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 全国存量房合计总市值约200万亿

美国政府债务侧重于需求端管理,政府充当裁判员角色,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使货币发挥作用。 货币超发是在中国特有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下的产物,管制是货币超发的滥觞。

    来源:北青网

   中国货币存量已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天量数字背后透射出何种经济问题?笔者试从以下几个问题加以分析。

   首先,货币究竟有没有超发?

   改革开放34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44倍,广义货币增长了1140倍。货币供应量增幅是GDP增幅的8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通胀率年均增长约6.25%,以复利计算,通胀倍数约为8倍。30多年来面粉、鸡蛋、猪肉、中华烟等生活日用消费品涨幅约在7~10倍之间,与总体通胀倍数基本吻合。

   都是8倍!这不是巧合,而是货币超发的必然后果。

   1140倍、144倍、8倍——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30多年来,货币增速远超经济增速,经济增速大于工资上涨的速度,货币严重超发。货币超发多少倍,通货相应膨胀多少倍。

   第二,货币超发了多少?货币超发的“老虎”是从哪些“笼子”跑出来的?

   首先是外汇占款。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约3.3万亿美元,同期外汇占款余额约为27万亿元,相当于累计约有27万亿元的货币被发行出来。其次是政府债务。目前中国国债余额约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据保守统计约12万亿元,两者合计约20万亿元。虽然央行不得直接认购国债和其他债券,但央行却可以在公开市场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认购。以上两项合计约47万亿元。

   改革开放34年间,我国GDP增量约为51.5万亿元;广义货币增量约为98万亿元。广义货币增量比GDP增量多出约47万亿元。

   都是47万亿元!这同样不是巧合,说明这些年货币超发了约47万亿元。

   第三,超发货币流向了哪里?

   数据显示,我国房改后的20年间中国房价上涨了约20倍,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上涨了50~100倍,远超8倍的物价涨幅。截至2012年底,全国存量住房约179亿平方米,合计总市值约100万亿元。如果算上农村房产、小产权房和城市商用房产,总值约200万亿元。

   由此看出,楼市是吸纳超发货币的主要场所。房产是一种特殊产品,兼具消费品和投资品属性。一方面,作为消费品,房产泡沫是中国恶性通胀的替代品,避免了恶性通胀的爆发;另一方面,作为投资品,房产是生产成本主要构成部分,在传导机制下,房产成为通胀的主要“幕后推手”。

   第四,超发货币引发了哪些问题?

   首先,引发了房产泡沫。在中国现有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土地。土地价格不降,房价不可能下降。资本天生逐利,超发货币对房产泡沫的形成推波助澜,越吹越大。目前中国房产总值约200万亿元,如果任由资金炒作,房价再涨1倍,则纸上财富会增加200万亿元,那么将使实体经济萎缩,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基本面扭曲变形;而一旦房价大幅下跌,涉及百万亿元量级的资金链必将断裂,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陷入混乱状态,从而重蹈日本“失去的20年”的覆辙。

   30多年间,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约25倍,同期中国人均住房只增加了约5倍;房地产行业对社会资金的占用水平高于其他行业,但供给效率低于其他行业,房地产行业跑输了国民经济整体水平。

   其次,导致政府角色错位。政府债务是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中国政府债务侧重于供给端管理,政府充当运动员角色,超发货币主要用于政府主导投资项目,投资决策演变成政策决策、政绩决策甚至官本位升迁决策,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美国政府债务侧重于需求端管理,政府充当裁判员角色,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使货币发挥作用。国债主要是作为短期融资票据使用,用来弥补市场流动性的不足。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实施了约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救纾困计划,通过证券市场购买行为来重建金融机构资本和支撑消费者信贷。截至2012年8月,已通过抛售证券回收了约83%的资金。其中对花旗集团、美国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富国银行、房利美、房地美等的投资均取得正收益。

   再次,埋下债务危机隐患。目前,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层层加码不放松,土地财政收入增长难以为继,政府负债只能靠发新债换旧债来解决。在持续通胀下,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政府负债率不断上升,埋下债务危机隐患。

   最后,资金挤出效应致使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有政府信用做担保,有不断上涨的纸上房价做抵押,银行业资金自然会向政府债务投资项目和房地产行业倾斜,民营企业及广大中小企业遭受融资歧视。在天量货币存量下,资金严重过剩现象与资金严重饥渴现象同时并存,不能不说是中国金融市场的离奇怪象,金融市场的效率之低下可见一斑。

   从本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货币超量投放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就像输血急救一样,只能在流动性缺乏的情况下取得短期效果;血液本身并不是药方,宽松货币政策不应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确定货币发行的规模要综合考虑经济总量、社会融资难易程度、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金融效率等因素来决定,货币超发对经济贻害无穷。

   货币超发是在中国特有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下的产物,管制是货币超发的滥觞。从管制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进程任重而道远。货币天然无“好”和“坏”之分:在自由市场经济下,货币更多发挥其“好”的属性;在管制经济下,更多发挥其“坏”的属性。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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