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2015年清华同衡第三届学术周”活动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隆重举行，本届学术周以“人居、常态、创新”为主题，齐聚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对于城镇化和对未来城市发展的理解和思考展开。本届学术周活动也是希望促进我国人居环境产业的发展，集合“家国天下”共同理想及专业认同的热点话题，搭建美好人居建设的共同平台。出席2015清华同衡学术周开幕仪式的嘉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李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博导尹稚、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石楠、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昕等，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副院长袁牧作为特邀嘉宾主持开幕仪式。

“学术周”现场座无虚席

　　以下为现场文字实录：

　　主持人(袁牧)：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2015第三届清华同衡学术周活动，非常容幸这次继续担任本届学术周的主持人。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副院长袁牧

　　清华同衡学术周“以家和天下，规划论衡”为指导，从2013年开始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学术周的活动得到院内外广泛同仁的支持，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同衡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伴随着十八大的召开，城镇化迈开新的步伐，中央政府对城镇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城镇化和对未来城市发展的理解都会有新的思考和要求。因此，今年清华同衡学术周的主题定为人居常态、创新。通过我们的努力促进我国人居产业的发展，结合家国天下共同理想以及专业认同的热点话题，大件美好人居建设和共同平台。本届学术周活动为期七天，我们一共分成三个大的部分，也就是学术论坛、专题讲座、专业论坛。其中学术论坛分为巅峰系列、双神记系列、和群英会系列，都在今天一天。今天上午的第一场是巅峰讲堂，以人居常态和创新为主线，重点探讨确立城镇化的常态化进程，建立新型的人居观，通过创新与发展，解决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巅峰论道。

　　下午第二场是“双城记”，在发展大潮中以人居常态创新的角度探讨不同城市在发展中的创新，我们特别邀请苏州和深圳两个不同城市的代表，对话在城市创新中的谋略和不同，

　　下午第三场是“群英会”，这一场我们放开视角，来自苏州、深圳、北京、天津、重庆五个城市，多个不同地区的嘉宾来探讨一个共同“城市创新”的话题，除了学术论坛之外，明天上午将由杨保军先生和尹稚先生进行关于行业的变革与未来的高端对话，也是本届学术周的一大亮点。

　　在之后几天，清华同衡下述各专业中心承办的专题分论坛，将围绕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风景园林、文化遗产等各项内容展开学术研讨。学术周期间举行清华同衡年度优秀项目的交流会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区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同期我们于4月20日清华大学校内举办2015年轻化养老产业的高端论坛，届时有1800位听众出席，这也是养老产业的盛会。学术周的一周活动精彩缤纷，欢迎大家全程参与。

　　那么首先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午的各位嘉宾：

　　今天上午的演讲嘉宾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强先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尹稚先生、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石楠先生、苏州市规划局总规划师教授及高级规划师相秉军先生等。今天派代表参加的还有人居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院的几位嘉宾一并到场。同时我们在座还有清华同衡的总工办的各位总工以及近30家媒体的朋友。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2015清华同衡学术周的开幕仪式。

　　下面有请揭幕嘉宾石楠先生、尹稚先生、李强先生，和袁昕先生。请四位嘉宾为2015第三届清华同衡学术周活动揭幕。我们为本次学术周特别定制了青石斗拱模型，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象征，代表我们重回营造的理想。让我们共同见证这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开幕式

　　下面我们请袁院长致欢迎辞并宣布学术周开幕。

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袁昕

　　袁昕：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清华同衡的各位同仁们，大家上午好。

　　转眼又到了四月，春暖花开，不仅想起最美人间四月天的诗句，想起梁思成先生这些清华的前辈们。四月也是清华校庆的日子，也是清华同衡院庆的日子，我们用学术周这样一种形式庆贺我们的节日。

　　2000年的4月，同衡取得了营业执照，到今天清华同衡步入它的第15个年头，伴随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同衡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今天近千人的规模，成为中国城乡规划领域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前年，大约也是在四月，清华控股筹建人居建设集团，随后成为清控人居集团的成员，强大的规划设计力量也是人居集团IDBO，也就是投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产业链服务中国城乡建设、人居建设新模式的重要指点。吴良庸先生创造的人居科学强调的是多学科的融合，人居科学发展需要的是大学科、大专业的专业联盟，依托清华大学的综合学科优势，依托首都的科研实力，清控人居和清华同衡正在努力通过跨学科的多专业的协同，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联盟去建成我们的人居理想。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去年的4月，习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形势，随后不久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经济结构优化、政府减政放权，经济动力的多元化。中国的经济开始步入一个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更加稳定、平稳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的更加理性的常态化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新的机遇，社会各阶都在思考着未来如何走。创新成为了政府治理和企业发展的持续动力和必然需求。城乡规划也在延伸到了规划的改革和创新的问题。

　　所以，今年我们将同衡的学术周的主题确定为人居、常态、创新。探讨在新的常态化的发展之下，人居环境科学规划设计。我们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规划理论，并在新形势下拓展学术外围，这次学术周社会科学、法律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等这样一些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成为了我们的嘉宾，实际上早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开始了合作，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同时我们关注落地实践，我们不能做新一代的民工，可以有伟大的志向，可以由伟大的决策，个却毫无工程的概念。所以我们强调营造。在落地工程实践中检验并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期望学术周的活动能够在学术的高度和技术的深度上给我们带来新的支持和思考，让我们通过更深入的交流病变未来的发展方向，知行合一，大行治拱，家和天下，规划论坛，在此我们热烈欢迎嘉宾和朋友，你们的光临使得这个小小的客厅蓬荜生辉，你们的这些观点和交锋也必将为我们的学术周带来更多的精彩。在这儿也同时感谢各位领导、嘉宾和朋友的支持，感谢清华同衡各位同仁的努力。祝大家身体健康，也祝同衡学术周圆满成功。

　　在这里，我宣布2015年清华同衡学术周活动开幕!

　　主持人(袁牧)：谢谢袁院长的致辞。

　　接下来是本届学术周第一场论坛活动——巅峰讲坛。今年巅峰讲坛的主题是“人居、常态与创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城市从过去伴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以城市空间发展为特征的快速城市化的进程，逐步转向更加面向国民，更多的关注为国民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服务，只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城镇化。在过去的30年发展过程当中，城镇化率提高了30%，大约有两亿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但是却没有完全实现  这些人口的市场化，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因此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城市化。在今后我们更应该关注进入城市的人口如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有城市居民该有的生活服务，这样的城镇化谨慎无论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城市自身发展的角度，都面对着相当多的问题。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了三位业届的大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倡导建立新型的人居观，以期促进城市建设和发展领域的共同的价值观。

　　首先有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强先生做社会学与城镇化建设的主题报告。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强

　　李强：老师们、同学们，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我们已经是第三届清华同衡学术周了，刚才像袁昕院长讲的，这次是多学科的，我做社会学，所以我的话题从这儿开始讲起，我的题目是《社会学、人居环境与城镇化建设》。

　　第一，社会学是研究什么。因为大家都是规划建筑专家，大家都会问社会学是做什么的。第二，社会学和人居环境有关系。第三，在新常态和创新局面下，我们社会学推进人居环境要做点什么。后面尹稚也在讲学科发展的新常态，大概讲这三点。

　　第一，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能做什么，最早的大家知道社会学是1830年孔德创造的，其实最早的大家孔德等等他们都是想创造综合学科，以前所有学科都是专一的，社会学贯以社会，天下有什么事不是社会的吗？所以社会学好比神仙，它要把一切都框在内。虽然像韦伯说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似乎想让社会学走向一个专门领域，其实你要读美国著作，经济与社会你会看到，它是无比大的，似乎想把所有的都控制在内来探讨一个话题。虽然我列了这些人，比如说两大类，一类是总体的，一类像韦伯等等，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总体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探讨社会学研究话题，大体我们会发现，社会学家想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社会学有一个目标，每一个学科都很具体，似乎是想超越所有学科，这是孔德最初的野心，社会学从整体上解释社会有机体，恰恰和吴先生提的人居环境有相似之处。我在学习吴先生的理论，包括经济、社会、文化都在里面，其实一个社会是不可分的，当经济学、社会、规划，就想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大的漏洞，比如研究经济，看看股市，股市涨难道就是一个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吗？背后有更大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等综合性原因，所以，实际上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就感到人们没有办法来割裂。当人们想去总体上把握这个社会全体的时候又觉得无比困难。因为人的知识量有限，大脑有限，涵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领域的，现在学生越做越大，他们可能要研究财政社会学，我看这些东西，也觉得眼花缭乱的。那么宏大一个东西，不能是所有的问题都当专家啊？于是社会学家就想到第二个问题，把社会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于是有人说，他研究行动、行为、互动、结构。

　　按照这个思路，好像社会学的领域就出来了，政府是你们政治学搞的事情，市场是经济学搞的事情，社会似乎不要做你们那样的东西，我做我这圈的东西。这个东西到中国以后产生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政府无所不包的社会。尽管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成熟，但是直到今天，社会十分弱小。特别是近些年，社会学家围绕NGO，社会组织研究，似乎又没有点到这个国家的穴位上。如果那样做，就意味社会组织NGO就能阻止，那是开玩笑，NGO发展30年了，对社会影响力大吗？不大。

　　因为中国是政府主导。我说中国社会五大特点，第一，政府主导。第二，整体利益。第三，关系社会。第四，身份等级等等。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社会学家阐释社会的时候，是以西方社会为原本，政府、市场、社会互不干预，社会培育力量很强。进入到中国发现问题，当我们社会学探讨城镇化的时候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城镇化是一个综合体，社会学在解释城镇化的时候，确实想把城市这件事拿出来，城市就是人们生活的聚居地。如果想探索人类生存聚居体，所有的要素你都要考虑在内，你才可能探索出内在的规律。所以早期的社会学家像帕克，如果看他在芝加哥做的实验，基本上是把美国芝加哥城市的发展的社会总体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当然从各个角度探讨，核心还是围着人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学家们他们所做的努力虽然每一次都说自己想收缩到一个范围中做，但是他最后又不能不回到社会总体上去。

　　1952年社会学被取消，后来费孝通老师一再要求恢复，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学科复建，说社会学要赶快补课。重建以后，费老对八十年代社会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提出叫小城镇、大问题。所以中国有一段时间做小城镇研究。其实我们现在反思，费老提小城镇是一个阶段提出的一个目标，因为当时中国对大城市比较恐惧，如果费老上来就说城市是中国发展未来，中国未来人都要进城市，这个绝对被当时反对的，所以费老还比较“狡猾”，提及小城镇。当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发现远远突破小城镇，中国现在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都是巨大的城市主导场所，同时也联络着小城市的脉络。

　　下面我介绍一下社会学的特征：

　　综合性研究社会最大的试验点叫社区，社区是可以操纵变量的，社会变量太大，比如我们做大规模的调研解释中国社会，但是难度太大，所以往往落到社区中来。我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课题，在天津武清这个地方搞了一个“龙安城”。把龙安城规划、建筑以后，要建设一个幸福的社区，可不是规划界能完成的，所以我们前一段随着调研，在所有的概念里，恐怕没有概念能超过幸福了，你想人类最高的理想是什么？好像幸福。但是这个幸福的概念太大了，，一个房地产商说幸福的概念，这里面肯定有房地产商打销售主题的意思在里面，于是我们开始做一些调研。幸福这个事太大了，所以我说你看规划和历史是一个因素，配套你的环境、治理、文化、社会参与度，居民，最终回到居民自身判断说幸福，所以我们后面做了一个指标体系。

　　所以这个努力似乎是无限的努力，就是他把人考虑在居住中了，也是社会学的野心。似乎是我们想把这个社会的所有要素都放在内来思考，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什么样一种居住，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社区，真的是人类的理想目标。

　　当然这件事情难度很大，我们有一种研究叫社会指标体系，社会指标体系的思路就是把社会所有变量都放在内，然后我们来探讨一个社会应该怎样去做。这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1965年提出的，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是美国人给他提一个难题，大家知道六十年代美国要登月，他们把资金投到航天上去，这样美国政府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做这么大的事业，这件事情对未来人类影响是什么，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提议，做社会指标，无限扩大指标，做得无比巨大，其实这个研究最后失败了。因为高尔发现可以无限度增加它的变量，但是最后回答的问题还是要具体的、明确的，到底航天技术对人类影响是什么？他最后感到无法把握这件事情。

　　所以这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能够无限做变量，实际上把变量做太大有一个缺点，无限变量就是等于没有变量，把什么事都做重要，因为人类能操作的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我感觉说，别看经济学，经济学虽然所有的公式都是输入的，因为把经济抽象出去了，它把它变成供需，大家都明白，那个抽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于中国经济判断中国经济学家判断永远不对，因为影响的变量太多。

　　尽管这样人类创造了一个东西叫货币，你最后说了无数遍之后其实还是一个货币的特点，为什么总是说GDP，或者国民生产总值呢，因为就是一个具体的衡量指标，我们社会指标曾经想过创造一个社会中介物，就是超过变量，就是社会的变量，觉得人类这个努力太困难了，因为这不是某一个家、某一个学者创造的，是人类社会生活创造出来的，是衡量人类社会的指标。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社会学做什么，我们试图做什么努力，我们这个努力和吴先生的努力相似。

　　我们后面还做了一个课题，也是向宏观解释的。这个课题其实是徐康迪(音)的课题，一块儿在清华做一个课题，那个叫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分配给我的任务最初叫做人口迁移与市民化研究。研究过程中，有一天徐康迪就问我，他说能不能不叫市民化。我问为什么？他说我觉得市民化容易让人误解。因为那个时候有人批判公民社会，他就说，这个市民化，跟市民社会是不是容易接轨，是不是容易误导。我说徐主席，其实市民化已经写进中央文件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能不能找一个更好的词啊？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提人的城镇化了？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提的这个思想，后来被提这个人的城镇化。

　　什么叫人的城镇化呢？我觉得这个城镇化要做得太多了，这个图就是现实我们当时的理解，实际上这个城镇化必须考虑城市和乡村，你考虑的变量在城市有四个不可忽视：

　　第一方面，产业和就业。城镇化的意思是说，让人们转变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说什么城镇化呢？城镇化就是人的生产方式变化，人的生活方式变化，人的价值历年的变化以及人的权益的变化。这样我们赶到，城镇化首先是就业，户籍、保障，有住房在里面，但不是最重要的，有就业就一定有住房。城镇化在农村里面涉及了一个大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建设用地，新型农村建设，实际上叫城乡一体化。总之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社会学的努力似乎和我们城镇化、人居环境接轨的。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就解释社会学和无限人居环境，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人居，无限人居环境像刚才说的，其实是城市、农村，他说他要从政治、文化、技术要全方位考察，我也在学习吴先生的想法，他的框架挺大。这样，吴先生说的事情跟我们社会学说的事情是接轨了。因为吴先生说，他试图想完成社会学的野心，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社会学有两个野心，第一个就是从总体上把所有的东西变量都拿来研究，吴先生说的也是这件事情。他所说的事情和社会学试图想复原社会的很相近。但是我们感到社会学在此之前，我们想复原社会本身，我们想做的这个努力实际上不是特别成功，原因是变量太多以后，反而不是特别容易把握这个要素。吴先生是说，我以居住为中心，来探讨所有产生的变量，所以我介绍一下我们当时的一个合作研究。

　　什刹海实际上我们当时做的想法是培养学生，让两部分学生一块儿碰撞，看看碰撞能不能产生新的思想。大家知道什刹海在我们国家是旧城保护，批准之后不久，我们开始做。大家知道什刹海很大，我们做的调研地点我后面给大家看的图大体是指出烟袋斜街里面的包括地安门大街、大石奔、小石奔，等，这个是大家理解的历史上的什刹海，基本有前海、后海，积水潭构成的。当时我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建筑系的学生比较会画图，他们画得很好，他们做空间做得好。社会学的学生做关系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想在空间上来展示社会。所以我觉得，当时开始做这个，这是一个院落。这是阐释一个院落里的产权，这是阐释一个院落里的房屋，这是阐释一个院落里面人文的社会水平等等。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上，两个学科的交融是很对的，因为建筑系的学生，我觉得包括当时刘佳燕等等他们画图画得好，我们社会学的学生不会画这个图，说了半天社会，但是画出来？画不出来。于是我们就感到，做建筑的忽视了社会关系，就是刚才说的前辈所说的东西，就是在中国社会空间关系是缺失的，这是一个大缺陷，这方面我们觉得美国比我们超越了很多。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整个的空间是一个政治空间，因为我们国家比如说，最大的一个数据叫人口普查数据，我们人口普查数据是用什么做的呢？我们人口普查数据是用接到、居委会的体系做的，大家理解吧？因为中国人口普查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做到中国的人口普查，英国的人口普查就是发一个表，到居民家里一记，你填就填，不填就不填了，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是居委会的老太太一家家跑，所以中国的人口普查讲水平和质量的话，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

　　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做人口普查的时候就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最后没有留下空间数据，下一次人口普查应该把空间数据留下来。因为让那些老太太也画图，把居委会分成八片画一个图。因为你不画图，你不能分工的，于是画成八片。但是最后老太太把数据合成交给北京市的时候，他就把画的图给扔了。这样，所有的人口数据就永远合不到空间上来，而且能合的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北京有居委会，合成居委会，整个空间数据就。到现在为止，你看研究人类关系和空间关系，往往基本就是以街道为基础形成的数据，这样街道均值是什么样？比如我们做太湖，结果均值把人画到太湖里面去了，证明这个空间数据没有做到一个房屋就是一个空间数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和建筑系的合作这点做得还行，这是我举的例子，这个甲12号是特殊的院落，他们自己评价五年来生活比较，外迁，这个涉及到社会关系了，一家一户的普查等等。如果这样我们反思当时做的事情，我感到我们做什刹海的时候，可能目标太单一，因为什刹海就是要完成旧城保护，但是完成旧城保护难度比较大，这涉及到一切的关系。这样我们反思一下吴先生所说的菊儿胡同，其实吴先生做菊儿胡同，今天保留下来的是物质空间，是那个院落，大家说菊儿胡同很成功还是照那个院落，其实不知道大家调查没调查，菊儿胡同的居民，都走了。当年吴先生做菊儿胡同的时候还是做人居环境，不是一个房子，人口能够让那样的脉络下回迁。但是实际上你想想，那样一个菊儿胡同的中心区域，最后被市场分化了，

　　任志强(微博 博客)曾说，有钱人进来，没钱人出去。因为最后有钱人说我想进来我都买下来就行了，没钱人说我需要货币啊，所以我们需要做菊儿胡同改造，但是最后是空间改造。所以我们做什刹海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建筑空间是社会，但是我们感到什刹海不单单是一个空间，我们做什刹海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感到很惊讶，那天数百人拿着蛐蛐儿罐斗蛐蛐儿，这个事我没有想到，当你把人口置换以后，它的民俗业(音)就失去了，我就开始思考当年老北京的什刹海，家庙，我们说什刹海有十个刹，这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是保护院落，保护房屋？因为说实在的，中国的土木建筑没什么可保护的，一拆就完蛋，说保护，包括南池子，说保护，剩下的几个院落一拆，破破烂烂的保护什么？最后都夷为平地。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结点，我想再阐释一点，社会学做的一件事情，叫清河实验与社区提升，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社会学刚才说了，不是擅长综合性研究社会，我们最大的一个可控变量叫社区，所以我们在北京市选。在这个之前，北京市政府希望我们做社区治理研究，所以我开始调研。去年调研了不同社区，调研了不同社区以后就觉得，北京社区太复杂了，多种类型社区，这样我就找到一个地方，包括多元社区。后来我们找清河是几个原因，第一，清河我们同衡就在清河，大家理解吧，所以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候说，说这个地点不错。尹稚说这个地方乱糟糟的。对，清河这个地方乱糟糟的，所以你可见，这个地方是值得实验的。

　　清河实验我们28个居委会，社区极为多元，这里面既有城市，又有农村，既有高精尖，像小米、同衡，还有脏乱差的地方。第二个原因，因为1928年社会学开创了清河社区，当时我觉得乡村建设这个思想影响了全国，所以一批社会学家，当时这个地方还是村庄，这个当年的清河实验被日本人中断了，因为日本侵华以后整个实验中断了，后来没有再恢复。解放以后，原来的清华实验还是一个改良思想，在原有的社会结构怎么完善，就是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时间原因，我非常简单说，清河这个地方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地面很大，相当于28个居委会，大概有1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万，但是实际上加上外来人口有多少也很难说。

　　实验大体上我们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总体思路，理论我不讲，总体思路就是政府、市场、社会，我们社会学是把这个都考虑在里面，我单研究社会不行，所以我们在思考就是政府、市场，我们实验得到北京市政府海淀区的支持，这个比较好介入。

　　实验性的第一个阶段更多是社会组织实验，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个社会组织没有社会这一块，基本是政府通道下面，缺少社会，所以第一个实验就是叫做议事委员选举，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在三个小区已经完成了，毛纺南小区的实验。那个是过去毛纺厂的，现在衰落了，老百姓生活比较低下。这是议事委员。我们学生已经完成了，实际上这个就是社会资本的思想，就是让居民参与进来，这是议事委员选举。橡树湾小区大家理解，中国老小区，但是也做了议事委员选举，也不以为它不需要议事委员，不过三个小区是三个不同类型。毛纺南是老旧小区，它有它的问题在里面，像橡树湾没有问题吗？它也有问题，所以橡树湾选举。阳光社区更复杂，阳光是特复杂的小区，你看这个类型，阳光北里、南里，三个小区第一个阶段的实验完成了，这个我们在寻找社会活力，怎么让这个小区让政府活力都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有政府活力，但是市场活力是小平建的，橡树洋实际上是市场完成的，但是市场有局限性，市场会失灵，完全让市场货币运作，会违背老百姓的意愿，所以我们探索各种社会力量，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在做，可能跟我们规划界的更有关联。我们第二阶段叫什么？后来就叫社区提升。社区提升之后我感到跟规划联系太密切了。其实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小区都是要提升的，毛纺南小区太低了，要很大的提升。规划我觉得前一阶段是规划，那时候是政府批地。但是进入常态以后大家意识到，政府开始收敛了，中央政府严控各种审批，新批的地块不像第一个阶段那么疯狂，而且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长模式变了，不是蔓延式发展为主，是内涵式的发展为主，所以这有可能是未来规划界很重大的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是小的提升，当然我们具体只是做了一个社区，也是正在做，也是王绍涵(音)，做了两个事，一个是绿地，一个是自行车。问这些老百姓，你们认为什么最重要。选题，有一些社会操作行为，最后老百姓选出两件事情，就是绿地和自行车。

　　总之，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细讲。今天社会学和规划界面临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调研的，整个社区变了。原有的一套政府管理模式不能适应今天局面了，完全靠那个发展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三个社区。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毛纺南社区就彻底衰落了，毛纺没钱给他。橡树湾小区今天看着不错，但是大家看到，它是市场博弈，是物业、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这里可能社会一片是最弱的，就是完全永世长去思考的话，无非就是一个物业费的问题。但是这里面潜伏着很多问题。我们有一些分析，比如说到底什么叫物业公司。后来我们发现得出的结论是说物业公司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司行为，物业公司承担了很大的社区公共物品的行为。所以这就是要重新思考了。因为现在是想把物业公司作为一个投资，市场交易就完成了。但是你理解吗？物业公司一撤社区就瘫痪，所以这不是社区交易行为，不是我买一个冰箱，或者我货比三家，不好我就不买。物业这件事不能撤掉，不能说今天不给我交钱就停水停电，这是公共服务。即使在橡树湾小区里面，里面也有社区提升，里面当时有一个小饭桌问题，就是橡树湾是白领买的房子，把他们父母迁进来了。所以这里面生活两部分人，一个是养小孩，一个是老人在这里生活。年轻人白天上班了，老年人就说我们得有个小饭桌啊。我们找到一块地，居委会弄一块地，我们条件还不好，干嘛弄小饭桌啊？所以居委会本来是居民自治组织，实际上橡树湾居委会里面没有人住在橡树湾，原因很简单，居委会是聘来的，橡树湾是买房子来的，居委会买不起这儿的房子。所以你看到，橡树湾的本质问题没有？我们做提升的时候，这个阳光太差了，就是给他找一出块绿地，搭出自行车棚是他们社区很大的要求了。国家有这个能力做社区提升吗？我们跟接到打交道就发现，我们国家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北京市政府每一年给一个居委会15万的公益金，一直在账上趴着，积累上亿了，因为他不知道干什么用。从今年开始，每一个居委会拨建20万党建费，共产党觉得我们要加强共产党领导。有35万的公益金放在那儿。当我们做社区提升的计划的时候问街道主任，他说钱不是问题，但是他说，你们最好不要造大了，你把计划造大以后，上会我批不了，每次做五万以下的规划签字就批。所以我们才感到，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政府积累了巨大的资金置放着，小区这边真的是极大的需要提升的动力。

　　因为时间关系，我的结论是我们社会学跟建筑、规划等未来合作有无限潜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袁牧)：李强先生报告非常精彩。大家听到这个报告，其实我们众多员工都在诟病宇宙的次中心大清河。下面有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做三谈营造——行业正在发生的改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

　　尹稚：去年做报告的时候我就谈过营造的问题，今天把事业放到更大一点，从几个层面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营造，我们老祖宗对这个东西的解释——营造这个词由来已久，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有几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中国干了一个亚投行，各种朋友圈几乎无限放大，今天早上我看新闻，已经变成41个了。毫无疑问，亚投行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来做的。但是为什么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了世行、亚行，我们干了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反映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哪儿呢？就是互联互通的战略价值。我不去描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从历史上来讲，它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产物，并不是说自上而下，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战略形成的东西，完全是一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形成的一个东西。

　　但是从一个战略价值来讲，我更看好的是所谓的叫互联互通。就是很多人理解，说我们干一带一路是用我们过去中国的所谓朝贡体制取代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贸易体系，一个国际秩序体系，我觉得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带一路也不是传统(音)体系的产物，幕后的背景是自由贸易下的互联互通，能产生什么。这个才是这样一种国际化的国家战略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机遇。这个东西本身意味着资本、资源、环境成本、知识、制造力在全球网络下的重组。

　　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延伸的话，我们现在面对的行业时代，其实是一个全球网络化的时代，是一个国家网络化的时代，以及内网优化的时代。大家过去谈这个行业，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节点上做文章的。你看前20年，这个行业读的最时髦的著作都是城市竞争力什么的。俩人离着不到100公里，非得谁掐死谁，谁拼出123，这才是城市有发展了，比较牛了。但是显然，这个时代过去了。正是在这种节点性竞争当中，我们出现了很多城市的恶性扩张，恶性膨胀，资源的恶性消耗等等，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那么到这种互联互通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显然你的思维不是在节点。如果把这种国际化的国际战略变成有内化的国家战略，这个思路延伸下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我们的国土上通过网络化的重组实现水体、陆地、城乡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这点，可能干城市规划的同行们大家老觉得不服气，觉得我们干了那么多年的国家城镇体系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没少操心，为什么发改委做了一个东西出来以后，我们很多努力就觉得，悄无声息的？其实，你会看到它的脚步是不一样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从起步到现在之所以有影响力度，它是超越城市的，它是把国家的生产安全，经济发展，人口的布局等等等等各种跨界综合性的原因来重组水体、陆地和城乡，这点其实是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网络化的变化。并且重组相关的生产要素，重组跟我们相关的一些跨界的资源，下一步对于城市而言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节点，当它不在高速扩张以后，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常态发展以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是节点的内网优化，以及精细化的调配和管理。

　　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其实全球化的城市网络这个时代，不是说今天才有人有这个设想，大家很清楚，吴先生提的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理论在前身，国际上有一个人类聚居学放在那儿，当年…(英文)谈人类聚居学的时候，你看四大专著，其实有一篇花很大篇幅讲了当时全球化城市网络的设想。但是你会看到，那个时代为什么他这个设想只能停留在设想？那个时代没有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的建造能力和沟通能力。而且那个时代我们整个的人类把控自己未来的基础科学的能力也没有到今天发展的这一步。

　　大家可能老会辩论，说市场的失灵是计划的失灵，其实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到最本理的自然科学挤出来看，市场经济是干什么的？市场经济试图实现前置控制，试图在世界发生以前，通过前置控制来使得资源最大的节约化。这个是跟最原始的、最老的系统工程理论是绑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它是一个反馈因素，通过市场反馈出来的信息来反回去做市场的调整，可能这个信息是准的，但是付出的资源代价比较多。但是这种前馈还是后馈，从发展来看，你要保证你的馈回来的信息是及时可靠的，有了这个，你才能够去做具体的调控方面的东西。显然最近二三十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在这个方面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工具。大家可能会看到信息技术革命初期的网络化的东西，这基本上是在虚拟平台上玩儿。最早这批玩儿法，包括在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现纳斯达克股，跟那个年代对信息技术的理解是有关的，就是大家一起玩儿门户网站等等，就是空对空建立一个虚拟社会。大家看到，现在的发展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从有虚拟的社会的信息流的反馈与调控发展到了真实社会的人流、物流、能量流、物质流的反馈与调控。事情走到了这个地步，就开始初步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技术平台，使得我们搭建一个全球方案城市网络。在国内搭建国土级的城市网络，以及实现我们任何一个节点上的内网优化变得越发的可能。

　　那么与之相关的就是城乡格局在网格化的时代必然会发生变化。

　　我最近看了一些我们规划系统的规划师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他的很多解读还是停留在过去等级空间制的解读下，主轴线、次轴线，一级城市、二级城市等等等等。这个回过头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网络化的城乡时间格局、关系格局和生活格局情况下，我们究竟还会不会调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当年之所以很长时间统治这个学科，那是在一个全球冰贸易(音)时代的。当这种贸易已经全球化，物质流通里面信息化，信息交流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未来来看。信息化技术的革命以及传统基础设施的强化，对时空格局、关系格局和生活格局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急于解读和下结论，因为实际上，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网络思维模式的变化，有一个很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这个未来究竟是自上而下打造还是自下而上涌现？当互联互通都实现以后，我们追求未来的途径是可以预设还是可以引导的？还是我只需要提供一个平台，最终我们走出来的道路会来自于一个大众化的创造力。其实这个都是需要规划师考虑的问题。

　　你要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其实我一定能看出来，规划师不仅仅要学习技能，要学习技能性的知识，学习社会人文等等，它还需要关注一个底层的技术哲学的变化。

　　刚才李强老师讲了很多社会学，讲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软科学技术进步底层是跟自然科学进步是绑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这种捆绑，你很难理解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

　　那么回到系统工程、基础理论的学习，从老乡论开始我们试图来自上而下的控制和摆布这个事情，到新三谈这个方面，我们做一种混合型的调整，开始讲匹配、讲协调，那么到比较晚自然科学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永远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种权威式的，自上而下的东西，永远是无数漏洞，永远是千疮百孔，所以才会出现新一代对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的思考，才会出现像失控这样一本科学技术的著作，才会出现所谓新的互联网思维。而这种思维建立的模式，对未来人类发展的这种路径的寻求模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实现知识维度、逻辑维度跟时间维度的一个混合交织的复杂网络。而在这样一种网络的搭建当中，可能在某一个完全你意想不到的点上出现全新的事物，全新的形态和全新增长的可能。所以究竟是依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思维，试图自上而下规划我们生活当中事无巨细的环节，还是缩小我们的权力范围？缩小我们的干预领域？把一个所谓的全社会的设计者变成一个有限平台的搭建者，应该是每个设计师思考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看法是重新回到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回到一个基准的信息技术平台，一个传统的强化的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而把未来的城乡发展真正还给具体的使用者，具体的创造者。这样，我们的城市恐怕会有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一个所谓的辉煌的大规划。这是一个要谈营造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谈营造。中央提出一个立足国情“五化”概论，开始是“四化”，现在加了一个绿色化。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你的关注并不是均等的，也不是均衡的。我这里说这个，新型农业化也好，其实是解决我们前三四十年发展当中瓶颈问题的突破。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出过问题，或者遗留了大量问题，不得不突破。如果我们没有一流这些问题，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不会这么糟糕。昨天我看报道，中国人近十年，中流发病率急剧上升。我想除了跟环境有关，大概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关系最大。

　　如果不是有了问题，我们的工业、制造业起步不会这么艰难，我们什么时候到底？2013年能不能到底，2014年能不能到底，2015年怎么还没看到底，其实跟我们工业化转型困难有关系。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历史遗存再上一个台阶的问题了。

　　新型城镇化意味着什么？除了从外延转成内扩张之外，很根本的一点，就是基本载体的升级和优化。中国这些年我们取得辉煌的成就，很多人看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以后，特别是我们发达地区以后，从哪儿看我们跟西方没什么区别了，拍出照片你也不知道是纽约还是什么鬼地方。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城市其实如果跟发达国家比，我们仍然是非常脆弱的。我曾经反复讲过，我们最大的两个差距，一个是工程性的支撑能力很差，传统工程性基础设施这块很差。还有公共服务型的支撑很差。如果这两点不能实现升级和优化，不要说普及，不要说拉近一二线城市差距，即使我们顶级的大都市地区，如果不把这个升级、优化问题解决掉，我们难以支撑下一轮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发展。

　　同样，策划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网络重建当中，虚拟社会和真实社会的技术支撑。

　　昨天我们开会，很有意思，中央提出来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孔孟之乡，大概十几年前有一个设想，搞了一个中华文化交流。做了一个尼山世界文明对话论坛。但是很搞笑一点，这个事做了十几年了，从世界文明论坛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欧美国家做过论坛，但是它到现在居然连一个能点开的网站都没有，连一个可交流的现代的平台都没有，每次会议不过是一帮七老八十的大腕，所谓的中国大儒侃半天，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复兴没有什么关系，可能跟考古、埋葬有关系。你任何一个事情，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做，你面对的是中国的下一代，甚至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我们都过50了，按中国老话，黄土埋一半了，你真正的市场面对下一代，他在用什么技术，完成什么样的沟通？其实是很值得思考的。所以我们讲大数据、城市规划工具的更新换代，跟这个都有关。

　　最后一点，也是中央提的最后，差两三年才提出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绿色化。这个提出了在中国未来所有的前边“四化”建设当中对路径以及对标准的按什么样去选择这样的大格局。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生长的效果所有的规划界同仁都知道，老百姓可能也知道，老百姓看过《悲惨世界》什么样，我们看过《城市发展史》什么样，那就是野蛮生长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有一些个人文关怀的回归，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回归，捆绑了很多以人为本的，其他类型的运动。比如全球化的环保运动等等。

　　那么进入到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人文价值指导下的创新时代。我们看美国大片，早年都是一帮有可能大片会形容，技术狂人走到什么程度，会引发全球性的灾难。其实那个年代，这种担心可能是非常真实的。你会看到到现在，它的这些做法，包括这次工业革命围绕的这种以人的舒适、健康、美好未来为核心的这种东西，它的一个价值导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野蛮生长时代更多是用技术强有力的占领和消耗各种资源、能源，那么现在肯定不是那么一个年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城市规划在一个生态文明时代，一定会有它比较显著的营造特征。如果说前三个十年在政府政绩工程的追求，GDP增长的追求上，以及对各种莫名其妙的考核指标追求上，规划师起到推波助澜的卓永，下一步规划师应该往哪个价值方向走？这种营造特征概括起来恐怕有这么几点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是针对真实需求，解决真实问题的营造。我知道一些研究生研究中国住房问题，很多人跟我这儿纠结说供给、保障等等来算这个账。我说这个账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算不明白，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前多少年的运转当中根本不是来自于真实需求的，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房地产住宅变成了一种货币。老百姓在拿这个玩意儿存钱，他觉得买房子存着总比把这个钱存在银行合算，已经脱离了本体的实用价值，变成纯货币杠杆。所以怎么用市场供给来化解。这轮调控房地产金融工具化这块不能被剔除的话，住房供给市场永远是一个扭曲。所以，如何回到真实需求解决真实问题的营造是我们下一步面对最核心的问题。

　　第二，高科技条件下的营造。这种科技其实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交通问题的解决，面对的环境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重构问题解决等等，这些要以技术平台作为支撑。就是城市规划所利用的技术平台早已经到应该更新换代的这样一个市场了。如何使得你的策划过程、规划过程、设计过程、建造，以及到最后的社会管理过程能够实现技术平台的衔接和一体化，这是所有规划师面对的一个问题。

　　第三，毫无疑问，绿色化的背景下生态友好型的营造。包括我们这几年大量做的，城市问题，城台创新园问题等等，都是围绕这个体

　　最后一个是综合标准下的营造。综合到什么程度？其实李强老师刚才也探讨了，就是我们有很庞大的建筑野心，其实无限当中勾画人居集团蓝图的也有一个野心，但是当你回到真实的营造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围绕这个是人居集团干了一年了，我们大体还是树立一下，这里面影响真实建造的可能是几个有限的领域，和未来可能最核心的技术。不是一个完全的子虚乌有的、泛化的事情。

　　说到底，其实是回归本源的问题。就是人类之所以建造城乡，以及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建造城乡，一直是有人类那天起，就是建造的人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人跟自然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的生存跟全球的生态是什么关系，这个真的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老祖宗已经回答了几千年。但是随着时代进步的时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手上有的技术支撑是不一样的，我们回答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们持有的价值观念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中国的规划师，其实我们仍然会面对一个永远的国情不断深入认知。打我们的老祖宗干这行起，观天、识地、访人文，这是我们三个基本素质。这三个基本素质我认为到今天同样没有改变。脱开三个基本素质任何一个方面，可能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从业，甚至你做不到合格的从业者。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三个谈营造，从我们行业角度想一些问题的话。首先一个，很多人讲，中国没有榜样，说我们前三四十年的发展没有榜样，其实这是一句谎言，前三四十年的发展我们是有榜样的。我们的榜样其实你回过头来看三四十年的历史，有两个东西影响最大，一个就是所谓的东南亚华人圈的模式，这个东西我不展开讲，已经有好几本大篇幅的专著出来，模式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模式最核心的是存在经济和全位经济(音)，中国是很好的传承并且把这个东西发扬到极致的一个状态，出现现在这个老虎满地爬、苍蝇满地的现象。中国人有经济危机，其实是对这样一种存在经济和全位经济的交流，很多的崩溃和操作模式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第二，以地生财，以房储蓄，我们选了国情最不能承受的道路。美国人为什么能玩儿这个？你可以看美国的人地关系，那么大一个国土面积，两三亿的人口，他甚至可以做到我一个城市、一个地域衰退了，衰退了我们当废区扔那儿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再干一块地。我们能玩儿这个吗？我们玩儿不了。但是，我们在很多年前，恰恰是逐渐在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很糟糕的一点。全球货币体制从银本位到金本位到美元本位，美元本位其实已经跟真正通过没关系了，美国是靠拳头打出来的，一个综合实力的产物。中国作为一个人际矛盾最尖锐的国家，货币资源最匮乏的国家，我们居然要奔着以资源无节度消费的模式去走，这真是很不对的事。

　　所以，我很少提新常态，我认为我们前三四十年的发展是非正常状态，或者用政府正面一点词汇讲叫跨越发展，其实这种跨越式发展是由产能带来的。我把现在这种局面称之为叫重回常态，重回最基本的国民需求。这点其实是未来二三十年，我们的从业人员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种重回常态也带来了一系列学科发展、课题探索的重回永恒过程，这个行业有很多永恒课题没有标准答案，如何对待不可再生资源问题？如何对待环境承载力的问题？如何对待代际传承问题。规划师、建筑师、大行业的建造者在历史上如果曾经赢得过国民的尊重和时代的尊重的话，因为他的关注点和他的话语权是围绕这些课题展开的，并且对这些人类永恒问题做出贡献。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剥离、退回来，我们一天关注的是制图的细节，关注的是如何完成一个新增社区的增长，如何做一个赚钱的项目，那么这个行业走向萎缩，或者是走向自我认同的卑微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已经丧失了人文关怀能力，丧失了参与讨论人类未来的一些永恒话题的基础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在座的很多是年轻一代规划师，从清华同衡这个企业创业那天起，就希望这个企业是具备永远学习能力的企业。每年我们花这么大的代价办一个学术周，都是围绕这样一个学习主题展开的，我在这里还要再重申一下，一个是学习人文、关注社会。我记得当年我们跟社会学系联合招生的时间，确实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光刚才李强老师讲的这个清河的问题，其实这已经反映到我们现在这种跨界合作不是那么紧密了，而是有点松驰。

　　大家可能不知道，清华同衡是规划院是整个大商地区的责任规划单位，他们同样在做跟您非常类似的项目，如果我今天看了这个PPT以后，我觉得两家能够兵部合一处，将打一家，这个研究成果和对实践的影响，它是一个双倍或者更加放大。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东西两个目的，一个是价值观，就是你干这行是为什么？第二，是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力和解析力。在这点上，就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训练更多来自于社会科学的量化和非量化这个能力的积累。

　　第二，就是学习科技，这个是科技技术非常快的时代，关注细节。大家知道，我们开始一个很庞大的中英合作计划，开始做这种中英合作在推进中国绿色建筑、绿色社区、生态城市方方面面的科研的发展，但是你会在合作当中发现我们专业年轻建筑师在专业技能方面，跟团队技术整合能力的训练方面，跟目前的国际一流团队还是有差别的。人家一个项目负责人可以接受我们六到八个项目经理围攻，应对自如，我们的同志要不断打电话回来，不断有完全听不懂的问题。还好，还有请教的意识，知道去问谁。但是这反应出来一个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有年龄段的差异，对方已经40多了，我们这帮孩子30多一点。但是很显然，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对你本行业的专项技能的训练和行业团队的训练其实还没到位。

　　那么第三，学习艺术，培养品位。习大大讲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以后，我历来认为奇奇怪怪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更不可能通过技术问题的管控解决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会判断，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里面除了一些作品，一些所谓打着高大上名义过度浪费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艺术角度来讲俗不可耐的东西。这些东西基本是我们本土的创作搭建的作品。这些东西反映了什么？就是修养的训练和眼界的训练，这是很糟糕的。这个问题其实通过学习，通过品位的培养，通过我们自身的生长可以解决。

　　第四，学习管理，关注执行。其实中国虽然目前政府的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占有的资源最强大的，但是你也会相信这种局面会改的。这是第一次提出来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离梦想还远着呢，但是至少你能够看到每年出台一些松绑的东西。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是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会经历一个从政府包办，政府包办，规划师是最高兴的时候，我只要说服一个书记，说服一个大员，我的规划思想就能实现了。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为什么城市规划师老带有点社会主义色彩、集权色彩，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它把这个规划的建造当作个人作品来看，其实这是很愚蠢的想法。如果从哲学角度层面去分析，你不要骂这些官员，你这个拍的脑袋可能还不如政治家呢，他拍脑袋的决策背景比你们还多一点，你拍脑袋拍错比他后果严重。如果从这个角度，从政府包办到政府主导，到市场作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力，到最近重新提出来了公私合营，从传统上的TOP到现在的所谓PPP各种各样的投资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是一个权威，甚至不是一个裁判，你是一个平台的搭建者，利益的协调人。很多年前，大概是15年前左右，我开始在清华开城市规划方法论的时候，当时讲到规划师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就反复谈一个观点，那个时候叫规划师是一个三方，或者是多方沟通的基础桥梁。它连接了政府、市场，那么对于新时代来讲，桥梁这个词过词了，咱们换一个词叫平台。再一个从自上而下的管理为主体转向一个混合型的治理社会过程当中，平台的意义以及互联互通的意义恐怕是决定式的。规划师要具备的最强有力的机能可能是在这个方面生长，而不是沿着传统的，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一脑子全是规划，政府的宏观调控、工具、政府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工具等等，大概不是这些东西。这个才是规划从底层来讲可能发生的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从这些变革的角度来讲，在未来的营造过程当中，营造目标的价值导向，营造方式的技术方法，营造艺术的品位追求，到营造管理的利益格局调控，都是我们要面对和不断在实践当中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面有不少的问题，有扬弃的问题，填补的问题，还有创新的问题，可以讲，这是新时代给我们提出来的课题，但是我认为目前我们的行业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中央立了一个题，他恨不得一个月给你拿出答案来，这答案能靠谱吗？我先问各位。打我们改革开放起，曲曲折折走了40年，有成功的东西，也有失败的东西，我们走过的道路仍然是充满争议的过程，我觉得作为新一代的学者也好，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实践者也好，你一定要坚信一点，不要急着从书本上、概念上找答案，答案一定是通过时间来的。广泛的参与实践是寻求答案的唯一方式，这个答案恐怕我们要走20年、30年，最终会形成一个国家级、世界级的中国模式或者世界道路。

　　主持人（袁牧）：感谢尹稚先生的精彩报告。大家有印象的话，去年我们学术周的主题就是营造，今天在尹稚先生的演讲里面，我们再一次重温营造。其实这个演讲有了新的认知和新的视角。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石楠先生。他的报告体是回归常态——规划革命性转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石楠先生

　　石楠：非常感谢清华同衡给我这个机会，特别是能够跟李强、尹稚老师我们一起来讨论话题。我这个题目和他们两个讲的问题有呼应。我说回归常态——规划的革命性转型，我给他加了一点，我说回归常态的理性，同时是一个职业、行业和学科的重视角。

　　想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经历谈一点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和看法。

　　有很多词我们都特别熟悉，比如我们今天讲到行业的问题、职业的问题，学科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深究，我一直搞不清楚很多的解释，我就跟一些同事讨论，试图想画一些圈，我们在座可能都是规划师，经过几年实践拿了一个本，这是我们一个行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分门别类的领域，比如说，我们从事规划管理的，我们一条线，从住建部，到下面的建设局等等，我们很大一块项目，同衡规划院叫规划厅是几种，有事业单位，后来是企业单位，这个里面比较复杂，也比较活跃。还有我们的规划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系列，要有院校，评估院校，到地方院校，全国有二三百个学校都办了这个专业。我们的规划是这么大一个圈，这是叫整个规划建这个行业的概念。但是后来情况有一些变化，首先就是我们规划教育属于不属于我们的规划建？一个看法就是规划教育本身来讲，你要属于规划界，我教育部不干。刚才开会之前还在说，清华北大能不能不归教育部管？但是教育部不干。我们这个学科还是教育部说了算，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这是一个质疑，规划教育署不属于规划系。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规划行业？其实不是，政府是规划行业主管，我们社会主管部门管我自己，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真正讲到规划行业概念，我觉得这个是与我们编制单位核心的，我们规划院到省院、市院、高校规划院，还有企业单位，多元机制的实体，这是规划行业基本的概念。反过来讲，重要的是学科。这是我们真正对于我们不同的领域的工作会起到一个基础性、支撑性，甚至一个指导性的作用这么一个行业。如果我们讲规划的职业是讲我们的规划师，我们的职业规划师，我们的行业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规划编制领域，我们的学科是一个更广泛的桥梁，这是机制性的结构。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讲，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细展开讲，我们规划局多么高尚、伟大，多么雄才大略，家国情怀，一切美好的词都可以讲，确实我们是这么做。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尹稚老师讲到，我们的环境在转变，我们市场和环境在逐步完善，我们的政府体制的改革也在逐步推进。所以在今天怎么看待我们这个职业，看待我们这个规划师的这么一项工作，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思考。但是从经典理论来讲，也有很多理论，包括李强老师讲的社会学的理论，我们也见过，地理学的理论、生态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拿过来为我们所用。但是现实是什么情况？现实我认为，我们面临一个被异化的需求的现实，我们总觉得我们规划是有很高尚的理想，我们规划是为了城市的整体的、长远、公共利益，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把这个利益分解一下，乃至规划设计主体分解一下，四大类主体：政府、企业、民众、专家，他们对于规划的理解，我们希望是能够实现良好的城乡互动，城乡关系，我们的企业部门很有社会责任，任志强也别光赚钱了，解决我们的安居工程，各种设施的提供。我们的民众也能够考虑到你别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们家的小院，你们未来怎么样，你想到城市的长远，想到集体。我们专家更是公共意义。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不是这样，我们把需求放在基础需求、基本需求、中级需求，前面讲的是中级需求，但是我们面临的是基础需求起步，我们政府在过去很多年，地方政府首先考虑规划需要不需要，需要，因为我们要卖地。为什么要卖地，因为财政要平衡。为什么财政平衡需要卖地，因为我整个财政体制、税收体制迫使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企业也是这样，这个买是不买，钱赚还是不赚，赚了钱再做社会道义。民众也是这样，区位区位，首先想的是房产能不能升值。作为行业能源，同样面临生存问题，我要供房、买车，子女上学。所以想到这个项目干还是不干，尹老师说不能想项目赚钱还是怎么样，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首先考虑的可能还就是这一点，这是从需求理论出发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考虑。然后我们考虑的是什么？我们考虑的是所谓的基本需求，这是作为有责任的，或者对一定未来有预期、愿景的才考虑到，比如说，城市政府会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企业会考虑它的品牌、战略，我们不能赚一笔钱，一锤子买卖，我需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了，民众来讲，我要实现我的中国梦，我希望小区要构建海淀的文明区，专家来讲，这是我们为基础教育需求、秩序、美观等等，我们认为是科学或者艺术的追求。

　　所以我认为，规划的需求本身来讲，也符合这种城市或者阶梯的理论，对不同利益主体来说，利益是分层次的。我们不能拿终极或者完善的需求要求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所以在现实当中出现了所谓规划的失灵，因为我们是拿一个道德导向终极需求来要求我们的所有人，参与方。但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大门打开以后，市场主导的基础需求往往是起了一个决定性作用。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我们的规划我们认为，在很多时候被滥用了，滥用了规划编制权，政府三天一阁规划，这一片土地，不知道来回规划多少轮了。我们职业生涯背了很多黑锅，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说我们本身的需求有层次，同时决策也有层次。从专业角度来讲我们更多可能是从技术层面，我们右边这个技术市场，更多是从技术决策的角度在考虑我们的规划。但是一旦我们这些所有的方案上升到我们的甲方以后，不仅仅考虑是技术层面，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层面，能否可行。等到了书记、市长的层面是一个政治层面。如果说是正确的项目，我会创造条件让人做。如果说因为决策者承担更多的政治奉献，尽管经济上吹的天花乱坠，这个也可能实现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种需求的层次和决策的层次有一个理解，才能够为我们职业找到一个出路。反过来说，看我们自己的职业，规划师是不是自身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是终极需求公共利益呢，我觉得也值得质疑。我们过这方面的文章。我们本身规划师来讲，相对本质说话语言还是人的自利性的问题，因为首先是自利的才有可能是公利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生存发展的压力，尤其是我们的整个市场部太景气的条件下，更可能面临压力的情况。作为这一个职业来讲，我认为存在一个双重人格，这个话可能说得难听一点，但是这种人格我认为，一方面有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精神，但是所谓知识阶层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把他们的价值取向依附于某一个权势力量，或者是资本集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在30年做的事情，这个当中可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影子，同时作为一个部门来讲，我认为现在在最近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我们的部门，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暴露的很多能人部门，甚至我们聊天讲到，我们陈校长到了环保部，可能谈到水电站不让上马的问题等等，前几天传很多环保项目没有通过，所以我们的部门很多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些偏差，首先出现考虑的是维护这个行业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说是一个搭建平台，做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角色。

　　无论从部门还是职业来讲，都面临这样的挑战，同时我们这个职业所谓叫做政治无意识的现象。从教育背景出发，我们对政治不干兴趣，我们缺少政治的理解。所以讲到工作中药的时候，我们讲战略性、全局性，一旦出手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些战术性，或者局部的技术的问题。在这么一种大的背景底下，我认为我们真正要思考就是政府作为一个规划职能的这么一个机构，我们这个行业自身职业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今天思考的。

　　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我认为规划师必须要考虑从我们行业内部的规划设备走向社会的问题。所以李强老师讲的很多观点我非常赞同，而且我在多个场合讲过这种观点，只有规划师我们掌握这些知识，我们的规划知识能够为决策者、为社会所理解，才是我们规划真正的春天。因为规划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工作，不是一个纯粹的专业或者部门的工作。

　　同时我讲讲我们行业的观察。我们就是说主管部门加相应的产业，这是一个传统的概念，我们行业有本身很多的特点，但是环境变了，怎么变了？这些年的改革大家发现，我们非常强调政企分离、政社分离，说得简单一点，政府做最少的事情，让社会、企业，让行业，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职能，就是前面两位专家讲到，我们政府不能再那么强大，要靠社会建设大家来做。同时专门讲到社会治理的概念，这个是在创新体制方面突破性的进展，这个进展在未来十年会对中国社会建设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行业发展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问题在哪儿？问题我们觉得是谁在做规划，比如外界对我们的批评，封闭管理等等，其实不是，政策只是一个表象，症结是我们是谁的规划是我们规划师的规划还是整个全世界的规划，政府的规划还是所有民众的规划，这是问题的症结。而且根源在哪儿？根源在我们今天体制变化。过去是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我们经历了将近40年的改革，但是我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缺少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很多的规划工作当中，依然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路，没有完全适应市场体制变革以后带来的新情况，这是根本的根源。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就能看得出来，我简单分成这么几个阶段，我认为城市规划在我们讲到是春天为是第一个春天？那个时候规划就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我自己就是一切说了算的人，我只要想说就能做到。那么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慢慢慢慢的出现出现很多职能分化。特别等到新世纪以后，规划已经淡出制度的环境、组成，逐步成为制度的工具，这种定位的变化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是非常具有挑战性，或者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一种变化。今天回过头来我认为，必须要重新对规划定位问题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也就是刚才几位专家讲到，我们要考虑到从龙头向平台的转型，重要的并不在于我说了算，重要的是我们规划是搭建一个平台，实现协调的机制，从规划部门的协调，走向全方位的协调，地位的提升和能力的挑战都是两方面的。同时从规划设计内容走向全过程、全程序的过程，要从被动性的协调走向更加主动、制度化的协调和机制。

　　我捎带插一句，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规划，14个字也省掉，说实话，更会是被动的，人家想做什么，我说行还是不行。我们做了那么好的蓝图怎么实现？我们并没有去研究。怎么实现全方位的、全社会、全过程的，以及是这种制度化的，主动的协调机制，可能是我们今天研究规划定位的时候要思考的几个方面。

　　再有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跟行业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部门的事权的问题。外界对我们有很多批评，但是我们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怎么从我们的部门的权威性要走向规划的协调性。这个当中三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是央地关系，在整个体制规划推进当中，我们的立法体制在便，更多城市享有立法权，全国600多个城市将近300个城市有立法权，我们的所有规划依然是采取一个以中央为主说了算了。再比如中央早就在决议当中提到了，行政区域内的事务应该由各个行政区自己决定，只有一些大区域的事才交由中央决定。但是我们的总体思路依然是在央地关系里面的纠结。

　　再比如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种合作型的、参与型的，包括刚才讲的清河重建等等这样一些很多的思路，确实在我们实践当中推动。我们的责任规划师制度、社区规划师制度，是不是应该作为我们行业积极推动的方向？我觉得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做。

　　同时，我们的部门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很强，我们一直发展发改委太强，像小国务院，但是很多事情要到他那儿去。其实你看看每个部门都很强，每个部门为了维护自己所管辖的行业都不遗余力去争取，我觉得，今天来说一方面对于主管部门有这么一个责任，要维护行业利益，但是更多的讲，部门之间如何做好协调，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这里面我们要关注社会学理论的东西，我们传统讲，往往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不够的，一个我们不太强调对于所有人的关注，我们强调事实上来讲，往往是对决策层资本阶层更多的关注。对于所有人的关注，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及对这些权利和职能重视那么高。同时我们的整个规划的过程来讲，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弱势人群的关注口头很多，但是工作当中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我们转型很有必要，尤其是我认为在我们行业的转型当中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冷了一些，我们反而有思想思考这个问题。这最主要是如何适应市场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这种变化下面，我们的规划行业应该怎么走，朝什么方向去。所以独立的规划行业不仅仅需要智商还需要情商，规划行业作为一种技术咨询的服务行业，当它跟政府的职能之间出现了相对的分离以后，怎么去发展，我觉得需要对宏观形势的判断，这个是我们不足的，对于沟通技巧的熟练程度也是不足的，对于共赢局面的追求，我们往往还追求一大，以及我们本身学习和融合的过程都是需要思考的。所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转型很有必要。

　　再来是学科，学科花了很长时间把学科升级一级学科，从建筑学院独立出来，大学的老师很开心，我们一级学科面临着资源多了，教授岗位、经费、项目都可以多，行业里反应似乎不大，有一些反应，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我在想，一级学科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觉得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我们为了这个学科花十年时间，跟教育部同志反复交流，终于搞定了，但是反过来我们在行业内部来讲是不是准备好了呢？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学科本身的发展来讲，最核心的可能还是他核心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对应的价值观的教育领域应该是重点关注的领域。我说分三个阶段，八十年代传统的工学、建筑学、规划设计的知识，设计技能是我们的核心，发展经济，是自上而下的基本的理念。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有其他学科大量的进入，比如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还有其他的技术科学等等，都进来了。最大的突破我觉得从技能的角度来讲是分析，城市研究技能的突破。过去从设计角度，发现很多事情说不清，区域的问题、社会、经济问题说不清，现在说清了，但是依然没有摆脱发展经济是绝对的优势，虽然我们已经考虑到其他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等等。到了新的世纪以后，我们出现更大的问题，尤其是管理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规划学科很大的变化，政治学，我们的管理学进来，包括几所著名的大学，在这方面设立了相应的规划，管理的专业，这对我们整个学科来讲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其中不仅仅是分析他们有他们独到的方面，他们的统筹、沟通能力是对我们技能极大补充，从价值观的角度更强调多元化，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经济环境多方的协调问题，这是我们这个学科来说很大的进展。

　　但是现实当中，我认为可能又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现实状况，这是我以前写文章画的图，我们把规划分成几个范围，一个是我们的责任范围，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要出了算，出了问题承担责任，要追责。另外我们有所为研究的范围，为了做这个事研究更大的范围，不管是空间区域，还是行业、经济等等。同时我们还有更大的影响的范围，这个是我们讲到规划，好像很广，有点像社会学，经常搞不清焦点在哪儿，很多单位想说，我们的核心在哪儿，流行的说法叫外延和内核都不清晰。投射到我们的学科就出问题了，这些不同背景的学科怎么才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或者说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包括我们传统的工学、理学、管理科学，怎么才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尤其是我觉得对我们在校的学生可以阐述。过去只要学建筑学，现在一评工艺考评、生态学、地理学、法规等等都要学，规划专业的学生可能是很多学校里面最辛苦的，还要有大量的时间进行社会实践，看看我们的指示体系，我们有专门制订了行业标准，教育规范，他的能力、知识、相关专业知识，我们有五个核心专业知识领域，梳理又梳理，压缩再压缩，还有十门八门的配课程，太累了。这个学科究竟怎么回事，可能需要向社会学发展历史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试图把它更聚焦的过程。所以从学科的角度，我们有很多年的思考，最核心的思考，哪些东西是规划的问题，哪些是别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核心，因为你课题决定你研究的理论所有的东西从哪儿来的，我们过去讲规划，像土地资源、空间资源怎么合理使用、优化使用，现在管理学社会学说，你不关注别人，你们的空间没有利益关系。刚才尹稚老师说，人群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结构决定你的空间，确实是对的。但是我们研究这个社会学老师可能也不一定知道，我们还是要相互之间合作。

　　然后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过去讲是未来，是未来预测，是愿景，但是后来讲我们更多的是综合协调，现在很多作家越来越强调我们是在一定的制度、资源和各种环境下有限的优化。究竟我们的基本的方法论在哪儿？我觉得这取决于我们本身社会的规划，取决于我们规划的社会功能在哪里。从过去简单的资源配置发展到我们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愿景，美好的未来，中国梦，还是我们要包含价值传递的责任在内，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仅仅讲到我们土地和空间，很多研究表明出来，土地和空间之间是有一个双向的关系的，一定的土地使用模式对社会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去研究那些关系也不行，只研究那些关系也不行，但是起码有一条，我们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英文)，仅仅局限于土地或者空间。必须要拓展到空间背后的影响。

　　我们过去30年当中，土地这个东西本身已经变了，从最早就是资源，这块地就是做这个资源。后来不仅仅是资源，资产、资本，已经变性。如果只是一个资源，相对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但是一旦变成了资产和资本，那往往就是各种关系决定你最后是怎么用。这样一种关系的研究，确实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

　　所以我在这儿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在今天我们进入一种消费社会，我们往往还只是对资源、空间进行一个静态的或者说基于一个资源层面的理解，这样显然不够。很简单的例子，大家为什么要去星巴克，大家为什么去798，或者去新天地，因为有它的服务和环境，我们去餐馆有的时候去吃环境，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软硬件设施，以及环境氛围带来的我们内心的一种响应。在这种情况来讲，空间消费服务和场频消费之后有很重要的领域，这一点来讲，空间品质的高低也决定土地和空间资源所具有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设计的作用。

　　尹稚老师讲了很多营造要重新思考，我认为要回归到本原，从设计的角度重新思考我们的专业。很遗憾，我们现在很多规划院，全国都一样，叫什么什么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十年把研究丢掉了，后十年把设计丢掉，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要重捡设计基本的理念，要回归设计。设计不仅仅是方法和手段，设计本身在今天咱们世俗的说，可以创造GDP。通过设计营造一个很好的空间环境品质，可以提升这个土地和空间的经济价值，更可以提升他的社会价值。所以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的设计。与此相关的来讲，我觉得要考虑这个怎么实现管控。

　　最核心一条是规划主体的多元化，不再仅仅是政府和专家两拨人，不仅仅是业主方和规划院，更多的是包括我们私营的领域，包括我们的企业，也包括公众的本性。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常态，还是新常态，我们用了一个常态，没有用新常态。我个人也很少说新常态，因为我觉得所谓的新常态是从一系列数据反映出来的，我们的增速从过去的两位数降到8、7，慢慢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依然是高速增长的，7%，不得了的速度。所以我认为这是要回归的常态，经济学上的新常态。但是从我们的社会学、城镇化的角度来讲，右下角这张图是各个国家城镇化化水平达到50%的状态。设想一下，我们一半以上住在城市这个社会里面，但是我们大家真正准备好、管理这个城市、社会吗？我们依然是过去的高速增长的速度还是放慢速度呢？其实很多理论研究讲得很清楚，一旦城镇化水平到50%，依然是快速，但是是逐步降速，减速的过程，最后是趋向平缓的过程。我们今天面临的过程更多是新常态，更重要是要回归常态，包括我们城市靠扩展还是提升质量，都是逐步回归常态的这么一个状态。

　　常态下我们面临什么问题？一堆“化”，城镇化什么问题？城镇化不得了，我们对城镇化的估量远远不足，我个人说城镇化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什么叫没有硝烟的战争，战争不就是打来打去，你占我的地盘，我占你的地盘，现在几亿人要占我们的地跑，我们没打仗，要包容、要发展，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时是不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我们过去管理的办法都在变，但是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变，我们的基本社会制度不变，但是我们的社会管理方式变了。比如中央非常明确强调，跟李老师关系很密切，要扶持基层社会组织，当然可能需要时间，但是这在过去来讲都是一些可以说很难做到，或者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城镇化带来我们带来的社会挑战是城镇融合问题，你要不要社会外来人口，城中村提供基本住宅和服务，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还是把他们赶出去？再比如我们住宅的私有化，就是带来空间的问题，我住的小区很明显，过去十多年的变化，不同阶层的选择慢慢慢慢的，眼看着所有的理论在我的身边全部实现。信息化带来一种社会组织结构的时空变化，过去中央文件传达的项目多长时间？现在任何事件一发生，几亿人全知道。大家看我的PPT，底下传达微信、微博都在转，自己的圈转到别的圈，一个一个全传下去了。这种传递的方式，技术的创新带来我们社会组织的形势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过去讲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细胞，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现在你看看，清华同衡的小青年对北科院的人的了解可能多于对自己另一个所的了解。以后我们有信息化，所以这种信息化带来巨大的变化。老龄化，我们社区建设怎么满足这种需求，我现在越来越担心，我老了怎么办？全球化，北京大家很熟悉，大量的韩国或者其他裔居民，几十万几十万存在，到广州等更厉害，非洲没有，也是上十万人在那儿要就业、贸易，要活动，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很纠结，我在这儿讲要提高空间品质，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不是空间品质的提升还是要跟我们的居民的需求，不同阶层需求匹配的问题？现在很多设施化的过程已经带来了阶层的分异，我们今天的阶层分异不仅仅是收入、教育程度等等，也取决于他的居住地，或者他所能够参与到某一个社会群体当中。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冲突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而且在世界各地是反复上演的。

　　像一系列这些变化都是我们今天规划要面临的，从我们的职业、行业、学科来讲，面临诸多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我也提不出答案。但是有一个说法叫回归常态，我觉得很重要。

　　规划正在挑战当中进入常态，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显示出新常态，我们的社会治理呼唤着常态，还有一系列规划，我们规划本身也要进入常态。所以我提出来，我们的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空间问题，也要更加关注人、更加关注空间的主题，以人为本谈了很多年，但是不客气的说，口号大于实际。如何在具体工作当中真正做到对人的关注，可能需要第一，所有人关注。第二，不同层面人的关注。是一个差异化的关注，不仅仅是关于某一个方面，同时是要关注个体的需求。这就是对我们整个的发展来讲，思想论来说是自下而上的挑战，不仅仅是过去自上而下。这就要求助于李强老师了，谢谢你们，你们赶紧进来吧，我们希望跟社会学多合作。而且我们认为社会学的加入，后期的规划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因为社会学对于人的关注，对于不同的人群、结构关系的研究有很多值得我们节俭的地方。与此同时，我们看看国际层面，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联合国人居署的一项工作，各国的政要开会通过决议，提出规划要重新定义。这是可以说凝聚了全球众多科学家大家的共识。首先强调规划不止是一个技术工具，所以我们经过了60年规划回到了技术工具的层面，但回归到也不止是一个技术工具，规划是参与性的、综合的过程，所以必须要应对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要为全社会提供共同的战略，要为区域和城市提供总体的发展战略，要提供国家区域和城市性的发展，他们又回去了，我们觉得他们到这个层面，他们又往那儿重要了。

　　第三条，规划是良好的城市治理的核心。规划能给大家一些东西，能够提倡地方民族参与的道路，这恰恰是我们现在城镇化最大的挑战，同时规划是能够追求更好的城镇化空间品质，能够确保环境的可持续、社会文化方面的可持续，以及经济的繁荣，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要做这个怎么办，怎么才能做，底线，还是底线，要确保恰当的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个。我们可能过去做得比较多的是阳春白雪，锦上添花，现在除了做这些工作，还要做好底线的要求，针对社会不同的成员他的需求提供一个底线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保障。同时，要公平分配城市发展的所有的成本机会和利益。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现在是成本一部分人承担，利益另一部分人承担，所以才带来社会之间的矛盾，族群之间的矛盾。规划本身讲到所谓的价值主题，就是要通过这种机遇的分配，成本的分配、机遇的分配以利益的公正分配，才能够实现你的价值和存在，要倡导社会的包容与和谐，同时非常强调文化的和谐。而且把文化放在社会发展当中，一个绝对重要的位置来看待，这是我们看到国际上的发展。

　　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的规划要转型，要面临着一系列的巨大的阵痛或者我们有一个心理调试过程，我认为要有摒弃龙头梦，在市场经济下没有那么多龙头，我们有的是九龙治水(音)，我们有的是水龙头，我们要实事求是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树立一种平台观，而这种平台观最核心是作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要通过政府部门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这种协调来寻求我们所谓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说追求形式上的大一统。我们已经吃过了形式上大一统的苦头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多多协调，它的价值会高于多部协调(音)。

　　同时，我很担心现在有些部门，比如像能源局，大家都在用顶层设计，我很赞成习大大讲顶层设计，这是总的制度框架。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每一个部门，我们前面讲到的，他已经不是搭建公平的平台，而成了一种行业利益的代表的时候，他再讲品质是会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所以我理解，习大大讲到改革进入深水区，最大的深水区是在这一层。所以要防止规划变成一个部门利益的载体，来维护他已有的既得利益。如果出现这种局面，规划只是一个悲剧，不是应有的局面。

　　同时我觉得，应该防止以规划等名义对市场进行过度的干预。中央很明确的讲到，要对市场对资源起到基础性到决定性的作用，有的时候我很困惑为什么不理解这两句话作用，什么叫决定性作用，谁说的算？但是规划自古以来就是对开市场弥补市场不足的，但是你不是领导市场，是市场做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区分不同的层面的工作，在宏观层面规划起到平台的作用，要避免那些结构性的失衡，所以习大大讲，规划思路是最大的折腾就是结构性的失衡。但是在微观层面，我认为主要是势权利益(音)，应该交给市场去做，而不应该完全自己把控。同时按照我们整个行政改革体制思路，如何强调底线意识，控制底线，而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规划。在我们部门的权力清单范围以内做好负面清单意识，做好这些事情，尤其是做好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公共安全这样的公平，剩下更多的事情要做这样的事情。

　　再有很重要的一条，要回归规划的地方性，和我们规划本身的咨询地位。规划运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还有可能以这样国家中心主义来统领整个这个系统，我觉得和中央提出来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路是完全不温和的。这也是和我们整个立法体制的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一系列改革存在冲突问题。而且从国际范围来讲，规划基本就是地方势力，全球范围里基本都是这样。当然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有传统政治体制，有统一的领导，但是我觉得，中央讲得很清楚，在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这种前提下，应该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我们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可以屡屡侵犯国家利益，形式上却要国家对它进行控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作为我们行业，作为我们职业来说，如何回归到一个第三方中立的咨询地位，而不仅仅是过去屡屡出现的依附于权力和资本的局面，需要我们本身要做强自己，要有自己的职业精神，要科学理性。

　　再一个要转型的就是设计，要在有限的解决范围以内，规划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事交给李强老师做，有些事交给其他学科做，规划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现在什么事出来都说规划怎么做，规划不是能解决所有的事，所以在有限的责任范围以内认识到规划本身的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要回归本源，在设计的角度讲进一步发挥我们的作用，设计会改变生活，设计能够创造GDP，这是我们学科或者行业，或者我们职业最基础的机能，也是我们最基本的知识体系。过去以往的情况，我们更多是一种英雄主义，就是没了研究，少了设计，就剩下规划。二硅化那块都是东图西进，上千平方公里的各种区，都是非常宏大的战略理想，也需要，人民需要这么一种美好的前景，但是我觉得更多需要做细做深，所以要做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做规模大。要品质追求、精细化服务作为我们行业最基本的主流的价值观，同时要真正的看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我们的社会行为带来巨大的变化。每个单位门口都是各种快递小哥摆的摊，我们传统模式还在那儿做各种中心，我们的所有东西还在那儿激配，这种东西已经搭配了社会层级的概念，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要研究，从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的角度，来研究我们设计的价值，来研究我们这个规划能够做什么，回归它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