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城镇化的大势和我们的机遇
6月5日上午，由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的“2017第五届清华同衡学术周”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学术周以“健康·城市”为主题，齐聚行业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如何实现更多、更高的城市发展目标，建设全面“健康”的中国城市。
以下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题的演讲实录：
尹稚：每年一次，这是第五个年头了。今天来谈点城镇化的大趋势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因为最近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要不然谈世纪工程的概念，要不然谈千年之城的概念。这里边涉及到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实事？什么是政策？什么是制度？各自会起到什么作用？
对于新型城镇化，大家有五花八门的解读，有哪些东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有哪些东西会变成永恒的课题？其实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从业者，我们都应该有清醒的思想。
首先，城镇化是永远进行当中的过程。过程是什么？过程即变化。显然城市化的过程不是中国最早开始的，特别是现在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放到一个全球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七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分分钟都一直在发生。我们老谈中国特色，其实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我们的建国过程到现在一系列执政理念的变革，从来没有脱离过国际大势。
一个是经济上的变化。从威尼斯时代、称霸世界的时代，这其实是资本主义最早的形式，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到了福特主义时代，进入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随后又进入到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一直走到今天的全球化，对这个进程国际上目前把它归纳成两次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关注的经济事物是发生在身边的，是以某个聚点、某个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化事物，最典型的概括就是所谓的中心地理论。那个时代讲关起门来算帐，算完帐以后还要跟左邻右舍、街坊邻居比比看谁牛，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竞争的来源。当然在这个时代也形成了最雏形化的国家地理体系，但是这个时代大概到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后期就大体上过去了，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关注全球化事物的时代。第二次的现代化进程它的核心词汇就不再是封闭、竞争等等这些东西，创新、协同、绿色以及在全球尺度上来考虑竞争力问题，变成了近五年来全球兴起的第二次现代化进程讨论的一些核心词汇，了解了这个问题，你就会知道中国目前讲的五大发展理念跟这个还是有相当大的关联度。
第二是人口变化。其实人最核心的东西是繁衍和迁移，人为什么繁衍和迁移，从全球的统计来看，有一个基本的定律，就是出生率和迁移率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机会的感知和希望。我们国家探讨的农民工问题，这些年探讨更多的是新移民和新市民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我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当中都经历过二元化的结构，二元化结构并不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但是中国比较糟糕在哪儿？我们是把二元化结构进入了体制。而我们这些年谈人的城市化，最大的一个突破或者叫进展，其实是对二元结构体制化障碍的一系列破除，就是政策性通道有了。但是是不是一切皆如我们所愿？这个恐怕还要回到基本定律上去。就是人为什么要进城，城市自身的条件会影响其人口的特征，城市所能提供人可以感知到的机会和期望会决定他流向何方。这个问题显然不是说自上而下设立一个界限、设立一个结构性指标就能解决的，永远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是用脚来投票的。当年曾经在中国和其他周边的发达地区、发达国家之间有投票性的选择，在城市化进程的内化过程中它是居于乡村，工作于小城镇还是大量涌入大都会地区，这同样是一种用脚投票的选择，是任何政策、方针难以把控、难以完全主导的。
第三个围绕着城市治理的政治变化。我们这三四十年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各种问题，围绕着城市治理、投融资关系、城市的主导角色产生了各种困惑。回过头我们看一下，这在全球化进程当中，在不同的时期都发生，为什么中国看着像个万花筒？因为中国的矛盾我经常说我们三十年走了人家一百年的道路，没错，这是成绩。但是还要想明白一件事，人家用一百年来化解的矛盾，你是躲不过去的，所有的矛盾同样会出现。比如讲在完全竞争时代，各自为战的时代，城市不是一个有效治理主体，不是一个治理法人的时代，缺公共投资的问题，缺市政工程的问题，基本上在欧洲第一批城市化的城市里普遍存在，这个矛盾中国现在还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普遍采取的办法第一是把政府法人化，让政府可以有独立的信用体系，能够用政府的信誉走向市场去投融资，去担保，并且采用某种类似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手段，去实现市政工程公共投资欠债的补偿。这个在世界城市史上被称之为一个特定的时期，叫市政社会主义或者叫机器政治。这个时期你会看到不是群龙无首了，大量的精英开始介入城市治理，随之而来的经营城市的时代以及政治上更宽松的改革时代，这跟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等等，就是自上而下解决不了的问题，能不能通过自下而上的逐步渗透来缓和和化解都是有关系的。在这个时期，除了企业精英、政治精英，更多的是所谓掌握某项专门技能的专家开始进入到一个城市治理的政治过程。
当然，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城市作为一种增长机器，作为一个主要服务的提供者，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既然是服务的提供者，你要知道你的需求方在哪儿，你干的是供给侧的活儿，但是你要知道谁需求这些服务。正是这种思考，除了精英专家之外，促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参与的很大的起步，并且变成了城市治理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近几年来在全球化的角度来讲，因为主导全球化的经济力量来自于跨国公司和跨国集团。跨国公司和跨国集团变成了一个超越传统意义上民主主权国家的经济管理。你可以看到在这种城市治理中，企业型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有所暴涨，这个就是城市是不是资本的唯一落脚点，或者是主导城市治理是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在这个情况下，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跟政府权力的结合，各种五花八门的公司联营开始探讨，在推动全球化下，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世界上各种五花八门的警觉，包括刚才何教授讲的这种来自于社会学层面的治理和对风险的担心，都是与这个有密切关系的。
第四个是文化的变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内行人往往是从建筑风格来判断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其实这是非常愚蠢的看法。这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念巨大变革的全球化背景，所以不要去看建筑师写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必须看哲学家写的后现代主义，看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写的后现代主义，可能更有价值。同样，中国有要记得住乡愁，其实这也是全球化普遍出现的现象，就是重回历史，用这种语言去表达城市，这个其实是在全球化当中以过去的民族国家为核心体系的国家主权，对这种主权的一种担心，因为你会看到所有的跨国经济联盟也好，跨国经济体也好，为什么欧盟一直老说他是？这种经济体都是有一定的国家主权的让渡来实现跨国的联盟。这个在文化层面上引发的东西恰恰不是世界大同，恰恰是重回历史，重回民族本源，使得这些东西变成了一种从建设级别一直到城市级别的表达语言和表达意愿。当然，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从地域层面、城市层面、社区层面，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行为的变化、人的生活模式的变化，五花八门的假文化群体开始形成，大家普遍要问一句面向未来的话，就是除了传统文化之外，新文化会形成吗？这其实是一个现代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确实一定是这个方向才是有未来的，你不可能通过把两千年前的所谓国学经典翻出来，来控制中国未来一两百年甚至是一两个世纪。文化的根本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一个大文明体系最终的重构和变革。
第五个是技术变化。所有理工科都是很清晰的，就是蒸汽时代、电气化时代到信息时代，应当讲技术体系塑造并决定了国家经济的“两化”，它跟城市化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技术体系同样塑造和决定了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的步伐和特征。回顾整个的七大变化进程你会发现技术体系会成为一系列变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出现了亚媒体，出现了自媒体，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科技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比如说我们过去坐牛车，现在坐高铁了，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系统，它引发的社会变革、经济变革、文化变革等等都会逐渐显现出它的作用和效益。
第六个是是环境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地球上有了人以后，特别是地球已经近于超载以后，一直是非常典型的生与死的问题。霍金开始操心在宇宙层面人的生与死，是不是哪天就被外星人灭了？这其实还是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是困扰整个人作为一种动物存在，作为一个有智商的生物存在的话题。人与自然从来都是相互作用作为前提的，从无极限的增长到增长的极限，到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本地化、区域化乃至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在谈论城市化所有变化的时候，你会看到其他的变化往往都是功过各半或者功大于过，只有谈环境变化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词就是“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坦率地讲，虽然全球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绿色城市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到今天，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调试好这两者关系的思路。所以这种变化往往是城市化进程当中最容易被当成问题看待的变化，也是最容易引起公众舆论焦点关注的变化。
第七个是社会变化。我们熟知的词汇有分化、分层、分异、隔离。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对社会地位宏观上的再界定特。涉及到每一个人，涉及到每一个群体，涉及到每一个阶层，涉及到每一个人成长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节奏。从全球城市化的进程来看，所有的城市工作者一直在复杂的博弈中很艰难地维持一种非常脆弱的公允，同时在所谓的程序正义下维持着这个领域非常有限的公正，人人平等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一种理想。在实践当中我们离这个梦想的距离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不是更近，反而是更远了。但是这个理想永远是城市规划它的理想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要不断为之去努力的部分。
刚才讲这七大变化，这其实是以所有的问题来源也好，所有的目标憧憬也好，一定是围绕着这七个领域来走的。接着我们谈结果，城市化进程一定是有结果的，哪怕是时段性的结果，以及最终的终极结果。
从全球宏观的结果来看，城市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更大的城市或都会地区中工作和生活。尽管这不是城镇化的必要条件，不是说你只有进了大城市才是实现了城市化。但是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全球大数据集中选择的结果，这叫大势。无移民根本不会有城市，但是移民过度也会成为痛点。从全球大数据统计看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凡是拥有更高级别枢纽作用，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的大都会地区，绝大部分存在着移民过度的问题。当然，对待移民过度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把人赶出去是一种方式，通过有效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来缓解矛盾也同样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这种聚集其实是无法抗拒的，它的宏观走向的大势也是很难逆转的。
当然，也有一系列的具体结果。一个是全球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城市化、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之后有了个体系。这种体系是从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城镇体系，它的动态和特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跟前边的变化是有一定程度因果关系的。第二是土地利用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大家切身能感受到的变化。楼更高了、住的更密了等等。包括一些结构性的东西，过去没有公共服务，现在有了。第三是社会生态的变化，就是社会的结构和人口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四是人工环境和城市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你会看到一点很有意思，第一无论是成就也好，还是问题也好，我们所有的结果是前边七大变化的累积进程，城市化的进程始终是一个渐进转型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所谓激进的城市革命，能够一蹴而就，或者像某些人想的那样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化进程当中的问题。同样，理解众多变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变化过程的相互关系，比识别出任何一个单一的解释因子的因果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这句话的意思是，城乡日益凝合成一个更加复杂的聚集点，用简单的系统论的角度，用“老三论”的视角去看城市越来越变得毫无价值。那么规划研究它的永恒课题都是与变化当中的大势研判有关，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关注七大变化是根本，预测和干预结果是它的末端，这是一个全球化做政策应对和做规划工作的基本前提。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我们的城市规划，以空间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在走向弱势？为什么在国家的重大变革当中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张不开嘴，喊不出大的声音？跟这个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所有的学科建设主体，所有的技能、技巧、手段是围绕着结果在做工作的。清华同衡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它从创立之初起就强调所有的结果一定是有本源的，之所以这个院有如此庞大的专业化队伍，有如此怪异的一般规划院不会存在的群体，是因为它干预结果的能力来自于对变化本身的分析，这一点会变成这个院永远的立院之本。
规划从本质上讲是有政策响应，政策响应是最不可以本末倒置的。我来谈谈规划及政策响应的问题。政策响应作为一个规划正常的解释有两个方面。
第一，问题响应。问题响应不是说掰扯技术细节，需要响应的问题从层面上讲有三个问题，远比抠那点技术细节要更严肃、更重要。
第一如何应对社会问题？所谓的社会问题，一是要具有社会性，影响面要有足够的尺度，二是它已经成为公众的焦点、大众的痛点。大家都知道城市美化运动，并且从技术角度来讲对城市美化运动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判断。但是城市美化运动其实是建立在当时美国公园主义运动的技术解读层面。当时的美国出现的是城市严重的拥挤、交往空间严重的不足，首先爆发出来的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出现了公园主义运动，以及围绕着公共空间的一系列的立法。城市美化运动之所以被人诟病，一方面它响应了这样一种运动，另外一方面它用了功能性的简单粗暴的模式，后来成了一把双刃剑，出现了不良好的性价比等等等等，你就会知道你的根在哪儿，如果没有公园主义运动的话，根本不会存在所谓的城市美化运动。第二是政治冲突，这是一个所有执政者都绕不过去的，不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时期，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阶层在城市生活、城乡进程当中，无时无刻不会发生五花八门的事关管制、事关管理、事关政治执政层面的冲突，而绝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是为了化解这部分冲突而存在的，这涉及到一个执政根本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往往是颠覆性的。第三，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及由什么不同的层面去处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叫问题的尺度。就是本地的问题、区域性的问题、国家级的问题乃至全球性的问题。
第二，情景响应。关于未来究竟怎么去描述它？
如何从一种确定性的预测走向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下的风险决策？这个是近二十年来全球城市治理一直在探讨的核心性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我们的规划作出政策响应的时候，你想作出一个所谓的确定性前提下中长期预测几乎是没有门的。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以及评估它可能出现的风险，提供足够的技术备案，其实是维系城乡社会相对稳定、相对韧性、相对坚强发展的基本基础。第二是关于未来，宏观叙事与微观量化永远是并行的，不用指望我可以从宏观到微观，用一样的数据来解决问题，两者应对的判断、它的价值取舍是有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的进步也决定了越是宏观问题它的矛盾性是越强的，越是微观尺度的问题越可以精细化，这两者都会构成未来很长时间我们最基本的响应模式。关于未来还有一个，大势和时势怎么看？最近讨论最多的是世纪工程、千年之城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昨天我在开一个科学组织高层专家会的时候，有一个专家的发言我非常欣赏，他说政策响应是什么，政策永远是时段性的，为什么我们社会里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政策治国的方针，一个政策三五年过去了，时势变化以后这个政策还能不能延续？什么东西比政策更稳定、更可靠？我们经常讲的法制、制度建设，其实一个千年之城除了工程上的考虑之外，更多的是制度化建设问题。而不是怎么去应对，怎么去为眼下的政策背书，这其实是讲得非常精彩的一段话。那么大历史观重大势，共鸣力度重时势，其实这是长期观察历史以后比较容易得出的结论。
我谈我们的机遇，中国处在剧烈变革的时期，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首先，中国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实践，以及全球在同样的实践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惑这样一个时机的情况下，中国有没有理论创新的机会？我一直坚信是有的。但这种机会可能既不是对发达资本主义路径简单的依赖，也不是重回毛左和现在西方所谓的白左时代。需要在国家管制和市场之间走出另外一条路，也许这条路在几十年以后会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姑且可以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新模式。这个模式并行的在我们业内需要开展一个很大的探索，就是空间生产的新方式。商品房出了问题、地价涨了、房价高了，是不是我们退回到国家大包大揽、国家福利分房就能解决问题？这基本上是一句扯淡的话。
制度创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是要打造一个制度成本的新洼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有时候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讨论规划体制改革变革的时候我讨厌一切繁复的东西，讨厌一切叠床架屋的东西，讨厌一切技术专家拿来作秀，拿来做技术炫耀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仅仅不会降低整体的技术成本，反而会叠床架屋让我们付出额外的代价。为什么老强调在这个领域里要大道至简。因为真正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我们的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资源优势灰飞烟灭，中国还能做什么？恐怕在是在制度创新上做文章，使得中国真正成为制度成果的高地。前两天我参加讨论的时候，大家普遍讲现在教授、科学家们不愿意做科研。为什么？支出成本太高，他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和花在报销上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比一的，甚至于在报销问题上承担的风险远远比科研工作的风险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这叫制度成本。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显然不会让人安安心心地干事，如果在这种制度创新上不实现大的突破，我们不会有未来，在城乡管理上依然如此。
科技创新，很多人关注的是科技本身的进步，科技创新为什么？这是我要问的问题。科技创新有人用一句特形象的话讲，科技发展动力是马云推的。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科技创新对城乡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改变提升生活质量的性价比。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益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离开了这一点，在这个领域里边的科技创新是否都具备价值？这是要打问号的。
文化创新，我们走了传承的道路，也希望能够对多元有所包容，当然在谈主流文化的时候我们也会涉及扬弃的问题，最终的梦想是再造所谓的新文明、新文化。当年毛泽东时代就有这个梦想，要不然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当时他老人家认为旧的文化被摧毁了，新的文化没有诞生，但是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全民族试错的过程，就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重造文化是办不到的事情，带来的是对文化更大的摧残。我们走到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再造途径呢？应该说还没有。还是一个探讨的过程中。
第二个是协调。协调有几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内部协调，自身的产业链是不是责权利一体化？小到一个地方政府的管理，大到一个省级的区域治理，再大到一个国家级的事权，是不是责权利一体化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是因为内部协调没有做到。赋予地方政府那么多的职责，就他手上那些钱能干成这些事吗？中央政府敛了那么多的财，动辄就撒几万亿，撒的就一定对吗？第二个是上下协调，有尺度的问题、层级的问题、逻辑链的问题，这三个东西你去翻翻系统论的最新进展，基本上是处理复杂系统必须建立的三个要素。同样也有跨界协调的问题。一是跨界如何形成匹配的概念，二是如何形成利他的概念。冗余为什么？从单系统来看冗余永远是一种浪费。但是你要知道在跨界的情况下，冗余意味着跨系统之间更好的整合，最终才能实现新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新的城市化进程问题上，把对单一城市的关注转向对城市群的关注，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绿色，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清华同衡这两年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有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好几百页，几万百字的东西，大家有兴趣慢慢去读。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多人关心，并且从宏观政策到微观技术千头万绪往前推的事情，不需要展开。但是我就讲一个观点，这些年的国际趋势是从唯物的绿色走向人的健康，很简单全球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所谓的绿色建筑标准，其实考虑的跟节能、减排有关，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物质来转的。我用这个东西可以节省多少东西，可以减排多少东西。但是它同来缺一个核心的指标，人在这里边待着到底舒服还是不舒服？这个才是未来绿色化最根本的东西。
开放，今天在这儿讲开放，其实是对这个行业，对一个单位来讲有很多层面，从国家层面对外开放，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路径依赖的进程，开始吆喝全世界一起来玩同一场游戏叫融智共创。对于一个机构、团体、地域来讲，对一个国家来讲，其实是学、研、产、政和民这五大关系的重构过程，各自的职责、角度都会发生变化。说得再小一点，跨界开放，我们在从各执一词的致用之学，走向提供综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没有开放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躲进小楼成一统，迷恋于书斋的诗意的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个人来讲就是自我开放，从自持一词到学会讲人话。
最后是共享，共享不仅仅是个境界，可能也是个最终的目标，你可以叫它共产主义，也可以叫它各种五花八门的世界大同的梦想。从share something到share everything到everybodyshare everything这是一个必然的人类进步的过程。离开了这个过程，恐怕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行业试图孤独繁荣、孤独发展，其实是不太可以想象的事情。
作为这件事的结束，我讲两句话，一个是大俗话。一个人要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同衡的每一个人首先学会见自己，就是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第二个学会见天地，你要知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时刻找准你的对标点。第三，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最终是公共政策行业，不是小团体的行业，也不是关起门来可以成就的行业，也是要见众生，见民众的，你要知道对谁负责。第二句话也是论语里面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方面作为一个知识的创造者、技能的创造者、规则的维护者，既要有宏大的胸怀，也要有坚强的百折不挠的毅力，从来创新的事情，这条路就没有好走过，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一条漫漫长路不断探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快乐。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尹稚教授的精彩报告，今天上午四位权威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健康，城市”的主题作了精彩的报告，在这里我们向嘉宾的精彩演讲致意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今天上午的巅峰讲坛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下午我们进行学术周的“双城记”板块，时间是1点30分，还是在这里，欢迎大家能准时参加，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