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用中国建筑与世界对话
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于北京时间2月28日揭晓，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获得了这一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建筑奖每年度授予一位杰出建筑师，被称为“建筑学界诺贝尔奖”，此前唯一获得过该奖的华人建筑师是贝聿铭。
普利兹克建筑奖给王澍的评审词是：“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以强烈的文化传承感及回归传统而著称，不直接使用历史元素，却又能够唤起往昔。”
王澍建筑观之“寻找中国”
记者：之前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在刚刚看过象山校园后突然觉得无从问起，那种震撼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能不能先谈谈您设计象山校园的理念？
王澍：我看过一个评论，影响中国城市未来走向的两大标志性建筑，一个是北京CCTV大楼，一个就是象山校园，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我很高兴象山校园能够代表另一种方向。当时设计这座校园的想法是恢复带有中国传统书院气息的大学，一般古代书院都是在山边，一个院子，它不只是建筑，更要和它的理念有关，有导师、有学生，没有入学考试，没有毕业考试，随时可以进来，随时可以离开。就像孔子带着一群弟子流动变化，有点理想主义，但奠定了一个大学的基本气质。
记者：您现在每天在这个校园里工作、教书，呆在您自己设计的建筑里面是什么感觉？
王澍：感觉满松弛的，可以呆得住，这说明我自己发生了变化。早期我的建筑风格受鲁迅影响，设计就像高山和匕首，强烈得连我自己都不能忍受。后期沈从文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认为中国的建筑师看这个时代需要某种带有超越性的视野，沈从文在《边城》里有一段描述，当时苗族人起义，清军去镇压，完后在凤凰城头上挂了几千颗人头，凤凰城边的水被血染红了，接下来他写了一句阳光仍然灿烂，青山依旧。他不是在那里谈论斗争，他在想更高一层的什么东西是更持久的。我的方法我觉得完全是可能的，不仅在中国，包括在国外，只不过针对某一地区不同的特点，它的现实，生活状态，施工方式等，要做因地制宜的调整，但基本思路是可以跨越国界和地区的、包含不同方向的追求和可操作的具体做法的实验。
记者：您设计的建筑给我的感觉是，强调中国传统，但仍有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色彩，并非传统的中国式建筑？
王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扪心自问，我们学的西方的东西远远多于中国的东西，我们喜欢谈论中国的传统，但我们对中国的传统基本不了解，都是泛泛的。传统你必须真的扎进去，对具体的某一件事情具体地了解，才可能开始谈论传统的问题。否则这种传统的谈论永远都是人造的，假装的，空泛的。
记者：中国的城市很容易接受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但中国的建筑师让西方接受的难度要大得多，需要如何调整这种观念？
王澍：很多中国建筑师都害怕赶不上国际潮流，所以拼命追赶。但真正的流行一直在变化，都是在自己不同的文化领域原生出来的领先的东西。所以如果坚持按照本国的文化理解去做，反而容易被别人理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这两年我花大量精力在全世界做巡回演讲，发现大家特别渴望了解中国的建筑，包括中国现在的状况，这需要更多的交流方式才能获得。
王澍建筑观之“回归古典”
记者：在东方和西方两种建筑观念之间，您是如何找到平衡点的？
王澍：我的理解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你更要有自己鲜明的自觉性和特征，才可能在全球化当中有你的位置。你不坚持自己的文化特征，不爱护自己的文化，你就没有办法保持平衡。每种文化有它发展的脉络和源流，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贫穷落后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好，五四时期的学者普遍抱有这样的意识，这对今天流毒甚深。当我一开始明显转向中国传统的时候，也就是2007年象山校园建成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人跟世界切断了联系。质疑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业界的评论，说我去探讨中国建筑，就意味着已经背叛了现代建筑的传统。但这是我的选择。
记者：能描述一下您的性格吗？
王澍：我有时候说，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生在17世纪，我曾经跟李渔见过。我不用互联网，不用电脑，说老实话，我一直在保持自己那种内心的平静，不管外面刮风下雨，保持这种平静是最重要的。
记者：实际上现在人们也慢慢意识到，没有历史的新是一种对文脉的切割？
王澍：我在很多设计中都用过的瓦爿墙就来自于传统，但这么大的面积和高度，与混凝土技术结合起来，就不是传统了。我曾经有四五年的时间参与宁波的历史建筑保护，宁波曾经拆过一幢普通民宅，那个宅子里唐代的砖头都有，我发现中国很多建筑都是这样，我称之为“循环建造”。你拆一幢老房子会发现唐宋元明清所有朝代的材料，节约材料是我们的美德，过去我们每次拆掉一幢房子都会用拆掉的材料重新建房，而不是简单地把它抛弃。不同的瓦片，整张的、二分之一的、四分之一的，都被砌在墙上，砖瓦的碎屑被填充在里面，干净彻底，每一面墙都像现代的抽象画，还不止是普通工匠的水准，工艺达到了艺术大师的程度。今天我们中国人连20年前建成的建筑都当旧建筑开始拆除，这种节约材料和回收建造的可能性就更有价值。
记者：看过在象山校园您使用这些砖瓦，感觉经历了数百年，这些砖瓦都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美感？
王澍：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就是对时间的诗意体会，旧材料为什么被大家珍爱，它里面是有文化含义的。原来传统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丰富的多元性，光砖头浙江省就有80多种规格。砖头瓦片全都是最简单的，我感兴趣的是它们像语言一样没有说语言哪个词、哪个字看不懂，但你把它们通过写作方式叠加在一起就会发生变化。当你想了很多，提笔去写的时候，它可能会帮助你找到文字的腔调，一旦开写，这里面发生的变化就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记者：在大量历史建筑被拆除的这个时代，建筑师实际上站在了保护记忆的第一线？
王澍：是这样的。我们当年看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写的序言，对当时的保护状况已经潸然泪下，如果他们看到今天这种状况，又会如何呢！不单是传统的建筑，包括八十年代以前的大量建筑遗存，按照我的观点都是要继承的传统。比如我做宁波美术馆，原来是废弃的航运大楼，我提出改造的建议，省了一半的钱，又保留了传统。
王澍建筑观之“重返自然”
记者：为什么一个城市里的建筑师会形成一种田园乡村的设计风格？
王澍：因为我经常做的一些事情在当时看起来都是有点古怪的，当大家都在课堂里拼命学习的时候，我一个人背着包按照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的路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他写过的所有村子我都去过，当时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会临一本字帖几十年，我都觉得没有达到那个字帖原写人的精神高度和意识，我没有达到就不停止练习，很笨的人才会这样做。我可以很高兴地陪太太连续几天逛百货商场，逛到她累了为止，我兴致盎然地在观察生活，等等。我也可以在西湖边闲坐一天，看日出日落，这样也没有关系。我是一个智商不是很高，但是有点智慧的人。
记者：今天有人在城市里创造一种自然，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王澍：传统和历史都是今天的人在做。我经常举中国画的例子来说明一个问题，有山有水有树有房子，中国人的观念是画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建筑，你会看到建筑本身并不大，在画中是相对次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基本的环境观念。自然比城市建筑重要很多倍，比如象山校园，很多老师抱怨，这么大一块地，你为什么把建筑都顺着围墙边上建，间距这么密。因为我要让出50%还给自然，我们在校园内保留了大量农田用来耕作，这都是很具体的探讨如何在今天的城市中保持自然和环境的关系的做法。
记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象山校园不仅是一组建筑，更是用建筑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教育模式的探索？
王澍：我当时说我的基本思路是来自于灵隐寺对面的飞来峰，我觉得那就是亚洲大学的原型，你可以看到自然和人工交会的界面上如此自然的状态。我们老师有时候不喜欢我设计的教室，说太暗了，像修道院，我说你没看到那个走廊如此宽阔，你可以在走廊里上课；你看到那些像小院子一样的地方是半室外的，你可以去那里上课；屋顶可以摆凳子，你可以在屋顶上课；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树，旁边很细心地经营出一小块地方，你可以在那棵树下上课，好的建筑实际上是可以教别人如何去使用，因为它某种程度上既回答了生活的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今天生活的积淀。
记者：现在城市建筑的设计包括环境设计也常有人提田园风，但很多给人的感觉是不伦不类，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王澍：我经常说我的很多东西是从农村学来的，我在城市用这样的方法造建筑，是反过来对现代城市施以某种反向的教育与影响。比如说杭州，杭州是一半湖山一半城，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都有这样的特征，如此美丽的城市传统，现在倒搞不清楚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怎么办？必须要用具体的样板来回答，我从80年代言论激烈，90年代沉默，2000年后埋头实践，因为我觉得光靠讨论是不够的，必须要做出实实在在的东西。
记者：如果真的是一半城市一半乡野，城市的面积不是变得更大而无当了吗？
王澍：我们城市的建筑要多大的体量、多大的高度才能满足？我们做过测算，杭州城的住宅基本上七八层楼就够用了，高密度的方式和景观结合，根本不需要高楼，就能满足现在的人口居住。我们发现高楼成了一种欲望的选择，和生活本身的美好一点关系也没有。
记者：最后能不能再说说您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规划的期望？
王澍：我对中国建筑的理解就是它不能太强，它应该弱一点，只有当建筑弱一点的时候，自然才会出现，否则建筑那么强大，自然都是它的陪衬。实际上建筑不能过分自我，而是反向的，把整个怀抱张开，自然才会进来，否则自然会离你而去。
印象：作家般的建筑师，砖瓦是他的语言
“我有时候说，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生在17世纪，我曾经跟李渔见过面。”3月8日，记者专程到杭州采访王澍，他站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建筑学院的院子里，边抽烟边回答记者的问题。的确，周围的建筑让人想到古代。但与今天各个城市中最常见的仿古建筑相比，又有种强烈的现代感。
象山校园是王澍作品中体量最大的建筑群，墙面不抹灰，院子只造三面，使用了700万块从江浙一带收购来的不同年代的旧砖瓦，整体成本只有同等规模校园的一半。校园内有小河环绕，中部保留了几块农田，种着绿油油的蔬菜。据说，春天飞来的候鸟已经从300只增加到3000只。
正如普利兹克建筑奖给王澍的评审词中所说，他“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以强烈的文化传承感及回归传统而著称，不直接使用历史元素，却又能够唤起往昔。”
这天是王澍获奖后第一次回来，学生们为他送上了一束鲜花。此时下着小雨，雨水打在宽大的房檐上，顺着房顶的曲线有节奏地滴落下来，缓缓流进两侧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心设计的水槽。远处的象山在雨雾中若隐若现，成为这个校区最完美的、自然的背景。
王澍穿着黑色的麻布棉服，领子竖起，扣子紧紧地系到脖颈。他语调低沉，声音稍微有些喑哑。他随口背诵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句子：“回忆也不止是某种印象，墙上的某个肌理，回忆可能包含着你开门的某个动作，你在院子里跟几个朋友聚会的那种气氛，你在某个走廊里无目的漫游的时候来来回回的变化，等等，你在隔壁的院子里听到另外一个院子里似乎非常遥远的声音，你穿过院子看到远处的人在活动，那种似乎近在眼前又甚至一个世纪遥远的目光……”
这也许是他少年时代最喜欢的句子，便很用心地背下来，一直记到今天。因为父亲在铁路部门工作，小时候王澍一家人不停地乘火车搬家换地方，乌鲁木齐、北京、西安，几天几夜的长途旅行。母亲是教师，也是图书馆管理员，王澍整日泡在图书馆，从儿童读物读到了博尔赫斯。他也可以很粗野，和伙伴们一起爬大树跳水沟，在田野里跑来跑去。
家人不赞成他读美院，所以他选择了这个和绘画有些瓜葛的学科。学生时代他就开始跟各种艺术观念抗争，在班上总扮演变革的角色。他从来不是单一线索发展的人，大学时同学都睡午觉，他不睡，每天临欧阳询，和同学讨论书法。大二时他做过一个模型，灵感来自小时候有围墙的田野。
1989年，王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大型建筑作品海宁青少年宫，建筑主体嵌入红色立方体，其构想据说来自田壮壮的影片《摇滚青年》中一群青年在故宫午门广场跳霹雳舞的画面。尽管当时王澍还远没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故宫午门的线索却也暗中注定了他的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到处大兴土木，王澍拒绝了市场的诱惑。1991年，他隐居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乡村，整天在家，读与建筑没有任何关系的书，偶尔打些短工养家糊口。后来，王澍与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成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妻子：“在我们的工作室，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些设计的方案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没有她，这些设计基本上是不能变成现实的。”他们的儿子今年10岁，王澍每天一定要陪儿子玩一到两个小时。
王澍喜欢教书，他同时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在一线著名建筑师中几乎绝无仅有。因为实在太忙，他说他根本没时间打理家里的生活。至今他家里和普通中国家庭差不多，楼道里塞满了东西。不过这个房子也是他的一件作品，被人形容为迷宫，据说凡进入这个住宅的人都会感到它比实际面积大很多。
“我觉得我若不做建筑师，首先会做一个不错的作家。”当他说到自己的建筑的时候，说的更多的其实是文学和艺术。或许这是他与其他建筑师最大的差别。在他看来，写作更像是单纯地倾诉，建筑则有一种复杂的难度。
在中国当下，建筑是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王澍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用回收来的瓦片和废弃墙砖拼贴出质感多元的墙壁，还原了城市的“旧”，在他看来，旧的东西才是每个城市最有趣、最核心的东西，是生活本身，而不仅仅是历史。这是他的“重返自然之道”。
王澍
1963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成长于西安。1988年硕士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后到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从事旧楼改造及环境与建筑关系的研究，2000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实验建筑”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曾获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并与妻子陆文宇一起获得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2011年，王澍成为第一位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的中国本土建筑师。主要代表作品包括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宁波历史博物馆、杭州中山路南宋御街、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等。
作者：何玉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