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消费主义不断向人们灌输的理念是，只有新东西才是更好的，新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才是值得炫耀的，由此刺激人们不断消费新东西。在深圳这种消费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房子要住新的，车子开了两三年就要换，衣服更是要一季又一季地更新。就连城市的管理者也摆脱不了G D P为王的魔咒，不断拆除旧的房子、小区、道路，建立新的高档住宅、大型商场。

　　在被人称为“消费天堂”的香港，曾几何时也和深圳一样，城市发展也总是在拆拆拆、建建建的过程中进行的。只是回归后的这十多年，香港民间的寻根意识不断增强，本土文化越来越被重视，在旧区改造中，有更多的民间人士、团体参与进来，发声、呼吁、反抗，并提交自己的“保育”方案。虽然，天星码头拆了，皇后码头拆了，湾仔利东街也是面目全非，但是石水渠街的蓝屋面对改造时，香港的民间人士和学者再次发起了蓝屋保育运动，终于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反观深圳，同样有着老旧的居民小区、老建筑，还有大片的城中村，为了所谓的城市面貌、经济发展，将它们如温水煮青蛙似的一点一点清走，还是重新审视它们的价值，走出一条类似香港的保育之路呢？

　　这些香港人，他们要保护的是他们理解熟悉的东西

　　在拆旧建新的力度上，深圳、香港可谓不分伯仲。香港、深圳的城市建设，总是在拆、拆、拆，以及建、建、建的过程中进行。拆的，美其名曰是阻碍经济建设的地理环境和老旧社区，以腾出空间建设国际都市，从而配合国际都市的形象和面貌，也避免大家看见城市中肮脏、混乱、贫困的一面。

　　对于香港而言，拆的行动包括不断填海，1993年清拆九龙寨城，1996年清拆调景岭，2001年清拆最后一个市区寮屋大磡村，拆掉天星码头、皇后码头，最近几年是清拆湾仔利东街等。建的，则包括市区重建计划、新社区发展、旅游项目，如开发多项高级私人屋苑项目、在上海街建立的朗豪坊、在大屿山进行多项旅游发展项目，包括2005年开幕的迪士尼。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教授司徒薇告诉记者，香港回归以后，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开始产生出强烈的寻根意识，因此他们对政府要拆掉他们所熟悉的建筑、除去他们理解的文化非常不满。

　　司徒薇说，这些香港人，他们要保护的是他们理解熟悉的东西，不是殖民时代的监狱、不是什么宏伟的寺庙，而是像利东街这样靠印刷喜帖支持的街道；像花墟这样让花农自由卖花、街坊买花的地方；“他们理解认识的，是属于平民百姓的东西，是活在现在的街道、建筑、文化。说到底，他们所要保育的是庶民的历史，什么建筑、美感，都是不重要的，他们希望留存的是在建筑中的人，以及建筑、街道所创造的生活。”

　　在这样的思潮中，香港近十多年间每一次改造，都伴随着众多民间斗争、呼吁，但是却也伴随着不断的失败。唯独湾仔石水渠街的蓝屋是极少数由民间主导的保育成功的案例。

　　蓝屋位于香港岛的湾仔区，也是这个片区硕果仅存的完整战前唐楼。这幢唐楼的前身，是建于1867年的“华佗医院”，它为当地小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被认为是香港第一间由华人设办的医院。

　　到了20世纪，蓝屋改建成为四层高的建筑物，先后用作中学(湾仔的首所英文中学)、商会会址、医馆和民居，这也反映了人在空间运用的多元性。战后湾仔是难民聚居地，据说全盛时期的蓝屋每个单位都人满为患，新来者到处打地铺，连骑楼也可以睡人，曾经居住蓝屋的街坊每次诉说当年故事和邻里情谊时，总是充满缅怀和喜悦之情。

　　“我对2006年3月31日记忆犹新。中午时候，有传媒给我打电话，说是香港房屋协会宣布与市建局合作，要斥资一亿元活化蓝屋，房协将把所有的住宅收回，安置、补偿30个住户，然后将物业进行复修及改建，计划将之发展为茶室、水疗、中医馆和可以唱大戏的公园等主题景区。”司徒薇说，她听罢电话，怒火难消。

　　司徒薇告诉记者，这其实是香港房协会先斩后奏的一招，在舆论上发动攻势，夸大蓝屋作为旅游景点的经济效益，却没有把居民和小区放在眼里。“听说这个消息，才知道蓝屋已‘被规划’，湾仔区议会对此竟然毫不知情，政府官员没有事先通知区议会，我们也失去展开调查和研究的机会，也无法举行公听会。”

　　司徒薇说，她很讨厌“活化”这两个字，因为在她看来，蓝屋不是被荒废的旧屋，是活生生的，不需要被活化，更不能像利东街那样，把原有街坊都摈弃，反而把一些与蓝屋毫无关系的、旨在赚钱的东西如水疗、唱戏等不伦不类的东西塞进来。

　　一小部分人赚了，却让很多市民失去发展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知识分子、几位区议员，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合作策划了“保育蓝屋运动”。这个活动的目标，就是邀请蓝屋居民，石水渠街坊和商铺、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共同探讨蓝屋建筑群生命力的方案。

　　所谓的建筑群生命力，司徒薇说，就是街坊在旧建筑的原有生活方式，即让街坊本身、人的故事、对建筑的归属感等元素，共同建构保育的整体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无形和无价的社会资本推动小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蓝屋保育运动”的发展扩大，有更多的地区团体参与，有社工、关注小区的学者和小区组织者、香港文化遗产基金会的专业人士，还有义务建筑师和规划师，“最令人激动的是街坊的全情投入，他们每个星期开会，风雨不改。其间，房协与其社工队继续游说，有居民接受房协的安置或赔偿，离开大队，但是仍有十多户居民不为所动，一条心成立居民组织，学习参与设计蓝屋的未来。”

　　如今看来，从2006年一直到2010年，甚至是现在，保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验持份者的耐力。不过司徒薇说，让所有人欣慰的是，蓝屋居民有坚持，愿意学习，连活化的时序都想好了：先修复部分，让他们先搬进临时单位，才开始蓝屋的修复工程。修复后的蓝屋有电梯和洗手间，居民可以优先选择单位，剩下来的空间，将发展成故事馆、艺术家工作室、民间生活馆，还有两家地道的食肆：糖水店及素食店。

　　经过不懈努力，奇妙的事情最终发生了。据说，在2007年12月，香港发展局局长微服出巡，到蓝屋与十多位居民闲聊，现场没有社工，没有专业人士，只有十多位长者和中间街坊，他们向局长介绍了“留屋兼留人”的保育方案。

　　最终，发展局决定不再由房协主导蓝屋的更新，再经过十个多月的公开征求建议书阶段，蓝屋居民在2010年中旬亲自到发展局参与遴选。有居民回忆道：“我当日也有出席，看见专业人士和街坊这个跨界组合的兴奋和齐心，非常感动。”

　　如今看来，这些对于旧社区、老建筑的保育工作，其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司徒薇说，城市是活的，永远都在改变，但是改变是要符合当地人的状态，还是要翻天覆地、推土机式的、不理死活的，是值得深思的事。

　　“我认为，聪明的、有水平的城市更新，是要有底线的，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和保育不是对立的。我们要保育的，是城市的文化遗产，是城市的资本，将永远为城市带来利益，也为居住在城市的人带来生活品质，保育他们整个城市都将获得好处。”

　　司徒薇说，当政府批准开发商拆了一个片区，这个地产商赚了一阵子的钱，政府拿到一时的税收，可是却不知整个城市失去了文化遗产，“这根本就是一种短视的行为，让单一项目，某些地产商发展，却不利于城市、国家的长远发展。这是一种社会资本的丢失，一小部分人赚了，却让很多市民失去发展的可能，是可悲的事。现在只谈钱、一时的G D P都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把整个街区生命力都破坏的改造，是非常不人性化的

　　深圳大学建筑系教授饶小军则表示，一个好的城市首要的是多元化，要有助于树立民众对城市的归属感、优越感以及身份认同，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但是，他也认为，如今的城市更新发展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像弱势群体的意向和声音往往被排斥在外。在一些华丽的表面和富裕的城市面貌下，外来移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等备受忽略。

　　司徒薇说：“虽然上一代打造的主流论述是中产的香港，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是M型社会，中层渐渐消失，变得两极化。低技术劳工需求减少，高技术职位则增多，这也扩大了收入和贫富差距。在香港、深圳这样的城市里，遭遇到不平均发展，城市空间的运用往往被政府官员、城市规划者以及跨国财团主导，弱势者则越来越被边缘化。”

　　这种社会结构中，拆迁其实对于老区的居民伤害是最大的，“我们做过一些研究，很多老人家搬迁之后，失去了朋友、社会网络，18个月之内，或死或病。”

　　这个社会需要平民化、草根的社区，需要庶民的经济网络。司徒薇说：“如果我们的贫穷人口不能在一代之内改变，下一代不能脱贫，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些所谓的老旧的社区，或者像是城中村的网络，正是给了底层人士脱贫最重要的土壤。这些社区中存在的小商户、小摊贩给了不能读大学的人创业的地方，对于他们赖以营生的条件应该积极维护，而不是说消灭就消灭掉。丝毫不顾弱势群体，将把整个城市未来的经济体系搞烂。”

　　饶小军也表示：“保护老区，不是因为它有美感，建筑有多好，或者是有什么艺术价值，要保护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社区网络和经济网络。那种推土机式的全部拆掉，把整个街区生命力都破坏的改造，确实是非常不人性化的。”

　　这种只顾经济利益，罔顾文化、历史保育的“拆”与“建”的结果是，无论新发展和重建后的社区，差不多都是一模一样的：摩天商业酒店大厦、高尚住宅、气势恢宏的商场等。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建设，使原有的居民、商户顿失居所，也使地区特色消失。

　　例如，上环水坑口是英军登陆、宣布统治香港的地方，也是最早有华人聚居和经商之处。在20世纪初，这里是高级茶居集中地，也连带出现了不少杂货铺、花铺、布店和酒庄。可是今天的水坑口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迹，水坑也不复见。高楼大厦和连锁商店逐渐取代了特色老铺和行业。

　　现代城市的管理思维，有很大的问题，譬如不重视本土文化和历史，不重视草根阶层，不重视延续的发展。香港历史文化研究学者何耀生认为，香港人乐于呈现的香港，似乎就是这么一个模样：建筑上气势凌人，店铺华丽光彩，英语流利、领口雪白的中产阶级在中环的大楼与大楼之间快步穿梭。

　　“经济发展与市区重建，按理是改善城市生活的素质，使得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古迹旧物能古今并存，永续下去。很可惜的是，在经济效益的大前提下，香港的古迹旧物、旧区特色文化真的是越来越少，而香港人亦是陪上很大的代价，整个城市旧有风貌消失，历史文化不能延续。香港人不仅损失的是我们的集体回忆，还失去我们的归属感。最终的结果就是，香港沦为复制城市，尽管有着漂亮的外表，但是内里却是千篇一律的内容，这样香港也不会有生机蓬勃的城市生态。”

　　老街道有唤醒记忆的作用，更多老街道将面临拆改命运

　　曾经有外国专家指出，理想城市生活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多样化。一条街道上有不同种类的元素，例如各式各样的店铺、公园、办公室、食肆、酒吧等，不同的人便会从四面八方到来，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各取所需，互相融合，对街道上的一切更有归属感。

　　香港曾经也有这样的特色街道，包括已经消逝的康乐街，这条街俗称雀仔街，还有利东街，也称喜帖街。它们已经彻底改头换面，雀仔街这个名字的实际意义也从人们的记忆里慢慢褪色，对于新一代来说，它们只是一些大型购物广场的所在位置。对于香港来说，更多的老街道的命运也将如此。

　　例如观塘中心有两间麦当劳，位于裕民坊近小巴总站的一间，是区内不少孩子第一次品尝麦当劳的地方，也是附近中学学生放学后聚会的地方，熟悉裕民坊的人都称它为旧麦当劳；后来一间新麦当劳在不远处的康宁道开业，为了避免混淆，当地人称它为新麦当劳。新和旧除了划分开业的年份，更深一层意思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以个人经验先行的鲜明方式。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人和地方、城市空间的关系。街道、店铺、景物，并非纯粹消费的地方，那地方的一切同时承载了生活经验与回忆，是唤醒平时沉睡记忆的代表物景。当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个人的历史难免和身处地方的历史重叠，产生无法割舍的关系。

　　■ 专家观点

　　“保育”是要维持原有的生活文化

　　陈允中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教授

　　南都：香港民众喜欢用“保育”这个词，但是在深圳以及内地就很少提到，深圳大多使用“城市更新”这样的词语。

　　陈允中：保育在香港用得确实很普遍，这个词不代表简单的保护、保存、保卫，它还有“培育”的意思，这与“城市更新”似乎是对立的两件事情。城市更新，就是要拆掉重建，而“保育”则是要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维持原有的生活文化，是有机地营造，而不是推土机式的拆掉重建。

　　南都：来自民间的保育活动，成功率高吗？在香港能否得到官方或者法律的支持？

　　陈允中：成功率并不高，譬如香港民众示威抗议政府拆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结果特区政府还是毅然将它们拆掉了。说起官方、法律，实际是更偏袒利益的一方。例如拆迁，政府先画出一块地，然后再将规划公示出来，接受市民咨询，但是这个程序被很多市民认为是作秀，基本不会有什么改变。公示2个月，就开始拆迁，同意接受赔偿的就迁走，不愿走的就和政府、开发商周旋。但是法律在《手绘土地条例》中规定，一年内不搬走的，房产会自动变为法律意义上的“官地”，政府依然有权利收回房产。

　　南都：那你觉得在民间自发的社区、建筑群保育经验里，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陈允中：我觉得难点非常多，首先是要专业者与居民之间建立起信任，让居民相信你是全心为他们利益着想的，而不是利用他们做自己的事情。譬如，在蓝屋保育中，如果我们不及时改变方案，保护另一部分愿意搬走的居民的利益，取得所有居民的信任，这种保育是继续不下去的。当然，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争取到居民自己的意见领袖对于专业者的信任和支持，这些领袖往往能取得很大的作用。此外，还要有成熟的社工的参与，还要与政府的沟通、谈话。总之保育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不是城中村需要深圳，是深圳需要城中村

　　于长江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

　　南都：现在不少专业人士和学者都在谈深圳城中村保护，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深圳城市落后的一面，你是怎么看的？

　　于长江：关于深圳这个城市要保护什么，个别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我想这肯定是没有争议需要保护。那么争论的焦 点就是旧的居民区和城中村，是不是需要保护的问题，到底是拆是留的问题。

　　事实上，城中村不是什么真正的文物，也不是什么古老历史的遗迹，而是一代人在深圳特殊的经历，是深圳特有的一种生活形态。我认为，不是城中村需要深圳这个城市，根本上是深圳这个城市需要城中村。做个假设，如果城中村在一夜之间不存在了，那我想整个深圳这个城市就会瘫痪、崩溃了，不会再有人来到这个城市了。

　　城中村为深圳人提供了生活、文化上的丰富性，我们要保存它，正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感受，以及对于大多平民百姓的尊重。也有一些人认为，城中村脏乱差是城市的负担，是城市的破坏力量，这是一种很恐怖的看法。城市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我认为不能轻易做减法。

　　南都：所以你认为城中村对于深圳，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于长江：确实如此。城中村提供的是廉价的生活区，各种丰富、低廉的生活配套和服务，无论让本土还是外来人口，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还为一些低收入者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南都：城市的管理者为了城市的发展要拆掉更多城中村，但是城中村又在城市中承载着重要的功能，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解决这个矛盾呢？

　　于长江：这确实是很难解决的矛盾。中国城市的管制者摆脱不了G D P的使命，这就像是一个魔咒。拆迁一个城中村，可能影响到的人口达到十多万人，这里不仅仅是那些获得赔偿的原住民，更多受影响的是原本在里面租住的外来人口。唯一的方式就是增加保障房的供应，可是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保障房的案例，可以完全替代城中村的功能。较好的地理位置，低成本的商业、服务，好的人情网络，如果哪个保障房可以不削减这些特质，那么才算是解决了城中村的问题，解决了所谓的矛盾。

　　下期预告：米其林改变香港味道？

　　《米其林指南》这本薄薄的红皮书在2009年第一次来到香港时，并不被香港人看好：为什么很多港人认可的经典食肆不能上榜，反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餐厅呢？自诩“人人都是美食家”的香港似乎有点受挫。不过经历米其林三年评选，很多人开始改变意见，米其林根据香港的情况在改变，而人们也逐渐开始正视这一美食评选———其实这就是一种参考，不经意间，香港的美食“味道”也变了。

　　一个城市的“味道”就是这样在改变中慢慢形成、发展，个中作用的因素，可能是一次次的美食评选，可能是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也可能是一个城市性格使然，这样的“味道”让城市更有存在感和连接感，尝到它，你可以释然地说：我终于来到这里了。

　　(作者：张雨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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