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筑工地的用工困境样本
2月26日，元宵节已过去近两个星期，但位于北京市东六环的某建筑工地还没有正式开工，工地现场只有部分工人忙碌着。而此时距原定的开工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
“一是因为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收尾阶段活不多；二是因为年后很多工人都没按时到岗，所以拖延了开工时间。”施工现场总负责人邵工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乙方建筑公司已经向总公司打了报告，他们正在跟劳务公司协调，下周应该能调一批人过来。
“年关加上工程收尾，都赶一块了。”乙方负责人郑工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过年本身就是工人流失的一个时间点，再加上工程收尾，工人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换地方，下一个项目还没有最终确定，还会进行人员调整，很多工人干脆就不过来，去重新找其他工作了。“这是建筑工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稳定性不够，一个工地完工，下一个工地在哪对他们来说还是个未知数。”
缺人
虽然这次的缺人多少有点让郑工猝不及防，但工地缺人对于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郑工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用工荒是建筑行业的常态，目前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就是招人、培训和人员管理。”郑工说，缺人的最直接原因是“青黄不接”，人员补给跟不上。年轻人已经鲜有愿意从事这份又脏又累的工作了。“工地上‘80后’的工人没有多少，‘90后’的就更少，年轻人谁愿意吸一辈子土啊。”“以前的建筑工地是小伙子最多的地方，现在都是以中年人为主了。”邵工说，他们工地上30岁以下的人已经很少了，倒是有几个年逾60的老人。
河南籍现年已经55岁的信号工老钱在工地上也并不算年龄大的。信号工属于技术工种，出力不多，上了点年纪的老钱也能从容应付。虽然干了一辈子建筑工，他还是极力反对儿子再干这一行.“现在的孩子哪吃得了这个苦。再说干点啥不行，又脏又累的，没本事才干这个。”除了工人年龄构成在变老，劳务输出的地域也在发生变化。邵工见证了近十年来建筑人力市场上的这一变化过程。十年前，东部省份的农村，甚至小城镇的人也都会从事建筑行业，现在已经慢慢没有了。传统的劳务输出省，比如河南、江苏、安徽、四川等省份的人出来干建筑工的越来越少，现在是甘肃、贵州乃至青海的偏远、贫穷山区成了新的建筑工来源。
目前上述工地上仅有一个“90后”工人小周，他来自甘肃天水。1993年生人的他前年跟随自己的“二爸”（二叔）来到北京，一直在这家建筑企业干。他也是同村的小伙伴中惟一一个做建筑工的。“同村差不多大的人，有的上学，有的打工，但没有干建筑的。”小周面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时还有些腼腆：“我觉得挺好，挣的钱也不少。可能他们觉得这活太累吧。”邵工说，像小周这样踏实、肯干、能吃苦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去年工地也来了两个“90后”工人，干了不到一个月，便跑去当房产中介员了，工钱都没领。
郑工则表示，用工荒也在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比如更规范化的管理，强化与劳务公司的合作，加强安全措施，绝不拖欠工资等，“企业的信誉是工人选择的重要指标”。
而对于产业化，邵工认为，这不是他们想做就能做的，产业化需要整个行业上下游的配合，包括机械设备、施工技术、工人培训等，其推进需要一个过程。
涨钱
涨工钱几乎成了用人单位应对缺人的惟一办法，这也是一个无奈但有效的办法。因为钱少了就没人干，这些年，工人工资一直都在上涨，建筑行业的劳资双方也一直围绕工资这个最核心问题反复博弈。
郑工回忆，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建筑工的日工资一直在一百元以下，八九十元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从2008年之后人工就开始疯涨。“2008年以前是平稳增长，2008年则是‘跳着高’往上涨。”郑工说，目前工人的平均日工资已经突破300元。
年前，郑工再次向总公司打了工人的涨薪报告，而这已经是当年他的第三份涨薪报告了。
至于人工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压力，邵工表示，因为开发商的利润相对较高，在产业链中相对比较强势，所以人工成本的增加对其利润的挤占并不大。而对于行业利润相对较低、话语权较弱的建筑商来说，人工成本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郑工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在这个项目的工程预算中，目前人工成本已经占到了总成本的25%，而现在已经超支，这个比例在项目决算环节肯定会提高。“这些年，人工成本的占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那么除了工资之外，更多的保障、福利能不能留住工人呢？郑工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有一半以上的工人都没有上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险，河南人老钱便是其中之一。
“倒不是公司不给上，是我自己不想上，还不如把保险的钱折给我。”老钱说，干建筑流动性大，保险取不出、转不走，都白上了。家里还有地、有妻儿老小。地平时由家人打理，农忙时我们还要请假回去干农活。
显然，因为有土地的牵绊，老钱本质上还是农民，农村才是他们的家。“上一代人出来是为了挣几年钱然后回家，再苦再累只要能挣钱就行。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想变成城里人，对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都有更高的要求。”郑工说。
上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同是建筑工出身的邵工，回忆起当年的建筑工人还有些津津乐道：“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是公有制，建筑工人也都是有编制的职工，无论是工人专业性、技术水平，还是稳定性都不是现在能比的。当然，那时候的企业负担也重，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医院、学校、托儿所一应俱全。现在是市场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企业负担减轻了、效率提高了，但其他一系列问题也都出来了。”
尊严
正在记者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工地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个工人因操作不当被现场的施工机械碰伤了腿。
送走伤者之后，邵工开始训斥现场的工作人员：“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谁负责的安全培训？安全员和队长都是干什么吃的！”而事实上，这次事故并不严重，伤者也只是受的皮外伤，但在邵工眼中，这样的“低级失误”根本“不该发生”。他的工地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故。邵工说，这是他的职业尊严。
“现在，无论是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安全意识都大不如以前。”对此，邵工在愤怒之后更多的是无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级瓦工都能看懂图纸，而现在一个干了五年的一线工人看见图纸都晕菜，必须由技术员甚至工程师现场指导才能施工。连图纸都看不懂，算什么建筑工！”邵工认为，这样的技术水平让建筑工的称号蒙羞。而在他看来，建筑工人缺乏的还不仅仅是技术水平和安全意识，更缺乏建筑工人应有的“精气神”和认同感。“一个对自己职业没有认同感的人，怎么能干好工作？”
也许与性格有关，邵工是那种时刻充满激情的人。退休后又被返聘的他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曾是“青年突击队队员”，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依然很兴奋，“那个时候工人阶级还是很光荣的，是国家的主人，尤其是建筑工人”。邵工说，“看着高楼大厦在自己的眼前一层层拔地而起，会有一种成就感。”
但老钱却丝毫体会不到这种成就感，他也从来没想过，这些凝聚着自己血汗的大楼在竣工之后还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始终认为，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二等公民”，并坚决不让儿子干建筑工。“做我们这行，很多时候都被别人瞧不起的。身上脏乎乎的，坐公交、地铁别人都躲得远远的，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抬不起头来。”
“你不偷不抢，诚实劳动，有什么抬不起头的。”邵工很不以为然。
而对于两人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态度，郑工则都能理解，他认为邵工身上有一种老建筑工人的“范儿”，但时代不同了，老钱更能代表大家对这个行业的普遍态度，“其实相比其他行业，建筑工的工资已经不低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愿干这一行，正是因为他们不是只想挣钱，更想得到认可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