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播:清华同衡学术周-行业的变革与未来

提要:4月14日,“2015年清华同衡第三届学术周”活动第二天的会议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隆重举行,本届学术周以“人居、常态、创新”为主题,齐聚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对于城镇化和对未来城市发展的理解和思考展开。
杨保军:这儿有一个敏感问题,有一个热点问题。敏感问题是规划师注册制度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会消失吗?会出现个人注册码?规划资质制度会有变化吗?本届政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改革导向,就是要减少、减少、减少,尽可能减少,再减少各种行政审批,这才是真正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主导作用。当然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

  那么,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敏感,我们可以看看建筑师的注册。建筑师的注册是明令要求,不要作为政府的那个,但是这个行业大家觉得突然不要这个了,怎么管呢?所以,这个可能就给他转到学会去了,就是由一个学会机构来转过去。这次审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说你们变相的没有去按照这个来。我说到这儿就行了,不好往下说了。因为你们这行要对外公布。

  规划师注册制度,我觉得方向好像也还是比较新的。这也是大家垢病规划部、社保部。当然,规划和建筑还不同,建筑更多是一种创造行为,当然也有上位的一些约束。但是,一般是在约束既定的前提的条件下进行。所以,它个体的作用更强一些,而规划师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往往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能够完成。所以,它更强调单个人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这是它的特殊性,所以要把责任落到单位来,是单位的职责。

  未来往上来方向走?我不是很清晰。但是,好像今年会议影响了一些,从审批里头,报上去是把咱们这个列进去了,列进去以后,他给批了,作为审批当中的取消之一,所以他们现在在想一些变通的办法,这是关于注册的事情。

  下面讲的是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如何发展?目标和路径又是什么,会成为法定规划的附属品吗?会冬天里的春天吗?它关心的是城市设计。这个问题在业界有争论,包括员工也问了同样的一个话题。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规划有一个不足,不足在哪里?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讨论我们规划学科自身发展的进步、合理性、科学性。我们自己这个东西,我们发展都是一条路。但是,我们缺少一部分人,他研究什么呢?就研究你这个规划所知、所学、所能如何嵌入到国家制度运行里头来发挥作用。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小东(音译)他们来设,他们不去研究的。所以这块很好,所以的就要搁边上了。所以建出来的就不满意。我们有的说,他的水平不行,他不听我的。为什么?这就是学者关键的是一件事情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行政人员,国家的行政记者关注的是合法性,所以,合法性和合理性老对不上,本来中间要有一个桥梁。

  所以,评价一个规划体系的好与坏用什么来评价?从实践的角度,不是评价你自身逻辑的内洽,或者体系的东西,而是评价你的这个东西,跟整个你运用的外部的制度环境的契合度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契合度是比较低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一直说成是设计为什么要提?我们老讲城市设计要贯穿始终,从你画一条道路开始,从你画一块绿地,从你画建筑平面的时候都得要有城市设计。这是你作为一个高人,你明白,但是人家管理的那个人是不知道的,你没有这条规定。没有这条规定,我就不能装进去了。而且现在依法行政很清楚,法律没有规定,就不能够要求。不能要求,多数人是没法去要求的。所以,如果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制度运行当中的一个环节去,这块就可能被忽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实。比如尹院长给做了这个规划,但是我不愿意考虑这个,我就考虑功能的合理性,你也拿它没辙,因为你没要求。

  下一步要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当然全面开展不是要哪个地方全覆盖。昨天讨论那个文件的时候我也谈到了,不是这个意思。全面开展的意思就是,第一、必须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第二、不要模式化,要允许地方结合自己的情况,这个情况有它的环境特点,也有它的技术力量的特点,也有它的经济实力,就是你的侧重点不一样,更加注重先要保护好你的好山好水,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古树、名木、桥梁、乡愁,这些先保住,别破坏了,然后有条件的一些重点地段等等,就不要全覆盖了。当然,那种用词是领导重视的一个表述,但是规定的时候是要讲的更细。

  第二、法律地位问题。先肯定要出台一些规章性的东西。然后,是在下一步的修法当中可能会提到。另外,就是机构,好像部里头会设一个城市设计处放在规划司。原来领导还想设一个城市设计司,后来说,那不成,现在因为中编办不允许增加机构,领导就,那我就把现在的司减掉一个司,总是不变。后来我们认为第一步还是先设立一个处,当然有条件的城市也鼓励它们要设立城市设计处。当然,有的城市已经设了,像深圳已经有了,只不过是少数的。

  最主要尹教授刚才谈到一个亮点,我们快速扩张的时候,量上还是大大的提升了,但是质上就是提不起来,就是城市的品质,人性化,人文化差的太多了,而这个恰恰是城市设计应该更好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我到也愿意说,至少是这个领域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摸索。昨天部长才刚从三亚回来,带了我们一个团队。实际上就是中央领导去三亚,给部长写了一封信,说三亚好山好水,可是这个城市为什么搞得乱七八糟的,你们建设部得管管。所以,不硕士,赶快派一个团队过去,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说我看这个城市设计就是缺少设计的控制,我查了查资料也有,但是它是机制出问题了。比如苹果树,当时规委会从市长开始就觉得太过了,市长就说,这个方案我们不能让它通过,当时专家也不同意,最后就建起来了,也就是市长都阻止不了。现在密密麻麻建了一大堆。

  那天我不知道,那天书记来部里头,就说怎么落实中央领导的议题,我说在三亚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建这么恶心的东西?局长说,你们不要怪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当时就说,不应该让它通过。当然,它的乱还不止这个,确实现在完全失控了。所以,城市设计除了要有队伍,要有人才,还要有决策机制。所以,应该让决策机制更加科学化,发挥社会、公众,还有专家们的作用,才能让我们的城市将来更加有品位、有文化,更加人性化一些。

  所以,关于城市设计,部长定了,他要抓试点,你就从三亚开始,要重视,能不能够把生态修复好,环境整治好,城市控制好,摸索一下。所以,我相信在下半年的时候,这个要求可能就会出来。然后,希望我们在座各位能够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不要像以前那样,有一段时间像城市设计,像广东我就看不懂,广东那个做设计不是你们做的,是模型公司做的,比你们快做形式就看这个,说这个比你们的好多了,模型立起来了。最后变成模型公司,这个就变成一个悲剧了。

尹稚:其实城市设计,第一、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点空间规则,我们受到最大的伤害,一个是历史遗传,一个是自然遗传。刚才谈三亚这个问题,三亚20多年前,吴先生就带着我们做过革命区的城市设计,图纸现在还在,当时对三亚的山山水水做过分析,基本上把保护概念的一些原则都定下来了。但是,实施过程当中,因为缺乏约束,基本全面崩溃。最后的结果,就是老爷子发誓以后再不去三亚了。跟省长、省委书记都拍了桌子,说再也不去三亚了。但是这个东西很难泛化。

  我的理解,其实从全球的实践来看,宏观意义上的城市设计是个品位、修养和基本教养的问题,你很难保证它全面立法。真正立法能执行下来,因为它不是一个能刚性衡量的东西,你很难立法。基本上一个是  历史遗产的保护,这是毫无疑问。第二、散布在城市内部的各种有人文价值的,或者是有科学价值的地形地貌。第三、有些东西是事关基本公共安全,守底线的。其实我们在六线里边有很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我们目前的城市设计,恐怕很多城市设计在六线都保不住,它要能保住,不会出现大家看上去一团糟的东西。你看到这段东西,一定知道它一定是突破了一些刚性的东西。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其实我是历来反对的,就是所谓大面积的做风貌的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个例子,贵阳新区,贵阳市出台了一个《风貌设定导则》,结果所有的车间厂房都用大理石做了五花八门的符号,盖着大楼顶,吓死人了,基本上厂房造价得好几倍。如果按着这个路子走,城市设计离死不远了,就是你手不要伸太长。第二、整个简政放权的情况下,城市规划不要解决说,我又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我可以再去伸手,我觉得手缩回来多一点,我们能活得长久一点。第三、虽然我们现在叫做《城乡规划法》,其实这套体制、机制并不适合处理农村的问题。你在市面能找到很多农村规划,基本就是城市规划的收发馆。我的看法,中国的乡建运作刚刚开始,我们也经历过若干轮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运作,应该好好总结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乡村的衰败与复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空间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基础设施改造的问题。你要重新设立一套这种城与乡之间的高素质人的交流。你离乡了,祖坟也抛了,不管有什么知识,再也回不去了,留下来的都是没有能力的弱势群体,你乡城要不衰败,才干鬼了。

  所以,这几年有几个趋势,第一、这些富裕起来的,不管有物质财富,还是有精神财富能重返乡村,这批人回去了,带来新的知识,新的资本,新的资源,重振一部分乡村,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第二、乡村这种基层自治,我认为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方向。如果它只是一个摇篮里的婴儿,一天到晚要输血,要喂奶,它永远长不大,永远不会像中国传统乡村那么健康。你只能让它逐渐长大,为他灌输知识,为它注入新的营养,形成自治,自理的能力,才能可能把现在乡村衰弱的局势挽回过来。其实很要命的一个,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战争的原因等等,从国际角度发源中国的乡建运动在城市一直发展的很好,甚至变成某个城市的纲领、文件,知道了很多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的改良和制度。我觉得从这里边可以吸取很多营养,来重建另外一套真正适应乡村的治理体制、规划体制,而不是把城市里边的东西完全搬到乡村去做,这个我觉得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已经做一些东西了,包括院里恢复乡村所的建制等等,这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中国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组织。但是,昨天嘉宾讲,你不要指中国NGO有太大的作用,真正将来能主导的东西,还是从既有体制内分隔出来的板块能承担的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这种提问反映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一带一路”输出产能和拉动内需孰轻孰重?输出中国规划价值观和内部调整规划价值取向孰轻孰重,这是一个典型的受中国教育出来的孩子问的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它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发展需求,外部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内部提升我们的生存能力这也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这个是基本上按中国的话讲,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概念,而且不要把“一带一路”就理解成一个简单的输出产能。其实昨天会上讲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际大区域层面的资本、资源、环境承载力、制造力、人力资源等等,新一轮的重组,如何使它实现网络的最优化,如何为更大的地域谋求长远的、可持续的未来。绝对不是出于一己目的,简单的输出过剩产能。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规划师在这个层面的问题脑子并不是很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互联网、大数据。其实我是比较早的开始接触IT。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硕士阶段干过两年软件开发。在这个基础上,在当时FockBase(音译)的基础上,既做过数据库的开发,也做过软件的开发,那是1985、1986年的事情。我还记得当时我入这行的时候,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Robis-in  Robis-out(音译),不是有了数据的采集和一大部分的处理能力,就可以提升决策支持能力。这中间还差一个很庞大的环节,这个环节并不取决于IT本身技术的进步,而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的基础原理的理解,以及量化和非量化的模型建造能力,技术逻辑的梳理能力。如果这个方面跟不上,基本上你输入的是垃圾,得到的也是垃圾。其实这个问题作为李强老师点评了一下。这个东西有什么趋势?

  随着大数据的到来,随着海量数据集采能力的提升。我们有一批科研人觉得,过去三五个变量不能解决问题,我用五百个变量,一万个变量,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方面的东西,我记得大概十多年前了,钟艺新(音译)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就专门骂当时研究生出现的缺失。任何一个事物真正能够左右它前景的还是有一些关键要素在起作用,不是说海量要素,平等的、共同的发挥作用。一个东西之所以称之为科学,一个行业有科学要素,它背景是什么?背景是它能够从一个海量的东西里边找到影响某一个问题解决的关键要素,瓶颈原因,并且能够加以组织,加以调控,使得这个问题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去演变。这不是一个玩,不是个游戏。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大数据的过程当中,因为阻力都是80后、90后,甚至00后,他对技术是没问题的。但是,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涉世太浅,对社会缺乏理解,对社会经济的基本运营,对一个正常百姓的生活方式,对地区差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所以,你会看到做东西很热。但是我经常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波纹,一堆花里胡哨的图纸,都是手机采集进来的。这个图看着很好,但是看到他对这张图的解释的时候,其实有的东西是很荒唐的,可能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其实干这一行的,不在于你能不能集采出一张数据库,更重要要判断这张图出现的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可不是只会玩计算机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基于你对这个地区一个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爱好,包括出行一个基本的工具选择规律,基本的习性规律等等等等。你不是一张简单的图就可以在那儿胡说八道,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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