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称，8月27日，北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新增3.1亿城市居民，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

  报告称，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城镇化速度也不断加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仅有1.91亿城镇人口，而现在这一数字已剧增至7亿左右，而且每年还有超过2000万的新增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13%提高到2012年的52.6%。在过去20年里，城市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预计这样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内还将持续下去。报告预计，到2030年，城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达75%。

  另据环球时报援引日媒报道称， 中国早已摆脱人均居住面积“7平方米”的窘境，如今人均居住面积达35平方米。由于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可能由目前的13.5亿减至13亿以下，专家称，按人口计算，届时中国人将“不缺房”。

  事实上，中国的空房现象正日趋严重。乘车经过上海市曹杨路和镇坪路附近，无数高楼映入眼帘。笔者吃了一惊，不知为何要建这么多高楼。诚然，作为交通便利的国际都市，上海曾一度“房子建好就能卖掉”。不过，在曾有许多日系企业进驻的嘉定区，近年有不少企业迁出，已出现不少空置房屋。上海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情况还不至于太糟。问题是全中国各地都在大肆开发商品房。地方政府通过向与之息息相关的建筑公司贷款和土地转让等方式主导着城市化，各地掀起场馆建设风潮……融资和投资带来的无节制开发造成中国目前的现状，“空房”现象加剧。

  日媒称，地方政府在“城市化”号令下，房地产(行情 专区)开发不断推进，完全没有破产的风险意识，认为政府一定会出手应对，“地方城市不会破产”。可以预见，“鬼城”迟早会在中国大规模出现。且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开发时并未进行正确评估，许多地方出现不良债务，严重影响到地方经济。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最新调查的12个省区中，12个省会城市都要建新城，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建新城，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

  新城建设有多热？

  很多新城规划面积达到了现有城市面积的一半多，规划人口基本相当于现有城市人口

  “兰州推移700座荒山建新城、延安将投千亿元建新城、贵州多个贫困县土地置换集镇建设新城、庐山建新城1.5万名居民迁下山……”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建新城这一关键词，各地轰轰烈烈的“造城”新闻就会映入眼帘。

  近年来，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建设新城新区，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对12个省区的最新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建设，共规划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其中沈阳要建设13个新城新区，武汉也规划了11个新城新区。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新城”吗？

  “新城不是不可以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原有城市的承载力达到极限，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有其合理性，但现实中一些新城建设却违背了发展规律，是人为的‘造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目前一些地方新城新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着“数量过多、规模过大、标准过高”等问题。“在我们调查的城市中，有很多新城的规划面积达到了现有城市面积的一半多，规划的新城新区人口基本相当于现有城市人口。而且，不少地方新城新区建设都提出了较高的建设标准，生态城、智慧城、科技城、现代城等比比皆是，建设配置标准大多是国内和国际领先标准。”

  这种拔苗助长、超越实际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问题。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拍着脑袋搞规划，新城区动辄就是几十、上百平方公里，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招来的商家寥寥无几，新城区最终变成了荒草地；一些地方大兴土木，用钢筋水泥和砖瓦石块在短时间内人为造出一个新城，但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口，到了夜晚一片漆黑，无人居住，成为“鬼城”；还有一些新城在建设过程中，大肆违规占地扩张，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引发群众不满，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造城运动”谁是推手？

  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上，更偏重于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开发，认为这样推行起来见效更快

  地方政府如此热衷造新城，原因何在？

  “新城建设过热，根子在于各地对中央的城镇化政策理解有偏差。”中国人民大学土地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严金明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城镇化发展，但城镇化绝不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它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上，更偏重于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开发，因为这样推行起来相对更容易，见效更快，但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容易造成‘烂尾工程’”。

  一些地方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思路，也是“造城运动”的重要推手。虽然各地都表示不再以GDP为考核指标，但实践中不少地方仍“唯GDP论英雄”。当下工业招商竞争激烈，想以此快速拉动GDP增长困难重重，但通过新城开发，可以轻松带动基础设施投入，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短时间内就能实现GDP的大幅增长。

  “目前很多新城建设体现的是政府和官员的意志。”李铁认为，新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在城市周边圈上一大块地，规划一个新城，再按照高标准建设一大批楼房、马路、广场、地标建筑，城市的“品位”自然就提升了，政绩很容易显现出来。“有了这些‘显绩’，政府官员就能获得更多的提拔机会，而且，即便后来发现决策有误，新城成了烂摊子，已经升迁的官员也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而不用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所以大多数地方官在新城建设上都充满热情。”

  “新区”建设变味，深层原因也在于一些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近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2.69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0%以上，在有些县市， 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不相匹配。地方政府在缺乏建设性财政资金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需要依靠经营性用地出让取得资金，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支出。”因此，通过大规模造城来拉动地价，提升城市价值，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益，也就成为很多地方的“理性”之选。

  盲目“造城”风险多大？

  将带来耕地大量占用和严重的资源环境破坏，地方债务风险也不容忽视

  专家认为，目前这种各级政府都热衷扩张城市面积的做法十分危险，大跃进式的“造城运动”蕴藏的巨大风险不容忽视。

  “很多地方在新城建设中，大量占用耕地，这会严重冲击我们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严金明说，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脱离实际建设宽马路、大广场，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耕地减少过多过快。据统计，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到2008年减少到18.2574亿亩，12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1.2526亿亩，耕地保护形势越发严峻。“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对于粮食的刚性需求也在增加，耕地大量减少，将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同样巨大。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堵严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

  地方债务风险也不容忽视。“现在很多地方都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宝押到了新城建设上，利用融资平台举债成为普遍的做法。”李铁说，大部分新城规划都确定了庞大的投资规模，寄希望于未来通过新城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偿还。国土资源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2%。“这些新城建设，一旦开发主体不到位，地方政府必将面临投资风险问题。”

  目前一些城市的债务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结果显示，两年来上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了12.94%，债务率最高的城市债务余额是当地综合(行情 专区)财力的两倍多。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债的重要“靠山”——土地出让金却出现下降。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元，这一数字远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加之中央政府又从出让收入中提取了水利、教育等基金，使得地方政府掌握的可用资金大幅减少。这一增一减加大了债务风险。

“新城”建设如何走正路？

  关键要先解决干部的考核问题，从“物本考核”转变为“人本考核”，不能再“GDP至上”

  城镇化是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绝不能把建新城作为追求GDP的手段和“应景之作”。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应当遵循科学发展的思路，更新城市规划理念，切实转变城市发展模式。

  “引导地方的新城建设行为，关键要先解决干部的考核问题，不能再GDP至上。”严金明认为，长久靠“造城”拉动GDP增长，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未来对各级干部的考核评价，应更多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尽快从“物本考核”转变为“人本考核”，评价内容要更多地体现科学发展的理念和关注民生、服务群众的政绩观。

  规划本应是城市建设的“指挥棒”，但现实中常常是前面一个市长规划的项目还没做完，下一任市长就要重新改、重新建设，规划成了“纸上画画”。“目前很多新城建设都是市长的拍脑袋行为，未来必须要增强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切忌行政推动。”李铁认为，新城规划出台前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对于已经确定的规划要严格执行，绝不能上一任领导向东、下一任领导向西，要尽快建立约束机制，同时，也要加强对城镇政府负责人在城镇管理方面的培训，提高对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

  引导地方在城市建设上走正路，财税体制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在目前财权事权相割裂的分税财政体制中，财力相对集中在中央、省级；事权则分散在地方政府。专家建议，未来要加快现有的财税体制改革，建立财政收支平衡制度，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事权，减小地方财政压力，同时建立并强化土地、金融、财政、规划、审计等部门分工负责、信息共享、联合督查的风险防范机制，减少违法违规抵押。

  郎咸平：鬼城频频曝光 中国经济遭遇大麻烦

  鄂尔多斯、铁岭等等“鬼城”不断曝光在世人面前，而它们只是地方政府拉动GDP、建政绩工程的一部分。2008年底，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此后一个个“铁、公、基”、“鬼城”工程拔地而起。各位请注意，建设这些工程，我们花了绝不止4万亿，仅仅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就足够给我们当前的经济制造大麻烦。到2012年9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到了9.25万亿元，而且这还是银监会和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我想真实情况会比这个更糟。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没钱还。2012年年底，我们有4万亿的地方债务到期，可是地方政府只还了多少钱呢？1万亿。我们的商业银行(行情 专区)对剩下的3万亿都进行了展期，也就是同意让地方政府推迟还款。为什么？因为它们根本没钱还，而且连借新还旧都做不到。各位晓得吗？2012—2014年这3年，还有35%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将集中到期。

  关于地方政府的旧债要如何还，即将到来的城镇化又要如何应付融资问题，我在最新的著作《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做了系统、全面的解析，以下节选一部分，以飨读者。

  我们的政府融资问题。各位应该都晓得，我们的经济现在基本就是靠投资在拉动，而且主要是靠政府大搞“铁、公、基”这样的大投资项目。不同的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是靠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的方式，发展地方基建；但是到了2012年，是我们的各个地方政府开始提出自己的投资计划，比如2012年7月，湖南省长沙市对外宣布，将投资8292个亿用来搞片区建设、基础建设，还有产业项目等。2012年8月，贵州省推出了总额为3万亿的刺激计划。各位晓不晓得这两个地方的财政收入状况是多少呢？贵州省2011年财政总收入是1330亿元，而长沙市2011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只有668.11亿元。也就是说，贵州省要一下子花23年的财政收入来搞基建，而湖南省的长沙市打算拿出13年的财政收入来搞投资。我跟各位一样很好奇，这些钱都从哪里来？

  2013年5月的时候，路透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发改委原本设计了一个40万亿元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方案，但是最终没有被认可。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原本有打算支持贵州省、湖南省投资计划的预算。当然，除了向中央寻求支持，它们也有自己的融资渠道，比如说仍然透过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靠出售土地这种未来收益，向银行拿贷款。

  地方融资平台，其实是地方政府发起设立的一种公司模式，它通过地方政府划拨的土地、股权、规费，还有国债等资产，让其资产和现金流水平达到融资标准，然后向银行借贷，或者对外发放公司债。由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放的公司债，又叫城投债，因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等公益性投资项目，所以又叫“准市政债”。

  但是，我们都看到了，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最严格的房地产调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卖地不再能保证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有稳定的收入。这直接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平台公司过去从银行借来的贷款，很可能还不上。所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那么容易筹措到钱了。我们发现，现在它们也在透过另外一种融资模式进行融资，那就是把这些有可能已经成为坏账的资产打包成所谓理财产品，向老百姓出售，许诺归还本金和比较高的利息回报。透过以上分析，我有理由相信我们老百姓根本拿不到钱。

  地方政府想要融资，是不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呢？是不是可以让地方政府直接自行发债？就是让省级或者市级政府公开发行自己的债券。发行的时候，把关于融资的所有信息都披露出来，让花钱买债券的老百姓晓得自己的钱将要花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某个政府说它募集资金建一条高速公路，当地的老百姓要是发现这条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完全是重复建设，是“面子工程”，那他们就可以选择不买政府债券。如果老百姓觉得有必要建这条高速公路，认为会有收益，就可以选择买政府债券。除此之外，融资成功后，发债政府必须及时公布工程的各项用款信息，做到公开透明，让第三方和老百姓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这样还可以很好地杜绝政府在整个工程中，比如采购环节，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