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吴铁英

　　对普通人来说，“再生建筑”是一个陌生名词，但只要你有在欧洲大城市旅行的经历，“再生建筑”就不再是一个生涩的学术用语。在这些大城市的历史风貌区，几乎没有一幢房子不是“再生建筑”——在变成餐厅、银行、旅馆、商店之前，原先这里居住的可能是贵族、富商、外交官。

　　经过不断改建翻新，房子最初的格局早已不复存在，但细细打量这些老房子，它们合适的体量、匀称的比例、稳健的线条、与街道和周围房子的密切关系，还是能让人感受到设计者当初对它投入的那份心血和感情。

　　建筑再生源远流长，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古代和中世纪建筑再生的典范。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始建于公元325年，由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建造，后受损于战乱。公元537年，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为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将它进行重建，作为东正教的宫廷教堂，持续了九个世纪。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攻克君士坦丁堡，他下令将教堂内所有壁画用灰浆遮盖住，所有基督教雕像也被搬出，并将大教堂改为清真寺，还在周围修建了四个高大的尖塔，这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圣索非亚大教堂的面貌。1932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又将它改成博物馆，长期被掩盖住的拜占庭马赛克镶嵌艺术瑰宝，得以重见天日。

　　“再生建筑”成主流

　　在保持原有建筑基本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局部结构和装修，大幅改变建筑的使用功能。“再生建筑”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当时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动荡已逐渐平息，西欧各国逐步完成工业革命对产业和城市的升级改造，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现代生活方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城市中传统的以居住为主的封闭社区和街区，开始让位于交流、娱乐、购物等现代商业的空间需求，于是以阿姆斯特丹、威尼斯、摩纳哥等港口为先端，欧洲各主要城市先后开始漫长的建筑再生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众多在中世纪就已成熟的城市，已经完成改造，与现代生活方式初步对接。同时，经过理论与实践的积累，再生建筑学也逐步形成一门独立而完整的技术科学。

　　不过，即使是在欧洲，“再生建筑”也并非一直受欢迎。二十世纪中期，德国建筑理论家吉迪翁就曾宣称“无序的混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拆除旧城区，“扫除过去”，在废墟上根据新蓝图重建，一度成为一些欧洲城市的主流。然而，人们逐渐发现，在罗马、巴塞罗那等欧洲名城，多个世纪的建筑相映成趣，新老街区鳞次栉比，正是“混杂”和“无序”让它们充满活力。第二次大战结束后，面对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的城市，欧洲各国建设规划当局再一次举起再生建筑学的大旗，通过再现重建、改造修缮、增建扩建、功能代换等诸多方式，终于在短时间内，使大多数遭受严重毁坏的城市获得再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建筑再生已成为欧洲建筑业的时尚。2008年，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英国剑桥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再生建筑与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同城市的建筑再生改造应该与环保低碳理念结合起来。“再生建筑”由此成为发达国家建筑的主流。到二十一世纪初，欧美主要国家城市建筑工程的一半以上，都与建筑再生有关，而不是新建建筑。

　　不能不提的一点是，欧美国家的建筑再生，一般由政府统一规划批准，由具有资质的设计和工程公司实施。毕竟，工业建筑、公共建筑和居民建筑的功能差异巨大，特别是设计目的不同，对消防、水电、供暖、逃生通道的要求也不同。随心所欲地拿旧建筑搞“再生”，自然会埋下安全隐患。另外，旧建筑经历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风雨，难免存在管线老化、设计思想落后等问题，也并非都适合“再生”。

　　旧工业建筑成“再生明星”

　　“再生建筑”在它的第一个百年中，其主流是对传统城市住宅的再生改建，而在近三十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制造业外移，原来位于市区或市郊的工业区及高污染工业外迁，留下来的大批厂房，成为建筑师们展示各种创意的试验场。

　　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建筑主要有以下几种“再生”途径：变身文化、商业建筑，如博物馆、展览馆、艺术中心、学校、画廊、艺术工作坊等。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都有艺术家的聚集地，而“Loft”则成为这些聚集地的典型风格。此外，像加拿大多伦多女王港的商业建筑，就是在一片十九世纪的仓库区基础上改建的。而在意大利都灵，建造于二次大战前的菲亚特工厂厂房，在1998年被改造成一个集商业、展览于一体的综合建筑，两年一度在此举行的世界慢食协会展览让它名声大振。在上海，近年来最著名的再生工业建筑，要数位于虹口区沙泾路上的1933老场坊，这处由屠宰工厂改建的创艺中心如今已成为上海潮流人士的热门地标。

　　在欧洲众多传统工业建筑改建案例中，“再生建筑”学者对瑞士苏黎世传统工业区改造方案予以高度评价。这一地块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其改造方案于2001年由政府规划管理部门出台。工业区中的一个造船厂，现在已改造成一个剧场、一个电影放映场、一个具有另类气氛的酒吧，空旷的大厅则用来展览前卫艺术。但是，它的结构和外墙装饰风格基本不变，只是增加了一些公共建筑的配套设施(厕所、坡道、疏散楼梯等)。工业区内的一个锅炉房，由于内部空间高大，则通过钢结构加层并划分空间，改造成一所风格独特的建筑学校。

　　一些原本是蓝领工人工作的宏大厂房，被改造为白领云集的写字楼。其中最著名案例，是1988年雀巢公司对法国巴黎郊区麦涅巧克力工厂的改造。为了保留这个十九世纪工业革命遗产的神韵，整个改造工程耗资80亿法郎，有60多家工程公司参与，最终既让这座工业圣殿的辉煌再现，又为雀巢公司的1700名员工提供了办公空间。

　　工业建筑改造成的城市阁楼以前只是穷人阶层无奈的选择，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纽约曼哈顿，贫穷的艺术家把一些空间巨大、光线充足的废旧厂房和仓库以低廉的价格租下来，并以艺术家的品味，将其改造成富有艺术气息的生活空间及工作场所，开创了“Loft风格”。“Loft风格”如今已成为中产阶级时髦生活方式的标志，是各国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中炙手可热的物业种类。

　　谈到欧洲老旧公共建筑的成功“再生”案例，不能漏掉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东欧地区各国首都均有风格硬朗、造型浑厚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东欧剧变后，它们大多拆除了意识形态符号。其中，前东柏林市区的院落街坊式建筑最为典型。20世纪初，这些建筑多是贵族的宅院，东德建立后，这些院落成为住宅、办公和小型工厂结合的微型单位。1990年两德统一后，除了部分住房和办公区域得以保留，其他小型建筑的底层多变为咖啡厅、画廊、小型商店等。 插图：张旭菁

　　维也纳 煤气储罐变身公寓

　　从维也纳市区到机场的途中，远远就能看到4个巨型砖砌外墙的煤气储罐，每个直径60米，覆盖着金属结构的圆顶。这些储罐建于十九世纪末奥匈帝国时期，本是储存供维也纳市区使用的煤气的。1985年后，维也纳市区全面改用液化石油气，这些巨大的煤气储罐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城市的扩展，原来的郊区变成新城区，这4个煤气储罐被改建为大型多功能综合体，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标性建筑。4个储罐的改造工程设计，分别由奥地利和法国的著名设计师和设计工作室负责，改建后的4个储罐的上部，成为600多套公寓，底座几层为商业、娱乐区域和办公用房，一条购物街将4个罐连接起来，地下为多层车库和商业库房等，其中一个罐子的底座建为可供3000人活动的多功能厅。最终，改建后的4个罐子，仅仅地上部分的建筑面积就达94万平方米。

　　纽约 “大杂院”变身时髦公寓

　　美国大城市有不少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福利旅馆”(welfare hotel)，入住需要严格的申请和审批手续，类似中国的“廉租房”。这些福利旅馆的改造，同样属于建筑再生，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当属乔治王子旅馆的改造。

　　位于曼哈顿岛上的乔治王子旅馆楼高14层，曾经是纽约市最大的福利旅馆，约有500个买不起房子的家庭挤在这里，总居住人口超过1600名。这里治安混乱，鱼龙混杂，非法搭建的炉子熏黑了屋顶。

　　1990年该福利旅馆被关闭，所有房客被迁出。1994年，在非营利组织“共同点社区”(Common Ground Communi ty)的努力下，改造工程在得到政府及私人机构的3900万美元支持后启动。2000年3月底，改建后的乔治王子旅馆重新开门营业。再生后的旅馆有着文艺复兴风格的立柱，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时期风格的橡木地板。约1700名低收入者申请旅馆内的416套公寓，他们接受联邦房租补贴，用自己30%的收入支付房租。建筑被装饰成金光闪闪的大楼，为416名低薪工人、无家可归者、艾滋病毒携带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单间住宿。较高楼层的大厅被涂上了令人愉悦的黄油色。乔治王子旅馆还提供现场的职业培训，旅馆隔壁的一家巴西牛排餐厅为房客提供工作岗位。装饰一新的旅馆拥有电脑房、艺术工作室、社工办公室、休息厅和装饰华丽的茶室，还计划建立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