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28日发布报告，提出应及时推广沪渝经验，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房超过40平方米部分，无论住房为何种产权性质，均应按评估价格征收税率较高的保有环节房产税，且新增商品房和现有存量房均纳入征税范围。对那些已经拥有多套商品房的人家而言，或许随时都将面临房产税的追缴。

　　但是，开征房产税所面临理论与逻辑的尴尬，以及现实的无奈，并不会因未来某一日事实开征而烟消云散。开征房产税要“合法律”不难，只要有现行的法律规定可依就行。但要实现经全体或大多数人的同意和认可的“合法”，则不敢轻易夸下海口。换句话说，民意基础必须足够广泛，至少是拥有大多数民意，最好是拥有全体民意。

　　这或许就是当下中国社会要开征房产税所面临的最大尴尬与无奈。开征吧，在现有情势下，无法弥合“合法”与“合法律”的法理裂隙，从而应对来自社会各界的合法性追问；不开征吧，又有腐败分子动辄几十套房子的新闻屡屡见光，贫富不均问题越来越凸显，民间呼声日高的压力与挑战。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两难选择！

　　其实，与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事无补，倒不如冷静思考一下，社会创建税制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毋庸置疑，一切社会制度，包括税制，其创建的终极目的，无不是为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在税权民意基础问题尚未得到全面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以此为标准来决断房产税的开征问题，诸如开征的前提与策略问题，开征的原则与方法问题。

　　如果房产税开征后，税款的使用问题仍然缺乏公开透明，缺乏监督问责的制度性保障，那么，开征房产税岂不意味着政府是在继续与民争利，没有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初承诺，是在不断扩大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等。因此，就广大国民意愿而言，宁愿不开征或缓征。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财富放在私人手里要比放在缺乏实质性监督的政府手里更有效率。

　　相反，如果房产税开征后，在税款的使用问题上，至少能让公众看到正在走向公开透明，监督问责的制度性保障正在建立之中，也正在逐步接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初承诺，那就应该及时开征，以便尽快解决征纳税人之间，以及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公正问题。

　　事实上，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以什么原则开征房产税，如何征收房产税，诸如纳税额如何确定，税率定为多少，在哪个环节征税等等，才会真正成为房产税开征亟待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因为，如果前提不确定，结果也就不确定，开征与否就无从谈起。

　　坦率地说，关于房产税开征所引发的持久争论本身就说明——房产税开征的问题之复杂仅仅是技术性的！就其根本而言，房产税开征的一切纠结、尴尬，原就不在房产税本身，而在于我们迟迟尚未自觉呼唤和推进的系统性、根本性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