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人均消费大比较：北京、深圳多花在住 广州、成都多用于吃
在房价和房租上涨的现状下，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也水涨船高。那么各大城市的居住支出和占比情况如何呢？
第一财经记者日前对11个一二线城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支出及人均消费支出等数据的统计梳理发现，目前大城市的居住支出占比差异较大，北京和深圳都超过了30%，其中北京高达37%左右。
统计的11个城市包括北京、深圳、广州、杭州、苏州、宁波、天津、成都、无锡、佛山、青岛。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大城市缺乏公开的数据，在此没有纳入统计。另外青岛是2017年上半年的数据。佛山和深圳的数据是2017年全年数据进行折算而成。由于这三地的数据为2017年数据，因此与其他城市存在一定的差异。
北京、深圳居住支出高
消费支出指住户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包括用于消费品的支出和用于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根据用途不同，消费支出可划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其中，居住支出指与居住相关的支出，包括房租、水、电、燃料、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支出，也包括自有住房折算租金。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2157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2.4%。从11个城市的数据，有7个城市超过了这一比例，其中，北京和深圳的这一比例超过了30%，这两地居住支出绝对值也位居前两名。
这其中，北京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6元，同比增长7.0%。在八项消费构成中，人均居住支出7820元，同比增长23.5%；人均居住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高达36.9%。这两项数据在统计的11个城市中都是遥遥领先。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博客)对第一财经分析，人均居住支出的高低，主要与房价和房租的水平有关，北京是全国房价水平最高的城市，今年以来房租价格上涨较快，人均整体居住支出就比较高。
北京之后，同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去年半年的人均居住支出为5890元，预计今年上半年超过了6000元大关，居住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达到了30.7%。
北京和深圳之后，其他城市的这一比例均位于20%到26%之间。其中，同处江南的苏杭这一比例都达到了26%。
苏州今年上半年的居住支出增速较快。苏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苏州城镇居民人均居住类支出为4943元，同比增加699元，增长16.5%，较去年同期增长5.3个百分点。
苏州市统计局分析，今年以来，苏州市区二手学区房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拉动了相关区域房屋虚拟租金和出租房价格的上涨。
广州成都饮食消费多
作为一线城市，广州居住支出不仅远不及北京、深圳，也低于长三角的杭州和苏州。数据显示，上半年，广州人均居住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3.5，远低于北京深圳，也比苏杭低了2.5个百分点。
彭澎说，广州人均居住支出较低，一方面是广州本身的房价水平远低于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上深，甚至低于杭州、厦门等强二线城市。另一方面，广州目前仍存有大量的城中村，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住宿，这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广州的人均居住支出。
不过，在居住支出占比较低的同时，广州在食品烟酒类的消费却在11个城市中遥遥领先，达到了6724元，比北京高出了2600多元。食品烟酒类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高达32.1%，在11个城市中位列第三。
与广州类似，成都的这一系数达到了32.8%，在11个城市中最高，佛山和青岛也分别达到了32.5%和31.5%。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2017年全年，我国数据首次低于30%。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29.33%和28.29%。
不过，并不是恩格尔系数越低就越好，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生活水平，也并不全部准确。事实上，饮食文化在很大程度影响国家恩格尔系数，中国对饮食比较重视，金钱投入比重大；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饮食相对而言不那么“讲究”，导致其恩格尔系数相对较低。
“恩格尔系数在西方发达国家衡量起来会更准确，但即使在西方一些旅游城市，比如法国的一些海边城市，由于餐饮消费的时间长，恩格尔系数也会比较高。”彭澎说，恩格尔系数跟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早就解决温饱的情况下，花吃喝上面的钱多，表明这些城市的居住压力相对较小，在吃喝方面的消费意愿更强。
以广州为例，彭澎说，吃在广州，广州对美食消费意愿强烈，宵夜可以吃到很晚，所以吃喝花销就比较大。这里面的一大原因是，广州的房价相对没其他一线城市那么高，就可以在居住以外的其他方面多些花销，可能生活品质还更好。
数据显示，除了饮食烟酒类支出，上半年广州在教育文化娱乐类的人均支出达到了2426元，位居11个城市的首位。在生活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支出也位居这11个城市首位。
彭澎认为，对不同城市而言，居住消费支出往往与吃喝、娱乐文化、衣着、医疗保健等消费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一个城市居住支出费用越高，吃喝、娱乐文化等其他消费就收到一定的影响，也影响了生活品质，这也是近年来不少一线城市回流二线城市的原因。反之，居住支出低一些的城市，市民就有更多的钱花在其他地方，生活品质也会高一些。
也就是说，居住价格高，容易对其他消费产生挤压效应。例如，在房价高企的二线城市厦门。上半年，厦门与消费相关的批发、零售等指标的增幅，在福建全省九地市中均排名靠后。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作为二线城市，厦门的收入水平与一线城市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房价却直追一线城市，住户贷款余额远超住户存款余额，是全国居民杠杆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这样的高杠杆率也透支了未来，使很多年轻人不得不节衣缩食，消费能力也受到较大影响。
贵州省统计局日前一份调研报告指出，房价快速上涨增加居民刚性支出压力，对汽车消费形成挤压效应。
报告分析，近年来，全省各地房价快速上涨，作为普通家庭最大一笔刚性支出，迅速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压力，购房者的按揭成本增加，租房者的租金支出增长，对家庭其他消费支出形成挤压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