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出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政策。

  宋真宗咸平六年，规定中高级官员的子孙不能“主掌两京诸路场务、津渡、坑冶”(《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1)，意思是禁止官二代去国企当老总。

  宋真宗咸平七年，“禁内外臣市官田宅。”(《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1)意思是无论中央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不能购买公房。

  宋仁宗天圣七年，“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6)现任京官最多只能拥有一套住宅，禁止在首都购买第二套房。

  还有宋孝宗淳熙三年，朝廷严禁官吏和其他人等在临安私设黑监狱，非法关押进京上访的老百姓(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18)。

  不让官二代主掌国企，是为了防止他们跟父辈勾连，上下其手，把国企当成取款机。不让国家干部购买公房，是为了防止低价入手，高价倒卖，把贫苦百姓的住房保障变成权贵阶层的分赃盛宴。不让京官在首都购买第二套房，是因为首都房价太高，供需矛盾太突出，当官的少买一套，住房市场上才能多出来一套。至于不让私设黑监狱关押访民，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说上述政策都很合理，都是好政策。

  但是在专制时代，好政策往往落不到实处。据我所知，宋朝做国企老总的官二代俯拾皆是(苏辙的儿子就是一例)，官员购买公房的俯拾皆是(苏东坡就是一例)，而在南宋中后期，临安府衙前面的小胡同里始终暗设“关留店”，每天都有访民被收押。不让京官购买第二套房的那条规定也形同虚设，例如苏东坡的老乡范镇、苏东坡的好友王诜、宰相王旦的侄子王直，都是京官，都在京城拥有两处以上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