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4日，以“迎接十三五·智慧与智慧的交锋”为主题的“2016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主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2016论坛以“迎接十三五·踏上新征程”为题，为期2天，由主论坛、分论坛和商务对接会三部分组成，共有60余位演讲嘉宾和对话嘉宾、百余名媒体记者和来自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地区，美、英、日、新加坡等国家近千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大计。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协办，清华同衡养老产业专家委员会和清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承办。

　　以下是论坛内容实录：

　　欧美同学会合唱团演出

　　周燕珉：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2016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非常感谢欧美同学会的老人们连续两年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演出，这体现了我们现代老人的风貌。据我所知，刚才这些老人当中有很多都是80多岁的高龄，非常感谢他们这样精彩的表演。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我国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特征和特殊的家庭人口结构决定了养老服务需要多层次的、多样化的、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十三五”期间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那么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呢？养老产业将面临哪些挑战，又有那些机遇呢？在2016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上，我们将邀请权威专家就“十三五”养老产业战略，养老产业的政策、架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金融服务体系、医养结合方式、养老照护体系和养老规划设计等多个方面对于养老产业最新的发展趋势进行权威的解读。

　　今天我们再次聚首在清华大学，共同参与2016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我们的养老论坛自从2010年开始举办，到今天已经是第八届了，每一届都举办得非常成功，希望这一届也能够成功。

　　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本届论坛的主持人，我将与各个板块和各个分论坛的特邀主持人一起为大家服务。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主持人 周燕珉

　　本届论坛延续了往年论坛坚持以高端、学术而又与实际产业对接的特色，以迎接“十三五”，踏上新征程为主题，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十三五”，一起迎接养老产业的未来。在论坛举办之前的几个月里头，参与论坛的相关专家们对论坛的各个板块的话题开展多次讨论了演练，并进行了精心准备，很多专家都是几易其稿，改了很多遍，希望把这个稿子写得更精准，发言对大家是有意义的。

　　他们把长期研究的精华和在项目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希望传递给大家，为大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希望为大家奉上思想的精华盛宴。此次论坛是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协办，清华同衡养老专家委员会，清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承办。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为了节约时间我把嘉宾念完以后大家欢迎鼓掌。

　　今天出席论坛的嘉宾主要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张悦先生

　　清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李强先生

　　清学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彭宗超先生

　　国家卫计委家庭发展司司长 王海东先生

　　清华同衡产业专家委员会顾问张海义(音)先生、党俊武先生以及专家委员会的乌丹星女士等50多位专家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介绍了。

　　参加本次会议还有30多家媒体朋友，他们是中国新闻社健康时报、中国建设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友节目、清华大学住需杂志(音)、新浪地产(微博)网、新华养老频道。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时报、科技时报，健康报、中国青年报、生命时报、新京报、北京商报、39健康网、财经杂志、城市住宅杂志、中国老年杂志社、神州·养老、欢迎老龄杂志，今日头条、养老网、蜗牛故事、医养环境设计杂志等。

　　今天到场还有很多朋友，限于时间不能一一介绍，在这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的到来。

　　本届论坛还得到了许多单位的支持与帮助，论坛战略合作伙伴有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分会，万健华康健康传播机构，北京东光物业管理股份公司，北京嘉恒健业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新城镇化研究院。法律支持单位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单位，雀巢(中国)，蒙牛焕轻。我们对上述机构也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从今天的现场看出，我们的论坛在行业里头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听众的报名人数其实是本来是这个容量的两倍，但是由于当时报名人太多了，我们这边还不能让大家都来参加，有一些人就没来成。昨天因为北京的暴雨，很多外地来的飞机都停飞了，我们也有一部分嘉宾没有来成，非常可惜。下回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六月中旬都是雨季，这些问题比较容易发生。在这里我谨代表会议组织单位十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清华同衡专家委员会秘书处的小伙伴们，他们费了很多时间准备这个论坛，做了很多工作，熬了好几个通宵，非常感谢。

　　本届论坛为期为两天，共分为主论坛和分论坛，以及对接会三个部分。今天这儿是主论坛，在清华大礼堂，这是清华最著名的百年建筑，历史悠久，有很多重要的会议，意义深远的会议都在这里举办的。明天咱们分论坛将分为四个分论坛板块：第一是适老化项目的开发规划项目之精髓，关于设计和建筑领域问题的；第二是老年长期照护与社区机构运营；第三是健康中国乐老生活；第四是养老金融创新。这四个板块都是大家都非常关心。四个主题在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不在这里，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请大家注意举办的地点，不是在这个位置上。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会议。首先有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彭宗超先生致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彭宗超

　　彭宗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午好！我代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欢迎大家相聚清华，参加2016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共同探讨中国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戴上今天的头套，我感觉真的是老了，我也是刚过半百，但是好像对老年的感觉不那么强，但是戴上这个头套的感觉真的是来了。刚才听到现场合唱团老人们的歌声，我又非常兴奋，充满希望。确实今天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将是深刻而持久的。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基数大，高龄失能人口占比高，而且未富先老。因此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需要我们大力发展医、药、养老等事业和产业，来一起应对人口老龄化，一起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各位嘉宾和朋友，我们需要借鉴先行老龄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中国养老事业产业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相关的政策制度。要利用正确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在养老金、养老保障、医养服务体系、金融服务体系、人才培养机制、养老设施规划等各个方面做出探索和创新，达成社会的共识。

　　我们清华公管自2000年10月成立以来，秉承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发扬我们学院民德为公(音)的精神，在师资、教研、学科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融入清华大学一流的服务建设当中，与公共建设与管理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并建立专门的制度研究基金，支持老师们来研究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

　　其中，杨言学(音)教授及其就业与保障研究中心致力于政策研究、养老与政策研究、医疗机制研究，撰写多份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和有关部委办领导的批次。近几年来在养老保障，医养服务等方面研究成果得到了各界的认可。我们学院的薛兰(音)院长、王民(音)教授、于乔(音)教授等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政策，深入政策问题，医疗服务领域多有建树。今后我们学院将继续加大对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团队智慧，希望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论坛是思想火花撞击的平台，本次论坛整合了清华大学相关院系的资源，也邀请了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希望形成合力，探索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与对策，特别是养老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预祝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也祝愿天下老人们安享太平，颐养天年，祝所有人的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谢谢大家！

　　周燕珉：非常感谢彭宗超先生的致辞，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本次办理论坛给予的大力支持。

　　下面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张悦先生致辞。有请张悦先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张悦

　　张悦：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首先我谨代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热烈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清华来作客。

　　值此仲夏之际，代表养老产业最前沿的力量集聚到清华，共商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之路。本次大会从来宾的规模、影响力以及大会的内容来看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会议讨论的话题对于中国养老产业的未来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对人类的社会将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老龄人口的数量最多，老龄化的速度最快，但是，中国老年的这个服务体系尚还不健全，给我们当前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给我们也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因此，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老龄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才使得我们连续八年主办和承办这样的论坛。越来越多的力量投身到养老产业，在政策支持养老体系、养老服务、老年建筑以及老年产品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推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长期以来关注并研究中国的老龄化论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院以周燕珉老师为代表的众多教师主持了大量相关的国家、地方的科研项目，主编或者是骨干参编中国老龄宜居发展报告蓝皮书、养老设施建设规范、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规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标准设计图集，老年人养护院标准设计图集等多部国家以及其它省部级的养老规范、标准和设计图集。在教育教学方面，我们主编老年住宅等国家机构化教材，探索运用大规模在线教育开展相应的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同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全国老龄办共同筹建全国老龄办、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中国老年宜居研究中心，受中国残联的委托建立国家无障碍发展战略研究院，并基于这些学术平台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养老产业和养老的学术研究还处在一个起步和初级阶段，整个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行业环境有待改善，各个部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需要突破相互之间的体制、机制上的壁垒，要协同交叉的发展。

　　因此我们希望基于这样的论坛，联合清华大学相关的兄弟院系，联合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中国养老产业各界的力量，携手建立一个行业联盟平台，构建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资源矩阵，希望清华大学能够在其中为中国的养老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养老产业绿意盎然的仲夏已经到来，清华园的夏天也是美丽的，养老产业的夏天也是红火而热烈的，再次感谢各位在美丽的夏天来到清华园作客，祝各位朋友清华的行程有所收获，预祝我们的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周燕珉：非常感谢张悦先生的致辞。张悦老师对我们养老产业以及科研领域都非常了解，给予我们很多支持，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多年来对本论坛给予的大力支持。

　　下面有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先生致辞。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李强

　　李强：谢谢！首先代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对于我们2016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表示衷心祝贺！

　　我们国家面临很严峻的老龄化的局面，全世界老年人能够数以亿计的国家中，中国目前是唯一国家，2016年60岁以上老人2.12亿，65岁以上老年1.37亿。全世界像老年这么高度聚集的，其他国家确实没有见过。

　　我们知道80年代初的独生子女政策，我们一般叫“人口急刹车”。既然人口急刹车，后面老化就非常迅速。所以后面我们会知道，从2016年到2025年的老化速度是超速度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么超速度，原因就是前面急刹车过紧。

　　现在放开“二胎政策”以后，究竟怎么人口社会结构呢？最近我们做了20、30、50的人口政策，做完以后发现，加“二胎政策”和不加“二胎政策”，加上以后整个图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原因是，我们放开“二胎政策”以后，计生委的生育调查还是比较准确的。为什么没有变化呢？大家想想二胎政策主要影响的，跟农村没有关系，只是对于城市体制内的一部分人有影响力，体制内这部分教育水平比较高，二胎没有改变人口的结构。这样告诉我们，未来老龄化的速度和老龄化的局面还是比较严峻的。

　　由此，更凸显这一次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真的为这件事情要未雨绸缪，思考怎么做这件事情。养老产业是中国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建筑学院做的比较多的是老年住宅、老年公寓，所以住宅算一块。我觉得旅游、休闲算一块，这都是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养老服务算一块，养老产品算一块。如果这样来看，未来中国，其实我们目前叫“供给侧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过去的“供给侧”对于养老这一块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我们前一段时间看了中日养老产品对比，发现日本人在养老产品上所做的精细化程度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比。

　　之前所谓中国人到日本买马桶盖，现在马桶盖给谁了呢？给老年人用。可见一个马桶盖，其实在日本属于类似产品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由此可见，我们自己应该好好推进自己的养老产业，养老居住、养老休闲、养老旅游、养老服务，特别像居家养老服务，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让更多的老年人去住所谓老年服务中心或者是老年公寓，那么养老产品可能开发的是更有潜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是文科学院，但是涵盖了社会科学的主办学科。社会科学学院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社会科学的核心是研究人。既然研究人，老年人肯定是我们研究的主题。所以，我们清华大学有一个叫老年学研究中心，也隶属在我们院。

　　另外，大家如果去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就会发现社会学系的楼就叫“老年中心”。因为当年捐这个楼的熊知行校友就强调，捐这个楼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老年问题。所以社会学系门口一个特别大的石头，叫“老年学研究中心”。可见老年一直是我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非常关注的重点问题。

　　多年以来，我们也和建筑学院、其他学院在老年研究中心有很多合作。所以这一次高端论坛一定是多学科合作。从高校角度来说，一方面在研究方面要领先；另一方面，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应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总之，我们社会科学学院一定和建筑、公管以及其他各个院系合作，来做好老年学的研究。

　　再一次祝贺2016年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顺利召开，并预祝成功举办。谢谢大家！

　　第一篇章——清华养老联合行动倡议

　　周燕珉：非常感谢李院长的致辞，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院对论坛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社会学院在养老领域起步非常早，研究了很多成果。

　　下面我们进行第一个篇章：清华养老联合行动倡议。

　　有请所有的致辞嘉宾、演讲嘉宾和清华同衡养老产业的委员共同上台。今天的倡议由相关各方联合发起。清华养老产业联合行动的倡议书，希望呼吁有识之士共同关注和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社会气氛、学术气氛和产业氛围，有机的将政、学、研、产深度联合，形成一支更有活力、影响养老产业的力量。

　　请专家们上台，大家都带了白发，咱们理解一下将来成为老人的形象。

　　现在有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老年之友主持人芳华女士为大家宣读清华养老联合行动倡议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老年之友”节目主持人 芳华

　　芳华：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老年之友的主持人叫芳华。我已经做老年节目11年了，很荣幸代表我身边的这些专家们在此发出这样一个倡议。我是第三次站在这里代表大家来发出这样的倡议了，也很高兴看到我身边的专家们越来越多了，这说明影响我们养老产业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大了。

　　大家都看到，我和这些专家们都头戴了白发，他们当中有政府官员、学者、养老产业的从业者和先行者，但是此刻，我们都是穿越为满头华发的老人了。今天的老人就是明天的自己，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影响着中国的养老产业。为此，我们发出如下的倡议：

　　老龄产业联合发展行动清华倡议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舆经济变革的关键时期，积极、健康、科学的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推动老龄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正在逐渐成为当前社会的共识，也是包括清华大学相关院系在内的中国老龄产业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老龄产业的健康发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与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清华同衡养老产业专家委员会，清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联合向全国老龄产业从业者郑重倡议如下：

　　一、以开放的心态联合发展。老龄产业界各方力量联合起来，以开放发展的心态建立产业联盟平台，成为推动我国老龄产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倡导树立积极的老龄观。我们共同努力，大力引导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积极看待老龄社会，倡导健康老龄化，创建全面适老化的社会环境，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

　　三、加强政、学、研、产互动。我们共同努力，加强老龄产业相关研究与实践，形成政、学、研、产的有效互动机制，推动中国老龄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四、推动建立可持续的健康的产业环境。我们共同努力，推动老龄产业机制与体制建设，丰富老龄产业内涵，建立可持续的行业环境，引导中国老龄产业健康发展。

　　五、努力推动老龄产业链的形成。我们共同努力，推动行业的专业化发展，积极鼓励业务创新，拓宽发展思路，积极与其它行业横向跨界联合，促进业务协作，推动老龄产业链全面提升，提升老龄产业的综合发展能力。

　　六、加强老龄产业人才体系建设。推动老龄产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建立健康的人才培养、职业成长、人才流动环境，推动老龄产业人才体系的建设工作，夯实老龄产业发展基础。

　　七、积极推动老年产品创新。支持社会各界力量投身于老年相关的服务与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推动老年产品的规范化发展。

　　以上是关于促进中国老龄产业健康发展的行动倡议，我们承诺，将继续以积极、努力的工作态度，以包容、合作、创新的心态推动中国老龄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谢谢大家。有请我们的专家们在台下就坐。

清华养老联合行动倡议

　　周燕珉：感谢各位专家的参与。专家们头戴华发，向全社会倡议，代表了我们对行业的期望和我们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我们将为推动养老产业的蓬勃发展不懈努力。

　　每年我们戴上这个华发，心情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确是一年一年地迈向了老年的社会，迈向了年老的队伍。我们大家努力工作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整个的社会，所以大家提出了这个倡议书。倡议书每年都有一些变动、改进，能够跟社会整个的发展步伐保持一致，或者引领这个社会、行业向前发展。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前面表演合唱的那些老年人，虽然他们的年龄都接近了80岁，还有几个老人都是80岁以上的，但是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好，使我们看到今后作为老人的话，我们也可以积极地生活着，非常幸福。这都需要我们有很好的心态，并且希望全体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有所提高。所以今天开这样的论坛，向大家研讨我们将来老龄社会应当走向何方，应该怎样更加的积极向上。

　　下面我们接下来的板块将由特邀主持人——中国建设报社原社长助理时国珍女士主持。有请。

　　第二篇章——解读十三五

 中国建设报社原社长助理 时国珍

　　时国珍：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感谢大会主办方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第二次在清华大礼堂参与养老论坛的主持环节。清华的养老论坛今年是第八届了，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举办的专题论坛，以其政策性、理论性、学术性、专业性以及与产业对接等众多优势，已经成为引领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今天会场盛况也是佐证。

　　我们知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非常严峻，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正如刚才周教授所说，养老问题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内容之一，也是本期论坛主题的战略意义所在。今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做出指示，中央和地方也多次做出解读，下面进入理论研讨发展方向的主题报告环节。

　　有请第一位报告人，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先生，掌声有请党主任。党主任题目是《“投资于老”是全民全国全行业的未来战略》。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俊武

　　党俊武：尊敬的周教授，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老龄产业界的各位同仁，尊敬的新闻界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年这是第八届了，第八届到底应该讲些什么？题目主题是很清楚，就是“迎接十三五·踏上新征程”。那么踏上新征程之前，简单地应该回顾一下，到底问题在哪里？方向已经清楚了，但是问题在哪里？这样走起来可能会顺当一些。

　　刚才我和老领导中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的张主任聊天，在说这个问题，我们两个都参与过第一、第二次全国老龄产业大会，包括主报告的起草，算起来现在应该是接近18年了。我们这个论坛是目前国内老年产业界论坛里面影响最大的，对于老年产业问题的讨论，我个人认为比较清晰了。但是回过头来“踏上新征程”，我个人认为可能问题出在产业之内，但根本原因在产业之外。有一点像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根子不在三农之内，而在三农之外。

　　今天我想和各位提的，应该是跳出老龄产业这个圈子，我们从全社会、从更大的环境来思考老龄产业的发展问题，所以我的题目是：“投资于老”是全国全民全行业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发展老龄产业的长期战略。

　　主要讲四个问题：

　　第一，背景。

　　第二，市场化是人口老龄化的根本。

　　第三，市场(老龄产业)发展的瓶颈和危险。

　　第四，十三五及以后的长期战略。

　　现在老龄产业发展和“十三五”继续往前走的背景，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也出来了，相关的老龄产业、事业也正在制定规划当中。我想说一个问题，“踏上新征程”不能光看五年，大家都清楚人口老龄化是长周期现象，“十三五”之后可能更猛烈，不是可能，是肯定更猛烈。所以我们应该看远一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个人认为老龄化的浪潮会提前到来。1962年是第二个高峰，他们进入老年就是2020年，即2020年是中国第二次，也就是真正人类历史上人口老龄化最大的一个浪潮。

　　我谈一个观点，有可能比这个时间要早。大家都清楚现在我们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6岁，即使政策再完善，用几年时间要拉到60岁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有一些人在58岁就会退休。人口老龄化第二次浪潮有可能不是2020年，可能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后，也就是2020年。我们“迎接十三五·踏上新征程”要看到这个情况。

　　最后，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像各位专家谈到的，的的确确非常严峻。现在是两亿，未来高峰是4.87亿，接近5亿。我还讲另外一个数字，从现在到2053年，未来几十年间的老龄人口的流量是10个亿，这10个亿包括在座所有人。我们的老年人怎么安排？我觉得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还不够，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要看得更远一点。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去年到今年，中央对于人口老龄化做出重大布局，一个就是2月23日习总书记的指示发布，然后5月27日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大家都看了文件，都看了报道，也看了新华社的通稿，有五个关键词给大家提示一下：

　　首先，老龄社会。总书记在讲话里面提到老龄社会，这是一个重大信号。现在不是简单解决个别或者是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问题，而是要站在老龄社会的角度来去思考问题，包括发展老年产业，怎么发展？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产业发展问题，而是从社会这个角度来构建一个新型产业。

　　二，顶层设计。总书记在2月23日指示里面谈到顶层设计，这是关键中的关键。顶层设计包括什么东西，包括理论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是什么，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个人认为顶层设计，起码应该包括四点：

　　1，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计划一定要制定，包括中长期的老龄产业的规划，不然那么多的老年人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应对？

　　2，就是我们的习总书记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形成一个体系，包括重大的生育、养老、退休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

　　3，体制机制。顶层设计最起码要把这几个事情要搞定，包括老龄产业要发展，不能光做一个五年的考量；利用清华影响比较大的论坛，向全国、全社会呼吁，关于老年产业发展我们可能要更远一点。

　　三，全民行动。这是一个新提法，全民行动第一个含义就是每个人先把自己的老年期搞定，过去讲中国应该是举全社会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总书记已经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了。老年产业发展也不光是产业界的事情，也必须全民行动。

　　四，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这也是一个新理念，非常重要。未来人人都老了，没有钱，老年产业发展不起来，就是未富先老。年轻时候做好充分准备，未来老年产业大有希望。

　　五，老龄产业的概念，总书记提出来了，这是一个背景。我的结论就是说，现在应该在新的背景下考虑应对人口老龄化，来谋划老龄产业发展。我们必须洗脑，借此之前社会各界都在向中央、向高层呼吁中国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情况变了，中央最高的层级的指示已经出来了，将来我们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战略。那么包括老龄产业将来是一个新的增长点，现在情况不是我们呼吁什么，而是我们去准备落实的问题，我们呼吁的时候思维不一样。比如说，某一天领导找我们说中国老龄产业发展下一步应该采取极大措施，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所以，现在角度不一样，过去是呼吁，现在已经转变成落实。所以基于这些考虑，今天讲一个新概念，叫做“投资于老”。

　　第二，讲讲市场化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端午节期间，《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市场化是破解老龄产业的根本》。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三个原因。

　　第一，老龄产业发展现在的的确确遇到很多问题，“以房养老”遇冷、“养老地产”搁浅，很多项目问题很多，老龄服务机构运行十分困难，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缓慢。总体上老龄金融、老龄用品、老龄服务和老龄房地产构成的老龄产业发展的大格局现在没有形成。这几块没有形成大的格局。

　　目前老龄产业发展和我们作为世界上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很不相称，老龄产业发展的的确确目前是这么一个状况。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思考？

　　第二，我们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老龄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中央讲这个不但立意高远，并且具有长远的眼光。现在很多人认为老年产业发展，但是不挣钱，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想提一个反复强调的概念，中国老年科学研究中心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课题，未来老龄产业产值要超过百万亿的，在座各位还是不在座的各位，我想问一问，未来几十年间超过百万亿的行业或者是产业，你说说还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了。真的，找不到了。

　　问题很多，潜力很大，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么大的产业怎么样发展起来？我个人认为只能走市场化的方向。

　　为什么走市场化的方向？我发现去年还是前年在论坛上讲过这个问题，现在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讲。我现在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就是说以公益性来去消解市场化的方向。

　　老龄产业是一个产业，得需要市场化。市场化最大的魅力就是如果达到充分竞争，老龄用品和老龄服务的价格会下来，质量会上来，老龄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才能真正得到实惠，这是市场化的魅力所在，也是把这个权利变现的最好的机制。这一点一定要坚信。

　　第三，现在老龄产业市场化发展面临一些瓶颈或者危险什么？原因在座各位已经分析很多，包括我也做了很多分析。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有效需求不足，未富先老。这也是刚才开始讲的，老龄产业发展的缓慢根本原因不在产业之内，而在产业之外的一个依据。

　　二，有关部门认为老龄产业不赚钱，这个问题多说两句。现在很多民办养老机构去申请、办理，申请土地拿不到土地，为什么？因为有关单位说这个东西不赚钱。老龄产业是一个成长型产业，不能今天怀孕，明天就让孩子走路叫爹，能这么着急吗？

　　首先，老龄产业未来前景到底多大？我们的助听器就这一个就是5000亿，老年产业发展潜力相当大，老龄用品有一个助听器，保健品，包括医疗行业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了，中高档医疗器械如果自己生产的，那个产值是不得了。养老机构不挣钱，养老机构要是按照兜底思维办养老机构肯定不赚钱。但是要换市场化的机制呢？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医养结合的模式搞得非常成功，现在轻资产运行麾下十几个机构了。

　　所以有关部门认为老龄产业不赚钱，不批地，不盖房，不给各种各样的方便，不落实相关政策，这个问题的的确确是需要我们产业之外的，尤其是相关部门要考虑的问题。这个产业到底怎么样？当然在座要做很多工作，不但要证明给他看，我们还要做大量工作，这是我说的原因。

　　二，那危险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是健康准备不足。我们光在讲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准确讲我们是健康准备不足，我们现在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健康状况、带病状况大家都清楚。

　　WHO(世界卫生组织)说了一个数字，现在延长的都是带病寿命，主要是健康准备不足，健康准备不足相对来说好办一点，存钱就可以了，到时候花钱看病，花钱搞服务，花钱搞康复。更大准备不足是财富准备不足，也就是金融准备不足，我希望第四组论坛，在老龄金融问题上把这个问题谈得更透一点。

　　我想说的意思是，现在如果不发展老龄金融，最大的风险是错过时间，比如说五年、十年，如果再长，那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种历史性错误如果要是变现那就是政治性的，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说得白一点，这一代老年人是未富先老，准备这个悲剧在下一代老年人当中重演，不光是应对老龄化应对不了，那会出更大的问题。

　　说得再白一点，举一个例子，如果年轻时候不买保险。现在保险确实发展很落后，总共去年卖了1万多亿，1万多亿怎么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我们作为一个老年大国很不相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迎接十三五·踏上新征程”应该有一个基本战略，这就是投资于老。投资于老是什么意思？

　　1，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老年期进行投资。这里的“投资”，不仅仅是狭义的金融投资，包括健康，包括知识，包括能力，为老年期进行投资。

　　2，既要投资健康，更要投资财富，投资金融，这是个体。

　　3，要投资老龄产业。时间关系简单提示一下，我个认为只有投资于老，一个才能确保健康富足而老，我们现在是“带病先老”，只有这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才有希望。

　　老年产业才能最终成长，我们业界设想就是老年产业什么时候才能井喷？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就在于我们所有的全体国民都是不仅有社会保险，还有商业保险，还有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支撑老年期，拿他的财富换我们的老龄服务、老龄用品，这个行业差不多有希望了。

　　三，全体中国人的晚年生活才有保障。总书记讲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今天我特别再说一下，总书记讲的就业、教育、卫生问题都没有讲得这么重。“有效应对人口，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第二句话说的更重，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不仅仅是现在两亿多老年人的福祉问题，而是全体中国老年期都应该有好的福祉。我们发展老年产业最终是投资于老，才能确定全体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

　　四，怎么去做？现在不需要我仔细去做分析。

　　1，从全国角度。从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已经部署了，正在研究顶层设计，相关部门都要动起来，除了民政部门、工商部门，相关部门都应该动起来，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动起来，这是一个意思。

　　2，全民应该重视起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准备。不是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给老年人做事问题，不是简单的“孝”问题，除了“孝”之外，还要把自己的老年生活搞定。

　　3，全行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几乎跟老年行业都有关系，所有行业都应该考虑老龄社会到来在产业上有哪些发展机遇，实际上有些人已经做的很好。全国、全民、全行业主要指的是政府、社会和市场三大部门。

　　4，传媒。传媒非常关键。投资于老要想落地，主要还得要靠我们的传媒多呼吁。

　　最后，关于祝愿。希望各位，特别是新闻界同仁大力营造宣传氛围，倡导全国全民全行业在中央应对人口老龄化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坚定市场化主攻方向，排除困难，积极行动，投资于老。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老龄产业市场，为实现全体国人，人人拥有美好晚年生活的中国梦而积极作为。这也是本次大会论坛的宗旨。谢谢！

　　时国珍：非常感谢党主任的精彩演讲。作为清华养老论坛的头牌报告人，党主任已经连续蝉联三届了，今天给我们提供了一场非常丰富的精神营养大餐，从政策高度的解读以及市场化的一些分析，这些对我们非常有启迪，特别是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我们的主题是“迎接十三五，但是我们要看得更远，这就是战略高度，这就是养老产业，重而道远。”再次把掌声送给党主任。

　　下面有请报告人是民政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所所长成海军教授。掌声有请成海军教授。

 民政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所所长 教授 / 博士 成海军

　　成海军：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午好。受会议委托，我在这儿解读一下2015年的养老政策和2016年养老政策的走势。

　　我想讲四个问题：

　　第一，近期党和国家对养老服务业的高度重视。

　　第二，几项重要的政策。

　　第三，我们国家现在政策的一些特点。

　　第四，大体预测一些发展趋势。

　　最近两年，去年到今年，可以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对养老服务业的重视程度用两个字：空前！用四个字：空前重视！至少是空前啊。后面发展怎么样？后面看走势。

　　目前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2013年9月6号国务院35号文件发出以后，大家都觉得是养老的元年。我不太赞成这个元年的观点，我倒赞成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那是一个元年。2013年作为元年的话，那2015年6大领导人批示应该做第几年？今年政治局32次会议集中研究和讨论养老问题应该是更大的元年。所以元年慎用，我个人观点，应该作为进入中国老龄化应该是元年。

　　2015年10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政策研究室送阅件163、164有一系列的批示，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批示已经向社会公开了。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影响深远，如何应对挑战等做了一系列的批示。

　　这个批示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影响深远，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的福祉”。他提得非常大，亿万百姓，刚才党主任说了，不完全是我们2.22亿的老年人，占人口16%，更多应该是14亿人口。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抓住有限的窗口期，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这个批示在32次集体会议学习的时候，又重申这几个制度。

　　“做倒计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这些批示应该说从10月份一直到现在，一直是作为指导中国下一步社会政策发展的一个总的指路标。

　　习总书记批示以后，克强总理、高丽、刘延东、马凯等等也许有一系列的批示。批示这么一件事在中国有很强烈的中国特色，跟其它不一样，跟外国不一样，跟西方国家也不同，它向社会透露出一个信号，就是党和国家高度关心老龄事业。

　　之后，老龄会有一系列的政策变化，这个政策变化我们看到第二个高潮，就是中央政治局上个月27号下午32次集体学习。这个实际上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里面习总书记有一段很长的讲话，“要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加强老龄科学研究，不断完善老年人家庭赡养和抚养、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待、宜居环境等等”。

　　这些学习和我们前期的总书记等六位领导人的批示向世界和社会透露出一个很大的信号，就是老龄化的问题，党和国家是重视的。那么从一些部门的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个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政治局32次学习总书记讲话提出，两个坚持、两个努力，完善16项政策和制度，为下一步我们国家的老年政策的发展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做了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和发展基础。这是从重视的角度。

　　第二，我们看几项具体的操作的政策。

　　第一个，我们去年以来，党的五中全会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有提出一个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我想对应在养老服务业这个领域，这五个理念应该说非常贴切，非常自然。创新，比如我们养老服务、商业模式、运营模式、养老产品和创新，我们现在还比较少，甚至比较弱。协调，我们可以有互联网，养老+，养老+，后面养老+任何东西，养老成为一个核心的一个产业。绿色，本来生态养老就是一个绿色行业。开放，最近一系列的克强总理讲话、达沃斯论坛以及出访向社会公开的承诺，我们开放养老服务市场，就是盈利性的养老服务市场和国内企业同样对待。共享，老年人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理念。

　　第二个，“十三五”规划。刚才六位领导人的批示，通过“十三五”规划把相关的指导性意见融入到我们“十三五”的发展之中去。未来的五年在老龄化这个问题上有一段话：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等提出明确要求，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敬老、爱老、养老、助老社会封赏，建设与居所加快等。这些相关的指导意见、提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十三五”规划发展之中去，化成具体的制度和操作实施办法。

　　第三个，是我们的供给侧改革。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关于研究经济结构改革和城市工作上，习总书记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第12次会议上又重新提出改革方案，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

　　具体在养老服务业，我觉得目前从整个产业来看，去年前年我都讲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的结构是第一产业占0.9%，第二产业占52%，第三产业占的比重大概是30%-40%。北京第三产业占70%，但我们国家的很多城市和地区，第二产业的产能过高，第三产业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石油、化工等领域产能严重过剩，亏损面达到80%，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KPI的下降贡献占了70-80%。由于产能过剩，占了大量人力、资本、资源、土地等一系列的资源，那么我们第二产业的产能过剩，影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生产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怎么办？

　　去年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制约新经济的发展。其实，我们更多的在养老领域谈我们2015年老年人多少，2020年多少，2030年、2040、2050年达到多少，2055年达到高峰。高龄老人多少，高龄老人23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4000万，空巢老人6000万，低收入群体老人1088万，高低失控，把老人的这种紧迫性和需求谈得很重，但是我们忘记了，需求要满足，需要市场提供，需要供给侧改革，需求侧只是一方面。所以我想养老领域我们有三点：

　　第一，把过剩的产能资源，人员、土地、资金等资源转移到第三产业，尤其是养老服务业中去，这是供给侧改革在养老服务领域应该考虑的。

　　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社会服务业，最近十年的数据大体上是在GDP总量的0.29%，不到0.3%，占财政的3%。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总量上来说，我们985高校的一个项目，每年占国家新增财政1%，整个社会服务业才占3%。你想想，比较这个差距差多少。第二个例子，我们的4200亿的7.8%到8%属于养老助残救扶济困的，包括儿童和残疾人，全国大体就是300多亿元。320亿，这是政府投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预测，未来的“十三五”我们可能会有5000亿元的资金投向市场，政府只需要500亿作为启动资金或者引导性资金就可以了。   

　　去年我们在朝阳做了调查，北京市家庭服务业的企业大概5万家，真正参与养老的只有4000家，不足10%。政府全市投入2.4亿，社会资本可能就到20多个亿，大体上和我们预测的数据是一样的。供给侧改革的第一点，是不是能够参照国际经验，比如说法国，每周养老服务业，每个家庭增加两个小时，全年可以拉动2%GDP的增长，这是国外经验，不是普遍经验。我们国家未来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大家预测有1000万元的就业空间，现在我们狭义的理解就是60多万，但这是指政府和民营机构的。事实上人数要远远超过这个人数，但是实际上还不够。

　　第二，我们供给侧改革属于结构性调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养老福利机构，但是我们“十二五”期间，政府要做的是一直在为机构做支撑，“十三五”调整是为机构做补充。机构为支撑，政府的重点是能够看得见的东西，要抓住它，这个没什么错。但是我们现有机构是52%的入住率，48%的空置率。空着就意味着结构需要调整，结构是有问题的。从宏观上来看，我们的结构跟国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只有千分之三十床位，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千分之四十，发达国家达到每千人七十，宏观上我们不够，但是我们有大量的床位闲置在一边，这就需要供给侧改革，怎么结构性调整。

　　第三，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得很好，放水养鱼，激活社会资本的活力，应该允许民间资本直接的多方位、多样化地介入，这是供给侧改革。

　　第四，营业税改增值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克强总理提出全面实施营改增，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今年的5月1号，营改增全面实施，在金融业、建筑业、生产服务业全面铺开，我们现有的税率是建筑业和房地产税确定为11%，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确定为6%。这意味着我们大量的养老服务业的税率要往下降。去年2月9号，十部委出了关于民营资本介入养老服务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在这以前也出过179号文件，出过第二个文件，这些文件相关的内容都涉及到民营资本介入养老服务业的一个优惠政策，营改增是直接的受惠。大体上全国预测，470亿到700亿，要减少这么多，这是总量，但是我们作为生活服务业，养老服务业是不是能够在其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要看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第五，医养结合。去年11月1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计委、民政部等9部委的文件，从五个方面提出15条医养结合的重点任务。重点任务有一些规划，就是明年2017年，我们要建成医养结合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初步建立，专业化医养结合人才培养制度基本形成，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始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50%以上的老年机构为入驻老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到2020年，医养结合基本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建立，网络基本形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参加多种会议，大家老是有一个概念的争论，认为医养结合应该变成养医结合，有的说医养结合应该是医养什么什么再结合。其实无所谓，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养老和养老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在民政福利机构中，传统是以养为主，然后加入医的内容，变成了养医结合。在康复性为主的老年机构就是医养结合。但是不同国家的发展的情况和不同的阶段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的医养结合和50年以后的医养结合全然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大家不必要在概念上争论，而应该理解它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医疗和养老结合在一起，至于谁多谁少，那是根据机构的情况来，但是这个需求是必须有的。

　　国家提出了五项重点任务和五项手段，医养结合还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说明的是，2013年35号文件以后，在国家层面涉及到医养结合的已经有7个重要文件，鼓励更多的实施医养结合。

　　第六，金融支持养老政策。最近大家都在热议，中国人民银行“一行三会”向民政部五部委发出一个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提出了8个方面，23条的具体措施，来加强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具体的我不展开了，核心的就是引入市场手段，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来适应社会的需求，鼓励资金多元化支持养老服务。

　　第三个大问题，我国养老服务业政策的一些特点。

　　养老服务业，因为我们现在概念很多，十八大提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去年7月，我们提养老服务业。我看32次学习，也提养老产业，也提养老服务业，我们在这儿就定位养老服务业。这一项相关的政策是围绕养老服务业发展实现一定的目标，使用多种手段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也就是说，大家不要简单认为只有民政部加上其它部委直接下的文件，关于什么什么养老相关问题的这种政策才是政策，其实，更多的、更宽泛的理解养老服务业，比如说取消事前审批，昨天晚上又取消37项，本届政府已经取消了599项事前审批。这些对我们养老服务业的民间资本的介入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养老服务业职业的工种前置审批也取消了，包括一些考试，下一步还会再取消。

　　再一个，工商登记的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三证合一，对营利性养老结构的登记简化手段非常具有促进作用。所以大家不一定要看民政部的政策是养老政策，工商政策还要多一点，最终的发展需要市场。既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也可以重点发展某一个产业。从2013年国务院35号文发布至今，经过三年的时间，我们国家养老服务业的一系列政策我大体归类了四点：

　　第一，政策的体系以及初步形成。35号文件规定，后面有44条具体的政策的落实和相关对应的负责单位。这种政策的创制基本完成：以土地、金融、人才、医养结合、民间资本介入优惠政策等关键政策为主，相关的一些政策为辅的一整套的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请大家注意，形成但是还是初步的。我们从成绩的角度看已经形成，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它还需要深化，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形成了一个政策框架，全社会关注老龄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初步形成政策体系。

　　第二，这个政策体系发展历程是先易后难，是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最早2000年就有养老服务业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水、电、气的优惠政策，民营资本介入政策，但是那时候是民政部和另外几个部，税务总局相关制定的，是一个部门工作，没有形成全部性的工作，更没有形成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和中心工作。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更大的范围在国务院，在高层不断推出新的措施，就是简单的措施先出，越难的越在后面，这也很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医养结合政策都比较晚，是最近一到两年出来的，这些政策出台表明了养老服务业深入推进和社会的需求。

　　第三，政策的综合性。我们社会期待政策太多，但是政策往往不是单一的，养老服务业政策具有多维性，既具有经济发展的目标，又具有社会发展的目标。从经济的目标来看，有经济增长，比如说供给侧改革，金融支持养老，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等内容。从社会的目标看，有社会安定，惠及民生的内容。大家期待的都是政府管起来，或者是政府不用管，直接搞市场，这两个极端都可能不行。任何一个政策都要顾及到经济和社会。

　　综合考虑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有三个反映：一是反映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规律；第二，反映我们当前养老服务业演进规律的要求。第三，反映企业与市场之间协调发展规律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政策还是稳一些比较好，大家不要急。

　　第四，政策手段的多样性，由于养老服务业多维度的发展目标增加了政策的难度，因此仅靠一两项政策，养老服务业的目标比较难实现。这些政策都有了，今天大家仍然期待。

　　还有，关于民营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我们已经发了两个文件，在中央政府层面，但是民间资本介入仍然有一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政策体系中出的问题。仅仅靠经济政策和经济参数比较好，这个政策难以实现，还是需要社会政策。就像刚才李强院长讲的，需要研究人，关于人的社会性问题，需要一个社会政策的支持，这样他的目标才能实现。

　　从这个角度，我大体分析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预测一下未来的走势。我们现在养老服务业的政策走过第一轮，形成初步的体系，未来养老服务业要进入第二轮，深化改革阶段。未来我们是“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然后五大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第二轮细化的政策即将到来。

　　我归纳几句话，三个发展趋势：第一个是从零散走向整合，不展开了。第二个是从单一走向综合。第三个是从一般走向专业。这是我们政策的三个趋势。

　　有三个结合：一是养老服务业与就业结合。大家不要忽略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就业太低了，克强就任总理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指标是7.5%。他提出一个合理区间，就是经济增长不低于7.5%，CPI指数不超过3.5%，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个合理区间，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变化，我们的发展调整到6.5%左右， “十二五”期间就业的失业率是2.4%，“十三五”的就业没出来。养老服务业现在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以每年1000万人口的就业，720万人属于高校毕业生，100万属于退伍的部队专业人员，还有100万人属于社会临时就业和工业岗位。养老服务业能不能有100万人口的就业，这是国家关注的。所以，不要想我赢了多少利，更重要的是我能带动多少就业。

　　第二个结合，与GDP增长结合。法国的经验是0.2%，我们国家能不能增长0.2%，我大体预算了一下，应该每年能增长，在北京市应该每年能增长0.2%。

　　第三个结合是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结合。如果大家老期待着政府管，或者是彻底放开市场，那也不现实。

　　从时间上看，有三项政策急需出台，从中长期政策看，我们可能就16项或者几十项。

　　一是人才政策。2014年6月9号，9部委出了关于学校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的政策。但是，我发现“十三五”这个政策没有消化期，它的消化期要到“十四五”。学校培养人才最低需要三年，现在全国63等高等院校，是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培养，每年招的人也就是1000人。倍增计划以后3000人，和市场发展的1000万人口的就业相比仍然不够。所以学校的教育，老盯着那个如何培养专业化，教材开发、提高层次，国际交流等等都是对的，但是在岗的60万人的考试、流动、评价、激励、薪酬这个机制没有，32次集体会议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评职称的问题，这是最近一到两年急需解决的。

　　二是家庭政策。我们只有计划生育政策，我们没有家庭政策。家庭政策现在在发达国家，86个发达国家都有，32次集体回忆说，家庭保障、家庭福利、家庭服务，这个政策明确提出来，和养老、生育、医疗直接结合，包括我们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等要结合在一起。

　　三是政民营资本介入政策。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民营资本介入是给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这个法律在调整之中。能不能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给这个营利性的养老企业是更重要的，尤其在一个产业的发展初级阶段，能不能向引进外资的时候有“两免三减”的政策，在这个初级阶段给它一段时间的优惠。

　　第五，如果放在中长期的，我觉得政府市场企业三方关系不是谈理论，而是谈实践，这个问题政府就不管，怎么不管？总书记明确指出，遇事有人管。大家记住，政府是绿灯，政府不能开车上路。开车的是营利性企业和民办非企业，那是市场行为。

　　第六，供给侧改革的增长会有一系列的新的规定。

　　第七，我们的社区能不能带动就业和发展养老，国外的社区服务业达到30-40%，我们现在只有3-4%，差距不能大。

　　第八，税收政策。现在很多人提出子女跟老人同住可以享受个人收入免税等等。

　　第九，医养结合的落地。北京京津冀一体化，昨天提出一个政策，异地可以报销，一张卡可以同时使用。长期护照呼吁的比较多。

　　第十，农村设立的政策。我们现在设计的政策都项城市倾斜，农村应该引起重视。

　　谢谢大家。

　　时国珍：刚才成教授说了养老元年的一个话题我非常赞同，养老元年怎么界定，这个是蛮科学的话题，我非常同意成教授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进入老龄化人口之后，就是1999年，中国老年化人口首次突破一个亿，成为世界上唯一老龄化人口过亿的国家，同年，中国老龄委成立。所以说，我们还算不晚。

　　成教授也是清华论坛蝉联几届的报告嘉宾，同时我们称他为海底的专家，可以近距离接触中央领导，聆听中央领导的声音，所以他刚才的报告里面有两点我想重申一下，大家跟我一样比较感兴趣。

　　第一，中央领导对养老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视，光集体学习会开了32次了。领导重视了，我们的行业就有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养老问题就有希望了。

　　第二，我想引起大家关注的其中有两个字的变化，关于这个行业的定义，一个是养老产业，我们原来说了这么多年，刚才成教授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叫养老服务业。一字或者两字之差，内容和内涵大不同。这个题目大家关注、研究和思考。

　　再次掌声送给成教授。谢谢。

　　成海军：需要加一句，所有资料都是公开资料，都是发表的，所有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对的可以批评。

　　时国珍：感谢成教授给我们提供最权威、最新的政策解读谢谢。

　　下面有请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发展司司长王海东先生给我们做主题报告。有请王司长。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发展司司长 王海东

　　王海东：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受邀第一次参加我们清华的养老论坛。

　　首先我代表国家卫生委家庭发展司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国家卫生计计生发展司涉及到养老相关职责主要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老年健康卫生还有医养结合等等，那么今天应用这个机会和各位同仁做一个分享。

　　第一，就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危”与“机”，所谓“危”就是挑战。“机”就是机遇。

　　我们经常说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是人口学现象。从健康角度讲，说明人口寿命增强了，老年人多了，这是一件好事，所谓问题在于对我们的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带来挑战。还有老年人本身的健康状况，富足状况，这个本身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健康的老龄化，是不是富足的老龄化，这是一个问题，人口老龄化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现在人口老龄化也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我们国家也是一样，世界也是一样的。2015年前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是12%，预计2025年这个比例达到22%。我们国家什么情况呢？2015年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6.15%；2050年将达到33%。意味着每三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位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患有慢性病老年人1.5亿，失能和部分失能人口4000亿，完全迅猛大数在1200万左右，就是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健康寿命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对于我们国家的老年健康工作提出挑战，也提出更高要求。

　　老年人健康养老一方面需要养老，生活照料；另一方面也需要医疗。那么我们国家目前行政体制，医疗和养老是分设于卫生计生委和民政部两个部分，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老年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不仅需要养老，也需要医疗，甚至对医疗需求更为强烈一些。目前状况总量供给不足，结构失衡资源浪费，服务质量不高，还有对护理人员短缺，形势比较严峻。

　　今天发言主题就是健康老龄化和医养结合，就是卫生和养老，民政这两块，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这两个系统有必要融合在一起。

　　第二，人口老龄化为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带来良好机遇。推进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养老照护服务体系加大投入，是落实供给侧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健康养老产业专业化服务可以使更多的年轻劳动力从家庭照护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工作，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医养结合既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市场潜力大，市场参与性强，就业岗位丰富，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这个问题。

　　以护理服务为例，目前取得养老护理资格证书的人员是5万左右，取得医疗护理员职业资格人员大致是3.8万。我们国家的需求是多大呢？大致在1000万左右，这个就业岗位和职业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

　　第三，医养实现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的，这是1990年提出来的，概念就是持续性的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能力和功能，这里面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水平，老年人自身的健康水平；第二个层面，包括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支持状况，就是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健康，外部支持条件是什么？要用辅助器材等条件帮助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这也是健康老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体现。

　　实现健康老年华需要从生命全程的角度，对所有的因素进行综合系统的干预，就是生命全程的概念刚才也提出来。医养结合通过专业、适宜、连续、便捷的社会化服务，帮助老年人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部分地区经验表明，推进医养结合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盘活现有的健康和服务资源，有效引导老年人从大型、急性病医院转往康养中心、康复医院、护理院等，缓解医院床位紧张的压力，老年病患压床的问题更严重。现在各位知道，看病难、住院难，有时候床难求，床位很简单，老年人压床问题是其中一个因素。如果把老年病人治疗以后转到康复医院，护理医院，大大减轻这个压力。

　　第二，推进医养结合主要进展。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计生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医养结合”的文件，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医养结合的下发的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刚才成教授讲了目标我就不再赘述了，任务他也提到了。

　　核心就是支持养老机构建立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支持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支持医疗和养老这两个机构进行协议的合作，资源整合，融合发展，也比较简单，刚才我讲了有这个必要性，也有这个迫切性。老年人不仅需要养老，也需要医疗。

　　二，我们进展简化了流程，打造无障碍审批。今年4月份国家民政部和卫生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许可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首接任务制原则，及时根据各自职责办理审批，不得将彼此审批事项互为前置条件，不得互相推诿。两个部门都要审批，容易在其中发现一些互相推诿的问题，互相的审批作为前置条件。先到对方去审批，审批完再到我这里来，今年4月份下面明确要求，首接责任制。要求地方民政部门对申请人进行指导，减少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

　　三，遴选国家级试点，探索可复制的工作模式。

　　2016年5月份，卫生委联合民政部共同开展全国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近期已经确定了第一批50个地级城试点。各地积极性非常高，我们只能分批遴选，第一批审批了50个试点城市，涵盖了25个省。那么我们准备推出第二个审批，总量我们控制在100个试点市，100个地级市，不能再突破，这是先行先试，我们将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上升为政策措施，这是100个大致的国家级试点市。

　　截止到目前，各地的情况也进展很良好，目前大致有4609家，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浙江省启动26个医养结合省级试点，在国家级试点以外。上海169家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签约服务率达到100%，北京99%设置了养老机构，签订了协议，进展比较良好。

　　第三，当前医养结合面临主要问题，老年工作涉及面很广，综合面很强，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系统能够做好的事情，所以在政策衔接，财政支持，合作能力方面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步，难以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问题大概有几个。

　　一，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这个层面的问题，一些国家都有《老年健康法》，也有老年人长期治理保险制度，但是这两个重要的法律制度我们国家目前没有，特别是老年人长期保险护理制度，这是推进我国健康养老重要的制度保障。目前没有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我在基层调研，各地普遍反映这个问题，强烈呼吁国家顶层设计，尽早地建立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地区建立医养结合机构，医养结合医疗政策还没有医保政策，还不是医保定点单位，入住老年人医保报销问题没有解决，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医养结合的方案，重点抓紧，努力协调，推进这个问题。只要符合条件的，尽快审批办理，让他有医保资格，为老年人提供方便。这是一个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

　　二，社会力量，参与医养结合发展的积极性有待于调动。去年11月份的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力办医养结合的机构。利用市场的力量，但是医养结合产业发展，刚才成教授讲了养老机构控制率达到48%。据我调研，有的养老机构排在几年以后，有的养老机构控制率超过一半，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控制率高的养老机构，都缺乏医疗资源的保障。

　　我调研的地方，比如说成都有一个社区的民营的养老服务站，几十张床位，现在已经一床难求了，服务于本社区，已经把周围社区的人都吸引过来了，就几十个床位，而且经营了两年，今年已经开始盈利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个女士，归国海归，她有什么特点呢？仅仅靠着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一个院子里，这就是医养结合的一种模式，很成功的一种模式。那么这位负责人是一个民营的，她的亲人就在她的养老站养老，是一个失能的老太太，足以说明可以信赖，是老人欢迎的地方。

　　湖南湘潭有一个民营的养老机构，只开办了8个多月已经开始盈利了，而且也是床位都满了。现在租用了两层楼，现在准备再扩展两层，达到四层。主办人员也是一个女士，也有医学背景，他成功的因素我认为，他是和前面的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是邻居，一墙之隔，这个防治医院是一个二级医院，它的医疗资源完全为他所用。所以不是说苦乐不均是自然的，这两个都是民营的，公共的养老机构都比较好的，都是供不应求的，但是民营大部分举步维艰，但是有成功的案例。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医疗层面的，老年人是生病的多发期，最渴望，包括他的子女，最担心最希望就是有一个很可靠的医疗资源，使老人快速得到急救，平时得到保健，慢性病得到维护。

　　政府层面来讲，还有投融资，土地使用，财政方面，进一步明确相应的政策，需要支持民营的社会力量办医养结合机构。还有专业的护理人员需求量大，刚才讲缺口非常大，亟待加强培养，下一步需要在医护人员的培养和培训方面再下工夫。同时加大老年医学、护理学专业及康复治疗是护理员的培养力度，在国外护理员的收入是很高的，但是在国内还比较低。

　　我在湘潭调研，这一个护理员8小时工作，他要护理4个完全失能的老人，4个床位，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钱，也是来自于农村。这方面收入还有水平不是很高，所以市场潜力还是很大。而且专业性也不是很强，经过简单的培训，就照顾老人。这种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人，哪一个家庭有一个失能老人，这个家庭负担相当沉重，非常沉重，有体会的人都会感同身受，那是不失为一种灾难，全家都要投入到照顾到这个失能老人当中来，是一场战斗。我个人认为，失能老人迫切需要到护理医院。

　　我们国家的9064，90%还是居家的，但是失能老人目前1200万，还是应该机构护理，得到专业护理，放在家里放大太沉重了。

　　三，将医养结合作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以多种形式鼓励支持社会发展医疗产业对不同类型的医养结合机构分类指导和支持，出台支持性的政策措施，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积极争取金融支持和医养结合产业发展的发展动力。现在正在不同的国家开发研究重建医养结合产业发展基金，正在研究，大数在500亿左右，希望通过这个基金来支持医养结合产业发展。

　　四，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医养结合的服务服务。现在老年医学康复医疗的人才极度缺乏，我们鼓励医护人员医养结合这个职业在要给予同等的待遇，同时关注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现在提供上门服务的服务规范和技术规范，明确服务内容和标准要求，提高服务。

　　提供上门服务现在发现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医生在入户服务的时候发生了事故？这些都是具体的操作问题，服务收费怎么收费？规范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操作性很强的政策制度。

　　第五，我们要配合做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长期护理保障工作涉及面广，需要相关部门密切合作，统筹推广。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地方探索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和需求评估工作，以老年健康档案为基础，制定符合国庆的老年健康分类标准，及不同等级的护理标准及规范，这个我们都要是很缺乏的。

　　在一些有条件的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地区，开展国家试点工作。目前青岛已经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它是从医保当中切一块出来，专门做这个护理保险。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青岛试点，也在总结经验和问题，争取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我们探索需求评估、费用测算、资源整合、服务提供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总而言之，健康老龄化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各位专家的支持，也离不开各位同仁的推动。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为实现健康老龄化贡献智慧和力量。谢谢大家！

　　时国珍：谢谢为我们提供的精彩报告。王司长到会并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医养结合以及健康老龄化的报告，这本身就体现了刚才成教授传达的信息，就是高层领导对养老问题的重视，同时也是对我们论坛的大力支持，掌声感谢王司长。

　　王司长在讲话的开篇讲到一句话对我很有触动，养老问题是个全世界的话题，需要全世界面对的挑战，我想起我前一阵读过一本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书的名字叫《最好的告别》，美籍的一个医生叫阿图·葛文德他的作品，我曾经跟几个朋友说，我建议大家做养老的都读读这本书，一定会从中获益匪浅。他所传达的主要的思想就是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是生下来走向死亡。但是，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和我们必须面对的背景，就是如何能够自主、快乐、拥有尊严的到达生命的重点，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做养老的同仁应该更加关注和深入实现的。

　　下一个演讲嘉宾有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岩教授。有请朱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 教授 朱岩

　　朱岩：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参加这样一个养老论坛，就养老或者是医疗这个话题，我是一个外行，我做互联网转型的。所以今天让我来讲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门外汉讲门内的事的这样的感受。但是我又后来想了想，实际上养老和互联网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虽然互联网经济才发展了20多年，我们的互联网+正在全面推广，但是，这一代做互联网，这一代社区成长起来的人总是要老的，所以，他们老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看待那样的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所以，互联网金融也好，或者是我们的Facebook也好，跟养老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说我今天希望能够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对于养老金融以及供给侧改革的一些看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已经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从原来的那样一种粗放式的方式转变到了现在的这样一种更为精细化的发展模式，其中推动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需求，也就是说是在我们的需求的潜力的释放上面。在养老这个产业里面，我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我可能说我们有太多的刚需来需要去满足，不论是政府还是民营资本，可能在这方面都看到了机会，而且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大量的努力。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可能我们跟养老的消费的潜力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的差距。也就是说，未必见得养老就是需要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在未来的养老消费是一种什么样的消费？可能养老这个词就在互联网的角度看起来不那么合适了，可能更应该说的是一种健康的老年生活，或者是有保障的一种老年生活。因这个生态体系怎么建立，我们需要的是全面参与的养老环境，不是原来单一方主导的养老模式，所以消费潜力是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消费的能力或者供给的能力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网络所强调的就是每个人的参与，所以共享经济跟养老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能够在共享环境之下实现养老的资源的可充分调配性？我相信这是恐怕全球都没有答案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呢，可能我们机会更多，因为我们刚才几位领导讲了老年人口，我们已经超过一亿的老年人，对这样一些人来说，用分享的方式来释放其中的消费潜力不是不可能，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创新供给。

　　在养老领域里面，我们站在新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更看重的是创新供给，不是简单的呼吁需求，呼吁需求极其巨大，我们现在怎么能够创新供给，来去满足这样的需求这样的创新供给也不是国家没指出方向，也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家看到，中央文件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去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这样的新常态是什么特点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经济、行业的重心在向需求侧来转移。也就是说，养老这个产业的重心已经逐渐的从供给侧在往需求侧偏。重心发生这样的偏移的时候，我们看到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那就是他的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急需要建立新的产业生态。这种产业生态将会以能掌控需求者为核心来建立这样的一种生态。谁是掌控养老行业核心呢？原来的养老院还是说是家庭？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可能都是可能的方向。那我更看好的是基于技术的，基于技术的信息的共享和集成。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养老相关资源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用，而且其中潜在的价值也可能被挖掘得更深。

　　第三个新常态的特征，前两个重心偏，第二个产业失衡，产业会重组。第三就是跨产业的融合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什么意思呢？我们现有的产业内的人，如果我们固步自封的话，那意味着很多跨产业的人会进入这个产业，他会来颠覆，用不一样的玩儿法做这个行业。就像我们看到的UBER，看到我们的滴滴颠覆传统的汽车，出租车行业是一样的，我们也可能也会看到养老行业里面的UBER，养老行业里面的滴滴。当这些机构大量的涌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现在的某些行业主管者一样，这是洪水猛兽，但是不可能阻挡这样的意识前进的步伐。

　　所以面对这样一种新常态，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来创新我们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创新，我想从三个层面上我们能看到它的这种不同的入手点。

　　首先可能大家更多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信息渠道的改变，商品渠道的改变。所以如果用互联网思维来看养老产业，最初级最初级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在网上做一些养老产品的开发，销售一些产品，或者说把房地产逐渐转向养老这个方向，这是属于一种很初级的新经济思维。

　　那么我们再往上一个层面来看，我们会看到，网络所带来的是养老工具的变化，或者我们需要起码用一种工具思维来去看，未来的这个产业所发生的变化。所谓工具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社交环境，在社交社会里面，那么跟每个人之间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我需要借助于工具把大家联结在一起，把所有养老资源联结在一起。这个层面上将会围绕养老、围绕老年人、围绕养老院一系列新的工具产品。

　　我们现在说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没有把他们的创造力伸像这样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行业，一旦说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个中间所蕴含的价值远远高于存在的风险的时候，这个行业的颠覆就将到来。我们也已经能看到有些互联网巨头开始向这个方向做一些布局，初步的布局，更多还是向传统的地产商一样，做一些传统的金融与传统地产的融合，养老只是概念。

　　这个层面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就是说，围绕互联网来做养老工具。我相信这里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大量的市场，我们围绕着老年人，比如说失去活动能力的老年人做的智能床，围绕老年痴呆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做的一些家庭护理的机器人。等等这些设备的出现，将会大大缓解现在中国养老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工具层面是一个创新的重要的方向。

　　第三个层面是我们的思维方面，新经济带来的是新思维，如果我们因循守旧，依然按照原有的这样一种养老生态思考我们的养老问题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不能破解，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思考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阶段所处于的一种颠覆式的阶段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特征。

　　如果围绕这些特征，我们会看到我们人类文明已经从原来的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来去进化，我们的思维摩斯也在向一种由工业化分工协作式的模式到我们现在的互联互通，到共享、创造这样一种模式去发展。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就是养老的商业模式上的一系列变化。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不再给大家分析我们到底怎么建立这样一种商业模式。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养老产业变革的过程当，这是一个需求和供给平衡的过程，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去适应新的消费模式。也就是现在的老年人的消费模式和20年之后的老年人的消费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看到这中间的一些差异，并且从国家的层面，我们在座有很多领导，从这种政策的引导层面来去适度为整个社会的养老消费来铺路，这是从互联网+需求上面我们看到网络化时代的这种需求模式的改变。

　　其次，我们要看到在互联网环境之下的市场机制的变化，也就是我们不再是现有的这样一种市场传播的模式，养老的传播或者我们的产品的传播应该采用一种更为互联网化的方式，这是恐怕我们要适应的需求侧变革的一个方面。

　　从供给侧来看的话，既然需求变了，既然市场机制变了，你的供给就绝对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养老院，医疗和地产结合的这样一种模式，而是应该整合全社会的力量。从我们的生产模式到我们的销售模式上来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基于新技术的养老模型。

　　这样的养老模型国家也已经提出来了，也就是所谓的供给侧改革的这个方向，国家提出的是大的方向，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当然最后一个社会政策要托底，那么这个也是要适度的托底。养老这样一个行业，必须要有市场化的部分，也有它的益民公共服务设施的一部分。这两个特性需要达到一种平衡，不能是单纯的是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这个才能完成我们所谓的供给侧的这样一种变革。

　　在去年国家给出的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两个日期，这两个日期对我们养老产业的发展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个是2016、2017、2018。2018年，互联网新业态成为新的成长动力，要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发展要形成。这意味着这三年的时间，我们身处其中的人要做好布局，国家给了我们很好的三年的布局的时间。如果我们用新思维在这个产业里面做新布局，可能到2018年再开这样一个养老论坛会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基于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的一系列的创新的养老模式。

　　第二个日期是2025。2025，10年之后没人说得清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国家也说的是相对比较宏观，说是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重要的驱动力量。实际上意味着到了10年之后，我们恐怕我们现在眼中的养老院，我们心中所想的养老院和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10年之后，我们可能要去对中国的这种老龄社会的管理来做深度挖掘，我相信这是世界共同的财富，中国经济一定会要领先于世界。我们怎么才能领先于世界？就不是说简单的照抄美国人怎么做养老，新加坡人怎么做养老，而是中国人怎么做养老，我们希望十年之后会是基于互联网产生出中国这样的新的养老的一系列的模式。

　　在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里面第六条里面提出，第四个是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虽然只是一大连里面的一小点，但是他可能意味着就是仪式后面政策和资金支持。在刚刚结束的第一轮的互联网+项目申报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行业根本不知道用互联网+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国家说必须要花于少于1个亿不要找了，必须要花1个亿以上再来找，很多行业不知道1个亿该怎么花，因为没人能解释清楚，什么是智慧养老。

　　做一点大数据的概念，给老年人装个手环就是智慧养老吗？显然不是。我们需要的是智慧的整合资源，整合智慧的资源，我们才能够实现这种所谓的智慧型的养老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这里面既包含金融地产，也包含服务医疗，也包含养老用品，也包含养老信息服务。应该把这几者之间能够整合在一起，从而能够建立一种养老产业的新的体系。

　　那么围绕着这样的体系，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化技术将会起到一种核心式的作用。我这里给大家一个调查的数字，大家能看得到，就算是在发达国家，我们对于数字化之后的养老产业的这种判断是到目前为止是多么的不清晰，也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模型，它是问到的问题，问到的是美国的1254位高管，员工数量在250人以上的这些企业的高管，问他们哪些行业，你觉得哪些业务会被互联网或者是倍数字化冲击。

　　结果是什么样子呢？医疗和公共事业，76%和77%的人认为一定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些行业就像我们熟悉的现在已经首先冲击的金融，像是已经受到金融的这种交通等等，也一定会受到数字化变革的冲击。但是这样的冲击到底方向在哪里？我这里面列举了三个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思考，我们的养老产业体系或者说我们的养老供给的时候，需要具备的这样三个特征。

　　你去看一看，不管你的金融产品，做保险的还是做养老设备的，具不具备移动性？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移动的时代，不是说你做了一个APP就叫具备移动性了，而是能不能实现每个老年人的交互，每个老年人和他的设备之间的交互。当你进到这样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养老院的时候，这里面的移动信息是怎么来实现交互的。儿女能不能拿着手机看到在养老院里边的父母的状况、他的生活起居的基本数据，这些信息能不能传得回来？所以移动更多是在于设备的协同，设备的智能化上面。如果这个老年人浑身穿得都是可穿戴的话，我相信很多数据的价值也就被挖掘出来了。

　　第二个叫参与。我们是供给者，我们总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供给你养老院，我供给你养老服务。实际上他才是参与者，他才在养老产业里面成为主动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是一种共享经济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像RBNB那样做一个没有一张床位的养老院呢，没有一张床位的养老院应该怎么做呢？我相信在中国我们更努力来做这方面的创新，这比在美国做可能要简单但是我们需要政策，需要相关的一系列的配套，我们才可能做到。

　　最后一个是智能性，也就是我们需要供给，不论是硬件的智能还是软件的智能，硬件智能就是机器，软件智能，大数据，围绕大数据的一系列的养老服务。

　　当然这只是这个我对于养老产品或者养老供给上面的这样的特征的一个简单的思考，需要归结为一个故事来去总结我今天的发言，就是互联网跟养老产业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是相互促进的过程，所以我写互联网×养老产业。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重资产的轻资产化经营。也就是我们需要去想办法在原有的重资产配制之上叠加大量的轻资产的内容，这种轻资产将会以养老金融为切入点进入这样的养老生态环境，需要的是文化、政策、保险等等各方面的配合，其中更为重要的就是全民参与的意识。

　　我们说美国的养老产业之所以能够实现现在的这样一种大家都愿意去的局面，其中养老的志愿者在里面起到了太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全民的文化教育，比起单纯的资金投入来说，恐怕价值是更大的。而这样的文化教育最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的恐怕就是互联网的渠道。所以网络跟养老，网络跟经济是紧密的融合在一起的。

　　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业内人士，我们这些人将来老了也一样，是要享受我们在业内人士所为我们提供的养老的环境的。希望业内人士在网络经济时代里面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为中国的养老产业，为中国养老经济的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祝大家顺利。谢谢。

　　时国珍：谢谢朱教授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以及前瞻性的主题报告。在这里我也想跟朱教授做一个请教，就是关于数字化养老对于我们未来的养老能享受哪些便利？

　　朱岩：我比较看好家用的机器人，比如养老机器人，大家都看过大白，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提醒老年人吃药，提醒老年人你的药品过期了，这个很简单的，只要扫药盒的二维码进来就能提醒老年人相关的信息了。所以我们如果把大量这样一些信息集成并且加以应用，我相信老年人就算在家里，生活质量都会和现在很不一样。

　　时国珍：朱教授是用互联网思维给我们解读如何探讨养老商业模式，让我想起党主任首先提出来的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市场化。还有刚才王司长给我们介绍的两个成功案例，经过机构几年的拼搏足以营利。

　　我现在想套用朱教授一句话：如何从需求侧次级消费，如何更重要的是从供给侧满足消费，这个是更重要的。

　　再套用一句话：你刺激不刺激，消费就在那里。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到2013年的时候，中国老龄化人口突破了2个亿，多大的蓝海，这让我们从业人员看到了市场的希望，产业的希望以及我们未来养老质量的希望。

　　谢谢朱教授。

　　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有请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社工联合会，社会工作职业技能认证中心主任乌丹星女士。乌院长也是蝉联几年的演讲嘉宾了，有请。

国家开放大学社工学院执行院长
中国社工联合会社会工作职业技能认证中心主任 乌丹星

　　乌丹星：各位上午好！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新的工作岗位，实际上和我学医的背景越来越远，但我个人认为跟养老越来越近，所以我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谈完了政府，谈完了商业，谈完了医养结合，谈完了互联网，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社区和社会，也就是说如果在大势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从养老的角度怎么样跟这个社会融为一体。

　　刚才很多专家谈到5.27会议，其实5.27会议给我们最重要的信号是老龄产业。还有在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医养结合。我认为这两个是最关键的点，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未来会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从过去民政救济型养老，到社会化养老，普惠性养老，人人享有养老的权利，到公共产品服务不断扩大，由老龄事业走向老龄产业。由公益性的事业，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最终达到的目标是全社会的社会福祉，这是中国未来的愿景。经过多少年能够实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路径和方向已经是非常清晰的。

　　跟大家探讨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社区发展模式的转变。

　　第二，什么是“三社联动”。

　　第三，“三社联动”与养老产业发展。

　　首先，中国社区模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所有国家是通过单位实现的，所以每个人只有单位的归属感，没有社区的归属感。在新模式下的社会治理，单位制逐渐解体，社区制要求增加了。每个人回归社区，回归到居住地，这时候需要一个新的载体，这个载体需要每个人产生一种社会的归属感和社区的归属感。

　　在这样一个需求下，我们的社区管理将发生一个悄悄地改变，改变一个字，叫社会治理。那么管理是说一不二的，强制性的，至高无上的，必须服从的，而治理是协商共治，多方共治，未来从政府，从社区公民，从社会组织来讲，需要达成一个多方共治的机制。

　　在公共产品服务和提供上，第一，单独让政府提供，政府效率，中间环节问题，政府会失灵。如果单纯让市场做，纯商业化的，市场也会失灵，如果单从NGO为指导的，志愿也会失灵。单一靠任何一方都很难完成。目前国家治理会走向法制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民猜疑，社会资产走向法制社会，形成公民社会和公民自治。社区治理未来走向“三社联动”，由居民自治和社会组织参与所形成的治理模式。

　　那么什么是“三社联动”？“三社联动”是我们国家社区治理的一个创新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社区提供居家养老的服务者，基本上属于社会组织。你所居住的地区是社区构成的，现在没有社工。实际上社会服务本质强调的是什么？是一种分工，一种关系，一个过程。

　　这不是一个社区，一个组织可以玩的，我们的社区嫁接什么的职能，应该是多头联动，过去一个社区里面有民政、卫生、人社、残联、妇儿等等，所有的力量都是纵向在社区嫁接成一个纵向体系，独立运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里面最重要一个含义就是条块分割化的行政管理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所以社区综合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是这个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这是大势所趋。

　　所以民政部实际上“三社联动”不是现在提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社区服务，90年代初提出社区建设。尤其是93年8月国务院14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的意见》，我们今天看社区居家养老问题，93年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概念，只是没有做。而且在98年体制改革的时候，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增加了，改了基层政权社区建设司。

　　2000年之后提出社区建设，2004年上海市民政部提出社区、社工、社团三社互动，后来改成“三社联动”。2013年全面铺开之后，我们创造非常多的模式，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汉江模式、太仓模式、百步亭模式、天津模式，建立一个社区管理委员会，这对我们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上体制性的一个突破和改变。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社区，一个居委会大妈组织我们进入社区的脚步。

　　未来“三社联动”达到的社会目标，从个人来讲提高自己的内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从社区来讲实现社区共同生活体，从政府来讲，减少对社区的干预，让社区形成自治这样的机制，互相制约，互相帮助，这样一个生活共同体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目标。所以，“三社联动”对我们养老产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使“三社联动”这个“三社”，到底怎么样理解它？什么是社区？我们在座很多人进入社区做居家养老服务，如果问你什么是社区，应该如何回答，怎么样理解。社区概念最早是德国学者提出来的，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社区一定是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为实力的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我们的小区是各个楼组成的，未见得有内在互动和文化维持力，所以不是一个社区的概念。后来美国芝加哥学派在开展社区调研时赋予了社区两个属性。第一个，生活共同体。第二个，行政区域单元。市委组织对社区的定位，社区是有代表性的区域，人口数10万到30万，面积为5到50万平方，我们国家社区主要是指城市、街道、居委会；农村主要是镇和村。

　　社区最重要是社区居委会，代表社区最核心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社会组织和社工进入到社区，肯定要跟社区居委会构建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么社会组织在我们民政部的网站可以查到有四类，社会团体、民非、基金会、涉外、社会组织，现在民办非企业改为社会服务机构，这四类的社会组织我们严格意义讲有这么几种类型，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居委会、红十字会都是官方的，那么利益代表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型社会协会，公益组织，慈善组织、成员互惠型的社会组织、模特队、太极拳队，不具有对外开放的一致性。

　　“三社联动”的社会组织，不是互相互惠的宣传，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是一种新型的，以追求社会理性，提供非盈利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主持，具有服务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特别以社工为代表的专业机构。那么社工大家知道，在西方是叫社会工程师，社会医生，在中国可有可无，不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一问社工就是志愿者，就是义工。我们国家在2010年首次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当中把社会工作人才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才队伍纳入到国家人才队伍当中，提出到2020年人工人才总量达到300万。我们目前的社工队伍总量是50万。

　　社工队伍的构成，由过去的居委会，有普通在社区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社工，他们具有社工的属性，真正的社工是经过高等教育。那么这样一群人跟普通的社区一般工作人员最大区别就是有强烈价值趋向，有系统化的专业，助人理念和，方法和内容。所以使命感、责任感，实现路径，工作方式和效果认同，跟社区居委会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对于社工队伍非常重视。

　　社工队伍在我们国家有一般的社工，原来在社区工作的，也有专业社工，更高级是督导，专业当中有初级，中级，高级，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支队伍，未来社区模式也会发生一些转变，社区服务模式，过去是福利性的，现在是低偿性的，微利的，过去走来有偿的，适度营利。过去旧模式下是广覆盖，低水平，满足一般生活需求，未来人人都想享有高品质生活，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下，那么我们就不是单纯地用低水平覆盖解决的问题。

　　未来社区这个平台上，我们到底能看到什么样的服务？有政府的服务，有社区服务，所以政、社服务既涵盖民政、卫生、人社、残联、妇儿，又涵盖了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居家、便民、幼儿、养老等等。所以未来中国政府转移社会服务职能，社会组织承接，那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逐步实施的过程，是价值观趋同的过程，是转移支付完成的过程，是一个资源配置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协调一致发展的过程。

　　对企业是一个参与的过程，逐步成长的过程，价值观趋同的过程，团队建设的过程，服务品质提高的过程，运营闭环完成的过程，复制能力形成的过程。我们最终会和政府在价值观，供应这两点达成高度一致，就是构建社会。

　　第三，“三社联动”和养老产业发展，我们养老产业实施平台主要就是在居家社区和机构，无论是大型的还是中型，还是小型的，小型也要辐射到周边，所以离不开社区这个主战场，我们的队伍，养老队员有自己的职业资格证，初中高技师。医护人员有置业资格证，但是院长、管理者，他们的学历资格是什么。

　　所以在养老问题上要深度思考，怎么样通过“三社联动”走出养老产业的困境？社区治理模式改变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机遇。从养老护理员到社工，能不能做好出去一些改变，一提养老就说NO，一提社工，我学生就是说我做社工特别快乐。单纯从商业角度看养老，从社会角度看养老，改变经营模式是我们需要我考虑的。“三社联动”和养老的关系，在社区这个层面，养老服务的主战场，客户的主渠道，与居民合作，与社会组织合作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

　　从社会组织来讲，自身提供这样的服务，无论是居家社区，还是日间照料，还是志愿者公益慈善，我们本身就在其中，那么社工是未来引入年轻人进入养老非常重要的实现路径，既能够实施服务，又能够承担一定管理职能，养老机构院长，我们的社区，运营商，这些人的职业资格是什么，就应该是社工，老年社工。

　　那么养老产业这些人才主要特征就是跨界，学文的、学理的、学商的、学体育的，现在都进入养老产业，但是这些人又不能学到学习读书，他们是管理岗位的，而且拖家带口。全世界一种办法能解决，就是要通过我们有效地一个网络教学。

　　所以如何使这样的跨界人才进入职业通道，能够很好地成长为一个养老产业的高级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巨人，那么我们的实现路径就像英国在100多年前做的第一个开放大学一样，必须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在职妥善相结合，理论实务相结合，学历、职业资格相结合，自学、指导相结合。

　　现在我所担当的国家开放大学社工学院，今年秋季9月份第一次开设社区管理服务大专的专业，注册学习制，学制两年半，最长学籍保持8年，所有的课程结束以后，学一科考一科进入学分银行，当达到学分要求的授予专科学历。国家开放大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在校生400多万，本铺生130，本科生240万多，包括20万农民工，10万士官，6万残疾学生。

　　学院在五棵松，通过学习中心解决辅导注册问题。那么国开授予学士学位。而且是教育部直属的，教法的核心课程包括两个，初级、养老、社工的证书课程。

　　那么实现路径，学分制，给你一个认证单，无论学历课程还是培训，比如参加培训都可以作为学分进入之后转化为学习成果。那么实训基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没有在一线实际操作的人需要到实习基地进行实战，包括社工、居家、养老服务站，包括社区养老院等等。

　　三证合一，有国防开放大学的专业毕业证，有人社部的助理社工师和社工师的职业资格证，还有行业协会的中国社会联合会，老年社工师的职业技术培训证书。构建一个职业能力体系，最重要的要素除了学历之外就是你的技能评价和职业晋升，这三块都不能缺少。

　　我国职业体系构建，学历教育归教育部，人社归人社，职业学历评价归行业协会。这三者之间要想办法找到我们现有人员的实现路径，职业生涯的实现路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注册老年社工师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报部里获得批准。下边还要做青少年和医务、医患关系这么紧张，就在医院和患者欢迎患者之间缺少一个黏合剂，就是医务社工。

　　那么中国社工联合会下面的社会工作职业认证中心实施。

　　除了养老和医护人员有资格证，院长有了学习，社会服务有了职业资格证，老年社工师。未来这些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社会保障市场营销这是我们的职业定位，包括居家社区、机构，可以是管理者，可以是独立的运营商，可以是独立的服务商。

　　那么我们未来在社工学院搭建三个队伍，社会企业整合平台，两支队伍，专业化的管理队伍，社工人才队伍，中国社工大学。

　　那么国际交流平台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社工职业化发展路径，为提高社工地位，提高专业水平提高解决方案，使更多企业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形成企业行为，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员工队伍，打造一支全社会覆盖的基础社工中高级社工和社工督导的强大社工队伍。

　　那么这是我的梦想，我总是对大学有梦想，我原来说我要能做一个福祉大学校长，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希望，中国社工大学，学历与职业资格证相结合，读就业相结合，就业和创业相结合，本专业与跨专业相结合，技能与管理相结合，我们的选址已经完成，现在大学能够落地。

　　今年开展精准扶贫的助学项目，三年之内福祉1万贫困地区的学生，免费入学，免费学习，免费就业，来读社工专业和老年服务专业。

　　我们要做就业的孵化器，社会企业的创客空间，他们出来之后去那里？去养老机构，去创建自己的社工所？我们未来需求这么大的，300万的人，我们要指导他怎么样做一个社工企业，社会组织的引领者，所以通过这样一些平台，通过社工联合会，职业技能认证中心，社工学院，通过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公益慈善，到“十三五”结束先解决150万的社工。

　　那么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突破一定是人才可持续，一定是发展模式可持续，一是自主经营可持续。在发展模式上单纯走商业路线不是养老的本质，单纯走政府路线不具备可持续性，单纯走公益路线不是独立的生存模式，旧的公益理念下，我们制造了一堆富人，我们又制造了一堆穷人，然后我们让富人来救济施舍、人道、捐献，但是我们新的公益理念下。我们能不能不这样制造两伙人，我们把公益元素融入到现代商业，培育社会企业，打造社会福祉，最终中国养老问题的解决一不是靠政府，而不是靠志愿者，三不靠纯营利，纯商业化，一定巨大需求，通过社会企业走向全民的社会福祉。那么社会企业基本特征就是：

　　第一，公益性事业，市场化运作，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做应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染指和干预更多，产业发展一定有自身内在规律。干涉过快，反倒会阻碍发展。

　　第二，非暴力，以社会复制为使命，虽然是非盈利，但是可以有一定比例的分红。

　　第三，需要政府支持，但是不依赖，形成自我造血能力。给我两百万是锦上添花，不给我，我一定能够生存。如果我们产生严重的路径依赖，政府不给我钱，我就没有办法活，我们就没有办法发展产业。

　　第四，慈善公益支持，要形成常态化的社会筹资共建机制，我们现在有很多钱，不知道往哪投，还有志愿者的队伍，最后靠谁？靠低领导人，靠在座所有人，但是这是一个训练有素，常态化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而不是到重阳节一百个人给一个人老人洗脚。

　　现状，只有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中国养老产业才能走向最后的胜利。

　　那么中国社工联合会在去年，在泰国成功申办了《2017年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我们将以这个会为启点，启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要和亚太地区，和全社会，我们现在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谈了一个高级社工培养方案，我们希望我们的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有能力通过社工体系的打造来解决社会福祉构建的问题。思索、探索、求索，路还很远，我们仍需努力，谢谢大家！

　　时国珍：谢谢乌院长既就理论又有实践的精彩的演讲。乌院长关于社区养老还有三社联动这个理念是给我们非常有启发的。中国的养老政策是9073，以社区为依托，这个比例不小。我们很多的老人是希望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在社区里面度过自己的晚年。所以，乌教授给我们的理念，还有成功的案例，我想对大家非常有启发。

　　另一个让我感到敬佩的是，乌教授从教育家的角度，从专职养老产业，人才培养的教育家的角度，为中国的养老产业培养很多人才。她刚才强烈呼吁，我们养老人才和服务人才这个建设太紧迫了，缺口太大了，这个问题的呼吁在前几位专家演讲里面也有体育。蓝海是比较大，消费需求那么大，但是我们的人才队伍缺口更大，所以这个时不我待，非常击破。再次感谢乌教授。

　　谢谢，今天上午的主题报告到此结束。

　　首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各位演讲嘉宾的精彩报告，同时把掌声送给自己，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第三篇章——融合与发展

 赛阳国际＆金龄联合集团总裁 赵晓征

　　赵晓征：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下午好。我是今天下午论坛的主持人赵晓征。我们上午是针对解读“十三五”，有五位专家都从各自的领域和角度给大家进行了分享。下午会议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我们下午是本届论坛融合与发展和养老产业的机遇与挑战的板块，将由专家主旨报告、高端对话和权威总结三个部分组成。下面首先我们想有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燕绥教授做关于中国医养服务PPP模式发展与机遇的报告。

　　有请杨燕绥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燕绥

　　杨燕绥：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下午好。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头衔，因为做好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已经很费劲了。但是我现在多了一个头衔，中国老年学、老年医学学会，老年金融分会常务副会长。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头衔呢？就是想研究一下面对一个老龄化的银色经济，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去挣钱，到老年怎样去花钱。我们构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最后两个轮子去构建一个养老服务体系，那么钱从哪里来？钱该怎样用？钱该怎样花？

　　我最后会有一个案例给大家分析，这是我们做养老服务业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既是成功，他其实还是需要将近30年才能收回他的投资。如果这样做下去，我们有没有更多的人有这个耐心？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医养服务的PPP模式创新。明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融合起来，让我们的年轻人先买房，后存养老金。按照个人的财务生命周期来改造我们中国目前的五险一金，就是这次论坛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给大家主要分享这个社会服务PPP和医养服务PPP。

　　我们知道，第一个P代表的是public，这个public指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和它的主导者政府。那么第二个P分两类，一类是微利综合型的社会企业，社会资本。另一类也是社会资本，但是是有股东的商业型的社会资本。所以这个是第二个P，它虽然叫private，但是它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有营利没有股东的，一种类型是有股东的商业机构，两种private，社会资本。当然第三个P是partnership，怎么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呢，我们的政府跟社会资本怎样去合成伙伴关系，这个很不容易。因为中国比较缺乏这个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打造这种文化，这就是三个P合在一起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三个P合在一起，在医养服务领域里面，它和这个基础设施、特许经营还有本质区别，我们怎么处理一些关键的问题，我把我们团队近期的研究成果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社会服务PPP的综述问题。为什么社会服务的问题在比我们发达的国家，也就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家英国它先开始，也是它做得最好。在我们国家，现在也非常热门的话题，我本人也担任了亚洲开发银行和财政部、发改委关于社会服务PPP首席专家。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这么热？是中国老龄化来得快。

　　大家已经知道了，按照老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当然这个老龄人口指的是65岁，占7%，一个国家进入老龄社会，那就是10个劳动人口会供养一个老人；14%，5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老人，那就是深度老龄社会。一旦到20以上，那就是两个多劳动人口就要供养一个老人，那就是一个超级老龄社会。这是全球针对全球对一个国家在老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一些定量的评价标准。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美国进入老龄社会到深入老龄社会用了65年，所以有心者可以研究，它怎样能够创造这么长的时间呢？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做有备而老呢？美国有八类签证，其中两类签证都是引进年轻的人才。我们也就知道，今天的德国默克尔为什么冒着那么大胆子要引伊拉克100万移民，我们也知道德国在2002年颁布一个法律，养老金的费率不能超过工资总额的20%。德国现在已经是19.6%，如果不引近100万移民，默克尔顶不住的，养老金费率会超过20%，这就是从具体的项目到一个国家的重大选择，都跟老龄化相关。

　　看看我们的国家。我们从一个年轻的社会迅速进入老龄社会，中国在1996到20000年期间进入老龄社会，我们的深度也就是2020到2025期间，所以上午党俊武副主任也讲，由于我们公共政策的失误、失灵，所以我们可能提前老龄社会，所以压力很大

　　中国从进入深度、超级一共40年，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不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但是我们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还有很多研究证明成都最深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养老服务的需求和它事业产业的发展这种压力来得非常快，但是我们准备不足。当然，这个准备不足体现在方方面面，我感觉，更主要的还是认识。我曾在一个级别比较高的医养服务的会上，一位级别不低的领导说，我们把医养服务做得很好，那么老年人都超过了100岁，这个社会会怎么样？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大家几乎鸦雀无声。

　　所以我想说，我参加了一些长寿乡的评比项目，我看到很多百岁老人，其实很简单，这些百岁老人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百岁仍在劳动。

　　第二，都吃红烧肉。

　　第三，大部分都喝酒。

　　第四，有的都老得没有牙，但是仍然面对你哈哈大笑，就是乐观。

　　所以，不用着急，人们上面都超过100岁会有100岁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条是必须的，劳动。所以我感觉呢，面对这个老龄化，我们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认识问题，所以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不要怕老龄化，它其实是一种进步，标志着我们的社会进入了银色经济。

　　我不太主张讲银发经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老了再说事情全晚了。所以应该是银色经济，而不是银发经济。

　　那么银色经济可以这样定义，基于人口老龄化的需求和约束条件，我们来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活动极其共同管理的总成，无论你从供给侧上考虑问题还是从需求侧考虑问题，都必须把老龄化的因素、元素嵌入进来。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追求GDP，其实简单追求经济总量是农业时代，就是家有粮仓，量越大越好，这样时代的一种意识。

　　我们现在需要基于买方市场，追求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这样一种发展目标。所以我们说，银色经济其实是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的农业革命，解决了温饱问题。人的寿命达到了四五十岁，工业革命，解决了发展手段问题，人的寿命达到了七八十岁。迅速经过了信息产业革命，那么跨入了健康长寿的大健康产业革命时代。生命科学是它的主流，生命科学说，人的寿命可以到100-120岁，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老龄化，健康长寿和社会进步。

　　所以呢，我们正在结束工业革命，经过信息革命，进入一个大健康产业革命，那我们比较一下，这样一个大健康产业革命为主的银色经济和传统的工业革命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说，首先是技术进步和人文进步的并重，围绕着人们健康长寿开展的新技术革命它不简单的是追求技术，它更加注重人文。所以从上午的论坛中呢，我感觉到我们的官员讲话已经开始比较务实，我们的学者报告呢也开始落地，大家都关注的是人文。那么因此经济进步和技术和经济的质量它是并重的。当我们对那些发达的，先于我们老龄化的国家的经济文献做一个研究会发现，他们的GDP基本在1-3，像国这样能达到5%的也是很少很少，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中在发展。

　　还有，教育改革和技术创新并重，这个对中国非常重要。上午官员和学者都讲到了这个对中国就更加意义深重，因为中国没有完成农业革命，所以我们农村留下了很多贫困的老人，他们没有钱，他们很无奈，他们的养老怎么办是我们社会中一个大的我们城市里有很多地段的工人，我们没有完成工业革命，他们现在很难跟上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面对他们的需求，我们怎么办？所以中国是一个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没有完成就跨入信息革命和面对大健康产业革命，这要求我们四步并作一步走，创新是发展，必须从人才做起，教育创新。从幼儿园到大学开始，我们的教育不要再去扼杀人们的想象和创新，仅仅是格式化的授课。所以教育革命改革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只有这点能迈得开步伐，中国才有可能创新。

　　我问过一个很重要的团队说为什么机器人的进程中国没有日本和西方国家快，这个团队的leader告诉我一句话，我们的国家企业不允许我们失败。所以这就很难说，你不允许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不允许失败，哪里有成功？所以这样不应该是我们的教育和发展模式，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业开源和福祉改善并重。越是到这样的社会，越是首先要开源，然后再说福祉的改善。盲目把福祉改善放在前面，政府盲目的承诺，老百姓盲目的要求，其实都是害了我们大家。

　　我想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政府的参与和社会主导并重。我们需要社会契约精神，讲PPP，P没有守信用的手，第二个P是不能生存的。中国非常需要契约精神，和乌丹星老师讲到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英国先发起。社会企业是一个第三条道路，如果我们的社会资源大量由政府控制，带来的是低效和腐败。如果我们的资源都用暴力型的企业去发展，暴力的条件现在资本主义暴力的条件现在一个一个的在消失，所以我们的资源再不可能这样两端交给政府或者交给暴力的企业，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代表，能够代表社会利益，他们经营社会资产，他们可以社会融资，他们可以有营利，但是没有股东，这样的社会企业。

　　所以社会企业其实有三个特点，一个加法、两个减法。所谓一个加法就是人力资本加法。因为社会企业都是大众最需要的，养老、医疗、教育、科研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型的劳动，所以你不给人力资本做加法就没有人做，所以只有能够给人力资本做加法。那么必须做两个减法，一个减法是政府的税赋和政府的各种税收，这个不能有。第二个减法，就是计生文化。在这样一个企业，大规模的社会企业里，其实是去除计生文化的，没有股东。所以只能是一个加法，两个减法。

　　社会企业需要在中国发展，没有社会企业的发展，没有社会启约的精神，中国的公立医院找不到出路，中国的医养服务没有组织架构的平台，这是我们必须的选择。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呼吁，社会企业该在中国落地了，不应该还是黑板上的一个概念，接下来家庭生育和国家的人口规划并重，人均GDP超过1000美金，人们的生育观念就开始改变，国家要重视人们的生育观念，尊重人们的生育选择。比如2-3的孩子，2-3年的间隔，和国家的人口规划之间实现一种互动和匹配，这才叫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不等于一胎政策。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终生自立和家庭社会养老的并重。伴随着人类进入深度和超级老龄社会，在发达国家50年代到现在形成的诺贝尔奖中越来越多的是微观经济学，比如贝克的人力资本，弗里德曼的平滑消费，莫利安利的财务生命周期，和近来的关于反贫困，诺贝尔奖近期越来越多是微观经济学，其实在讲，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国家的社会保障不要忽略个人的财务生命周期，而个人也要意识到，养儿防老的方式变了，儿女只能回家看看和关心，他们很难全面供养老人。

　　那么老人，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对待自己的一生呢？那就是用你有生的精力中，足够工作，给自己养老足够的积累养老资产，这叫终生自立。当家庭供养能力越来越弱，但是永不消失，养儿防老还是存在的，但是方式不同。所以要跟社会养老和供给互动完成养老，而且还要医养结合，低龄老人以养代医，高龄老人以医代养，那些残疾，失能的老人，他们看到医生比看到女儿还要亲切，这个需求来得非常快。

　　按照这样的基本观点，我们的老龄社会养老保障发展报告每年2月会有指数发布，每年9-10月会有报告发布。从现在看，在我们的报告中，关于银色经济、养老金、养老保障三个指数相对越来越成熟。但是我们也看到越来越退步。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我们也希望用定性和定量的方式解决一下中国到底是怎样一种未备而老，我们怎样改变他去实现有备而老，用定型和定量的方法说明，但是确实这些年看到的指数在下降，就是大家担忧的未备而老。

　　这里尤其是关于银色经济的问题，我们从三个维度界定它，我们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到底怎样，我们年轻人被复着供养老人的负担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人进入老年以后，为自己做和准备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的第二人口红利到底有没有？三个维度界定这样一个指数。其中最严重的是老年赡养负担，确实发展长。这个指数的起步就是0.391，到去年完成的2014年的数据看，已经是0.323，所以改变要从这里发生。

　　那么，面对这样快速的老龄化和医养服务的需求，这个需求肯定大于政府的能力。怎么办？所以这里一个简单的模型，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政府的能力有限的，它从财政、编制，还有专业性和它的激励性，四个要素决定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时候政府怎么能用PPP的理论、方式来动员社会资本参与进来共同满足这种需求呢？不仅仅是服务于老人，还有我们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这个模型讲的是服务需求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政府是有限的，所以政府需要加强治理的方式，所谓治理就是所有利益相关人长期合作实现共赢的一个过程，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

　　这个能力通过两条渠道，对于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像自来水，高速公路等，这时候可以搞项目外包，叫特许经营。因为消费者可以购买，总是有一些，有的会进入生产经营成本，有些人是有高消费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埋单，政府可以搞特许经营，把项目委托给私营机构，私营机构把自己的投资收回，还挣到他应该挣到的利润，然后再退出这种特许经营。

　　但是有些项目属于公众性的，公众服务，所有服务都需要，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买，而且大多数人购买能力不足的，这种服务就是由政府主导来提供。政府主导提供的情况下，如果遇到消费者不会去购买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它不是这种特许经营，只能是联合共建。所以我现在讲的医养问题还是第二个部分，政府需要购买服务。

　　在社会服务领域里的PPP，跟公共设施里的PPP不一样，公共设施里是可以特许经营，是因为有消费者要埋单，但是在社会服务里不是这样了。所以国家在社会服务理由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在这两点里，绝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购买力，所以政府要供给的。所以这时候供给能力不足，要联合社会资本供给，怎么办？所以像教育、医疗、养老以及他相关的监管服务，这样一些公共服务是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知识型的服务。那么它以政府责任为主的社会服务，因此只能通过购买服务来强化公共治理。

　　我把它比作妈妈的饺子理论。妈妈的饺子为了提高这个包饺子的效率，可以去买饺子皮，你去购买饺子皮，饺子馅儿，调料包，但是必须回家妈妈来拌这个味道，这是妈妈的饺子，不能用商场买的冻饺子替代妈妈的饺子。所以这样一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是一定要提供的，但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责任是应该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它就需要购买服务。

　　这种购买服务，就说明这样的公共服务其实责任和产权是不变的，政府通过购买社会资本的服务共同联合共建打造这样的供给体系，以及监督、监管体系，这只有能够购买服务，所以它不能私营化。即使商业机构，应该说以社会企业微利综合的社会企业为主来加入到这种服务里是最好的，所以在欧美国家甚至台湾，公立医院是社会企业跟我们今天说的公立医院不是一回事情，政府没有办法养那么多的公立医院，他们公立医院只是对荣誉国民提供的，就是那些战争留下来的这些老人们。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是公益医院，这些医院其实是社会企业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股份的商业企业进来做一定的服务，社会企业比如医疗保险，他埋单的时候标准和价格是一样的。但是这种有股东、有利润，大规模利润要求的企业进来做基本医疗服务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满足它的这个利润需求的，所以它更多的是要做那些自费型的高消费，这个市场要留给他们。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公立医院是一个很怪的词，应该尽快退出，建立公住型的社会医院，既然站立了国家的资源，免掉了国家的税收就不要把自费、高消费服务的市场占领，把这个市场留给我们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这些企业就要注意提供服务的资质，提高服务的水平，不是多卖要，多坑人。

　　我们说，医养服务PPP的模式，我们把这种模式归纳为二三四五模式，我先给大家讲发生在昆明一个杨先生的案例，他拿到了150万的政府的床位补贴，他自己投资了3000万，做到300个病床，入住率基本达到100%的情况下，价格在1800-6000元，一年的营业额也就是1200万元左右，这时候他开始有营利了。利润在8-10%，这个在1200万元左右的营业额左右，8-10%的利润要用3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个企业家很满意了，因为他开始营利了，但是他要有30年的耐心，我非常敬佩他。构建这样一个医养服务体系，需要事业的轮子和产业的轮子，两个轮子去推动，那么我们把它归纳为二三四五个模式。

　　所谓二就是微利综合，利润确实要小于10%，但是收回期能不能也控制在10年之内，30年太久，没准杨先生都坚持不到那么久。我们如果不做好两端，社会的公共政策端，还有消费者的购买力，两端不做好，让我们投资者在当中30年，这还是一个今天看到营利的，如果做了三年还没看到营利的，他要等多久呢？或者刚刚看到营利政府就变卦了，一看你营利他改变了，那么谁还敢进入这个市场呢？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事情想得细点，这个二的原则能不能达成共识，在定规划和一个一个的项目签订的时候，把它做得细一点，把规划、测算，包括时间、价值将近来测算一下，能不能有一个二的原则。

　　三组数据非常关键。老龄人口的数据，健康状况，收入状况。我们国家进入需求拉动，需求推动经济是对的，但是需求不足的时候，又开始讲供给侧的改革其实需求不足，想到了供给侧的改革是对的，但是讲得更多的是，有钱人买不到好的马桶盖要去日本买，所以要改善我们的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去产能、补短板，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搞社会政策的看到，需求不足还有更多的人是没有购买力的，面对没有购买能力的人，需求侧怎么改革？我们怎么利用现有的资源在不增量的情况下对资源更好的配制，让更多人收益，让年轻人有信心，让老人有钱花。这个需要我们学习帕里特(音)改进，这样改进我们的收入分配，改进我们的社保制度等等。

　　我们需要三个数据，其实一个数据更重要，老年人的收入状况，购买力。有效需求是有购买力的，没有购买力的需求只能叫需要，那不是需求，需求是有购买力的。三组数据非常重要，无论对政府来讲，还是我们投资者来讲，还是学者研究来讲，没有三组数据，别说话。拿了三组数据，我们再说话。

　　接下来四个要素。后面的专家圆桌讨论会有一个老年人生活成本，其实我们也在这里做了一下研究。养老服务的需求其实有四大要素要计算成本：

　　第一，土地和环境要收定租。说美国太阳城好，但是要看看太阳城的经营模式，其实它外面的其中一平和老年设施以及周边医疗旅游环境已经打造好了。土地及环境构成地租，不要刚拿一个秃光光，其中没一平的地块就敢溢价，因为要把土地和环境打造好再说养老，这才能受地租。

　　接下来，房产及设施，现在政府已经明确按民用价，不是商业价。即使这样，这个房租怎么定？肯定是要收房租的。

　　服务和人工，这里分了服务A，是指的老年生活功能的缺失，有一些家政服务的补充、照料。另外一个是老年人生活机能和健康机能的丧失，这要进行病理性的护理。这两类服务又不一样。民政部打造一个床位，如果只提供吃饭睡觉，平均15万人民币是可以的，连房带土地、床位，但是一旦上了医养服务，需要150万。这两个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分了服务和服务费里分了A和B。

　　最后，日常生活用品是需要受生活费的，我们把成本分为四大要素。那看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我们把它分为五种类型，这就是我们说的从P4到P0这样一个医养服务的供给和有效需求的PPP模式的第一个P，政府该做什么。我们把老人分成5种。

　　第一类是贫困老人，三无。三无就是P4，四大要素全部由政府提供，每个月350块钱的生活费、日常伙食费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我们有这样一些老人，不要忘掉他们，尤其在农村。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收入分配政策使这样的老人变得越来越少。

　　第二类是低收入有一份养老金，没有理财和家庭什么房产等等。这样的老人其实国家等于通过一生的劳动和我们的福利政策已经解决了老年人的吃饭问题。所以他的模式是P3，个人要付出的是P1。

　　第三类是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老人，他们可能两个人有养老金，而且有一套福利房的房产，甚至还有一点点理财。像这样的是我们的大多数，老人其实可以自己付生活费。如果我们用社会服务和换工、义工的方式，他们还可以交一些服务费用，购买一些费用，让他们交房租、地租不太可能，我们给出的参考定价也是2015年的情况，全国平均的情况。

　　第四类是高收入老人，我很希望我自己成为第四类，就是努力了一辈子，最后落一个算高收入，教师、医生、高级公务员，一般企业家等等。这样，我们可以自己来付生活费，我们可以交服务费，甚至分担一些房租。但如果一个月12000，我估计到我退休，清华顶多给我8000养老金，让我交地租可能交不起。这是第四类，P1，这个人群提供服务，政府还要不要那么高的地价。

　　最后一类P0是针对高净值老人，我们明天论坛讲的泰康现象，高净值老人，所以他们这四项都可以自理，可以让这个企业纳税，他们可以直接创造人口红利。我们剩下只能带动就业，创造更多服务费用的给付和就业，我们希望后面这样的老人越多越好。

　　这就是从P0-P4一个模式。我们到一个地方做规划，投资项目，刚才说的三个数据，老年人的数量和这个数量增加的速度，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的收入状况，三组数据一定要搞清楚，这才是我们可能做出四大要素，五种规范的模型，政府发包的时候和每个投资者提供服务的时候，你要准确的定位，你针对的是哪一种。我们可以把第一种，第五种剪掉，主要是在二三四，P3、P4、P1，三种模式准确定位，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有更好的设备保险和更好的商业保险帮助人们提高支付能力，我们相信冲向P2、P1的人群会更多，P3的会更少，我们不希望有P4的，那越少越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养老金融，怎么让人生一生努力工作，管理好财富，最后到老年有更好的购买力，这才是中国养老服务从供给到需求和谐发展的银色经济。

　　谢谢大家。

　　赵晓征：谢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杨老师从社会服务和医养服务的两个方面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特别是对银色经济和医养服务的二三四五模式。明天的分论坛杨教授还会有更加深度的解读，也期待大家的光临。

　　下面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周燕珉教授。周老师应该是我们这个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八届连续的大会主持人，同时又对于我们养老产业的发展一直起着非常积极的、有效的推动作用。

　　下面有请周燕珉老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周燕珉

　　周燕珉：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还在这儿跟大家还有一个分享。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养老项目规划设计的误区和要点》。

　　经过这么多年的筹备，大家说到养老元年的问题，其实咱们国家养老问题从很早就起来了。我们的养老项目也是逐年在进展中，最近这几年很多养老项目已经开始落地了。实践过程中从规划、建筑、设计到室内设计等等方面也都曝露出来一些问题。

　　今天专门说一下归纳出来，在实践当中感觉到一些养老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常见误区，还有一些主要的矛盾。先说一下养老项目规划设计常见的这五个误区是什么？

　　误区一，郊区老年住宅等于小型别墅。

　　误区二，最优的养老设施，好的养老设施怎么做出来呢？房间越多越好，能够赚回钱来，还有居室朝南，每个人都想象要求朝南，所以要做成朝南的，我是设计行业的。

　　误区三，说到老年公寓，要什么类型的户型呢？一个是屋子太大，老年公寓一定最适合的。

　　误区四，如果把卫生间是老化设计，最重要是轮椅转圈，设计上这样老人用就合适。

　　误区五，卫生间防水等于加门槛儿，要不然没有办法防水，水流到厅里或者是卧室里面，门底下应该弄一个槛儿，这是常见的问题，这也是开发建设企业这么想的。

　　还有规范，现在消防规范和实践当中产生一些矛盾，我们会讲到这个，还有养老院不能超过三层，使我们很多项目受到制约的矛盾。

　　先看这五个常见误区是什么？

　　误区一，郊区老年住宅，可以看到大多数现在郊外大盘都挺大的，上千亩地都来做养老社区。全都是一堆小别墅，占地多一点，联排别墅多一点。

　　我们看到面宽的相对比较节地的，大多数愿意做成这样，原因是如果是老年住宅，首先不能够要这么大面积。如果真的是为老人去住的，老人不需要好几个卧室，必须小型化这是肯定的。

　　但是做别墅或者是联排，都做的是楼梯，没有电梯。我们要做老人的，但是实际上做出来都是楼梯，老人每天上卧室上三楼，爬上去，他肯定做不到。现在50、60岁的时候能够做到，将来也做不到。如果这个地方是老年社区，其实在这一点上就不对的，已经是不对了。

　　现在老年住宅当中应该或者是必须，为了将来必须给他加一个电梯，或者是留有这个电梯的位置。现在也许经济条件限制，它可能做不到，或者确实可以不需求，我们也要留下那个空。留下那个空，将来加上电梯。即便现在经济上的问题不能够加上电梯，一定要留有位置，比如先当一个仓库都可以，要不然将来改造就没有办法改造了。

　　例如日本的松下生产小住宅的电梯。其实这种电梯特别小，在日本参观都看见过这种，都挺小的，而且日本现在住宅基本上都加了这个东西，他们个人住宅都是二层、三层的住宅，都加了小电梯。他们要求就是一个人坐着轮椅能够进到电梯里面的大小，还有一个考虑到有一个人如果是推他的大小，不用家庭住宅弄一个医院电梯。一般住宅就配好电梯或者是预留位置。

　　误区二，好的养老设施，房间多是居室朝南，当然现在讲的是老年设施，不是老年公寓，设施又泛指需要护理或者是半护理的，这样就是设施。在设施当中就是不一定非得居室朝南，这是大多数人的误区。

　　所有房间都朝南，然后辅助空间必须要有一部分要做，公共寝居厅就朝北了，这就是一个误区。老觉得把房间都朝南，一个一个好租出去，但是就把客厅给忘了搁到北边，或者没有地方只能搁到北边。

　　其实在做设计，特别是做老年设施，一定要综合各种因素来考虑。比如空间布局，其他方面还有很多要求。如果把房间都朝南了，也许带来的是动线不方便，护理人员效率低，这样还是不长，对老人服务不够好。考虑还是多元的，并不是仅是房间朝南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起居厅放在南边去。我们一直也坚持这个观点。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起居厅生活，如果房间朝北，没有关系，大部分时间都在起居厅里，可以晒太阳，如果大部分都在客厅，这样只有中午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晒到太阳。

　　当然还要考虑动线，特别有利于管理和运营服务，这样就可能有一些房间朝了东西，这样有一些取决的问题，从各种角度来说，不一定非得是房间都朝南，但是总体效率高，大部分能朝南部，这样比较好。

　　误区三，老年公寓。刚才说的设施，现在说的是公寓，公寓这种都是为了健康老人，他们觉得一室一厅比较适合，我们做一个50-60平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肯定适合，但是我们觉得也不一定，还是应该多样化。为什么？因为我们调研当中知道，老年公寓入住的人，很多人都是单人来住的，老两口有一个去世了，所以他才到老年公寓来的。要不然两个人都在家好好的，不一定非要来老年公寓，有很多是这样的，一个人来的，他也许不需要一室一厅，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就很好了。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不光是夫妇两个人，还带着他的父母，其中一个人更老的一个人一块儿来的，是三个人来。我们也见过，他有一个孩子是有病或者有什么，从小就跟着他们，这种本来先天有毛病的，一直是父母伺候的，父母老了，还带着他来住，这样变成三个人来住，所以老年公寓绝不是夫妇两个人来，还有很多种其他类型，这时候房间也要多元化考虑。虽然看到样板间都比较好看，比较适合，但是也是适合一部分人。

　　我们参观过瑞典的老年公寓，挺感兴趣的，觉得特别好。那间屋子面积跟一室一厅差不多大，但是客厅和卧室之间没有一个墙。例如有个屋子很有意思，他是一个作家，满墙都是书，有吃饭的桌子，鞋子的桌子，非常灵活，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布置这个家，而不是像我们平常床一搁没有别的地方，起居沙发一搁也没有什么地方了。这种空间非常灵活，我们老人就是希望给你一个空间我自己布置，而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布置房间。

　　误区四，卫生间就等于轮椅转圈在里面，现在很多设计就拿这个，我们国家有标准，卫生间保证轮椅能够转圈，上厕所，洗澡。我们卫生间为1.5转圈的直径做大一点，还有厨房做大一点，每个地方都大一点，但是卧室可能不够地方，或者总面积比较大，这也受不了，面积大了，也租不起。但是是不是非得卫生间转一圈呢？也不一定。

　　通过巧妙的设计完成上厕所的动作，目的不是为了轮椅转圈本身。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日本设计师，他把两边推拉门推开以后，就可以转圈的，所以整个小房间就不是很大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做到。重要的是考虑，很多设计师都不会太知道老年人上厕所是怎么上成的，别人是怎么帮助他的，很多人确实没有这个生活体验。我们也写了一些书告知，最重要是有一个服务人员告诉他空间怎么样是对的，而不仅仅考虑轮椅转圈。

　　拿一个事例，引用日本的，我们经常参观他们看到这种东西做的特别好。整个户型面宽，就是2.6米、2.7米的感觉，但是他考虑非常周到，比如一个床可以从小屋子里面出来，我们的大房间也许都出不来，从门那儿卡住，但它这个可以做到。但是厕所为什么小？厕所底下是三开的门，开完以后其实门开的比较大，所以轮椅不在里面转圈，就卡在门里面待着没有关系，推出来在外面转圈也可以。人家还考虑服务人员怎么帮他挪到上厕所的地方。只要把门设计好，这样可以完成如厕的动作。

　　误区五，就是门槛儿。我们为了防止水倒流，就设计了一个门槛儿。其实如果是轮椅或者就是老一点的老人上厕所，特别容易在这里摔倒。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位置。所以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东西。看国外的设计，地上不是高起来的，而是一个缝，水可以留在缝里面，不往外走了，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国外也做了一个篦子，这也是解决的办法。

　　再讲一下规范与实践当中存在的矛盾，就是消防法规最近从严执法，使我们养老设施的建设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原因就是去年那场大火，河南老人院落大火烧死很多人，我们消防法规从严执行。

　　我们看一下规定原来是怎么说的，规定原来是写的老年人和儿童的活动场所等不应该超过三层。然后条文中解释了，什么叫做老年人活动场所呢？就是指的老年公寓，养老院、托养所，老年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这么一个条文说明。但是在这个理解上，大家都是不同的。

　　在消防上，咱们设计师图片怎么认为呢？公共活动场所就是指多功能厅，活动室，老人集中在这儿开会、吃饭这种地方人员较密集的地方，是公共活动场所。当然也理解公共场所人很多，如果着火了，疏散情况非常困难，老人动不了，服务人员把他们运输出去也很难，这时候觉得这样的空间不要搁在三层以上，将来非常难，这也可以理解。

　　那么消防部门审批的时候，他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认为老年人活动的用房，只要有老年人活动的用房，就是老年人活动用房。老人只要在这儿活动就是一种活动用房，因此不能超过三层，就是三层以上不能有任何老年人使用的房间。三层以上就是居住房间，老年人在这儿活动，所以三层以上不能是老年人活动房间。现在如果住的房间在三层以上，都不让建设，审批过不了，很多情况现在都出来了。

　　大家有一个旧建的改造，十几层，最后只能三层以下有老人，三层以上不能有老人，审批不过。本来已经住老人了，一检查，消防不过关，审批没有过，现在不能住了，让大家整改，变成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设计过程中没有办法，土地也批了，规划也批了，突然到这儿消防不批，所以大家就变成妥协的结果变成两套图纸，在座不少有设计师，也知道这个毛病，变成设计两套图纸，一套是消防去批，一套是施工用这个。结果遇到这个问题，原来是五层都是写的老年居室这么做，三层以上不让做，那上面两层全换成“员工宿舍”，这样就过了消防那一关。

　　回过头说谁负这个责？设计师如果负责，这也很麻烦。设计师要求开发商负责，开发商也得认这个头，如果不认，床位太少。第二，规划局已经批了，不能重新报一遍规划，这样就认可了，责任就担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地不让上三层就可以了，还是应该从多种角度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让上三层，还有一个节地的问题。中国以后1/3的人是老人，大家都住在三层以下，我们国家土地根本不够使。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旧建筑当中有很多本来改造的时候，一二层本来是商店，就是在三层以上才能是老人可以去的地方，那么这也就改造不成，所以我们这里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希望不是专门说我们就简单地一刀切，不能在三层以上做老人房间了，还是应该从设施设备上多想一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舆论也是非常多研究这个例子。

　　看一下国外有什么先进经验？设置临时避难场所。主要原则是宜“隔”不宜“疏”，老人住的过程中如果着火了，并不能马上疏散出去，先隔离了，先不让烟呛着，然后救援人来慢慢把他疏散出去。

　　日本就是把活动室、起居室，公共起居厅封闭了，让烟不能进来，有新风进来，窗户可以打开，等待救援，这就是人家做的一种方法。就算三层以下，人家也不可能运出去，这么多的老人一个一个抱出去，推出去，都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消防设施设备上动一点脑筋，自动、自闭的防火门，一旦出现情况，它的门自动关闭区分出来，这个烟雾和火灾的一部分就隔离出来，其他地方就安然无恙。

　　还有消防拴做得特别好。有个日本的例子，我们参观的时候，他给我讲解。平常消防带都是特别沉，一旦冲水进来压力特别大，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小伙子才能控制消防的龙头。但是他们做这个是专门给老人院的，哪怕是护士也能弄成的，专门设计成这样，压力没有这么大。特别在刚刚发生火灾的情况下，里面都是值班人员可能是一个女的，拿这个马上把火灭了都可以，他在这上面想了很多的办法。我们觉得就是做得特别好。

　　总结，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首先是需要我们这么多年来，开始做了一些实践，有了一些经验，要把这些经验进行积累。

　　第二，打破思维定式，我们应该朝南，房间一室一厅，不是这样的，根据老人的真实需求想这个问题，设计要更多灵活化。

　　另外，坚持以人为本，设计不是为了做得好看。为了完成规范，而是应该看看老人，或者还有包括这些护理人员需求什么，为他们做好这个设计。

　　最后，应该是面向未来设计。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的人口可能老龄化程度很高，可是高龄化和超高龄化还不是现在这样。但将来这波人是走向高龄化和超高龄化，我们一定要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设计做到位。现在健康老人什么事都没有，将来一旦变成半自理或者不能自理的时候，设计不能浪费，就得重来，就得为未来着想，做一点准备。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周都会发布一两次最新的研究，大家关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还有我们在清华做了免费的在线公开课，我讲了其中一门课，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上网搜到学习一下，这是清华对外公开课。

　　谢谢大家！   

　　赵晓征：谢谢周老师的精彩分享。周老师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养老项目规划设计当中的一些误区以及要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还不能在这里分解得太细。明天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分论坛的主会场是适老化设计，以及还有很多实际的开发的案例，也欢迎大家继续参加。   

　　接下来有请清华大学社会学习老年研究中心的裴晓梅教授做关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尊重与理性的主旨报告。有请裴晓梅老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年学研究中心教授 裴晓梅

　　裴晓梅：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再一次登上这个讲台，我曾经参加了2010年首届论坛。记得那个时候规模好像没有今天这么大。当时大家分享的主要讨论的议题包括老年住房的设计、养老地产的开发，以及以房养老等等的问题。当时，服务并不是一个关注点，那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期。

　　刚刚经历了全球范围的这个金融危机，中国的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开始意识到这个产能有可能过剩，开始面对这个挑战。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寻求一种其它的机会。在寻求机会的过程当中，房地产企业、保险业争相选择老年住房作为一个新的投资领域。这样一个背景或许可以解释当时为什么我们是把这个养老地产这个概念作为当时的论坛的主题。

　　从那以来，这些年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老年公寓，老年社区项目拔地而起，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这些项目的建设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老年人口这个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否能够持续的运营，其实还有待遇评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的理念已经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从当时我们特别突出的养老地产到今天的养老产业，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是反映了在这个领域里努力的人们对老年人口社会需求的认识是在不断地进步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养老这个文件，基本的提法是养老服务业。我觉得这个提法明确了两个意思：一个是突出了服务在这个领域中一个核心的定位，另一个是突出了在此领域的行业的性质。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类别，这个领域的发展应该是以满足老年人口、社会服务需求为目的的，以多元服务提供为内涵，以经济和非经济方式为手段，既要包括合理的地产金融的内容，更要有系统、卫生和教育的活动，既要采用产业发展的方式，也不能忽视非产业发展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这个提法也正是这个行业在中国目前发展的写照。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个话题，一个就是尊重，一个就是理性。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养老服务业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的关键。

　　首先我想谈尊重问题。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尊重被服务者的需求和愿望，之所以要尊重，是因为评估现在的这个服务项目经常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关于规模、投资、运营、政策等等的这个讨论，有太少的关于服务对象、内容、方式和过程的讨论。只见床位，不见人的所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一些服务有的时候让人感到名不副实，难以获得老年人的信任。一个被动接受的服务确实很难被认为是好的服务。

　　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在一个中部的大城市，公立的养老院，这个城市的公立养老院和所有大城市的公立养老院一样，有着非常优越的条件，是一个非常规范的养老机构，有着稳定的财政支持，所以，这类的养老院通常都是排着很长的队，要等很多年才能够入住。

　　就是这样一个养老院，一天一个90多岁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全院上下乱作一团，可以想像，院方不得不去通知家属，家属来了以后跟着一块儿找，大家都焦急万分。找了一天，将近傍晚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老人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养老院的大门外。

　　这个院长给我看了一个他手机上有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是他们养老院大门口摄像头截下来的。这个视频里面，在蒙蒙的晨色中，紧闭的养老院平移的大门内侧出现一个瘦小的身影，只见这个人毫不犹豫爬上大门，颇为矫健的爬上大门，越门而出。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理解养老院院长的抱怨，老人违反了养老院的规定。万一出了事，养老院的责任重大。然后我们就看到，养老院院方的抱怨和家属对老人的训斥。

　　在整个过程当中，似乎没有人愿意听一下这个老人的解释，或许这个老人已经无法用语言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思了，亦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表达的机会，再或许他根本够不想解释。那么即便如此，我们是否也应该站在这个老人的角度反思一下？这是一位高龄老人，不错，已经90多岁了，但是生活完全能够自理，或许他独立生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但是风险并没有超出我们日常生活风险的范围。

　　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生活都有风险，儿童生活有风险，老年生活有风险，我们成年人在现代化的这个环境，在大城市的环境当中生活，难道就没有风险了吗？

　　这个老人可能需要一些照顾，但是也不至于必须被置于全天后的监护下，这个老人只不过想到外面去走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要到外边走一走的这个意愿，既然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到外边去走一走，为什么他不可以呢？显然他也不缺这个能力。90岁的老人，没有能力单独外出不过是我们的刻板印象而已。今天如果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们时不时的可能就会碰到一些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在行走。

　　我们这个情况可能表现的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会越来越多。然后在十几年前，我在香港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做公共汽车的时候，这个公共汽车要停下来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作为一个内地人，当时都有点着急了，觉得这个车怎么等这么长时间呢？原来，司机看到的两个老夫妇正在朝这个车走过来，虽然走得很慢，但是这个车上的人没有人抱怨。我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我也看到在街上走的人岁数越来越大。在我看来不过是践行一种自由的行动，而这种日常生活自由行动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吗？这件事不仅是一个老人需求和养老院服务错配的典型例子，更是一个对老年人缺乏基本尊重的例子。这个老人并不需要进住养老院，但是为什么住了进来？大约是他的子女把他送来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下，养老院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老人还是老年人的家人？养老院帮助子女照顾老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代价是老年人因此而失去了决定自主生活的权利，这件事就值得商榷了。毕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是服务的最终目的，而老年人的自主和自由才是我们衡量生活质量的这个重要的维度。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座的可能谈到马斯洛马上就会明白这是一个什么理论。这个马斯洛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出了人类有一系列的需求，大约可以分为五类，这些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需求，所有人类的这个活动的动机都和这五类需求有关。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这个需求是有层次的，先有生理需求，当生理需求被满足以后才有了安全需求，一级一级往上推，所以就分低级的需求和高级的需求。

　　这点在很多中国人写的书中反复的介绍这个理论的时候，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某个阶段，人是需要只用一些最低级的需求最满足以后，才能够去追求更高级的需求。但是，我现在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完整的。因为自从马斯洛的层次理论提出来以后，这70多年的时间里头已经有无数的研究对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了挑战。被挑战的不是这五种需求是否构成人类基本需求，而是需求分层是否存在。

　　今天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告诉大家，至今我们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意味着什么？我这儿讲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孤儿，一个还挣扎在温饱先上的人，或者是一个失能的老人，除了生理和安全需求以外，同时还有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我们千万不能忘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这个服务业，特别是养老服务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满足老年人获得尊重的这个需求。也就是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服务能够真正的为老年人满足他的需求，是不能忽视对他的尊重。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如何做，服务要满足老年人的这个尊重需求，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老年人获得尊重的需求与年轻人没有差别，我们必须认识到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一方强大一方弱小，一方决策另一方服从的关系。

　　老年人其实也有独立自主的安排自己生活的意愿，即使在他身体功能受限的情况下，也有自由行动的诉求。他也希望体验自己生命的价值，甚至为此参加一些带风险的活动。他是希望被平等对待，年轻人可以做的事他们也可以做，而别人不必因此大惊小怪。

　　满足尊重需求的服务也不过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些希望，那么建设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社区或城市，使生活在其中的老人在安全和熟悉的街道上疾行或者漫步，即使迷失或者走丢也会受到陌生人善意对待和帮助，给他们更多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增加他们的生活信心，建设一个让生命欢悦的养老院。这个养老院不必以有多少张床位而展示其实力，而是你能使一群失能的老人充满自理而自豪，以使他们面露真诚的笑容而动人。即使是走向生命的尽头，也能够走得安详、坦然。这就是我理解的我们要满足老人的尊重需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热情和努力并不总是能引领我们走向成功，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是需要理性的，谈理性可能有很多话题和这个相关，但是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对象，要对我们的服务业的对象群体有比较精准的估计。

　　在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两亿老年人，似乎这个市场非常大。但是两亿老年人的这个服务对象，这样一个市场，不过是一个想象，其实现实并没有那么夸张。从需求离别上看，慢病管理、康复和和缓护理等需求远远大于其它类别的需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用得上所有的服务，也不是用服务的人会总是要用这种服务。只不过这些服务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比较踏实。从市场规模上来看，在特定时间点上，只有大约5%的老年人需要养老院和护理院的服务，约1/4的老人需要某种类型的帮助。

　　我给大家展示几个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它告诉我们中国老年人口残疾的情况。其实如果分三个年龄段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残疾率是在上升，而且没有什么性别差异，甚至农村和地区，城市、地区也没有什么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残疾率是上升的，但是即使是今天我们拿到的数据我们也看到，80岁以上的老人也只有不足1/3的人是在这里面。我们相信这个数据是一个非常好的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老年人的残疾或者是带有慢病的生存状态并不一定是使他的活动能力受限。

　　我们再看这样一个统计，也会发现带残疾是可以生活，也可以生活自理的，就看残疾的程度。那么真正让老年人日常生活因残疾或者慢病而受到限制的情况，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然后我们看到即使是80岁以上的老人，也只有1/4老人是真正活动受限的。在这个问题上，性别之间差异很小，地区之间差异也很小。然后如果我们再去看肢体残疾和治理残疾不同类型残疾的分布的话，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比例就会更小了。

　　残疾是分智力残疾、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和口语残疾。我们看到口吃这种状态比例非常小，我们认为因为是诊断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诊断。还有智力残疾，其实可能问题也比这个严重。即使是这样，也是有个界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不是所有老年人都是残疾状态，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要痴呆。只是少部分人，我们的服务是针对这些人。但是每一个老年人都会有这种风险。

　　精准服务对象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对服务质量和成本进行合理和有效的控制。刚才我们谈到成本的问题，我认为谈到成本的问题是一定要和服务质量联系在一起的。养老服务的发展是要不断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分配再分配，以更合理的方式来使用。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是两个城市的民营养老从80年代到2008年的发展情况，一个天津，一个是南京。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我们看蓝色的部分是公办的机构，红色的部分是民办的机构。两个城市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公办和民营的机构承担的负担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测算看到了，住在公办机构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要远远好于这个民办机构的老年人，并不是因为公办服务一定好，而是因为公办的会收老年人的残疾程度和需要照顾的程度要轻于民办的老人。

　　我们要反思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需求，怎么去界定供给，怎么组织服务的递送，资源积累的方式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资源如何来分配，该如何测量服务、质量和成本，有各种各样的测量方式。最后，应该由谁参加资源分配的角色，是不是就是当政府来分配公共资源的时候，还有一个市场，在这里面有没有家庭和个人的参与的机会？

　　今天借助大数据，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有了这个机会对老年人进行这种评估。我们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建立信息化的管理的体系，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

　　我们最后应该怎么做？关键是我们如何学习，把它做得更好。谈到如何学习的情况，这也是理性要求我们要想进一步发展，把我们的经验转化成知识。

　　在座的诸位，我想大家都是长期从事老年服务业领域的参加者，都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经验再丰富，也面临着个体经验提升到一个一般性理论的这样一个挑战，一时一地的经验并不构成知识，因为知识必须具有普遍性，只有知识才能够解释、说明和引导更大范围的实践。当你建立一个老年社区，请先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服务模式来推销，你需要一些时间，用足够的证据证明有效地满足社区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服务是有质量的，成本是合理和可控的，当你这个项目不但在此时此地被证明是成功的，在其他地方和时间也被证明是成功的，你才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模式，它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基本事实，国际经验已经一再地显示，为老年人服务作为一个产业，它一定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形成的副产品。据我所知，欧美国家的老年服务产业全都是在特定的老年福利法案通过和实施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老年服务产业是由老年福利政策催生出来的，这点你们看美国的产业的发展，一定是在1965年，老年美国人法案通过之后，日本的这个产业发展也是在一系列法案，特别是介护保险通过之后发展起来的。

　　所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中，老年服务业，特别是老年服务产业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在福利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寄希望于通过鼓励老年人消费来拉动经济的想法和做法，其实是违背常识，并且违背我们已知的社会发展规律的。

　　我希望我的晚年也有机会参与劳动，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虽然满面是皱纹，但是我从心里头是自信的，我的笑容是非常迷人的。我不觉得优雅这个词一定是专用在明星身上的，我觉得优雅这个词也能用在老人身上。

　　谢谢大家。

　　赵晓征：谢谢裴晓梅老师的分享，我非常赞同裴老师的观点。裴老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要尊重与理性。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做养老项目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人对老年人有一些误读和误解。我们以为老人就应该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就应该尽享天伦之乐，或者你就应该到养老机构里面去养老。家里没有人照顾，特别是当身体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很多时候家属就把老人送到机构里面，但是很多老人并不愿意。

　　所以刚才裴老师讲到要尊重老人，老人有自主选择的、自主生活的权力，一个好的养老机构或者一个好的养老社区，不是看它规划设计多么高大上，设计多么豪华，而是它的运营从设计阶段、开发阶段以及后续运营服务阶段都要考虑是否尊重老人，我们的老人是否得到尊重，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否得到尊重。当工作人员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尊重老人。被尊重才是尊重别人。这个可能是我们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清华产业高端论坛，让大家真正去理解老年人要什么，我们的服务应该怎样做。

　　下面是最后一位专家的报告，有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物管理学院的何艳玲教授。

　　何教授身怀六甲，因为昨天北京天气的原因辗转航班，最后从广州11个小时的高铁来到了北京，非常辛苦，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何老师。有请。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物管理学院教授 何艳玲

　　何艳玲：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参加养老产业的高端论坛。事实上我本人并不是做养老产业的，我主要是在政府管理学院从事有关的政策、制度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刚才听了很多养老专家的一些发言，非常有启示。但是我想特别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它不是一个直接养老的问题，但是中国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在一个结构性环节当中的，所以我会讲整个总体性的结构定位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微观的问题。我的题目是《面向家庭的公共治理变革》。当然，康总让我加上一个“老有所养”，现在不仅包括老有所养，还有幼有所依，以及很多非常碎片化的问题，我希望在我的演讲当中能够呈现。

　　我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转型中国的社会陷阱。我认为必须要认真的去看，目前这个巨大的转型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的问题，才知道养老问题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在这样的转型风险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提出的概念是面向家庭或者回归家庭的治理变革。这个当然是跟我本身一直对中国的家庭，中国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结构理解有很强的关联度。

　　我想首先跟大家说，这是个非常大的。我们有个电影叫《小时代》，这绝对不是小时代。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我们改革改了30多年。30多年的成功是因为思想解放，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如果未来的30年中国将需要继续的成功，并且创造属于它的奇迹，可能跟思想解放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思想启蒙。

　　思想解放是你已经懂得很多，你更进步。思想启蒙是你根本不懂。关于不懂，现在的国家到底应该怎么建，一个和谐社会怎么构成，这个里面政府和市场以及国家和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以至于养老这种非常微观的问题在整个国家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我认为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源知识和源理论并不具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懂的基本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思想启蒙比思想解放更重要的。

　　谈思想解放，到目前的中国来说，其实太奢侈，可能是要再持续30多年的发展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为什么说思想启蒙很重要呢？比如大家都知道，“新常态”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词，大家都在讲这个词，但是新常态相对应的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没有认真的思考。我经常说，我们经常提出很多概念，但是从来没有人认真的定义过它，因为这个国家特别喜欢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很少定义问题。

　　我这里所说的新常态是对应三个词，一个是旧的常态，还有旧的模式和旧的做法；一个是反常态，你是非正常的一个模式和做法；还有一个词是超常态，就是你是超出常规的做法和模式。

　　当我们在讲新常态的时候，你所对应的到底是旧常态，反常态还是超常态呢？比如我们说经济新常态，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对应的是什么呢？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回到国家史当中就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宣称说，它的经济是永远在一个高位的增长。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说我实行市场经济，但是我可以连续很多很多年从来没有出现经济波动，永远都是高位运行。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非正常的，这是反常态。因为市场经济的自由调节的规律，一定会有一定的波动，而这个波动是一个市场经济应该有的一个特征。

　　任何一个国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陷入低谷，或者没有出现危机的状态，事实上这并不是正常的。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好的政府，并不是说让它的经济从来没有出现波动，而是说在它的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这个政府有责任和能力，能够让那些受到经济波动伤害的人还有尊严地活着。比如失业的人，比如不能劳动的人，比如老人，比如孩子们，即使他们受到经济危机的波动，政府仍然有一个强大的保障体系，可以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我所理解的国家的能力和政府的能力。一个强大的政府不是说他从来不会让经济出现危机，而是说出现危机的时候这个社会仍然是和谐或者是稳定的。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在未来的30多年当中，我们要习惯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出现这种自然的波动，这是肯定的，而对于政府的考验来说，就是在你处于低谷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来维持一个更红的社会的稳定。这个是未来的30年中国的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的挑战。

　　我想这个挑战等会儿后面讲，不是政府一个人需要承担的，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才可以承受这种在经济的危机的状态下，我们可能带来的波动和这个社会受到的伤害。这是我说的新常态的问题。

　　当下的中国的问题实质是什么？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周期性的波动是越来越明显，政府的调节在前些年，不管是在1997年，还是2008年，我们看到政府的调节展现强大的实力，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说幸免遇难。那个幸免遇难，1997年，2008年，中国几乎好像是熬过去了。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中国政府调节空间其实越来越窄，所以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说，你不要再说这是“小阳春”了，因为这个词以前经常是在某些周期性波动以后用来形容它又复苏了。

　　那么现在中央说不要轻易讲小阳春，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到底是经济周期进行作用，就是咬一咬牙马上过去了，还是经济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到了非重大调整不可的地步？

　　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中央说的一句话，叫结构性下行。结构性下行是什么意思？有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的周期性的波动，而是政治核经济的结构性的重大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要调整不可的阶段，今天是一个开始，这不是一个结束。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我想把开场白简单总结一下，大家知道1949年我们是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我们发现它在不断进行完善，并且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当我们宣称建立新的国家和城市以后，并不等于我们建构了新的国家。new state，这个是人民共和国，属于人民的国家；new country，是一个有物理边界的国家，这个并不是必然等同的。

　　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目前的一整套的宣称必胜的符号逻辑，没有经过实践重大检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套符号体系下，真正遮蔽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的结构性的问题，让我们难以捕捉到问题的实质，遑论真正的解决。

　　我最后一定要讲到，类似养老问题为什么比较严重？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也是这个重大的国家转型过程当中，一些我们没有能够看清楚实质的重要的问题。这个是我认为的，在这个国家目前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结构性的背景。

　　所以一个新的国家的建设或者国家的建设过程，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漫长的重大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特别重视国家建设的普遍性。如果作为一个人民的国家的话，让人民可以享受有尊严生活的国家的建设，则中国的国家的建设跟美国的国家建设并不必然和完全不同。因为作为人享有的基本尊严和需求，其实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的权利，并不会因为它是不同的国家的人民呈现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建设应该注重普遍性。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成功在于创造中国特色的国家，未来的30年，中国将会继续成功的话，将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创造这种普遍性，并且把一般的国家的普遍性做到极致。在这点上，与创造出来的理论相比，我们自己亲身目睹的这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常识”，其实更重要。

　　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说，和理论相比，常识是更重要的。这个国家很多时候有太多太多我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但是很少有人重视常识。比如一个老人失去劳动力以后，到底过一种什么生活，到底能获得什么样的帮助，我认为这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是这种人之常情并没有变成政策和制度的实践，这就是所谓的国家的治理和人民生活的脱节。这种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带来我们现在非常严重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阻挡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自信。

　　这是我的第一个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告诉大家一个观点，没有一种体制是完全可以适应所有的变化的，所有的符号和理论上宣称的必胜，都是可能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因为任何的体制在运行的过程中，都可能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导致衰败。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持续的变革才能够保证体制的生命力。没有一种体制是正确的，变革才是唯一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题目是最后的落脚点是公共治理的变革。   

　　第二个问题是转型中国的社会陷阱。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我们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类似社会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我想最简单的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1949年中国建立以后，包括1978年，这个国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后方国家如何增长，并且通过增长仍然证明你的优越性。

　　1978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增长还仍然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很多的学者都会说，增长已经不重要了。而我的判断是，增长起码至少还有持续几十年，因为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比较贫穷的、资源非常不丰富的，而且严重的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增长仍然是主旋律。

　　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增长，而是如何更好的增长。第二，如何让这种增长可以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福祉。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增长的故事的实现，其实是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捋顺关系的体系来形成的。这个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央地之间，第二是政府和企业之间。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调节持续了30多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一定要让市场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继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表明中国和政府的关系条件虽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问题。我要讲的是这个环节，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条件相比，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个才会带来类似养老、贫困等等这样的社会问题。

　　在政社期间，我不说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我主要在说它到底有可能有些什么问题，才导致我们现在要面临这么大严峻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这样一些偏差，这个偏差我把它归结为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政策的部门化。公共政策，其实是几乎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人都应该在场的政策，比如教育政策的制定，保障政策的制定，养老政策的制定，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公共政策或者社会政策的范围。但是，目前的中国的整个政策制定模式，不是一个公共政策的模式，而是一个部门决策的模式。教育政策是由教育部门制定的，我们习以为常，事实上教育政策是所有跟这个有关的利益相关者一起在场的决策，不是教育局的决策，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这是第一个。

　　第二，面向群众而不是群体的制度设计。中国的话语体系，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之上，我们是群众的逻辑，这个群众是面孔模糊的，是没有精准性的，没有特别需求的，所有群众几乎长着同样的面孔。我们的很多制度和政策设计是面向群众的设计，不是面向群体。群体是具有差异性的。这个导致我们很多政策和制度的设计其实不够精准，或者说很粗放，甚至导致资源的粗放式的一个投入。

　　第三，国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单位出现，而不是公益的代表，而矛盾者也仅仅是作为雇员出现，而不是公民。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包括养老在一整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实都是建立在国家作为单位，而劳动者是作为雇员的基础上构成的。所以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可能有不同的获得的社会保障的体系，这不是针对公民的和群体的制度设计，而是针对雇员的一套制度设计，是市场概念。

　　第四是弱势者救济的个体化。我们大部分针对弱势者的救济，基本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进行救济的，而不是以家庭作为单位。事实上，一个人获得救济并不等于他的家庭会获得救济，一个人可能过上一个比较的有底线的生活，并不等于它的家庭过上有底线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如果只是解决个人稳定问题，没有解决家庭稳定问题，事实上这个社会结构仍然是有风险的。

　　另外一方面，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此之碎片化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能够去让社会自己组织起来。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民间社会的一个概念，是一个邻里守望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在最近几十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给社会自组织起来建立非常非常多的壁垒，这个壁垒直到最后才有所松动。但是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里非常重要的民间社会的互助资源把它瓦解掉了。

　　在这个意义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制度是一个家庭缺失的制度设计。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既不是个人关系，也不是集体主义，中国是家庭主义，家庭兴安才国安，这是中国的逻辑。但是在很长的时间，我们很多制度没有把家庭放在这个位置上的。

　　据统计数字说明，我们目前有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5000万的留守妇女和5000多万的留守老人。这么个大留守，社会学家最关心它所带来的社会反映，而我作为一个政府的管理研究者，我所关心的是这表明中国的家庭结构被彻底地撕碎，由此带来的是家庭功能极端弱化。这个意味着以传统的家庭作为重要社会支持单位的转型，已经成为不可回避之痛。但是非常长的一段历史时间之内，家庭是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支持单位，包括养老。

　　而在最近这些年，随着家庭的碎片化而被撕碎，以及家庭功能的丧失，这么多的老人和孩子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家人不在一起，这意味着，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支持的功能，已经大大弱化。这个是中国目前真正的转型之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带来三重的缺失：

　　第一个，和市场相比，社会是缺失的。我刚才说，我们这么多年讲的故事是政府和市场的故事，很少讲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人民的故事。

　　第二，和个人相比，家庭是缺失的。

　　第三，和雇员相比，公民是缺失的。

　　这个三个缺失带来了社会问题。

　　第一个，与市场相比，社会缺失带来的是去社会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的利润未能有效的转换成社会财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是无效增长，至少它的意义是不太明显的，可以叫无意义的增长。

　　第二，与个人相比，家庭缺失带来的家庭随便化。

　　第三，弱势者缺救济。

　　这三重缺失带来目前中国的三类的风险。

　　第一类风叫做权利配置风险，权利配置风险是该得者未得。本来孩子可以有上学的权力，老去可以有尊严的活着，我们可以有闲暇，工作和生活达到平衡，我们该得到这样的权力，该得者未得。中国人为什么如此之忙，我们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是国家重大的关于家庭社会政策设计失灵的问题，因为逼得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劳动者，而不是作为家庭生活的成员。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衡的问题。

　　第二是财富配置的失衡，财富配置的失衡是得者不该。中国人并不怕别人比你富，我们真正怕的是他富的不应该，这是我们特别担心的问题。

　　第三，风险配置失衡是我特别讲的问题，就是少得者更容易受伤害。这个国家当中，弱势者有可能受伤害的机会会更大。

　　这是三类失衡或者三类风险。这三类风险意味着，中国目前真正面临的挑战有一个概念，经济学家经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中等收入的陷阱，这是经济的概念，中国现在面临真正的转型问题是发展的问题——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陷阱。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么多年创造这么伟大的奇迹，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觉得不满意？这个问题并不是国家的整个的整体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而是在于这个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我们所认为的福祉的增加和生活的安定，更深层次尊严的保证。这个意义上，我们个人生活跟国家发生了非常深刻的脱节，这种脱节带来了我们的迷茫和困惑，以及对于这个社会根本的不信任。我们把这个看成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陷阱。

　　几年前《新周刊》的封面是《保卫社会》。为什么要保卫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居然出问题了，我们如此注重传统的家庭，但是我们现在家庭居然被碎片化，所以我们必须保卫社会。

　　很多次演讲我都把这段话放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习总这段话非常深刻表明了，我所谓的要如何让家庭回归到国家的治理当中，如何让家庭生活跟国家生活对接。我认为这段话非常精辟的解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十八大之后习总说了这段话，他说：“我们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等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目标。”这句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非常精准的意义上表达国家治理和人民生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美好的生活不仅是由我们自己创造，还是由我们所以来的这个国家共同体创造。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面对这样一些转型的风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这是非常宏大的问题，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标题是这个，全面深化改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跟前面每一届三中全会的标题不一样，在以前的三中全会都是讲一个单项目的改革，但是这次的改革是说全面深化改革。

　　什么叫全面深化改革？在我看来就是国家的根本上的变革。我认为当下的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公共的治理没有办法匹配市场的转轨和社会的发展，就是治理的方式、治理的理念、治理的模式，没有匹配社会的转轨和社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个变革，这个变革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下一步行动，我认为是要有这四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责任；第二，是个精准；第三，创新；第四，合作。我简单把这几个讲一下。

　　这个责任是什么意思，主要是讲公共部门或者是政府的责任，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我看来，政府的责任是底线，让弱势者不劳而得，不仅仅是让雇员劳有所得，而且更重要是让你弱势者不能劳的时候还可以所得到。

　　我们说的老人的问题制度设计，其实是让老人失去劳动力以后，还可以得到他有尊严的生活所应该享有的基本的东西。

　　第二就是救济家庭，不仅仅是救济个体，培育家庭的能力，帮助家庭吸纳儿童和老人，这个是我认为当下的中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关键，这叫中国特色。在美国讲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在中国，以家庭主义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当中，家庭本身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强大国家能力的表现，让家庭更好的吸纳老人和儿童问题，这个是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解决的一个方法。这个意味着我们针对个体的有关政策的设计，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积分制度人才户籍都是针对个人的，这些制度必须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在某种意义上，培育家庭不仅仅是增长成本，更重要的是增长的驱动力。这个是有很多经济学家或者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们都会认为当你注重家庭，注重养老，注重儿童文化的时候，意味着这是增长的负担和成本。这根本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培育家庭是一个更重要的增长的驱动力，家庭生活本身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好的家庭会生产好的劳动力，这个是中国未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的最重要的一个要害。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优质的劳动力支撑整个的创新和转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更好的家庭幼有所依，老有所养就是更好的增长。我特别希望把这句话带给大家，更希望政府的决策部门能够深刻的意识到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不仅仅是这个国家在讲它的负担问题，而且是更好的增长问题。

　　所以更好的家庭不止是被增长所创造，而且也是新的增长点，也将可能是属于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经济的增长模式，从更好的家庭、更好的生活当中，去寻找我们新的增长的驱动力。包括在很多年前，我们提养老产业，这个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从更好的生活当中，去获得我们全新的增长的驱动力，事实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词，责任。

　　第二个词是精准。精准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政策是针对群众进行制度设计，从未来来说，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来说是从不断粗放变成精细化，制度设计也应该不断精准化。这个地方意味着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的需求来相对的针对不同的政策。在这里面我特别讲到扶贫这个概念。

　　中国目前的扶贫是针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政策，不是针对人群，针对贫困人群的扶贫。这意味着我们仍然是粗放式的政策的设计，它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但是并不能够落到需要人的手上。我们大家都在讲养老服务，事实上养老服务业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分的市场，在大多数国外养老公寓当中或者养老的场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根据不同的老人的不同阶段，区分非常非常多、非常精细化的服务类型。这些服务到底哪些是由政府提供，哪些由社会提供，哪些由企业提供，这是非常复杂和组合性的问题，这是复杂问题，而不是简单问题。

　　精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会聆听到不同的声音，在这点意义上，要让不同的人的声音都要回到政策设计当中。政府经常开很多听证会，我经常发现有一些听证会规定18岁不能参加，60岁以上不能参加。你的政策不能让60岁以上的人参加，不能让18岁以下的人参加，这是什么逻辑？聆听不同的声音，让多数声音建构决策，让少数声音改善决策，让不能发声的人可以发声，我们的养老制度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点问题的？因为老年人从来没有在养老政策设计当中真正发出他的声音，很多是失声的。

　　第三个是创新，创新才能够找到更多的资源，才能够解决我们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创新是我们将要为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养老，包括贫困，包括教育，包括失业，包括环境的污染，为这些问题找到全新的整合的创新性的创新解决的方案。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重组的概念，任何事物都可以被拆借，任何事物可以被重组。这是一个跨越组织和边界的一个全新的方式。

　　香港有个非常有名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其实就是用企业的方式完成社会使命。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跨界和重组的方式。是不是企业一定是赚取利润的？政府只是存在公益的？不一定。有可能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跨界重新组合的方式，解决我们面临的养老的问题。这是全新的社会创新解决方案。

　　最后一个词是合作，我特别讲这个词是因为传统扶贫的问题，我们经常定义为政府问题。养老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把它认为政府要有底线，但是在这些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不止是政府，不止是市场，也不止是社会，而是我们必须在一起，才能解决越来越复杂的后工业化社会所有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这一点上，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来到这儿，是因为我希望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分子，一个个体，一个将要老去的人，我可以做的是什么？我在这里呼吁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其实可以都在一起，我们今天在座有来自政界的，有来自企业界的，有来自非营利组织、高校的代表，我们在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合作我特别要强调，对中国来说，重建邻里守望，重建互助系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退休族4年以后的生活，发现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平均有16名朋友或者熟人，不满意的只有10个朋友。为什么？你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属于你的生活共同体，这个是意味着你未来的老年生活是否可以足够幸福的关键。所以重建一个能动的社会，重建一个社区共同体，这是目前缓解中国社会自身问题的真正的良药。这个良药可能不一定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我们所有的人。

　　这个意义上，政府的职能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政府不再直接做一些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建平台。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组织架构是工厂。第二次是公司，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组织架构是平台企业。平台思维意味着将来的主导型的责任是创立规则，搭建网络，整合资源，推动变革。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政府的人，我认为在养老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上，未来的政府将越来越多承担平台的责任，如何搭建有效的平台，将所有的资源建立适当的规则整合在一块儿，这是我们要面临重大的挑战。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中国改革30多年并不意味着改革已经完成，而是我们将会为真正的改革，也就是变革做好准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结束，而是还处在开始的开始，30多年只是为我们做好更多的准备，并不是我们解决了这个国家根本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意义上，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个全心的大的挑战，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个人的立场，你做不了100%的改变者，就做0.01%的改进者。有立场，不然对不起沸腾过并随即凝聚身边的历史。有情怀，不然对不起流淌心间的万般感受。有坚持，不然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幻想。就好像我刚才走进会场，听到那首歌《当你老了》，事实上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样一个跟我看起来好像有点远的问题。

　　最后我想用这句话来总结，一个人有思想是寂寞的，而一群人有思想是可以改变的。谢谢大家。

　　第四篇章——高端对话：养老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高端对话

　　赵晓征：今天在座各位其实都是对于推动中国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份子，我们应该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今后都会老去，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论坛口号就是影响养老产业的力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这样一个力量，去改变，去推动，让社会变得更加好。主旨报告环节到这里为止。

　　接下来将进入高端对话环节。下面有请今天对话的主持人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袁牧先生，有请！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副院长 袁牧

　　袁牧：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在清华大礼堂舞台上能够为大家主持很短的对话。有请对话的嘉宾到台上就坐。有请周燕珉教授、裴晓梅教授、杨燕绥教授、何艳玲教授。今天对话其实不是那么严肃，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面对四位女教授，其实挺尴尬的，压力也很大，党代表不太好当。

　　先说说简单的规则，因为今天的话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话题，所以说四位教授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也随时可以打断别人的话，如果你们认为可以争论的话，可以随时打断别人的话，然后也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们之前为了这个对话，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四位教授各自来自于不同的领域，都是各自领域里面的翘楚。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让大家能够讨论起来，我们煞费苦心。最后我们选了又选，最后选了两个话题，今天放在对话的栏目里面，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两个话题想听听四位教授的精彩发言。

　　大家知道，我们一直都在谈老人问题、养老问题、产业问题，包括今天上午可能很多在座的嘉宾都参加了会议，今天上午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专家委员都戴上了银发。为什么戴银发？大家自己左右看看，其实周围你们能见到真正的老人不多，在座可能有，但是真的不多。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我们不是老人，但是在谈老人的问题。我们在关注老人的时候，关注老年产业，关注养老问题的时候，我们多少老人真正参与到其中，其实我们今天想谈谈这个。

　　我们知道快速进入老龄化的社会，我们的老人在这个社会里面究竟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他们自身的价值是如何体现的，这个问题说来可能也挺大，大家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去关注过这个？包括今天几位或多或少都谈到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进入这样一个政策制定，企业介入等等过程当中，我们多少老人是真正介入的。我想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我提给裴教授。

　　这个问题就是说，裴教授其实做大量老年人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裴教授调查和研究当中，您有没有了解到，作为我们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人们，他们对于养老的理解是什么？他们对于养老产业的理解是什么？那么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我们一直在说老年友好的社会又是什么？而不是我们理解，他们理解的是什么？

　　裴晓梅：尝试回答。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我们这么多年做这个研究，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接触到不少，我昨天刚从宁波回来，宁波也是做老年社区的支持系统的研究，而且还是一个国际研究。那么关于老年人的角色问题，老年人自己怎么选择？说实话，我们在访问大部分老年人的时候并不具备他们对产业发展是怎么样的，因为老年人是不会去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服务需求是有期待的，对国家是有期待的，对家庭是有期待的，而且在实质当中，自己对老年的认识我觉得也是很清楚的，越是到农村去，你看到老年人的参与，当然您会说这是因为他们条件限制，他们不得不参与。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很多老人有家，三代同堂，现在四代、五代同堂都有可能，仍然参加劳动，独立开垦一些地方，种植一些蔬菜，是生产性的劳动，而且有的地方老人是有组织的。我们都知道在90年代时候，老龄委曾经号召过，要求过基层，差不多农村地区，每个村子都要一个老龄协会，当然大部分老年协会并没有认真去做，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年协会为自己本村的老年人去积极地组织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和福利活动，甚至他们是村子的财富创造的重要贡献者。

　　所以我们看到老年人本身是对老年生活问题，自己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即使在城市地区也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国家是有期待的，希望福利制度应该是越来越好，我想这是每个人的期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希望这个组织，我们作为纳税人，我们纳了之后，我们希望有一个福利，这种期待也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并没有特过分的期待，也并不像网上或者媒体看到的抱怨或者是过分的要求。

　　那么对于生活的改善，老一辈的人其实更多的是满足，更少的是抱怨，你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另外我们要知道，我们说的老年人，此刻的老年人和十年前的老年人可能还不是一样的，和20年前的老年人不是一类人。或者是未来的十年，或者这一代，我们已经是老人了，我反正是老人了，已经和我的父母辈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否完全回答了您的问题，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老年人，中国大部分老年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都是非常的积极地、努力地为国家，为社会，为了邻里，为了家庭做贡献，这是主流。而当他们身体，即使在他们身体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一种主流。

　　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流动人口子女离开了，会有一些很极端的例子，比如说社会学研究发现，湖北的自杀率高的现象。但是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极不平衡的地方，因为太大了，有的地方就是做的非常好，有的地方做的比较差，但是总体来说老年人的独立自主是一种主流现实，我们必须承认。

　　而我们的媒体或者是我们的公共理论，甚至我们政策制定者，在谈到老年问题的时候，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这是非常遗憾的。媒体看到的更多是负担，我们经济学家谈到老年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们会有这么一个大的负担，我们怎么承担问题。然后我们政策也是跟着这样一个舆论走，也认为我们解决是一个负担。但是我们忘了，我们的老年人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社会资源，这个资源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去挖掘。所以我并不担心，我并不认为将来社会就那么糟糕。因为我们的老年人虽然70、80岁，还可以做这样的贡献。

　　最后，我对“养老”这个词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英文好像从来没有“养老”，他叫“Social support(社会支持)”我们在中国用了养老这个词，政策制定者引用这个词，我们看到情况是绝大部分老年人没有被任何人去养或者是赡养。首先在城里老人是有退休金的，这是他应得的，他的劳动，他前面的贡献给他这个权利，他没有靠子女，也没有靠国家。你给他的养老金，是他的应得应份的，不是谁给他的。然后，他们还在为家庭做很多的贡献，为社会做很多的贡献。

　　我在宁波地区的社区当中去访谈的时候，都是老年志愿者。然后老年人在帮助老年人。所以，一个“养”字把我们老年人整个形象就给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弱势群体，而我们需要做出努力，来纠正这样一个错误用词。

　　袁牧：谢谢裴教授给我们展现老年人积极财富的这一面。刚才裴教授提到了，我们一直也来也在跟踪和观察这个现象，不到20年前我们去日本，发现日本跟中国很像，有很多东西很像，其中有一个特别像的是，日本在他经济发展最快的60、70年代，他的社会财富暴涨的时候，带动了那一代人财富的积累。但是他这个财富积累并不是可以持续延续下去的，那一代人之后的那一代人其实没有积累那么多的财富。那么这个时代过了之后，到我们去日本的时候，这些人老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社会财富在老年人和年轻人手中的积累是不一样的。

　　其实中国也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发展速度非常快，那么社会财富也有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一代人其实也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但是你也会看到这一类人在老去，而且未来十年、二十年是这一代人进入老年的一个过程，他们的下一代其实并没有积累这么多的财富。其实这样是不是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契机？就像刚才杨教授在的说“银色经济”，其实老年人在“银色经济”当中应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刚才说的社会企业，即使不图盈利，但是一定会有投入，那么这个投入从哪来。这种投入在我们这一波老去的人里面，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契机？这个我也想听听杨教授怎么看的。

　　杨燕绥：其实你的题目是老人参与，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也想问问在场的大家，谁能给出老人的概念？什么叫老人？

　　袁牧：刚才说了很多，60岁以上。

　　观众：老年概念就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法，就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

　　杨燕绥：刚才说60岁以上的人就应该退休吗？两个概念，老人、参与。我想先说老人，谁是老人？这是一道算数题，每年国家颁布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从出生开始算，从死亡算一个预期寿命，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减去养老金的余寿，就叫老年人。这是一个动态的算数题。我们国家城市居民超过78岁，西城区户籍人口超过82.7岁，这个数据现在非常重要。

　　如果按照城市居民78岁来说，那么现在养老金者的平均余寿15年。78减15，就是2015年底中国老年人的年龄63岁。等我们平均寿命到79岁的时候，应该是64岁了。全世界养老金者的余寿在12点几到13点几之间，更应该往后推，这是我们自己说的老龄化速度真的非常快，这也是一个定量的东西。我是建议进入小学课本，叫老人。

　　第一人口消失，当然给第二人口红利了，老人参与，从就业、纳税、投资、消费。消费刚才说到了，日本老人现在，其实我们看到从0岁到90岁，那么是谁在消费？德国、日本非常明显，55岁到85岁的老人掀起一个消费高峰。中国现在很奇怪了，第一个高峰是十几岁的孩子，第二个高峰是30岁的人，他们的消费已经达到了平均消费40%，比平均消费高了40%，所以我们显然义务教育走空了，现在义务教育搞起精英教育，所以家长都搞预期费用，大家搞得都为结婚买房。老年人从70岁看病以后，消费一路下滑，一年消费两三千块钱，几乎不消费了，到90岁突然又消费了。

　　我们跟德国、日本超老年人相反，他们是为健康花钱，我们是为房子花钱。让老年人怎么参与？大家可以看两个报告，就是OECD国家，50年发展规划，他们不是5年，是50年发展规划，规划里面提了很多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70”。一个就是劳动年龄的，他们国民劳动年龄向70延伸，现在是65左右，有的66、67，向70迈进，就是到60年之前。

　　第二个70，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达到70%，不可能让60到70岁的人都去就业，但是能不能达到70%的人参与就业呢？所以他们70岁非全职就业岗位已经超过70%。

　　我去过海盐县，那个地方产橘子，周边到处都是橘子林，政府只做一件事，橘子林旁边制作一种车，很轻便。摘橘子把车装满了，给20块钱的劳务费。有的老人早上睡不着4点就去摘橘子，装满两车就挣了40块钱，然后在老年社区吃午饭过一下午就回家了。政府其实就解决了一件事情，就是做了一个车，老人都可以参与。

　　OECD这个国家，两个报告让我印象非常深。怎么能够创造老年第二人口红利，就是老年人的就业，老年人的经济活动，老年人纳税，老年人投资，更主要是老年人消费，老年人要能颐养天年，年轻人提高的人力资本有人买单了，大家投入到老龄事业的供给，就是有效需求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袁牧：我插一个问题，您说了这么多，影响老年人消费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杨燕绥：刚才说了，我们看到的曲线，当孩子教育到13、14、15岁的时候，他的消费已经高于平均消费25%，这时候他们爸爸妈妈的消费水平低于平均消费25%，连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在支援爸爸妈妈。当年轻到30岁买房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平均消费水平低了30%到40%，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把钱都放在了孩子的教育，12、13岁为了考好的中学，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什么班都去上。

　　现在我们最大问题有两个，一是教育。我们的义务教育里面居然搞出精英教育，分出来区重点、市重点，这是义务教育，怎么搞出精英教育。第二，我们没有首住房，我们目前正在解决住房公积金怎么办，我们没有解决首住房。有了首住房，二套房，三套房，得到很多的公积金，这个公积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没有解决首住房，全家为孩子教育，去上好中学，为孩子结婚买房，让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消费水平一路下滑，这其实是两个公共品的问题。

　　袁牧：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杨教授说的我自己刚才很惭愧半天，因为我就是早上4点多起床。

　　刚才其实我们谈到老人在经济社会当中的作用，也谈到了老人在对于公共政策影响的作用。下面我也想请何教授谈谈，大家知道在现在所谓的老人，60岁以后，更多是叫做退休的老人。我不工作，我要颐养天年，这是中国人对于老人很直觉的概念。那么实际上从他自己，中国人有一个很传统的概念，我工作是在单位，一旦退休了，我成为老人了，我就变成社区了。而真正在社区里面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刚才何教授提到一个词叫“社区共同体”。我也想请何教授谈一谈，老人在社区共同体里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艳玲：其实首先就是中国人不太会用社区这个概念。刚才我用了是一个邻里守望，就是邻里的概念，邻居之间带有一种非常强的，熟悉人之间的关系连接。所以在我看来老年人在这样一个社区当中所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可能有这么几个。

　　第一，老年人在社区里面通过他的一些强关系能够构成各种各样的团体，而这些团体会为他营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共同体。实际上我是觉得所谓的颐养天年，刚才我举的密歇根大学的例子，你拥有的朋友多少，实际上决定生活品质，老年人的抱团可能会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网络。

　　在非常年轻阶段，很多时候是依靠弱关系，不太紧密，但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机会，你老去了以后是依靠强关系，是可靠的，是可以信任的，是可以被依赖的，这是社区里面第一个作用。

　　第二，老年人在社区会营造一种邻里的仪式感，刚才我讲的幼有所医，老有所养。这两大群体在社区、群体里面，本身意味着这就是社区和邻里，所以有一种仪式感。

　　第三，他们可以再社会化，就是在社区的老人如果能够在一块儿，他可以实现第二层的社会化，第二层社会化可能跟很多其他的资源是相关联的，包括刚才所说的经济。

　　我记得在广州，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传统，很多人觉得广州可能不太注重家庭，但是我发现广州家庭观念特别强，社区观念特别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每个星期，老人每天都去茶楼喝茶，而且是固定的朋友，这些人构成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社区的空间，所以他有这样一个习惯，会让他建立很多强的支持，强关系的连接，这个构成一个社区。

　　杨燕绥：我想补充一个信息，听共青团中央工委的社工社长讲，他是组织社工义工，结果报名的人大部分人都是65岁以上，所以他就很痛苦，按照他们的条例只能接受45岁以下，报名都是65岁以上。他很困惑，到底接受还是不接受呢？面对这个现实，他有一次问我，只要这个65岁老人觉得自己很有体力，有能力，他为什么不可以做社工呢？他说可能是共青团工委，然后共青团说，7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

　　袁牧：年轻人在之前是往上抬的，既然能够抬到45岁，为什么不能抬到70岁？后面一个重要问题留给周教授，我们一直说老年人要参与到社会活动，最直接的参与就是老年人为自己所做的这些工作，能不能直接地参与，我想问问周教授，您做了非常多的老年社区、养老设施，这些设计和规划，在您的规划当中有没有老人真正参与到您的规划设计当中，以什么方式参与？

　　周燕珉：确实要说起来，我们做设计的时候的确没有老人参与这件事。甭管是开发商请我们做设计，或者是政府咨询什么，或者制定一些规范标准，基本上就是开一个很多老人都来说话的会议，的确是比较少的，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一个缺陷。

　　我原来在日本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真参与过这种事情。我们开一个社区类似的会，政府也来参加了，各行各业要一个人。一个小学教师、会计、家庭妇女等等，大家来开会，说是这个街区应该怎么办？这种活动我觉得日本开展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当事人亲自参加，参加了这样一种讨论。

　　那么我们规划这边或者是设计这边的确是做的少。这个就是发生了问题，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我们碰到这些规划大多数都是开发商，开发商都是30多岁、40多岁这种人，是主要的他们讨论这个事情。做设计的时候，或者是规划思想当中，自觉不自觉地带有青年人或者是中年人的思想。然后更别说细节，就是说规划上就是这样，刚才片子里面也说了，就是想不到老人的事就想着楼梯就行了，没有觉得老人住三楼不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或者有一步台阶，这对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可能想到的是经济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能不能卖出去，有没有人来使用、租等等。可能更多是关心这些事情。

　　比如说做细节的时候接触到样板间或者是老年设施，这些室内设计师也是挺年轻的，现在我觉得越是实际操作的人更加年轻，对于他们来说体会老人生活也是特别大的困难，完全不体会的。我老是跟人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来把老人动作做一下。我刚才说洗澡这个地方做错了，为什么做错了？没有觉得。我说你来看一下我怎么洗的澡，我就是做一个动作，第一步怎么样，就是浴缸能不能跨进去，跨进去扶在哪儿，然后转身坐下，坐下以后这个动作怎么完成，怎么办。年轻人没有办法想象，这不能赖他们，确实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我们感觉这些东西应该去访问老人，我们的学生我现在要求他们，大多数都在老人设施里面做义工，跟那个地方也是比较严的意思，去观察他们，虽然自己年轻，不能够真正体会这种东西。但是观察他们这也许知道。

　　我自己个人，我的父母80多岁了，特别是我父亲现在已经属于全护理，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给我看见了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能够很自信地说出来，你应该这样做，其实还是因为我自己也老了，这是一方面，但是真正看到老人真正的动作才能把这个设计做好。

　　我们回到应该让老人参与，解决他们真实需求，而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觉得老人应该这样，甚至于年轻人自己的需求嫁接到这上面来，这是非常不对的。

　　袁牧：谢谢周教授，周教授很坦诚。其实周教授做很多的规划设计是完全从老人角度来去做，来去想的。但是周教授也承认实际上我们跟老人这儿商量不多。那么所谓商量，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这儿其实直接引出我们想说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互动过程，也是一个商量的过程。

　　两年前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叫做，最初叫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现在叫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里面我们制定很多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北京现在轰轰烈烈在进行北京行政中心建设，也一直在做北京市非首都职能疏解和北京市人口疏解工作。

　　那么涉及到我们老人这一块，其实也有很多政策出台，比如说我们围绕着北京、河北、天津，这两年建设很多养老设施和养老社区，从开发商角度来做的，也有从政府角度来做的。实际上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民政局局长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北京市今后不会再建设大型养老项目。

　　结合这一系列的举措来看，其实这里面暗含着一些话，网上也炒的沸沸扬扬。就是养老是不是非首都职能。也就是说北京的老人是不是就不应该待在北京了呢？实际上政府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也没有跟大家商量，也缺乏一种沟通的过程，至少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跟大家商量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我也想接着问周老师这个问题。从您做了这么多的规划设计，也对这个市场做了这么多的了解，您觉得在北京养老设施是多个还是不足？还是有多大的空间需要完善？

　　周燕珉：北京的养老设施，我们也知道北京市里的老龄化其实相对于近郊这一块高得多，原来老人不在市里。当然在室内的老年设施不够，我们也调研过，四年以内老人设施都满了，甭管是不是原来做的非常差的，原来敬老院式的条件很差的，也是住的非常满，甚至于政府都是排很长时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外圈一点，五环以外的养老设施就不行了。尽管条件也非常好，但是新建的大型的都是入住率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北京市的室内针对老人人口对比率是不够的，但是往里多建也不可能。

　　北京市2016年底要求建设208个社区养老的中心，现在叫养老驿站等等。现在其实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努力争取今年达到每个社区都要覆盖。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它是很难找到场所。因为社区里面没有这种空地了，可能原来居委会腾出一小块房子来。所以是应该提倡就近养老，就地养老。但是有困难，装不下了，房子都已经有人住了，没有办法完全腾主要。

　　原来还有一个想法，那时候觉得老年人口多了，以前就是一个小学腾出来了，结果没有想到现在二胎，不成立，不可能腾出这种房子干这些事情。现在往外推一推，推到周边去，也不失为一种政策，我觉得也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先往外走的人我认为是年轻老人，就是退休以后，可能上外边玩一玩，或者是住一住，看看怎么样设计这个地方。但是到了特别老的时候，是不是再回归城里？

　　这件事也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因为医疗问题必须回归，那么将来城里老人问题怎么解决？城里本身是经济政治中心，老人也可能不是特别匹配城市功能。但是到外边去，那我们其他的配套条件一定要上去，这样才可能再京津冀一体化，或者是廊坊一带，大片的老年社区盖出来了。如果那一片真正安定下来，生活的很好的话，我也觉得可以接受。

　　杨燕绥：接着周教授讲这个，因为北京城区户籍人口平均寿命都超过82岁，所以养老服务在北京，尤其老龄老人服务，可能高能、失龄护理在北京是一个大问题，不可能把老人转出去，不可能，郊区化成本太高也不太可能，北京医疗条件是最好的，解决措施是什么呢？因为我夏天在北京上课，我冬天在深圳上课，清华叫跨学科建设。北京到晚上你看很多楼房没有灯，空房率特别高，深圳不一样，深圳房子家家亮着灯。

　　对于北京来说就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大家可能看过《桃姐》这样的电影，所以我们民政部35号文件也讲到，10张到20张床位可以办小型护理院。刚才发言讲到多数拿养老金，属于中低收入的人，后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小学护理院。小学护理院房子，《桃姐》那个电影，护理院房子就是两个单元组合起来，很多兄弟姐妹腾出两个单元，做一个小型护理院。我在香港跟踪两天，小的就是16张床，就是两个单元就可以了，最高30张床。在北京真的特别适合建立这种小型护理院。

　　要想建小型护理院，我们就得解决护理院长之家的问题，因为这些院长需要定期培训，而且医院的综合科室，老年病菌要支持他们，因为老年人综合症，还有一些急症要处理。你让他们当护理院，我这边打车跟司机说，司机说干到50、60住不了，如果你们盖一个小型护理院，司机说谁敢干，死一个老人还不得把我宰了，现在太需要这个小型护理院了，需要有医疗支持，还有法律支持。

　　一个老年人不能正常吃饭。老年人说我还能活几天，我就要正常吃饭，那要签一个协议，一旦喂饭呛了，那是谁的责任，要说清楚。如果孩子不同意，老人说我就要自己吃饭，活一天就要自己吃饭，那就是老人自己的事。桃姐一到下午四点就来护理院看，有没有纠纷，有没有褥疮，老人想去看病，这时候护工去谈。

　　所以我在湾仔区看到都是香港最穷的人，低保的人，16张病床，院长一个护工，两个人分，还不收费，为什么一个护工照顾16个人老人没有问题，配餐的地方做饭。医疗有综合照顾，也不用洗涤，所有的床单，褥单有专门洗的地方，在香港是2200块钱是低保，这样已经出去1800，还有400块钱的零花钱。所以这是一套社会系统。

　　刚才讲政府干什么？政府做的是平台，政府千万别跑到前面开车去。我听到有一个地方，人家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人家做的已经很好了，政府突然想起来，干300多个国企，都变成政府手下的，这就错了，政府搭平台，建规格，千万别跑去开车去。所以北京需要这样的，把那些空置民房利用起来，做小型护理院。院长需要有院长俱乐部支持他们，否则谁都不敢干，这一关必须克服。

　　袁牧：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顺便说一下北京和深圳很大的区别。北京的房都是黑的，深圳房都是亮的。房子都很贵，北京房是金融产品，深圳房都是住的。你也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个政策提出来以后，我们这种政策或者是规则也好，是谁来定，怎么定，现在都已经说了。

　　那么后面我也想问一下裴教授，如果说真的这个政策真就这么执行了，就是说北京待不下去，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北京实际上就是核心这一块的老人比例非常高。当然老人还是很长寿，当然这个杨教授没有说，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之所以北京这一块大家为什么80多岁这么长寿，就是因为你的设施全，你的设施好。要没有这些设施长寿不了，但是我出去了可能就没有这么长寿了。但是，真是政策下来了，我们真要走的话，这些老人都要出去。那么政府从政策也好，或者从一系列的保障也好，我怎么才能够置身异地。因为这种异地有时候划分非常大，可能北京四环内的，也可能就在五环外或者是六环附近，这很近。也有可能就去保定，就去廊坊，去张家口，去天津，也有可能。甚至于现在咱们东北很多老人是在海南养老，这个跨度非常大，怎么从国家的政策也好，保障机制也好，他们能支撑这个，怎么才能做到这样？

　　裴晓梅：我先说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刚才谈到东北老人到海南去养老这件事。首先他们不是完全养老，他们就是在那待几个月，最多半年，大约10月下旬就过去了，然后3月之前肯定都回来了。然后他们那儿确实东北的医保在那儿是可以报销的，所以这个政策就特别清楚了。然后东北的老龄委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趁着慰问老年人的，帮助老年人的机会，领我们去玩一圈，所以这个事情就做的非常好。

　　袁牧：东北的老年人是在海南慰问的。

　　裴晓梅：对，东北老龄官员都会拿着一些东西，这是那些年，最近这几年我不知道，到那儿打着去慰问老干部的旗号就过去了。第二，这个事情无论是北京还是我们要把北京的老人弄的，这个决定或者这个意图，总之北京市特想这么做的这一系列的，没有我们老年人说话的份，这是肯定的。

　　我们刚才讨论的老年人参与决策，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的房子，我应该布置成什么样。我们说的是老年人的参与，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利益群体，他应该在各项公共政策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在这样的决策当中完全没有听到老年人的声音，这就是哪一个单位，是民政这样一厢情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我在回答您的问题上，我先下一个结论，这个政策制定起来很有难度，并不见得如他政策制定者所愿，就是我们老年人都出去了，尽管在石家庄，在北边建了很多好的养老设施。首先就是不能在北京建大型养老项目，觉得不是北京的遗憾。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建大型养老项目？如果除了以规模去争取效益的话，对老年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在北京把一个过去养老院，就是福利院改造成为，最近这一两年没有追踪，前两年北京市民政部门说，我要把它打造成有一万张床的养老院，然后把那个养老院拆了，已经建了一部分，这仅仅是一部分，然后把这个地方建成一万张床的养老院。

　　我的问题就是说，一万个老人住在这样一个社区，住在那儿的意义是什么？我是提前进了一个活棺材了，我为什么要住这样的社区？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大型项目，如果他不建的话，我非常高兴，我作为一个北京老人，我并不期待这种大型的养老项目。

　　那么假设说您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推这个，我们也拦不住他，那么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想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就认真地去培养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专业人员，你给他们认真地培养，系统地培养，不是培训，北京的学校、高校，北京的首都医科大学，先把老年病医生的培养，老年护理，康复护理这些专业都建起来了，按照国际标准，把这些人认认真真地，不要缩短培养的年限，要把最新的教材，最好的老师引进来，我们开始培养人。若干年后，我们就开始有一批一批这样专业的人，我们先去提高京津冀周围这些医疗服务设施，我不是说你盖什么漂亮的医院，盖什么各种各样的硬件，我是说的你先把这个软件配上，有可能我去。

　　但是还有可能我还是不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然后我在这个城市有我这一生的经历都在这儿，这里面有我的回忆，同事、朋友、家人，我的子女孩子孙子都在这个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我一生的记忆，如果我们就是强迫老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其实是挺残酷的。所以我不认为应该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我也提不出什么建议，我只是想到了就是说，现在就改善那些地方的环境，让它发展快，特别是软件、服务这方面发展的好一点。因为我们之所以在北京，因为北京刚才您说的北京条件就是好，大家都往北京跑，然后明明这个情况，你还要让大家，让老年人去搞一个不如北京的地方，这个没有什么道理。所以，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可能需要补充一点刚才的说法，就是关于老年人的经历，其实我们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做老年研究也是做了很多年以后，当我自己进入老年的时候，我才慢慢体会到很多，即使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没有体会到的事情。所以，老年人的体验和儿童不一样，儿童的体验我们都过来的，所以我们至少还有能够知道儿童的一些东西，但是老年人，你没有经过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未知。

　　那么这是一点，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一个挑战，对于我们，特别是想给老年人提供服务，提供对的服务来讲确实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认真地去学习，去揣摩，像周老师可以去父母情况，自己去体会，那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体会。

　　再有一个，我们要意识到老年群体是一个异质性非常强的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任何一个群体，中年群体或者年轻群体，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每一个老人的背后都是一生的故事，一生的经历塑造了一个特定的人，很难改变了。然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群体是一个异质性非常大的群体，我们影响特点清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尽管我们也努力分类，给自理，半自理的，老年痴呆的，分了很多种类型。即使是这种类型，也远远不能涵盖老年人真正所有的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去认真地评估，我们对每一个人去进行评估，针对每一个人制定服务计划。然后对每一个人的情况就和他的情况，执行计划和情况做比较。这样才是真正能够了解他的需求，针对他的服务，所以这给我们服务业提出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从业的这些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政策制定者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就像刚才这位老师讲的，不能把我们这些人用的像一群人似的，就是非常刻板这群人的印象，因为这群人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们这个政策，我觉得我们政策制订者起码就是这样想的，其实这是很误导的。

　　袁牧：怎么说老年人60岁以后算老年人，每一个老年人都是不同的，他用60年的经历塑造出，60年的经历人和人都不一样，每一个老年人都不一样，如果割裂这60年的记忆，就会有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那么我把最后一个最温柔的问题留给何教授。

　　何教授其实也提到过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包括政府跟社会的关系等等，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政策，而是一系列的政策给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到底老人算不算首都职能，到底应该不应该把首都的老人让他离开首都，到别的地方养老。政府做出这样一个决策，是不是政府该有的作为？那么作为中央政府跟北京社会，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都有，中央政府和首都社会，应该有的正常互动是什么？

　　何艳玲：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虽然我已经很饿了，好像我都没有办法思想了。我还是要说一点，包括我刚才在听各位专家讲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可能要去理清。在我看来，一个政策很多时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时候，一个政策很重要的是在决策程序过程中和这个政策有关系的人是否是能够充分参与，充分协商，以及最后的妥协。没有一个政策可以照顾到一个群体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最后都是妥协的结果。也就是说，不能说老人需要在这儿，也不能说老人必须搬出去，当所有人都能够在场充分协商的时候，它就是妥协。这个妥协可能是各退五十步的问题。

　　从我们做政府研究来说，我们很少去做一个价值上的判断，应该是这样的，老人应该在这儿或者老人不应该在这儿，我们会更注重的是说，这个程序，这个决定是怎么来的，刚才很多专家说都我都没有参与这个决策，这显然是重要的决策人不在场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越来越多的问题很复杂，涉及到非常多利益分配，越是非常重要的利益分配，越需要充分协商和讨论。这个时间可能是很长的，但是为了我们最后这个决策，我们大家都那么执行，这个成本是需要支付的。现在很多人非常快的决定，但是很难执行，其实那个成本更高，我说的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补充一点，刚才大家说到的，北京已经没有地了，那我能够猜到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区域上的协作？因为北京确实太紧了，这是什么问题呢？追根溯源到，在非常长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把城市看成生活空间，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就是增长空间，就是卖地，开发商建可以有助于增长设施。很少考虑我在这里生活的措施是什么，可以回到雅典宪章，其实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生活和交往。看北京大城市规划，城市发展，并没有给生活和交往留下多少空间，所以现在没有地了，没有地儿怎么办呢？出去吧。这是我规划要进行非常大的反思。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老人为什么不愿意搬出去呢？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这就是我生活的空间，我有朋友，所以当然这个可以再造的，但是记忆恐怕不能被再造的。所以你已经产生了错误其实很难被纠正，但是至少说这种错误可能给我们以后一个启示，就是从现在开始规避这种错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有很好的医疗设施，医疗设施公共服务，中国很大问题就是公共服务是根据级别配置的。为什么最好的医疗，最好的教育，最好的什么都在你这儿，这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从一个区域合理分工来说，不同区域可能有不同的功能，没有一个区域可以承载所有的功能。这个带来问题就是说所有人口都积聚在这儿，成了这个城市本身不能承受之痛。所以从未来来说，如果能够做好更好分散，城市分散的话，那比起相应公共服务空间均等化要做到，否则赖也赖在北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活到82。我到河北可能变成72了，这很有有可能。

　　我们以前看到我的一些朋友现在已经郊区养老，很多人到了70岁回流了，为什么？因为那里没有好的医院。很多在公共服务，在空间上配备的问题，政府需要去反思。

　　第四，刚才我讲到特别想说基于人群制度设计，这非常重要，不是基于空间，也不是行政规划。很多针对养老有一个星光计划，星光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配置这个资源方式是按照行政级别来配的，一个街道的星光计划，或者一个社区的星光计划，他不管这个社区老人很多，那个社区根本没有老人。每个社区按照行政区划配资源，而不是按照这个地区的人来配资源。一定要回到人本身，有限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利用，这是特别重要的。

　　最后，刚才为什么在讲家庭，讲邻里的重要性。对于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政府有可能真的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支撑，我们传统以来，在家庭里面解决养老的问题，政府钱不是说不花，而是怎么花。

　　记得新加坡市曾经规定，如果孩子买房子在父母周围，政府重重有奖的，当你离父母比较近的，照看他的概率大大增加，这其实是一个技术，这是一个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粗放型政策设计不会考虑这么周全。如果中国人每一个人不用背井离乡，中国养老问题这么严重吗？每个人都离开自己的父母，从不回头。我曾经在医生会上说，这是国家公共选择的结果，导致这些问题。

　　最后，美国前总统里根说过，政府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原因，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袁牧：谢谢何教授，何教授说了这么多的话，在我这儿理解就是一句话，到底谁该去主动？我们今天主要的问题就先问到这儿。

　　最后一个环节我希望四位教授每个人用一句话给我们提一个希望，希望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八届了，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有论坛大会，我们也还有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机会，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位教授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个希望，希望明年的论坛讨论一些什么问题？从何教授开始，何教授身怀六甲，已经都饿了。

　　何艳玲：身怀六甲也是我对家庭的看重，也是我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我的表达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失去劳动力以后，还能够过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中国梦。

　　裴晓梅：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还要再进行这一类的讨论，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关于这个领域专业教育问题。因为我们这些年讨论大部分都是一个产业怎么发展，然后怎么建设养老院，建设老年社区，怎么阵容化，在硬件上做了很多努力，也做了很多成绩。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服务上不去，总是隔靴搔痒的感觉，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依我看，就是我们的软实力上不去，最重要因素就是没有这方面专业人才。不能说中国没有各方面养老专业人才是没有在第一线，能够在第一线给老年人服务的，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现在我们是培训，太多的培训，太少的专业教育项目，我们正规学校没有这样的教育项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值得讨论。

　　周燕珉：我这八届应该都参与了，每次对这个议题很费脑筋去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随着时代发展，每年都会发生一些新的东西，也会根据这个制定一些新政策出来，根本不变是对老人需求的挖掘，到底这些老人需要什么，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段，老人需要不一样，各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对这种深挖也是重要的。当然从跟上时代发展，我觉得可能考虑一下大数据的这些，网络这些能量跟养老关系，或者是绿色节能也是政府推崇的，要发展的一个方向跟养老这种领域是不是也应该发生一些关系。这个层面的东西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的。

　　杨燕绥：面对我们快速人口老龄化进入银色经济，我们发展战略是什么？随着老龄化最大问题就是代替关系，代替老年经济学，代替经济学的非常重要，法国民政部人家叫做家庭与社会团结，英国社会保障部到老龄社会取消了，叫养老金部。一个执政党得把两代人关系搞好，现在我们说养老费率太高，这边是养老金发不出去，这是一个信号，非常不好的信号。怎么办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什么？

　　我想说两句话，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作为劳动人口的时候，怎么去提高你的人力资本，然后这样用科技拉动经济，所以过去五个孩子做的事，现在两个年轻人就干了，我们不怕年轻人少了点，但是提高人力资本科学的，怎么能使当你进入老年的时候，老年人口的时候资产结构合理，这样能够有购买力，为年轻付出人力资本能够去购买，无论讲供给，讲需求才是和谐的。所以就是如何提高劳动人口的资本，用科技推动经济，如何改善老年人口的资产结构，用消费拉动经济，这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的两个方面。

　　袁牧：谢谢，您说得非常精细，我个人也给年轻朋友说，年轻时候要知道怎么挣钱，老了要知道怎么花钱。今天非常感谢在座四位教授，也感谢在座各位嘉宾，我们今天这个环节非常简短，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加！

　　第五篇章——权威总结

　　赵晓征：谢谢袁牧老师的主持。我刚才忙里偷闲看了一下微信平台，刚才有说这个环节是一挑四的，也有说非常4+1的，大家都对高端论坛对话环节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们今天大会的环节也到了尾声。首先我想大家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一下袁牧老师的主持以及四位教授的精彩对话。

　　下面我们今天论坛的最后一个环节，权威总结。

　　首先我们特意邀请了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张恺悌先生为大家做权威总结。有请张先生。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 张恺悌

　　张恺悌：大家下午好。我一直非常着急，急在什么地方？不光是大家累了，我也累了。不光是我饿了，你们也饿了。但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必须给这个事划一个句号。当时我接到任务我反复想了一下，论坛做了八届了，我去年来了一趟，探了探底，因为论坛太多，我不知道水多深，特别是清华这个地方，我带着非常敬畏之心。

　　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是工程兵学院，我当时特别想上清华，招生办说，你想等，等到猴年马月不知道，后来没办法，只好清华去不成，那年正好有北大，我就上北大去了。到了清华，我确实感觉道不同，夏天的清华让我感到那么温馨，夏天的清华让我感到那么淡定，夏天的清华让我觉得那么从容。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的论坛到现在来看，人不太多了，但是之所以大家在这里等，等什么？等一个结果，最后的一个结论。但是这个活交给我，我真的有点忐忑，清华这个地方我在这儿折过，有一次在某个地方发过一次火，那个论坛是什么论坛呢？暮色中国。当时我就急了，我说你看我是老人，我暮色吗？为什么？大家把清华看成一个不仅是高等学府，我作为一个业内人，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我作为行业的老人，同时又是作为行业协会的，因为行业协会作用干什么呢？行业协会很大的程度是按照我们社会组织法里面所讲到的是利益组织的代表。

　　这三个身份今天让我做这个总结，我觉得特别忐忑，不知道该怎么总结。后来我看了一下安排，我后面还有一个托儿，还有一个大句号，是袁院长，我心里就踏实点了。我不敢说总结，绝对不能用权威，清华这个地方水太深，但是我想给大家讲讲我自己的心得，当然是开放的心得。

　　首先这次信息量非常大，大家都说我是业界的老鸟，但是我更多的说老鸟你们都在爱护自己的羽毛，老鸟更应该爱护自己的羽毛，因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他掉一根少一根，长不起来了，信息量非常大。这是一个。

　　第二个，有碰撞。这个很难得，这个我们通常参加很多的论坛，都是一边倒，都是唱一个调，或者就是政府怎么好，解读一下，用中央的文件，用什么大图片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们清华有这样一个特点，有哪个适度碰撞，但是碰撞一些观点我并不同意，但是毕竟我来了。

　　比方讲，刚才所谓的对话，我觉得在对话当中有一些舞蹈，北京可不是说不在北京建大型养老院，不是说把北京的老年人都轰出去，因为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政策我参与了，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参与了我就说好，不是这样，北京真正做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保证北京人在养老机构里面一个适度化，要发展嵌入式的小型机构，大型的不建了，不是把老年人都轰出去。

　　如果要这样的话，西方发达国家有非常非常好的经验，叫政治家的群体，老年人被政府完全清除。有碰撞是有好处，好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知道，哪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不是仅仅看中央文件，看领导的讲话，我们看领导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我作为一个老鸟，有的起伏是偏了，没有很准确的揣测领导的这种意图，但是毕竟碰撞是好事。

　　第三个，正能量。因为在开任何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整个会议大的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在这个业内待了那么长时间，在这个会议上我听到了很多很好的东西。我在这个会上，第一次我从来没有主动送给谁名片，一个老师讲完了以后，我主动非常谦卑的到他那儿，而且还半蹲着，我需要向您学习。

　　并且，我觉得这个会虽然我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探水，第二次划句号，但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造势之举，我们势头有了，去年好像是1800的报名，今年是1600，这是我在这么多的会议上，甚至国际会，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这是很好的造势。我们清华这样一个论坛已经成为我们中国老龄产业未来发展在研究领域是一个风向标。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给我特别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城市之基。刚才是造势之举，这个是城市之基的整合，这个非常之好，清华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看看今年的论坛主要参加单位基本都是清华的五个院校，这是很难得的。你们看一看，全国的各个高校里面大家都在做这个，怎么能把自己本身院校里面相关的院系整合起来，作为清华这一点来讲是可圈可点的。

　　还有一个，谋事之道。我们说清华的校训是厚德载物，但是我觉得厚德载物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什么？这百年来给我们传递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传统。有些人，甚至有些专家，我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凡是传统都是落后的。当时我脑袋还不慢，我当时就抓住他了，弄得他非常被动。他说，张主任，以后我不做电视辩论，我还是做专题吧，我说专题没人说你吧？这个是我们一定一个事情一定要有生命力的时候一定要有传承，清华大学在这点上传承做得非常出色。

　　还有一点让我感觉，由于今天让我划一个句号，所以我跟前期会议的同志们在沟通过程当中，我反复在揣摩，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叫厚积薄发，能把大家聚集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时还有一个，三个度，就是多维度，换角度，精准度。这是我们这次论坛里面，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大家在发言的时候，以及政府官员在表态的时候，这个度掌握得还是不错的。并且我也觉得我个人感觉到，毕竟我是第一次到这儿，站在这儿，也提个醒，我大概简要说四花：

　　一，走马观花。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个领域待得时间比较长，也调研，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觉得走马观花是不行的，后来逐渐一个什么呢，就是深入调查，叫下马赏花，细细的解剖麻雀。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又不行了，我在圈里面提出，叫弃马载花，这样亲历亲为摸一个点，培养一个东西，以前我当主任的时候在全国培养若干点，每年给一些支持，但是都没有做成，都失败了，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自己痛定思痛，我感觉到当时因为在体制之内。同时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位人，每位同仁，每位对于养老产业发展抱有非常非常美好憧憬的人一定要有这么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千万不要做击鼓传花。

　　时间已经到这儿了，我想给我15分钟，我估计已经到了，但是今天开了一个很好的头，用我们一个套话，明天更美好，明天我们还有分论坛，明天我们还有深入的交流，明天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期望，谢谢大家。

　　赵晓征：非常感谢张主任机智、幽默又全面深刻的总结，我们也期待明天的分论坛继续更好。

　　最后有请主办单位的代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清华同衡养老产业专家委员会、清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董事长袁昕先生进行主办机构总结和致谢。

　　有请袁院长。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清华同衡养老产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袁昕

　　袁昕：在这儿不是做总结，在座各位包括上午、下午演讲的各位嘉宾，都是这个行业里面或者关注养老产业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研究的这些领先者，在这儿我没有资格对大家的这个演讲也好，或者大家的分享做总结，更多还是做致谢。感谢在座各位嘉宾的参与，感谢演讲嘉宾的精彩分享，特别感谢我们刚才张会长的点评。张会长提到猴年马月来清华，这个时候刚好猴年马月。

　　作为一个规划设计机构，清华同衡是基于我们原来对城乡规划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研究，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会对未来的中国城乡建设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些预想和预判，在6年前我们开始主办清华同衡的养老产业论坛，旨在探讨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的问题和对策，其实也是在探讨我们自己未来如何养老这样一些事情。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假如，我们这个平台也做得越来越大，在清华大学里头不仅仅是我们，包括建筑学院，包括社科学院、公管学院，还有院管理的研究院等等，还有很多院系和专家学者也在从不同的角度再去研究和研究中国的老年问题。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论坛就提升为清华养老产业论坛，这是我们这样一个论坛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明年我想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机构，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来。

　　6年过去了，在这6年之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一个是在这6年之间，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数量净增了差不多5000万。5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北京现在在疏解，拥挤不堪，但是北京的常住人口也只不过不到2200万，6年时间我们国家新增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两个北京市的人口还要多，这个速度还在进一步的加快。

　　所以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还都是相当严峻的，对北京来讲，现在每天就有新增、净增，还不是说跨过门槛，是净增500名以上的60岁以上老年人。到2020年，可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人口可能会达到380万，到2030年的时候，可能就会达到400万。那个时候，北京就已经进入到一个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我想他也是中国社会老龄化的一个缩影。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但是在这里面表达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环顾一下周边，无论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其实他们的人口老龄化都比中国还要走在前面。

　　我们这些天也在看到一个新闻，讲瑞士全民公投，大家来去表决是否政府每个月无附加条件的给每一位瑞典的成年公民将近17000人民币的无偿发的费用，儿童大概也能够拿到1/4。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不干活都能有小4万块钱的收入，如果再加两位老人的话，一个五口之家，差不多一个月有7万人民币的收入。

　　但是我们也知道，瑞士是一个高度福利化的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讲，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预期寿命会逐渐加长，出生率会进一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就是一个社会发展必然趋势，我们不用认为它的一个突然蹦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六年前开始关注这个时候，不是六年前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这样的趋势下，我们探讨的是什么？习总书记在去年城市工作会议上其实也提出来了，我们要发展，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要走中国的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符合这样城镇发展的规律。我们也知道，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一个集体，这里面复杂的阶级，这里面自然的规律，经济的规律、社会规律等等交织在一起共同运行、发挥作用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我们城市发展规律当中其中的一个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何去尊重这个规律，才是我们要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老龄化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哪儿？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做好了这样一个准备，来去迎接朝我们铺面而来的这样一个老龄化社会的道路。我们政策体系上是否准备好，比方说刚才各位专家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也都探讨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补助为老年人开展的服务，为老人开展的养老的这些补贴等等，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政策支撑这样的工作。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空间环境是否已经做到了老年友好，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已经准备充分？我们的老年人可能现在想去公园，可能马路都过不了，还是那么宽的马路，还是没有为迟缓的老人踩一脚刹车，让行。我们老年的服务，老年人自己是否有这个自主的选择？他想去河北，甚至他想去泰国，是否还能够享受医保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要探讨和关注的问题。

　　我们以往太过重的在乎，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老龄化的根源就是老年人多了，所以有些人又开始去打老年人的主意，我们把老年人折腾折腾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根源上头其实不在这儿，根源上是在于有没有把老年人当做一个资源去服务。

　　在几年前的论坛上面，我也说过一句话，如果说我们把青年当做这个国家的未来，那么老年就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未来。这个时候你发现，老年人不是问题的根源，没有办法把他去除掉，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如何为老年人做或服务，做好他们这些产业当中、事业上所需要能够配合和支撑的从上到下的全链条的服务。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论坛所探讨的这样一个话题，这个从现代开始，我们逐渐往这个方向转变的一个过程。

　　在去年，我们也提到，刚才包括张总也说了，我们不仅要在上面看，我们还要真正跳下水去做。我们去年也做了决策，今年组建了我们自己的清华同衡大健康研究院，也要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亲历亲为的去体验推进我们在养老产业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在养老产业这种发展的策划、咨询、教育、培训、养老产品这些研发，以及为养老产业做一些金融服务，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部门里面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公司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平台性的公司跟社会上的各方资源去进一步合作。同时我们今天也在这儿就提了一个倡议，去成立这样一个清华养老产业联盟，在全链条的业务里面协同共享，共同做一些全链条、落地，支持政府、支持社会企业参与养老事业，参与养老产业的这样一些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些目标。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非常期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够得到在座各位的支持，也欢迎大家去加盟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加盟到我们的产业当中，我们一起来去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来去为我们的养老产业，包括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未来来去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这可能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在这里，再一次对在座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赵晓征：谢谢袁院长。同时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一整天坚持认真听会，大家辛苦了。我受大会主持人周燕珉教授的委托，在这里感谢各位领导及养老同仁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将我们的会议信息还有我们的正能量能够及时传播到社会，也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今天现场的所有朋友致以感谢。谢谢大家。   

　　最后，我宣布2016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第一天主论坛圆满结束，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明天分论坛的各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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