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逊洋行在对华贸易方面，一直是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1864年，沙逊洋行等多家英国在华洋行代表提议设立汇丰银行(全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第二年汇丰银行正式成立，在最初的董事会中，大卫·沙逊的第五子阿瑟·沙逊是8名成员之一

  正如洋行代表们将新设立的银行命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与上海是这些贸易商人所倚重的城市，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地位一直领先于香港

  犹太人在经济上拥有天分，似乎已经是当今社会的普遍认知。几年前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系列让欧洲犹太金融巨富家族罗斯柴尔德为国人所熟知，而犹太人在美国的金融实力更为外界津津乐道。

  其实，犹太人的经济天分不仅仅限于金融界，在商业界，近代史上也不乏犹太家族的成功例子。同样的，犹太人在商业上的成就不限于欧美，在东方同样也有犹太家族曾建立过成功的商业帝国。

  源自伊拉克巴格达的犹太家族沙逊，被认为是有别于欧美犹太人的一个典型东方犹太商人家族。直到19世纪前，沙逊家族都几乎没有走出过亚洲。而19世纪30年代起，沙逊家族迁居印度孟买，成立贸易商行，其后其家族成员往亚洲各处及英国扩展，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欧美犹太同侪的发家之路。

  尽管也被称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但毫无疑问，沙逊家族是不同的。英国犹太史学家塞西尔·罗思在《沙逊王朝》一书中评价：“罗斯柴尔德家族本质上是金融家，而沙逊家族本质上是商人”、“这两个家族实无共同之处”。

  沙逊家族是不同的，对中国而言，其特别之处还在于：沙逊家族很早就在中国建立了商业据点，上海一度还成为沙逊家族的业务中心。沙逊族人在近代上海有着广泛投资，且获利颇巨，是名副其实的上海犹商王者。

  有人说旧上海是一座被犹太商人深深影响的城市，也有西方人说“没有沙逊就不能理解上海”，这些说法如何而来？本文得先从上海外滩的一栋地标建筑说起。

  房产大亨“跛脚沙逊”

  在上海“十里洋场”南京东路东段与外滩的交叉路口，有一栋始建于1929年、有着绿色金字塔状尖顶的惹眼建筑，大楼现为著名的和平饭店所在地。这里因其历史悠久、可远眺浦东及外滩美景，而屡屡成为中外要人访沪的下榻地点。

  熟悉上海滩旧日繁华的“老克勒”们或许会记得，和平饭店之名是解放后的1956年才开始叫的。在此之前，这座大楼有两个名字：一是华懋饭店、二是沙逊大厦。

  华懋饭店与沙逊大厦，这两个名字其实都和一个人有关：维克多·沙逊。

  维克多·沙逊是英资沙逊洋行创始人大卫·沙逊的曾孙，沙逊洋行虽然早在1845年就已经来到上海，但发展一直落后于其竞争对手。1923年，维克多·沙逊从印度来到上海，试图重振沙逊洋行业务。因其早年在一战中伤了腿脚，一只脚伤残，于是“跛脚沙逊“、“翘脚沙逊”成了上海坊间对其最初的认识。

  一开始，维克多·沙逊还惦记着家族的鸦片生意，但当时鸦片贸易已经式微。后来看到中国兵荒马乱，战争频仍，维克多·沙逊对军火买卖提起了兴趣。在他的对华军火贸易中，不管对方是何种政治身份，处于哪个阵营，只要对方出钱，沙逊就愿意为对方提供军火。后来，就连民国政府也开始向其订购军火，这时期，维克多·沙逊已然成为上海“军火大亨”了。

  然而，鸦片与军火终究不可能永远做下去，维克多·沙逊想到了房地产生意。当时上海虽然商业繁荣，但地价并不高，商人除了生意之外，很少动购买土地盖房的念头。而沙逊家族从事房地产业也有着自己的优势：从19世纪60、70年代起，沙逊家族到1922年时，在上海已经拥有宝康里、青云里、德安里等29处房产，占地约300亩。沙逊洋行曾连续35年占据上海南京东路房地产业头把交椅。

  基于对上海房地产市场良好前景的判断，维克多·沙逊决心孤注一掷，把重心投入到房地产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外滩兴建一家全上海最奢华的饭店。1926年，他将旗下安利洋行地产作价90万两白银，成立房地产开发及运营企业华懋地产公司，该公司不仅从事房地产买卖，还兴建公寓出租谋利。

  同年，维克多·沙逊投入300万两白银作为预算，在上海外滩兴建11层高的沙逊大厦。1929年大楼一落成，就成为上海外滩的新地标。该大楼外表奢华，内部气派堂皇，且所在的位置向来被认为是上海的黄金地带，维克多·沙逊的大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上海。

  为了经营这栋建筑，维克多·沙逊又成立了一家公司，在沙逊大厦经营起华懋饭店，并且给这家饭店起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英文名Cathay，与英文中中国的旧称一致。

  华懋饭店开始对外营业后，深受上海达官贵人、富商及买办的欢迎，而据称鲁迅等人也在此会见过外国友人。

  从华懋饭店初尝甜头的维克多·沙逊，此后又继续加码投资上海房地产业。不仅新设立了三新地产公司、上海地产公司等，还设立了10多家房地产相关企业，比如打桩公司、凿井公司、砖瓦公司等，而这些公司无不收益良好。其中，1926年成立的华懋地产公司在成立后短短8年之内，仅靠房地产买卖就盈利143万元法币。

  后来，上海市区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地价上涨了十几倍。维克多·沙逊又将兴建高层建筑纳入考虑。先后在宝康里建成河滨大楼、福华里建成都城饭店，后来又有华懋公寓等多栋10层以上高层建筑建成。有研究统计显示，到1940年时，上海约有1/5的高层建筑产权归沙逊家族所有。

  凭借在房地产业的成功经营，维克多·沙逊被当时的上海各界普遍视为“上海首富”、“犹商盟主”，沙逊家族的业务也在其努力下迎来第二个发展高峰。

  鸦片贸易帝国

  前文述及，沙逊洋行早在1845年就已经进入上海，在维克多·沙逊主持家族上海业务之前，已经在上海经营了70多年。

  这70多年中，沙逊洋行虽然与同属英资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英美烟草公司同列在华四大英资财团，但沙逊却与“洋行之王”怡和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沙逊洋行对华认识不足、投入不多，二来也与其印度业务稳定且占据主导有关。

  不过，依靠鸦片贸易，在入华的第一个70年里，沙逊家族仍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同其印度业务一起，逐步形成了横跨南亚、东亚、西亚的贸易帝国。

  这还得从沙逊家族由海湾地区迁居印度说起。

  沙逊家族世居伊拉克巴格达，早在18世纪时，沙逊家族成员一直循惯例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在巴格达的犹太族群中，有着“族长沙逊”的尊称。不过到了18世纪后期，巴格达的反犹太声浪逐步高涨。沙逊家族的领袖甚至不能随意露面。

  1821年，当时控制巴格达的土耳其政府宣布任命反犹的达乌德为巴格达行政长官，引发犹太族群不满。身兼犹太族群领袖的沙逊家族成员大卫·沙逊向土耳其政府上诉，建议撤销达乌德的职务，获得土耳其政府肯定。不过，此举却引发达乌德的报复。

  为此，大卫·沙逊率领全家老小，逃往波斯湾口岸的巴士拉，后又迁往布什尔。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波斯湾一带贸易活动频繁，眼见贸易的蓬勃发展，沙逊家族也从中嗅到了商机。

  1832年，大卫·沙逊来到印度孟买，他认定这座城市有发展前景，并且可借助英国的势力推展贸易。于是，一回到布什尔，他就携家带眷迁往孟买，并加入英国籍。

  当时，孟买的发展刚刚起步，被纳入英国殖民经济体系后，大量的英国商品通过海运来到孟买港口，再从这里销售到印度腹地。贸易机会无处不在，这也正是大卫·沙逊看重孟买的重要原因。

  1832年，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ons Company)，该商行创办之初，仅从孟买入口英国纺织品往旧居地布什尔销售，又在布什尔采购土特产品返回孟买销售。

  一开始这生意规模有限，但大卫·沙逊凭借在巴格达的财政官背景，很快就和孟买的英国商人及犹太族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巴格达与阿拉伯人做生意的经历，也让沙逊家族拥有出众的语言能力，仅大卫·沙逊本人就精通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这些都是欧洲本土商人所不可比拟的。

  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国内新兴工业资本家为了拓展东西方贸易，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1834年，英国政府宣布废除东印度公司东西方贸易的垄断权，东西方之间的私人贸易迅速发展。

  这一阶段，在印度的大批英国贸易商人纷纷把目光瞄准中国，并试探性地从事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这时孟买已经不仅是通往波斯湾的门户，也成了新兴的对华贸易基地。对于这点，敏锐的大卫·沙逊早有察觉。

  其时，大卫·沙逊先是尝试将英国棉纺织品及印度的鸦片运至中国，发现很有销路，于是决定加大对华业务投入。在鸦片战争前，沙逊洋行对华贸易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大卫·沙逊还派出了次子伊利亚斯·沙逊前往广州负责中国业务。而长子阿尔伯特·沙逊则到反犹运动稍有纾解的故乡巴格达开展业务。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在中西贸易上的地位逐渐超越广州，沙逊洋行1845年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是第一批进入上海的外资商行之一。

  当时，沙逊洋行不仅在香港、广州及上海同时设有分行，还将业务版图扩展到日本横滨、长崎。但在这些城市中，上海的地位尤为突出，很快成为沙逊洋行在华业务的中心。

  当时，比较大的英资财团如怡和、沙逊等无不从事鸦片走私贸易，甚至有传言指出，怡和洋行等英资商行为了推销鸦片，暗地向英国政府施压，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不过，与怡和洋行不同的是，沙逊洋行总部位于印度，其在印度经营数年，在印度无需代理人，而可以直接从事鸦片的生产、买卖、贸易。如此背景下，沙逊洋行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鸦片贩子之一。

  这时，以孟买为总部，沙逊洋行的贸易据点西至伦敦、东到日本，横亘整个亚欧大陆，一个新兴的贸易帝国逐渐显现。

  新沙逊洋行兴起

  沙逊洋行在对华贸易方面，一直是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1864年，沙逊洋行等多家英国在华洋行代表提议设立汇丰银行(全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第二年汇丰银行正式成立，在最初的董事会中，大卫·沙逊的第五子阿瑟·沙逊是8名成员之一。

  正如洋行代表们将新设立的银行命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与上海是这些贸易商人所倚重的城市，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地位一直领先于香港。

  在对华贸易上的成功，让大卫·沙逊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公认的印度首富。在他1864年故去后，沙逊洋行的业务由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但这一做法却引起其他子女的不满。

  大卫·沙逊共有14名子女，前妻生阿尔伯特、伊利亚斯两子，后妻生六子。由阿尔伯特·沙逊继承家族业务，最为不满的恰恰是其弟弟伊利亚斯。

  伊利亚斯·沙逊为家族开拓远东业务曾立下汗马功劳，不甘心受制于自己的兄长。1872年，伊利亚斯·沙逊决定自立门户，与老沙逊洋行脱离关系，在孟买设立了新沙逊洋行(Messrs.E.D.Sassoon and Company,Bankers and Merchants)，并且专注于远东业务。

  在新沙逊洋行设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新旧沙逊洋行同时在华展开了业务。由于伊利亚斯·沙逊一直以来都负责家族的远东业务，其在华业务方面逐渐领先于老沙逊洋行。

  而老沙逊洋行在阿尔伯特·沙逊的带领下，将业务扩展到英国，与英国王室建立密切联系，阿尔伯特本人还被英王授予爵士称号。在英国的沙逊家族成员在政治上的追求日益强烈，对远东的不够重视，使得老沙逊洋行在远东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

  伊利亚斯·沙逊在另立门户后，重点拓展孟买与上海之间的贸易。他从印度入口鸦片、棉花等商品输往上海，并派长子亚可布·沙逊到上海负责中国业务。

  当时的上海，贸易日趋繁荣，英国在上海的影响日益壮大，借助这些有利条件，新沙逊洋行很快就在远东各大城市建立起商业据点，大有取代老沙逊洋行之势。

  1877年，新沙逊洋行以8万两银子的价格从美商琼记洋行手中购得“候德”产业，即今日和平饭店所在地块，这是其在上海投资房地产的开始。

  1880年，伊利亚斯·沙逊去世，长子亚可布·沙逊回到印度，主持大局。亚可布大力投资印度的棉纺织业，成为印度工业化的先驱之一。而在上海，新沙逊洋行虽然仍以经营鸦片为主，但当时鸦片贸易已经在走下坡路，房地产日益成为新沙逊洋行在华投资重点。

  到1920年时，新沙逊洋行在上海房地产业已经稳居第一把交椅，而老沙逊洋行在华业务则日益萎缩，其在中国的业务陆续出售给其他洋行。到1935年，老沙逊洋行进一步将上海分行的出口部门关闭。到这时，新沙逊洋行已经完全取代了老沙逊洋行的地位。

  高峰中的两次撤资

  1923年以后，新沙逊洋行的控制权落在了亚可布·沙逊的侄子维克多·沙逊手中。维克多·沙逊为人勇猛，年轻时曾从军。一开始，维克多·沙逊还曾对印度业务寄予厚望，但当时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英资的背景使得在印度经营困难重重。这时，维克多·沙逊决心到上海创一番新事业。

  当时的上海，英国在租界势力强大，租界工部局董事多由外商企业代表出任，基于这些有利条件，维克多·沙逊把上海视为全部业务的重心。

  前文中提及，维克多·沙逊在接手公司业务后，不仅强化了房地产业务，还设立了多家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

  此外，维克多·沙逊也开始投资工业。他通过并购方式，获得了瑞镕机器造船厂、瑞记纺织厂，汉口打包公司、祥泰木行等企业，这四家企业资本总额合计超过850万两。另外，维克多·沙逊还入股上海知名饮料企业正广和，并且凭借强力获得了1个董事会席位。

  据统计，新沙逊洋行旗下7家公司从1928年到1941年的10多年间，股利合计超过1534.4万元，利润率超过90%，堪称暴利。

  而金融领域也是维克多·沙逊着力拓展的方向。从1919年起，其就在香港设立信托公司管理家族资产，1928年后，又在上海设立起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银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等。30年代时，维克多·沙逊还参与了英国控制中国币制的争夺战。1935年，他提出在租界发行“镑券”的主张，试图把上海纳入英国货币势力范围。结果自然是失败而告终。

  有研究统计显示，从大卫·沙逊1845年在上海创办沙逊洋行以来，第一个20年里，积累了400万英镑财富。而自从新沙逊洋行创办后，经过三代人的经营，到1940年，其全部资产达到50亿元法币(当时法币的币值尚且稳定，1939年时，100法币可以买到一头牛)。而维克多·沙逊本人，不仅无可争议地成为上海首富，还成为东方犹太商人中的领袖人物。

  上世纪30、40年代本是新沙逊洋行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如同所有在华外商企业一般，战争与中国政局的变化才是经营企业的最大不确定因素。1938年，上海沦陷，维克多·沙逊对是否撤离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作出了部分撤资的决定。

  在这一次撤资中，维克多·沙逊对其房地产业务基本保留，但附属企业及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则大量脱手。据统计，此次撤退，沙逊洋行至少撤走了1000万美元以上资金。

  抗战胜利后，维克多·沙逊卷土重来，但这次，他对投资上海有所保留。在上海只设立分支机构，并将主要公司迁往香港。1949年后，新沙逊洋行尽管仍在上海掌握大量不动产财富，但却也欠下了大量债务。1958年10月，新沙逊洋行以产抵债，将旗下在上海的公司全部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从1845年起就在上海经营业务的沙逊家族至此完全撤离。

  3年之后的1961年，曾经的上海首富、“犹商盟主”维克多·沙逊也略带遗憾，病逝于巴哈马首都拿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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