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刘晓宁 图/记者喻志勇

  那些年租房的门道

  清末民初，武汉的洋行和近代企业迅速崛起，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以几何数膨胀，于是住房成了大问题。

  1916年3月1日《申报》载：“汉口在光复后，(房租)租价涨数倍，其议租时必须付押租三个月。三开间之住房，则需三四百元，甚或平时月租四五十元者，现率加至七八十元。若需租赁，非重价说项，运动经租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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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志》上载“有的押租高出租金十余倍。”

  经租人相当于现在的中介人员。由于当时许多大业主拥有过多房屋，无法亲自经营，便成立经租处代为经营房屋。也就是说这些中介是为一个开发商或业主打工的。

  你要租房，不仅要付三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押租，还要“运动经租人”。这个“运动”用得实在很妙。你要给中介塞钱、走后门、攀老乡、联络感情……

  由于货币经常贬值，上海银行、商业储蓄银行的租约还印有“每月租价，出租人得按市面情形，随时增减。”大陆银行租约规定：“租金每三个月调整一次，承租人不得借口任何理由加以拒绝。”

  你以为租金月月调整是房客的噩梦，其实，你能租到房子已经是大幸了，还有人连门都摸不着。

  挖顶是个什么顶

  前面说过了挖顶费。也就是说，能交出挖顶费，你才有资格租房。民国年间，武汉民间流通的货币是银元，而较繁华地区的挖顶费以黄金结算，一间住房，动辄黄金数两。

  《武汉市志》载，江汉路联保里14号两层砖瓦楼房，占地12方丈，房8间，收挖顶费黄金3两，每月租金20元。12方丈，大概是130多平米。

  再来看看当时的工资水平。老武汉的叶开泰，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这是待遇不错的店铺。也就是说，叶开泰的一个三年学徒，每月拿出收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2.5元，就可以租到中心城区的一间条件不错的房子。而资深学徒每月的薪水可以租下一整栋。这样的租价真心不贵，当然，这不包括挖顶费。

  住宅的挖顶费要黄金数两，店铺营业房的挖顶费要黄金数十两至一百多两。1948年，比大商店挖顶费为黄金120两，花楼街三乐园食品店挖顶费是黄金50两，江汉路鸿彰永布店挖顶费是米4000石。

  黄金与银元的兑换比率是浮动的，不易准确把握，折合米价会更清楚。如果把现在的米价按每斤2.5元计算，4000石相当于120万元人民币。

  其他黄金地段铺面的挖顶费应与此相当吧。

  有“钱途”的工作——收租员

  噩梦还远未结束。你还会见识其他闻所未闻的费用。永康里的进屋费是三开间黄金15两、双开间10两，单开间5两。另外还有小费、进店费等名目。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白纸黑字的租约。

  1948年，大陆银行租约中有“出租人所雇用的职员管弄人等，与承租人有金钱往来，与出租人无涉。”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租约上明文规定：“收租员向承租人借贷财务或浮收费用，与出租人无涉。”

  看来，那个年代，收租员是个有“钱途”的工作，不仅受租户尊重，还可以随意开口借钱。这种现象肯定大量存在，还经常产生纠纷。以至于出租人要写在合同里来撇清干系。

  同样写在合同里的还有房屋维修由住客自理。大陆银行出租房屋规定租赁期间如有房屋渗漏、外墙损坏或屋内需要修理，概归承租人自行处置，退租时不得向出租人有账外任何费用之要求。

  也就是说，民国年间的出租人只管坐地收钱，其他一律不管。

  神一样的二房东

  1943年，一个叫杨坤山的人租下首善里11号的一栋两层楼，共四间房，将近90平米，每月租金30元。3年后，杨坤山把楼下租给了彭子衡，每月租金30元，另收挖顶费黄金2两。

  这就是神一样存在的二房东。

  二房东大量存在也是各方合力的结果。民国年间，战争频仍业主没法很好管理房子的，常常委托他人经租；有的为了简化手续、便于管理，也雇请二房东；一般市民租不起一栋房屋，业主又不愿分租，由一人“领租”；还有的业主越混越差，房屋损毁了，也无力修理，转由二房东经营经租。

  与众不同的是自封的二房东。武汉沦陷时，日军将大陆里划为“军占区”，抗战胜利后，有些人对房屋稍加修理，自称二房东。

  再说两件奇事。汉润里28号的两层楼，不仅有二房东，还有三房东。悲催的四房客的住房尚不及全栋楼的四分之一，却要付全栋楼的租金。而二房东净得挖顶费黄金17两、米3石。

  徐家棚有一个二房东，经租业主36栋房屋，收租10多年，未付业主分文。

  这件事让我很困惑。不过当我看到下面这段资料时，似乎找到了一点线索。

  由于二房东引发的纠纷很多，涉讼连年。“汉润里、生成南里、积庆里、联保里等二房东还组织了“住客联谊会”，以控制开发商和三房客。” (《武汉市志》)

  二房东简直成了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