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地电梯事故续：5个留守少儿成遗孤 最小2岁
从来到这个村庄开始，周洪福就一直寄住在别人家废弃的破旧老屋中。盖新房、住新房，是他此生的梦想。但直到临终，房子还没盖完。他新盖的三层楼房如今外墙还没粉刷，二楼的阳台上用木棍支撑，室内的楼梯护栏也没来得及安装。
“盖房的钱是东拼西凑的，就连用的砖头颜色也都不一样，一楼砌红砖，二楼、三楼用的却是灰砖。”一楼正厅的大桌子上，周洪福和明春梅的遗照安静地摆列着，遗照前安放着香烛和供品；一辆用300元购买的二手摩托车停靠在一侧，那是周洪福生前做“乡活儿”的交通工具。
这栋房子虽然极其粗糙，但毕竟是新房。此前，二姐周红萍一家搬去武汉，废弃了三间破瓦房，周洪福一家四口搬了进去。但破瓦房年久失修，危在旦夕，他赶在房梁垮塌前，带着妻儿搬了出来，住进了邻居闲置的破房中。此后，他又因为躲避倒塌的风险搬了一次家。
2011年，周洪福向村里递交了宅基地申请书，得到了批准，夫妇俩拿出了所有积蓄，再东拼西凑，总共筹了6万元资金，开工盖楼。各路亲戚都赶来帮忙打小工，有人搬砖，有人铲泥。他另外还请了两个泥匠师傅，眼看着新房拔地而起，一家人喜上眉梢。
“这座楼房是他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包含了他的全部心血。”周红碧说，“今年春节，房子刚盖好楼顶，他就迫不及待搬进去住了。”
“他们走了，但房子还得继续盖起来，一来圆弟弟的心愿，二来外墙不粉刷的话楼房会垮塌。”周红碧说。
这起突如其来的灾难，掳走了19条生命，其中包括四对夫妻，最悲惨的一家失去了3人：母亲、儿子和儿子的堂叔，其中母亲的死尤为意外。
留守遗孤未知的命运
早上6时，初秋的天蒙蒙亮，吹来丝丝凉意，周红碧把智林叫醒，给他做饭送他上学。中午11时30分左右，她还要步行或骑自行车到学校给智林送饭。下午4时30分，再接他回家。虽不满7岁，但由于上学早，智林已经念二年级了。
“撤点并校，现在从村里到学校，需要走15里的路。”周红碧说。16岁的美玲肤色黝黑，长相清瘦，由于先天智障，她读了“三个一年级”后辍学在家。听见大姑周红碧喊她，她应声往家赶，手里提着装有少许棉花的布袋，动作迅捷有力。
看着美玲手里的布袋，周红碧叹了口气，她对这个侄女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以前没让她下地干过活，因为她确实干不了，别人一上午能摘三麻袋棉花，她就摘了这么点儿。现在不得不让她开始熟悉农活儿。”
经历这次家庭变故后，美玲懂事了很多。刚从地里回来，她就从木柜中翻出自己破了洞的裤子，找来细针和线筒缝补。周红碧担心她扎到自己，嘴里唠叨着从美玲手里拿过了针线。看着智障的侄女和稚气未脱的侄子，周红碧躲在墙角一顿抽泣。这对遗孤，只能由兄妹几个帮周洪福拉扯大。
“为了生活再危险也得去。”
同村的章自光和连菊莲也是4对遇难夫妇之一。
章自光夫妇遇难后，家人在他俩的床底下找到了12万元现金——这原本是用来在镇里买房的。如今，此前跟他们合住的84岁的岳母翁青先已经搬离了老屋，她还被蒙在鼓里。家里人怕老人家承受不住，没敢把真相告诉她。他们对老人谎称：“政府照顾你，要把老屋拆掉翻新。”老人竟信以为真。
遇难者家属的律师胡生浩介绍，目前，对遇难者家属的赔偿已解决到位，包括协议补偿款87.9万元、先签协议款5万元和政府慰问金1万元，共93.9万元。周红财说，他会把这笔钱全部用于两个孩子：“事情都解决好了，政府给两个孩子办理了孤儿证和低保，承诺按最高标准救济，我们比较满意。我们计划把美玲送到武汉的一家特殊学校，让她继续上学。”
胡生浩认为：“‘9·13’事故重大，政府出面，赔付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现实生活中大量农民工的维权现状并不乐观。”
“发生事故后，需要先到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定劳动合同，这个过程比较漫长，甚至需要一两年。很多农民工没有签劳动合同，没有办社会保险，这样就会被认定为劳务雇工关系，那么出事后就只能进行人身损害赔偿，而不是工伤死亡赔偿。由于他们是农村户口，赔偿标准才13万元。”他说。
在大湾连村，100户村民中有近70%的村民都背井离乡，走进了陌生的大城市。
“我们这里地少，种地只够自给自足，很多夫妻都选择到外打工，把地让给亲戚种，或者以260元/亩/年的价格承包给别人，地被集中在几个人的手里种。有的种20亩以上，还有承包100亩的，只有种得多了才有钱赚。”周红财介绍，“夫妻两个出去打工的话，一天至少可以赚500多元，这比在家里种地要强很多，我们一家四口现在都在外打工。”
虽然弟弟出事了，但他说他今后还会义无反顾地继续外出打工，因为别无选择。“这是命。为了生活，再艰辛也得硬着头皮上，哪怕是有生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