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2015清华同衡学术周—双城记（苏州VS深圳）
主持人(袁牧)：非常感谢您反驳我，我为什么不断挑事，你要不反驳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提我最后一个问题。没文化不是坏事，美国最没文化，美国一共就200多年。美国在最近不到一个世纪里面主导了世界，美国是最没有文化的，但是为什么主导世界？是因为美国没有包袱，所以创新能力十足。苏州也不是很有包袱的城市，我们也在创新当中。这种创新不是单纯的说就可以创造了机会，这里面需要一个机制或者制度的允许，其实我想提的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回到我们城市上来，我想听听两边城市代表谈谈，在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和管理，甚至于涉及到规划上，我们的新的思维是什么？其实我知道，深圳在城市的发展和管理上是有别于其它城市的地方。苏州在它的城市、管理上也是有非常多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咱们跟新加坡的合作不是单纯做工业园区，而是建造一个新的城市。那么这个城市从你的管理的角度，到你实施管理的角度，都是有一系列的创新，深圳更是这样，它是一个我们大陆城市和香港这个城市低度的中介，它既接近于我们大陆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跟香港连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两边代表谈谈制度和城市管理上如何做创新。
卢宁：其实说到发展，这个是很清晰的，第一方面，从经济上讲，说这个发展就是转型升级。我们2004年的时候，服务业占比是31.2%，去年是47.2%，2004年的时候工业园区金鸡湖边上刚刚开始有砌好的砖，以前都是芦苇杆，现在后面就是CBD，刚才看到很多楼，这个里面的装修还没有完成。另外就是一个在工业里面，制造业我们原来的产业主要是IT一股独大，主要是冶金，黑色金属，纺织、化工这些。现在电子第一，第二是装备制造业。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就是电子信息。这个我要说明一下，笔记本在我们统计当中不算新兴产业。这个要看技术含量，还有新材料，比如纳米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生物医药等等。这个占比在整个工业占到47.5%。这是我们说苏州在经济结构上，还有是在生态上，苏州对生态非常敏感，水环境是苏州的生命线，包括从太湖、长江看，长江跟我们关系不是太密切，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太湖重要的水源，包括我们的古城，景观水等等。所以苏州搞了生态文明的十大工程，每年都在推进。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规划的方式确定了400万亩的粮油、林地、水产还有园艺，从规划确定下来，以后不可开发，只能用于农业，还有8488平方公里，42.5%是水面，这个生态是自我完善、自我保护的。所以转型升级就是产业结构、生态文明以及其它。
第二个方面，社会结构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均衡，城乡的均衡，和外来人口的均衡。城乡均衡上面，我们现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是不愿意进城的，城镇化是接近这样一个拐点，不是城镇人口会不断往上走。按照美国标准，美国每平方英里一千人的话，我们都差不多，都是城市化。
在苏州最重要是哪些标准呢？城乡的社保制度，我们城市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钱是一样，生活水平差不了多少，我们城乡收入比是2：1，但是在最低保障上是差不多的，包括医疗保险各方面，能接轨的都接轨，社会公共服务，说得难听一点，城市社区设施有的还不如农村社区。什么道理呢？我们农村社区50%的居民是集中在一起的，农村的工业设施都有90%集中在一起的，通过产业园、开发区这种方式，不是城城点火、户户冒烟。推进城乡的公共服务建设，包括垃圾的回收。我前一段时间去看太湖上一个小岛，上面没有多少人口，都是老人了，我都吃惊，怎么会这么干净？这是家家户户的问题。这些问题深圳可能遇不到的，他们全城市化了，我们要保留城乡形态上的差异。
当然还有人的发展、教育，外地人口进入苏州的话，有很好的管理方法，大城市中，外来人口在苏州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待遇也是好的，除了入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房子多少平米可以落户等等，吸引力都是比较大的。当然跟深圳比一下，我们这个外来人口沉淀下来的结构比较多，这个外来人口不会永远29岁，会增长。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不管怎么发展，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和谐的，是代际公平的，我们希望我们是包容性的，不是因为我发展，让别人不发展，我这部分人发展不让另一部分人发展。在苏州来讲，包括城乡的关系，周边城市和周边县市的关系都是这样的。那么可能回到一个发展问题上，我讲一句话你们印证一下，中国大城市可能唯一没有说过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可能只有苏州。
相秉军：我们卢主任把城市的现象都讲得非常清楚。归根一句话，所有这些能够做得到，苏州就是依靠中国的强有力的政府。比如工业区，乡镇企业园区遍地开花，现在整合在一起了。比如说外来人口我们对你的社保，医疗、就医能够一视同仁是靠政府的管理。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管理很好的城市，我们也学到其中很多的一些好的方法，我们管理上也推行了我们和我们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线，表现非常清晰，所以它的有秩序的，是有规律可寻的，同时不会留出很多死角。所以这个在城市管理方面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城市规划上面实际上我们比较不好意思的说跟深圳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工业园区的方法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没有我们传统的一套。但是正是由于我们政府强有力的管理，所以我们城市管理是和大家都一样，也是比较一般的。
黄伟文：深圳的城市规划其实并不是太起作用，尤其是在每一次制订了未来的发展规模，人口、这些预测之后，往往到了那个年限，比如说第一次的总体规划到六年的，它预测2000年做，我们是100多万人，实际上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有400多万人。第二版总体规划预测2000年是2010年，也是到了400多万人。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1000多万人。所以规划的预测总是这样。但是好在这些规划并没有完成的得到强有力政府的推行，这个时候就给城市的底下的自发的这种差异留下一些空间，这个空间也跟深圳的地理情况有关系。
深圳政府不那么强势对待城中村，包括改造中、拆迁中的事及深圳把它采取一种更加包容、更加协商的方式来做。所以某种程度建立了深圳的规划氛围，也就是说我们多多少少允许这个本地人去建设他已经所剩无几的土地的地盘，让他来建设。虽然是一个小的自治的区域，他们说他们自己建，实际上是DIY的社区。我觉得这个是深圳规划可以从这里面学到的，
但是深圳还不至于因为知名，引起各种各样的短缺，基础设施的短缺，廉租房的短缺，保障房的短缺，这个在深圳没有，是因为本地村民自发参与，然后弥补了主流城市规划的病，帮主流城市规划补了位、矫了正，这是深圳城市规划的特点，也是未来应该从中学到东西，然后去改革我们主流规划，让主流规划有新的创新和发展。我想其实政府的规划很难从自身内部进行创新，需要公众的参与，需要市民主题权力的释放和觉醒，所以让他们参与，让这个城市会变得更有文化。
林达：我觉得在规划和管制方面，我觉得有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关于平台。我觉得深圳其实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在整个规划的机制和规划现实社会发生的事情对接的时候，其实被迫它已经成为更多像一个平台，多于一个自上而下也好，自下而上也好，是一种上下交换信息的这样一个平台。
第二是关于开源的概念。深圳最核心价值是因为它不论在文化上也好，还是在知识上也好，还是在资本上也好，还是在任何的东西上，都是相对开源的。现在开源这个概念在10-15年前是风险很高的概念。所以在整个知识和产业和任何东西上开的源是积极想在规制里面可以去融合的。
第三是社会价值的部分，对于深圳在一些硬指标上，其实深圳是很不利的，因为它的硬指标上面看，他所创造出来的商业价值和资本价值其实是被低估的，因为它有很多价值是所谓的灰色价值，而这种灰色价值是在养了很多人。这样一个价值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机制，或者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去评价或者评估这样的价值。
最后一点，坚持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因为我觉得在深圳的这么多年，不断在工作也好，规划也好，城市设计也好，深圳的整个的城市设计、设施规划的系统，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并不是很稳定，就是今年和明年其实这个政策和方法都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这样恰恰给深圳的城市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试点。其实深圳是可以考虑相对微型的规划，像我们的智能手机已经把每一个人从大的集体打散到非常小的集体的概念。其实是否能够把这个小规模的更微型的集体概念在规划里面能够显现？并不是说要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这件事对深圳根本没有意义，深圳并不是一个城市，可能是500个小型或者中型城市组合在一起的聚落而已。因为它在里面还有城中村不同的文化的圈子。如果把一个大的规划从上面往下画的画，永远不会去估计到他明年到底是多少人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城市的概念。所以我觉得真正城市的个性化，在规划的方法上是可以有一些新的尝试的。
主持人(袁牧)：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我们绕了一个特别大的圈子，可能最后我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思考，大家从嘉宾说的已经或多或少的表达了这两个城市真正的差异。以我的理解，这两个城市的差异一个在于很强有力的振幅，如何引导市场化、引导技术发展作为和一个强势的市场技术如何引导政府的这样两种不同的管理和管制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获得的成功。所以留给大家是对两种城市更加深切的一个思考。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