯晓的同学看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工作，以至于冯晓每次抱怨自己的生活时，有人觉得她这是得了便宜卖乖。然而，冯晓认为，为了户口，自己失去了很多。

“单位没有那么多能施展自己个性和才华的地方，这是我最受束缚的。”冯晓说，单位里的规定很多，所有事情都是按流程走，没有自己创新的空间。“有时看到同学的单位可以按自己的思路做一些事情就很羡慕，我做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

单位的工作清闲，却导致了同事之间的关系复杂。“因为大家都很闲，所以有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和别人发生摩擦。”没事的时候，人们在背后互相议论别人的八卦，也是冯晓接受不了的。

挣得少则成了冯晓的另一困境。每天工作活儿不多，空闲时间她就开始琢磨，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挣钱渠道。每次同学聚会，这些有户口但是没有多少钱的“小伙伴”就会聚在一起讨论怎么炒股、怎么开网店。

对于有了户口就能买车、买房这件事，冯晓也是暂时想都不敢想的。虽然前不久刚领证，但小两口什么时候才能在北京安家落户还是个未知数。“买车摇不上号，这点儿工资根本不够买房。”

没有户口，照样精彩

最终，王洋决定去北京。在新公司工作了几个月，他几乎每周都有一次加班的经历，但他仍然觉得很值得。每当夜晚时分，透过公司的窗户看到外面依旧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他觉得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奋斗生活。

去年从上海某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的朱力珞是北京某电视台的一名编辑。她本已在上海找好工作，且可以解决户口。但在入职前，面对忽然到来的机会，她又选择去北京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虽然北京的工作单位明确说明不解决户口。

“我不想因为别的东西错过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如果因为一个户口放弃现在的工作，我一定会后悔。”朱力珞现在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很累，但是很充实，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对于她来说，能力是最大的资本，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最大的动力。

朱力珞认为，户口并不是人生赢家的标志，“户口不是通行证，也不能作为生活的保证”。

现在，朱力珞的同班同学全部留在了上海或者北京，而且除她以外的所有人都拿到了户口。他们当中不乏因为户口放弃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在择业时，大家谈论最多的也是户口问题。毕业前一段时间，“没户口”几乎成了她的一个标签，在他们班其他同学眼里，朱力珞的选择显得有些“另类”。

朱力珞的朋友也会经常和她讨论户口的问题，但她总是争辩道：“这都是别人的眼光。马云也没有北京户口，却是国内最有身份的人物之一。”

同样“另类”的，还有王洋。这个25岁的小伙子放弃了家里安排的事业单位工作，来到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

对于为什么没有户口也在北京工作，他表示：“我在家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令我没想到的是我在那里几乎没事干。部门的工作量很小，一会就做完了。”

这样的生活让王洋接受不了，曾经在日本、英国留学多年的他早就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看着朋友圈里同学们发自世界各地的照片，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煎熬。

最终，他决定去北京。在新公司工作了几个月，他几乎每周都有一次加班的经历，但他仍然觉得很值得。每当夜晚时分，透过公司的窗户看到外面依旧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他觉得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奋斗生活。而每一个工作项目完成后，那种满足感也是家乡小城给不了的。

对于未来，他表示不会想太多。“我连女朋友都没有，成家立业对我来说有点儿远。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趁年轻多闯一闯，见见世面，不管成功与否，自己也不会后悔。”

如今，北京市出台的一些便民政策已覆盖非京籍人口。对于未来是否会一直在北京、是否需要户口，王洋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就算留在北京，我也不想这么早就被户口束缚住，北京那么大，没有户口的人那么多，他们不都可以好好生活吗？对于可能遇到的困境，那就见招拆招吧。”

你羡慕的户口，我不爱

回到家乡的杨晴，工作节奏非常舒适，她生活在父母身边，闲下来的时候她会跟着妈妈学做菜。“其实不需要天天做饭，但和在北京的生活相比，这是在家乡工作的‘特权’”。工作之余，杨晴还会和朋友们喝茶聊天、打羽毛球、一起自驾游。

千万人争抢的大城市户口，有人却不要了。

在硕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杨晴找到了一份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单位主要做智能楼宇，是目前大热的方向。

然而，找工作的时候，杨晴也跟同学一起去参加了家乡的选调生考试，结果被选上了。这时，杨晴陷入了纠结。

于是，杨晴自己做了一张表，列了十几项指标，甚至包括下一代的教育和医疗环境，她就依照指标逐项给北京和家乡打分，每一分都是思前想后才打出来的。最后，北京以零点几分的优势胜出了。

但是杨晴内心仍是向往机关工作的，对研发等技术性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她说，她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幼儿园的时候就规划好了自己的人生，她喜欢做机关工作，上大学的时候，她就积极参与学生社团，在学校、学院的团组织活动中乐此不疲。

距离要作决定的时刻越来越近，杨晴也越来越纠结，她开始给好多朋友打电话征求意见。北京的亲戚希望她留在北京，言语间给杨晴的压力很大。北京也确实有很多诱惑，比如她喜欢看话剧，在家乡看话剧的机会则很少。

陷入迷茫的杨晴在学校预约了3次心理咨询，心理老师帮她回顾了她一直以来的选择，分析她的兴趣，帮助她发现自己。她也和老师说了自己的想法，但她心里还有个北京梦。老师说，其实她的北京梦已经完成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你都已经得到了，在北京读了7年书，现在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工作了。”杨晴非常认同这一点，她最终放弃了北京的工作。

回到家乡的杨晴，工作节奏非常舒适，生活在父母身边，闲下来的时候她会跟着妈妈学做菜。“其实不需要天天做饭，但和在北京的生活相比，这是在家乡工作的‘特权’”。回到家，杨晴会和家里养的小狗“阿顺”一起玩耍。工作之余，还会和朋友们喝茶聊天、打羽毛球、一起自驾游。

户口到底意味着什么

朱力珞态度则豁达许多。“对我来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提升自己的能力比一张户籍卡更重要。况且拿到户口就一定会留在北京或者上海吗？很多人即使拿到北京户口，也去了别的城市工作，这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在网络上，很多在一线城市的外地人表示，在大城市居住越久，有无当地户口的差别越明显。尤其涉及结婚生子，拥有本地户籍就意味着拥有优先选择权。

拥有北京户口的冯晓十分赞同这种观点。虽然还没经历过户口带来的好处，但“有面子”成了户口带给她的第一个满足点。“我承认这种想法比较肤浅，但我费这么大劲考到北京，考进名校，只有拿到户口才能说得过去，父母脸上也有光啊！”

而对于这份工作的种种不满意，冯晓淡然表示自己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从认定以户口为找工作最重要的条件开始，我就知道我的工作是这个样子，这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不后悔。我没有那么大闯劲，只是想被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接纳，而不是在边缘屡屡碰壁。”

朱力珞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则豁达许多。“我不认为有户口就成功了，对我来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提升自己的能力比一张户籍卡更重要。况且拿到户口就一定会留在北京或者上海吗？很多人即使拿到北京户口，也去了别的城市工作，这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的确，对于许多人来说，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冯晓就一直隐隐有预感，自己会跳槽。“我还是怀念以前在实习企业工作的日子。现在工作清闲，我就在没事的时候学习英语，准备考一些英语的证书，为将来跳槽储备资本。”

在她周围，拿到户口又跳槽的同学不在少数。“如果我也跳槽了，户口算是给了我一个‘后盾’吧。

消费时代的青年样本

本报记者 章正 《 中国青年报 》

刚回到国内的留学生王欣，在美国学习的几年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同学之间消费差异产生的“鸿沟”。

“我咬牙买了900多美元的包，感觉已经很贵了！”她叹了一口气，“我身边的朋友居然觉得太便宜了！”

王欣的家在国内二线城市，每次花家里给的钱买东西，她都会有一种“负罪感”。不过，让她感觉奇怪的是，不少家庭条件不如她的小伙伴，却在买东西的时候格外大方。

“我觉得他们太虚荣了。”她感到奇怪，这样的想法有时还会被他们看不起。

王欣与同学们想法的不同，折射出消费观念的差异。不可否认，每个家庭有着不一样的经济水平，家庭条件、工作岗位和生活地域的不同，都直接影响着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我们这一届”，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消费特点呢？

一线城市青年：住房消费是最大支出

张凡和女朋友是本科同学。3年前，他们一同从济南考取北京高校的硕士研究生。

今年，他俩从学校毕业。本想继续深造的张凡，由于两分之差没考上博士研究生。他的女朋友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南城一个街道的公务员。

“我觉得还是要留在北京。”张凡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为了解决北京户口，他报考了村官，由于基础还不错，没费周折，顺利考上了。

问题随之而来，虽然他俩都在北京城的南边上班，但是两地相距几十公里。

“女朋友单位不提供住房，我工作在乡镇里面。”他说，担心女孩子一个人住不安全，又不想住合租的房子，所以盘算租个一居室。

即便在北京南三环附近，一居室的房租每月也得3000元左右，这让张凡有些心疼。为了租到合适的房子，他带着女朋友找了整整3天。

作为独生子女的张凡，家庭条件还不错，父亲给他打了两万元启动资金。押一付三加上中介费，他一下就为租房交了1.5万元。

“这是我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说实话还是挺心疼的。”他说。

“我每个月收入3000元，女朋友收入4500元，扣除房租后我们还有4500元，日常花销2500元就够了。”张凡给记者算账，“房租是我们最大的消费，如果没有这项支出，生活会轻松不少。”每次交房租时，他和女朋友都会各出一些。

在大城市，有很多人有着与张凡类似的经历。根据北京青年大型调查的数据显示，以非公企业为例，有74.5%的非公企业从业青年租房住。合租比较普遍，52%的非公企业从业青年与他人合租，其中25.4%的人楼房合租，12.6%的人住集体宿舍，11.6%的人平房合租或居于地下室。住房面积普遍不大，50.8%的非公企业人均住房面积低于20平方米。

数据还显示，住房费用是支出的主要部分，有住房支出的非公企业青年平均每月用于住房的费用为1805元，占该群体平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省会青年：既要有住房也要有奢侈品

“再也不想在国内旅游了！”在杭州工作的刘月“吐槽”，她在一家大型医院当护士。她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加奖金大约5000元左右。

前段时间，她去了泰国旅游，一周花了1万元左右。就在半年前，她去云南旅游(11.10, -0.07, -0.63%)，一个人一星期就花了1.5万元。“在国内某旅游景点，连长途汽车站的厕所都是收费的。”她诉说自己的“奇葩”经历。这让她觉得在国内旅游，花更多的钱却没有得到更好的旅游体验。

除了爱好旅游，刘月自称是资深 “吃货”，在吃东西方面比较讲究。上大学的时候，杭州只要有新鲜的小吃，她和同学都会去尝一尝。

上班以后，刘月吃饭变得更挑剔了。她说：“在外面吃东西，味道都差不多还不健康。”只要有时间，她就选择在家做饭。她自称是典型的南方人，在吃上不能将就。

最近，她迷恋上了烘培，烤箱、奶油和芝士都在网上购买。这个月，她已经网购了三四十样东西。她说自己每天都会接到快递电话，仅“双11”就给淘宝贡献了四五千元。

在省会城市，住宿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不过，一直租房的刘月刚领了结婚证，她老公在市区买了一套价值200多万元的二手房。“每个月7000多元的房贷都是他来解决。”刘月说，老公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主管，每个月有几万元收入。

没有了房贷压力，用她自己的话说：“经常放纵自己购物。”

刚进入职场不久的她，经常能听到女同事谈论买奢侈品。“买吧，觉得有点贵。不买吧，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她有些纠结，偶尔也会买个一两千元的包。

“家庭条件好的同事会买上万元的包。”她说，很多同事的化妆品都用国外的奢侈品，很多她都叫不上名字。有时候同事间的讨论与对比，让她有说不上来的感觉，觉得自己融不进她们的圈子。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发布数据，80.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很多人消费的是符号，而非商品本身。受访者坦言选购衣服、鞋和包时，基本都是只看品牌，很少在乎实用性，“买东西就是买它的与众不同，名牌能把购买者的财富、地位和品位一下子都体现出来”。

“品牌符号能标志出消费者哪些特征”的回答中，58.3%的人首选“经济实力”，选择品位格调的55.6%、身份地位50.7%、潮流时尚44.7%。“哪类商品最具符号价值”的回答中，73.5%的人首肯“奢侈品”， 61.1%的人认可“时尚品”。可见，符号消费尤其是名牌符号与人们身份地位象征的密切联系。

县城青年：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在皖北的一座县城，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一次与王萌见面是在一家德克士快餐店。这是这个县城唯一一家连锁快餐店，当地的年轻恋人都会来这里打发时间。

王萌个子不高、皮肤白皙，上半年从省城考回当地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她说：“刚回来的时候很不适应，高中同学中没几个留在本地工作的，找一个人出来逛街都费劲。”

她家在离县城15公里的乡镇，从县城回去要花25元拼车。每次在县城的娱乐活动就像规定动作，不是去唯一一家影院看电影，就是去逛服装一条街。

“我与这条街上很多女装店的老板都熟，喜欢在实体店买衣服。”她说，“总觉得在网上花了钱都买不到好东西。”

逛街的时候，王萌特别享受试衣服的感觉。“与老板相熟后，买东西时感觉还有人际方面的互动，不像大城市那样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感觉。”

作为大学生村官，王萌一个月只有3000元左右的工资，自己会存上三分之一。在她看来，生活在周围的年轻人，消费习惯存在挺大的差异，有的节俭过日子，有的花钱大手大脚，这与家庭条件有很大关系。

“我的工资是我的纯收入，平时吃住都在家里，不需要自己花钱。”与当地大部分生活在本地的青年一样，家里在生活上能给他们帮衬，她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满意。按当地情况，她家的条件还算不错，父母有几百亩果园，因此并不指望她赚钱补贴家用。

她平时在村子里工作，为了上网方便，专门在县城买了一部4G手机，定了一个流量套餐。她觉得手机非常方便，她在村子里就可以了解外面的信息。

今年上半年，一则名为“县城人民是怎么玩儿手机”的调研报告，调查了40多个县城和下属乡镇，有3万多人参与。县城的居民家里、商业门店和办公室大多有WIFI。因为县城用户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加上运营商推广的本地流量套餐都很便宜，所以年轻人的移动互联网流量“很敢用”，每个月用500M流量的人有将近一半。

调研还发现，县城年轻人玩手机最多的需求是看新闻，占到63%，其次是看视频(41%)、听音乐(34%)、买东西(33%)、玩游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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