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袁牧)：谢谢，我们先把重庆暂时放在一边。下面想请深圳的代表，让您做一个小的比较，天津跟重庆这两个城市一样的地方在哪儿，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林达：我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机构的意见。我认识重庆在两三年前，我那个时候做一些调研，对天津也是这样，我从一个很表面和个人感受的层面讲这个问题。

　　我先从不一样的地方说起，天津是一个典型的以港口为主要产业源头的城市，而重庆，它很多的层次上是港口，但是它那种港口的概念和天津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本地，因为本来就有很多工业在重庆本身，所以其实更多的是产业的发展。我认为在两个地方来讲，可以从一个内陆城市和一个沿海城市的方法来去想不同的地方。两个地方来说的话，天津人是一种火辣的状态，两个城市的共同点，这个是一个批判性的东西，两个城市都是在寻找所谓的一线末端或者二线前端这样的层次和阶段。

　　在根本上面，这两个城市在沿用一些大城市当年发展的一些模式，。从现在来说，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再延续自己这种所谓的跟随模式，希望能够有一些创新模式，希望能够自己找道路，自己也能够自立，两个城市都在寻找，而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一线末、二线头的城市其实都是在寻找，而且大家也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一个答案。在现在一个媒体和人文审美疲劳的时代，这两个城市其实在寻找的关键点上都没有找到。而且，在整个中国大的一个框架里面是扮演中转角色。或者是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里边，可能会有部分类型的叫“后发城市”，是能够创立出品牌。但是到现在为止，在不同层面上来说，其实很难判断到底哪个城市能跳出来。

　　主持人(袁牧)：正好轮到沈磊先生，您是天津规划局的总规划师。其实您待过很多城市，我们昨天了解到您是从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位市，以及到省会城市，再到直辖市这么一级级过来的。其实我想问的与您个人经历关系不大。这里，我不想让您谈重庆的差异，更想了解在第一轮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怎么理解在北京、河北、天津“三位一体”当中天津的位置和角色。

　　沈磊：这个是国家的大问题。今天让我谈这样的大事，可以稍做讨论。

　　天津一直有一个笑话或者一种说法，天津是北京灯下的黑影，因为有北京看不到天津。但是近几年，天津的确处于一百年都不能够遇到的机会背景下，为什么说一百年？在参加其它会的时候，还不是天津当地会议，说时代的天津就是100年前的深圳。因为一百年前的天津是非常开放的，因为有好多、上百个可以历数的中国第一。比如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包括第一个路灯等等之类的。那个时候天津非常洋气。中国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像以詹天佑为代表的，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都在天津。所以，一百年前的天津是非常辉煌的。这个构成了天津的历史。

天津市规划局的副局长沈磊先生

　　但是这个一百年，特别是1949年以后，近乎被埋没了，被计划经济埋没了。但是到2006年，天津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机会，它被纳入到国家战略中心。一直到现在为止，天津又面临新的机会，包括袁院长说到，天津现在作为京津冀协调的战略，包括天津自贸区，自主创意园区，一带一路，这五个国家的战略都跟天津有关系。当然现在最主要的是京津冀。

　　北京是国家政治中心、经济、文化中心，创新也在里面。对天津的定位提到是“生态城市”，当时应该是2008年，就是把天津作为全国大城市当中，唯一称为是生态城市。因为生态条件跟南方根本是无法比的，跟苏州、重庆都不能比，这个地方怎么是生态城市？我到滨海新区一看，滨海新区树长到18米，一定要把那个头去掉，否则根就会扎下去，一扎下去就会死。而把生态城市的试点放在天津，目的显而易见。因为它是中国城市的支架，如果像天津这样的生态条件恶劣，比较差的，都能够做成生态城市，那么中国绝大部分都是生态城市了

　　天津这段时间也极力、努力去做，是有一点成效的。因为南方第一大港——宁波港，条件非常优越，这个港口直立可以达到25米，所以这种潜艇可以直接通过港口过来。而天津港，是北方第一大港，去年是四万吨的吞吐量，但是这个跟宁波港完全不一样，它是靠挖，每一个月要挖一次。所以，一开始日本在这里挖，到现在每月还在继续挖。因为它是渤海湾当中的，当时八国联军如何来接近北京城，英国人船只直接开到天津港，然后进入北京，所以它的港口非常特殊，因为它靠近北京。作为经济中心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前一段时间，国家对天津市非常厚望，滨海新区土地面积是2200万，到上海浦东是1100平方米，现在是2270平方米，这个主要是天津的滩土地，但是这些土地对天津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础。天津当中近八年跟重庆一样，GDP一直都是12%。

　　直面回答我们卢总说到的天津的发展对它的定义。这个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的层面，还有一个是城市层面。如果作为国家层面的话，天津在京津冀当中，我相信天津主要是跟北京的环境相互支撑。作为城市的层面角度来说，天津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也希望北方经济中心能够在天津更有序。

　　主持人(袁牧)：谢谢。前面四位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谈这两个城市，下面我们想请一个不是专业角度的，从旁观的角度看这两个城市。

　　这个问题我又有一点变化，我们提个前置条件，实际上我们需要城市之间的比对，今天上午我说了，我们别去比对，但是逃脱不了比对。假设现在有非常大的企业，需要有一个总部落地，而这个企业不是国企，国企首先考虑政府的要求，企业自主抉择我要放在哪个城市。现在在北方考虑三个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西部三个城市，武汉、成都、天津。从您的角度，这六个城市可比吗？这个企业放在哪儿合适？

　　叶一剑：不可比，总部的选择其实跟城市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其实有分几块，第一是什么产业，未来的战略部署的重点在哪个区域？另外员工对文化认同的倾向性在什么地方，还有一系列的因素，然后这个企业本身才决定选择哪里，非说今天你给我六个城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企业，比如您说金融行业企业，在京津冀地区，天津也说京津冀之间的定位问题，在这个定位之间的争论或者讨论之间有一个产业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金融业。因为大家知道，天津滨海新区有一个中央商务区，现在纳入自贸区的范围。当时的定位是一个金融区的概念非常清楚，而且它的面积规划时候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区，比伦敦金融城还要大。当时想得很清楚，希望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希望金融产业的积聚，当然希望民生银行的总部落在这儿，这是从规划、主观意愿，甚至国务院出台的31号文里面对整个天津滨海新区叫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其中有一个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金融。

　　新的领导人上任后，马上提出一个概念——第二金融街，显然随着北京金融街做的，最后依然希望能够在金融领域有所突破。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资源的积聚和可能性以及正当性，我们原来做过分析的，当时我们定义于家堡不仅仅是滨海新区的，也不仅仅是天津的，也不仅仅是京津冀的，甚至不仅仅是北方经济的于家堡，还是一个面向全球的金融资源的积聚。

　　但是这个希望是希望，积聚的现实很残酷，民生银行不可能把总部放在滨海新区的，民生银行的总部一定在北京。这个具体为什么？这块我觉得大家心知肚明，第二，如果民生银行在西部选，试图提供一个成功途径，应该去分析它的一个区域到一个城市，到这个区域和城市与外部的对话，中间的可能性和道路以及逻辑性上的区别。

　　在目前来看，武汉和重庆在国家的战略部署上，目前最大的一个战略红利就是长江经济带，所有长江沿线都在长江经济带战略的一个重要地方，都希望得到优点的表述。成都可能这几年一直提“西三角”，从成渝经济带到后来的西三角，到现在也在提长江经济带，就是从西安到成都，到重庆，这个好像是一个板块。但是它概念提出来了，但是发展的结局大家依然可以看到，竞争大于合作。这些地方有没有转变，是下一阶段非常值得看的事情。在这三个城市进行比较，如果我们抛开金融业，从整个未来发展空间来看，成都在整个西南地区，这个中心价值，或者说周边辐射的价值目前来看，我认为大于重庆的，有些劣势刚才余院长材料里面可以看到。

　　另外再从大的区域来看，重庆和武汉，武汉是得中部的省，我们有一个中部崛起的战略，其实是有一个中部的概念。

　　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客运高铁，中国货运铁路的枢纽其实是郑州，后来的客运枢纽有意识布局到武汉。但是现在又开始在第二拨布局当中发现位移。新的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出来以后，走向西部的时候，那么郑州到目前来看应该是走在了武汉的前面，武汉这个城市在中部地区它和郑州之间的双城记的天平再一次发生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我想接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来讲，这里边得长江经济带经济之便的重庆和武汉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将来我们从目前的战略的本身来看，应该说重庆的意义可能会得到战略红利的意义会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从上一个时代到这一次的孙书记的时代，我个人感觉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摇摆的幅度太大了。这个地区会有一定影响，有的刻意发展改变。一会儿袁院长可以有回应。

　　从此角度看，让我选，完全从这样只说是民生银行的概念的话，我想这三者之间其实可比性依然是非常弱的。我们看未来的时候，如果我作为民生银行的领导者，决策者，我觉得信息含量除了区域战略的分析，显然还需要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