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落户如何改变北京户籍分配格局
??三大系统审批落户的八条路径
分析完现行京户的审批单位后,会有人问,对于普通非京籍就业人员来说,有哪些途径能够获得北京户口?通过对相关部门年度公报、公开资料和统计年鉴上的信息进行梳理发现,现行三大系统大致铺设了八条获取京户之路。
第一条路是大学毕业生落户。这个是占比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粗略统计,每年超过10万的审批落户指标中,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大致能够获取3万多指标,占全部指标的大约三分之一。无论是在北京市相关部门,还是中央相关单位的审批中,这个途径都是最多的,也是社会最为熟知的渠道。
第二条路是投靠落户。这一途径主要包括夫妻投靠、子女投靠父母以及父母投靠子女。据相关部门统计,该群体每年有2万左右的人落户,接近总量的20%。
第三条路是调干或者调工落户。这一途径主要是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干部的区域性调配,调干和调工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干部身份,一个是群众身份,这个途径每年审批落户的指标大致在9000个左右。
第四条路是军人落户。这个途径每年大致有7000人左右的指标,主要是由军队系统、军转和民政部门等来审批。
第五条路是夫妻分居落户。这个途径主要是解决已婚人员配偶进京问题,每年大致有5000个名额。据我们调查发现,很多单位都需要排队,排队时间根据单位级别和性质而定,大体上在4年左右。
第六条路是高层次人才落户。这个途径每年大约有5000人左右,主要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社会所熟知的千人计划、海聚人才、中关村人才项目等多数都是走这个途径。
第七条路是留学归国人才落户。这个途径每年有4000个左右的指标,主要由教育部门的留学服务中心审批。
第八条路是特殊人才落户。其中主要包括宗教、外事等特殊人才方面的审批落户,这些特殊人才每年因为需求不一,所以变动性很大,大众也较为陌生。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是博士后落户。博士后自带户口,据教育部门相关数据表明,博士后每年大致招生2500人,也就意味着每年大约能解决2500个北京户口。
与现行审批落户相比,北京市的积分落户草案,其实是多了一条路,是在维持现有三大系统审批落户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给予在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员一条新路,也是给予相关人群的新希望。
不过,对于新政策的效用,相关人群还要理性看待。需要认识到,积分落户政策作用有限,仅仅是41个户口审批单位之外的1个新途径而已。因为北京市积分落户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因此可以拿上海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为例,对新政策进行测算。
2002年上海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2009年开始实施“居转户”。根据公开数据,2009年,上海市实施居住证制度第七年,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人数总计约27万,而居住证是积分入户的首要条件。在2011年,上海共办理居转户2711人,2012年共办理居转户3843人。与之相应的是,到2014年底,上海外来人口已达996万。与之相比,无论是居住证的办理人数抑或是居转户的人群,占比都有限。2014年底拥有450万外来人口的天津市,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积分落户政策,1年来共有两批10500名外来务工人员达到标准,其中第二批的8000人已经通过公示程序,而天津市外来人口每年增量为45万,需要用将近43年的积分落户量才能消化1年的外来人口增量。
有网评说“积分落户,看起来很美,吃起来很苦”,一个基本常识摆在面前,那就是“任何稀缺的资源都不会物美价廉”。如持有这样的观念,需要做的是推动居住证政策不断完善,这是一个覆盖面相对广泛的制度。享有北京户籍的最终收益是享受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要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更多的服务资源落在居住证上,这应该是社会合力的落脚点。
??三大系统审批落户的反思
现行的三大系统、41个部门审批落户在北京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在首都建设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作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需要在反思中前行,我们调查研究后认为,至少从适应性、社会影响、多头管理等方面需进行反思。
审批落户是否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2013年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全市拥有企业法人单位63万个,从业人员1111万人,拥有事业单位法人1.19万个、从业人员105万人,拥有机关法人0.22万个、从业人员35万人,拥有民办非企业法人0.37万个、从业人员12万人,社会单位法人0.58万个,从业人员4.97万人。不难算出,事业单位、机关以及社会单位法人共计2万个,从业人员共计145万人。而原有户口指标的分配基本上分布在所谓的体制内单位,以三次经普的数据为基础,企业法人中有1111万从业人员,这其中国有成分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量接近580万,这一人群和前面三类145万共计725万人群几乎分配了所有的审批户口指标,而剩余大约530万人的企业法人单位从业者几乎没有分配到户口指标的可能。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有三大系统审批落户的手段并没有完全适应首都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