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教授沈联涛：城市集群或将成为创新创业关键
(沈联涛是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肖耿是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香港大学教授。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SyndiCATe)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在此之前，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个多世纪。此时此刻，中国决策层正着力推进香港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表示，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粤港澳大湾区过去被称为珠三角，该地区包括九个广东省重要城市(包括广州、佛山和深圳)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去年，珠三角大湾区人口为6800万，GDP为1.3万亿美元。
珠三角大湾区是中国沿海增长集群的南方支柱。中部有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经济带，人口1.3亿，GDP为2万亿美元。北方有覆盖十个重要城市的京津冀渤海走廊，人口1亿，GDP为1.3万亿美元。这三大沿海城市集群加起来占中国人口的21%，贡献了近40%的GDP。
珠三角大湾区是三大城市集群中人口最少但人均收入最高的，它构成了中国与全球供应链之间的重要一环。它因为自由贸易、低税率以及香港和澳门两大高度全球化的城市而获得巨大的优势，后两者都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珠三角大湾区的另一大主要城市资源是深圳，它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经济特区”，以活跃的资本市场和民营经济成为中国创新创业及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试验田。
珠三角大湾区有今天的竞争力不是偶然。过去决策层将这里划为公共政策试验田，允许不同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并存，让中国学习如何靠近全球化。这套系统显然是成功的，但也受到一个基本矛盾的制约，这个矛盾与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有关。
拜中国的地理、人口和经济规模所赐，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很自然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改善了市场的资源配置。这一过程通常会促进专业化，推动各地区经济专注于自身竞争比较优势，以实现交易成本下降后带来的收益最大化。
这一专业化在珠三角大湾区清晰可见。香港正成为国际金融和服务枢纽，澳门自我定位为全球博彩和娱乐中心。与此同时，深圳专注于技术创新；广州是国际国内贸易枢纽；佛山和东莞是重要制造业基地。每个城市的经济结构似乎都不平衡，但整个大湾区城市集群的产业结构却达到了很好的平衡，整体具备高度竞争力。
但是矛盾就在这里——较低的交易成本导致巨大交易量有可能提高金融、社会和安全风险，而这又会增加系统性波动，以及地区间和行业间的“风险传染”。要降低这些风险，政府和监管当局将被迫出手干预，常常对市场采取限制措施，即人为提高交易成本。决策层在尝试利用不同制度的优势，建立一个更开放、更现代、增长更快的现代经济体系时，不得不面对这个交易成本既降又升的矛盾。
中国决策者显然认识到城市集群在推动经济发展、缓解高速城市化的压力方面的价值。中国城镇人口占比在2011年首超50%，而在未来20年，还将有3亿人走出农村，生活在城镇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集群或将成为创新创业的关键，特别是服务业，同时也是遏制资源浪费、避免进一步环境破坏和缓解城市因过度拥挤而阻塞的关键。
目前，中国已经与新加坡和其他大城市合作改进城镇设计、水管理和环境可持续性，并采取措施释放共享经济的潜力。此外，雄安新区位于北京以南大约50英里，将作为让可持续创新创业企业取代过时的污染行业的政策试验场。其目标是鼓励创造可持续发展产业的就业岗位，同时缓解首都的拥堵压力。
至于香港，决策者视其为宝贵的经济发展“软件”的供给源泉之一。这些软件包括独立的司法、强力反腐机制、稳定的货币和世界级的资本市场。香港高质量及国际导向的教育体系，及其高效成熟的城市管理机制也都是重要的软资产。
香港的“软件”是构建内地发展“硬件”的大手笔的补充。一个例子是“一带一路”倡议，它包括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目前，包括香港、上海、深圳和伦敦在内的股市债市连通机制正在建立，以支持中国城市集群发展及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离岸融资需求。
但要让香港——更广义地说，是整个珠三角大湾区——实现其潜力，还需要做更多事。目前，香港世界级的服务业因为基础设施局限而处于潜在产能发掘不够状态。如果能有更好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和更灵活的医疗、金融和社会服务供给机制，香港退休公民的生活就可以突破香港的城市边界，而为年轻人腾出空间。
许多观察者过于专注中国的信用扩张，而决策部门却在静悄悄地推动活跃及高效城市集群的发展。为了保护和持续中国市场化的趋势，决策者有必要努力减小高速城镇化和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系统性风险，目的是避免那些本质上可以让中国获益良多的市场化趋势由于系统性风险管理不善而威胁到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