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位北京地产界的女大佬称，“我家门口的味千拉面店关门了，据说是业主租金要翻倍。”她由此推断，北京很快就会变成东京，一般老百姓去的餐厅都要升到顶楼或降到地库，因为他们付不起一层的租金。

　　“北京办公楼租金要暴涨。”这是她的一个发现。

　　以前，笔者一直以为，这场房地产暴利的游戏结果将是零和。但看到这位大佬的说法后，我终于明白其实在高房价下，每个人都将是最终的输家。

　　房价一路攀升，按道理房地产商和房产拥有者应该高兴。因为他们的收益会远远大于一般物价上涨带来的损失。但这样涨啊，涨啊，终于涨出了问题了——不仅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开始影响那些大佬之类的富人生活。因为，他们也要光顾这些小店。

　　为什么呢？

　　按道理，租金涨了，饭店的老板可以涨菜价，而且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饭店的价格不能涨过一般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价格涨多了吃的人就少了，饭店总收入反而会下降。到这时候，尽管有个别“大佬”光顾，他们可以说这几个钱，“没问题”。但饭店不是为少数阔佬开的。顾客少了，饭店也就经营不下去了。

　　那么，家门口的味千拉面店关门了，想吃拉面就跑远点呗。但是你要知道，尽管兰州拉面再正宗，那些“大佬”们再有钱，他们也不会为了一碗拉面坐飞机跑到兰州去吃。当然，个别吃客除外。

　　而你的居住区周围如果饭馆一个个没了，为了吃顿饭要跑出三站地，这是一种什么损失呢？起码是一种公共服务的损失。现在，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吃早餐，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已经成了难题。要么贵，要么店少了。难怪现在每天早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无证小摊前，老百姓排着队等着买一份煎饼果子或鸡蛋饼。这种吃法，后面有很突出的经济问题。

　　现在，高房价不光蚕食了老百姓的财富，也在消灭大城市中有特色的早餐店和小吃店。一些原来和老百姓关系很近的“老字号”，现在的价格一再飙升，要么搬进“大雅之堂”，要么倒闭关门或搬离市区很远的地方，这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也是饮食文化的一种损失。

　　以北京前门为例，在拆迁改建前，“爆肚冯”在廊坊二条的店址总面积达到180多平方米，一年的租金只有8万元。而改建完再搬回来，同样180平方米面积，年租金20万元。这钱不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些本来属于老百姓的小吃，现在离开了“市井”，也就离开了根，能有它的生命力吗？

　　当然，对老百姓的早餐问题，北京市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早在2002年，就把“早餐工程”作为当年的实事之一。当时提出的3年目标是，每1000户居民或间隔500米左右，就设置一两个早餐网点，使居民5到10分钟就能买到早点。但这些年过去了，这项“早餐工程”好像也不了了之了。

　　要找原因，“早餐工程”之所以失败，主要是赶上了房价飙升。在高房价、高租金面前，“早餐工程”怎么坚持？谁来买这个单？

　　现在，当我们开始把居住权当成基本人权考虑后，是不是可以把思路拓展一点？不仅要考虑老百姓的居住，还要考虑老百姓的生活。把保障适价、安全、可口的食品，当成居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福利加以考虑？

　　其实，房子不是个空壳，它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房价问题还牵涉到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方面。比如，北京的大学很多。在不少大学附近，有很多人为了躲物价会跑到大学的食堂里去买饭吃。因为大学食堂带有一定的补贴。这是一种福利。

　　当然，这种福利是另外一回事，与房价有间接关系。但如果它只属于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对于其他的人就意味着不公平了。尽管如此，我们也得承认房子问题的复杂性，房价问题的复杂性。

　　而从上面味千拉面门店关闭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高房价问题的波及面。如果经过调研可以认定高房价是影响居民饮食便利的根源，就应该像对待高房价问题一样进行调控，把影响居民生活的房租问题也管起来。如果在短期内有困难，就要采取减免各种税费的形式，把餐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成本降下来，让小饭店在城里能做下去。

　　说实在的，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真希望北京不要变成东京，老百姓光顾的茶楼饭店，不要开到楼顶或地库里去，那多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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