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要把握节奏 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应有之义
近日发布的《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登记“一元化”，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天津市居民户口，并加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服务管理制度，逐步放开市内户口迁移限制，稳步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
这是落实中央户籍制度改革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至今，全国已经有十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意见，城乡户籍登记“一元化”，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实行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作为一种原有户籍制度的替代制度，有一定的进步性，不过衡量这项制度是否起到了应有作用的唯一标准，不是形式上是否覆盖了更多的农民，而是居住证制度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今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明确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居住证要具有含金量，需要加快覆盖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使他们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
坦白说，居住证的形式容易建立，但是含金量的提高却还是面临挑战。众所周知的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鸿沟，城市户口背后实际上是附着在户口上的福利与更好更广的资源，而这些教育、医疗甚至住房等资源其实都是来自于国家和地方的公共资源的投入。
国家近年来采用渐进的主要依靠地方制度创新的模式来探索，以积累经验，这种改革方式容易在实行过程中积累好的经验。同时，国家也应该不断推动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对等性，须知，户籍制度改革和提高居住证制度的含金量，都需要投入，一个农民的市民化成本，其实在地方上是可以估算的。如果只是靠地方财政，不仅可能动力不足，也可能力有不逮。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把握一定的节奏，在城镇化不断迈进的过程中，城镇化的“轮子”应该更加强调稳而不是单纯的快，这也正是国家强调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题中应有之意。比如一些接近农村人口的基层政府，采取赶农民“上楼”(进城)的做法就不可取；另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不应该被带上任何工具性的意义。例如，近来有地方要求向农民宣传进城买房比在农村自建房更保值，如果只是出于去库存的目的，那么就会招致反感。关键是，如果农民盲目相信了，进城买房然后却又难以在城镇找到安身立命的职业，那么无论是对农民自身还是对城市管理来说都是麻烦。地方去库存需要注意方式方法，更多借助于市场力量。
城镇化过程注定是漫长的，有论者一语中的，户籍制度只能消亡不能取消，这显然是道出了这场改革的艰难性与长期性。国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心显而易见，同时也要做好各种配套，比如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城市与农村各种制度对接与统筹(社保医保)，提高对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培训投入，等等。
户籍制度改革最终目的在于弥合城乡各种鸿沟，改革并不一定是要触动现有的城市群体的利益，因为这既不应该，而且阻力很大。改革应该是做增量，让农村人口也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福利。归根结底，就是要推动各种公共资源城乡投入的均等化，推动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对等化，以制度变革来改变地方“经营”的心理和角色。
世行副行长英卓华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觉得中国的挑战在于改革的速度，改革是否能够足够深入，真正触及结构性调整。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不是‘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政策制定者清楚应该‘做什么’，也在‘十三五’规划中写明了。问题是‘如何做’以及‘以什么速度做’，这是很重要的。”很明显，我们的改革需要从结构性调整入手，而不是局部操作；需要系统性地理顺，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仅需要清楚的认知与方向，更需要智慧与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