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智慧城市不是对城市打“新技术吗啡”
来源：社会科学报
智慧城市建设不是对城市局部打一针“新技术吗啡”，也不是对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新技术应用试验，而应该是围绕提升城市系统服务和人的宜居性而进行的城市改进。
自2008年11月，IBM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提出“智慧地球”理念后，“智慧城市”概念也开始在全球大行其道。从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样板开始，建设智慧城市成为热潮。在亚洲，韩国提出以网络为基础，打造绿色、数字化、无缝移动连接的生态、智慧型城市。智慧城市也助推了新加坡在2006年启动的“智慧国2015”计划，通过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积极应用，将新加坡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一流的国际化城市。
在欧洲，智慧城市更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医疗、智能建筑等民生领域的作用，推动城市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投资建设智慧城市，发展低碳住宅、智能交通、智能电网，建设绿色智慧城市。其中，丹麦志在2025年前将哥本哈根建设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智慧城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2010年被欧盟委员会评定为“欧洲绿色首都”，在普华永道2012年智慧城市报告中，斯德哥尔摩名列第五，在分项排名中的智能资本与创新、安全健康与安保均为第一，人口宜居程度、可持续能力名列前茅。
IBM在中国推进智慧地球不遗余力，但收益不佳。虽然IBM没能靠“智慧城市”在中国赚到钱，但中国政府却接受了智慧城市这个概念，并付诸推动城市化进程。在2012年，中国就推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共90个，囊括了所有省区。2013年，科技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又确定了国家“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城市(“智慧城市”双试点)，首批试点工作在全国共选择了20个城市。2014年3月，智慧城市更纳入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特别注重发展概念的中国，智慧城市被中国政府顺势借用为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推动力。
迄今，智慧城市概念提出已近10年，其发展情况到底如何？恐怕结果并不乐观。《科学人》最新刊出一期文章——“关于智慧城市，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作者史密斯(Kendra Smith)直接指出：“当前的智慧城市现实是，根本没有一座城市称得上智慧。”他认为，如果一个城市的运转，最终追求的是效率、便利、舒适的话，那么智慧化应该是这个时代所能给出最好的答案。但问题在于，如果智能组件无法完美串连，以至于在节奏交错影响下牵绊彼此的实现，使得集体面对的挑战升级。史密斯认为，截至目前，我们所谓的智慧城市其实只是智慧项目的个例。无论是匹兹堡费城交通局花费3000万美元推动能够自动根据车流状况调整的智能信号灯系统，还是坎萨斯市政府投资1500万美元打造的智慧照明计划，这些个别的亮点项目都展现了智慧城市科技的潜力，但却无法代表网络相连、点对点的规划每一个角落街廓、呈现出完整的智慧城市。
在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实际上也有类似特点。在不少地方，智慧城市是推动城市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概念，但智慧城市的发展也多落在科技硬件上，变成一个个智慧项目。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多是从产业角度来看智慧城市，以此拉动射频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下一代通信技术，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智慧城市建设还对医疗、交通、物流、金融、通信、教育、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这种情况下，智慧城市更多是一个功能性的发展题材。
反思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认识到，发展智慧城市必须把握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城市本身，不论是什么样的智慧城市，都是以技术手段改进来服务于整个城市系统。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注重系统性，而不只是城市局面的高科技改造。另一个核心则是人。城市的发展应该以人为本，智慧城市建设也不能偏离这个核心。如果忽视了人的需要，建设智慧城市就会变成“暴力式”的技术应用过程。试想想，如果一座城市满大街都是监控探头，政府满足于无死角的网格化管理，但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却做得很糟糕，这样的智慧城市有什么意义呢？
智慧城市建设不是对城市局部打一针“新技术吗啡”，也不是对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新技术应用试验，而应该是围绕提升城市系统服务和人的宜居性而进行的城市改进。
(作者：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 贺军；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9期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