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青年并非全都是“土豪”，他们同样也有青春的困惑和生存的压力。在村里，他们的升学、恋爱、找工作，是村里男女老少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但在村外，他们并不太愿意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褪去各种标签，真实的他们同样希望考上公务员、传承本村文化，同样渴望自由成长。

  “至少他的孙子都不用为房发愁”  

   2013年的最后一天，微信朋友圈里大家纷纷晒跨年照，陈浩成则在房间里打游戏。

  对23岁的陈浩成来说，游戏，从打发时间的工具变成了生活的常态。“总有大把时间用不完”，这是陈浩成的同学王海博对他的描述。

  在西兆通附近，陈浩成俨然是一枚标准的“高帅富”，因为从2002年开始，石家庄进行城中村改造。2011年前后，陈家的宅基地被拆，按照拆迁政策，陈家获得每户12万元的补偿款，过渡费每月收入3000元，还分了三套回迁房。陈浩成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他父亲本身也是商人，家境殷实。

  同为西兆通城中村青年的王海博，曾算过这样一笔账。目前，石家庄东二环附近的二手房房价在7500左右，房东分到三套三居室房子，合算下来，价值大概在250万到300万之间。而一般外地的年轻人，如果每个月挣2500元，不吃不喝，十年也很难买得起一套房子。像他和陈浩成这样的城中村青年，确实不用为了房子发愁。

  但陈浩成的生活比王海博更“滋润”。

  陈浩成刚刚毕业于省内某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他父亲送了他一辆宝马作为毕业礼物。陈家一个月仅是房租，就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而这笔收入也归陈浩成所有。“他常开着车带着女友和几个哥们儿，在庄里兜风。”王海博说。

  毕业前，陈浩成曾跟王海博说：“现在不着急，先玩两年，心静了再找。”

  毕业后，陈浩成果然去新加坡玩了一圈，但迫于家里的压力，他还是开始着手找工作了。

  与其他人求稳定不同，陈浩成并没有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他倒是什么都做，卖过证券，也卖过保险，他不太挑，但做不长久”，王海博这样说。

  王海博曾跟陈浩成有过一次交谈，两个90后很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

  王海博问：“你学的是经济，找个稳定点的工作不好吗？”

  陈浩成说：“学经济是我爸逼的，我不喜欢，而且现在也挺好，我还没想好自己想干什么。”

  “那你有什么打算？”

  “先这样吧。”陈浩成顿了顿，“以后没准儿自己琢磨着干点什么。”

  ……

  这次谈话，就在这样半死不活的沉默中结束了。

  “他其实也不算是‘土豪’，但至少他的孙子都不用为房子发愁。”王海博对记者说。

  没有停止参加公务员考试  

   城中村青年对房子的称呼基本用“套”，拆迁后除了得到了几套房，得到了什么拆迁补偿，是大家都关注的话题。

  在段鹏所在的城中村，就曾上演过一场争“补偿”大战。“在我们村，除了可以以每平方米几百元的优惠价买到房子，村里还会按年龄，给年轻人一些补助，每人两三万块钱。”段鹏介绍。

  于是，有的人特意辗转把户口从外地迁回来，就是为了要这些补偿。段鹏村里有一个人，因为孩子多，把一个儿子过寄到亲戚家，到了按人头分补偿的时候，亲戚不愿给过寄过来的孩子分，最后闹得伤了和气，不欢而散。

  虽然有一些围绕房子与财产的负面事件，但对于城中村青年来说，生活总归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不少城中村青年同样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家在休门附近的李翔宇就是一个“专业”考“碗”族。

  虽然因为拆迁，家里多了两套房，不少亲戚说：“你不用着急奋斗买房了，可以找个轻松的工作。”但李翔宇一直都没有停止参加公务员考试。

  去年考研失败后，李翔宇也曾去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觉并不喜欢，虽然挣钱不少，但每天“累得跟孙子一样”，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一次偶然，他参加了一次公务员考试，虽然最终没能被正式录取，但还是冲进了面试。“考市里的公务员，能进面试，我感觉挺有成就感。”李翔宇说。

  这次经历后，他开始看大量有关公务员考试的书，练习写申论，锻炼自己做题的速度。他说：“我现在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不靠家里，做自己擅长的事儿，比如现在考公务员，就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因拆房而暴富只是极少数  

   有不少城中村的人也积极投身房地产业，有些人赚到了钱，他们的子女也跟着一起享受了不少“福利”。“你差了100多分，也能上这个学校？”“嗯。”“为什么？”“瞧见那座楼了吗？是我爸爸盖的。”

  这是城中村女孩张晓雅身边发生的真实对话。“也有村里的人结婚，头车就是一辆宾利，听说宾利后来借给别人被撞了，他家觉得晦气，立刻换了一辆卡宴。”26岁的张晓雅描述这些时，语气里没有惊讶。

  张晓雅在银行工作，今年刚刚怀孕，因为城中村改造，他们一家四口，即将得到两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在张晓雅看来，这种因为拆房子而一夜暴富的只是极少数，“有些人本身就家产丰厚，拆房子带来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并不大，绝大部分人只是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张晓雅介绍，在城中村青年中，也存在较为悬殊的贫富差距，“一般城中村的孩子，如果不工作，虽然一时有房租可以用，但以后肯定养不活自己。”但张晓雅同样认同，相对于其他年轻人，他们的压力确实小一些，“工作不完全是为了谋生，我们大部分人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不缺钱”。

  此外，在村里，张晓雅毕业于河北省内某重点大学，在村里，她已经算得上“学霸”。

  张晓雅有很多同学上完高中就工作了，如果能考上重点大学，会被认为是“奇葩”。在村里，谁家出了大学生，会成为全村瞩目的焦点，“但家长不会特别要求孩子一定要学习好，因为大家生活压力普遍不大，父母更注重让孩子自由选择。”

  毕业后，张晓雅本有机会在大学所在地工作，但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石家庄。“石家庄是省会，我也是本地人，回来发展也很好，不是非要去“北上广”的青年才是好青年。”张晓雅笑着说。“房和钱都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工作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这是张晓雅的“事业观”。

  在银行工作的张晓雅是理财经理，负责卖一些理财产品。一般人觉得这份工作压力不小，但张晓雅看来，只要真诚地对待客户，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考虑，“现在不像以前，很多人都会主动买理财产品，他们更关心的是买什么样的，你如果能贴心地为他们服务，客户信任你，工作就非常好做。”

  工作一年中，有三四个月，张晓雅的完成任务量在银行内部排名都是第一。

  跟以前一样睁开眼就要去拼  

   正如张晓雅所说，并不是所有城中村青年都生活富裕，衣食无忧。对于家在东王村的宋嘉嘉来说，生活依然艰辛。

  宋嘉嘉结婚四年，孩子已经三岁了。2010年，因为城中村改造，老家的宅基地拆迁，她和父母、妹妹一家四口人，以每平方米几百元的价格买了三套回迁房，分别是150平方米、95平方米、85平方米。家里的每个人都分得了3万多元的补助和十几万补偿款。“我们原本也觉得生活整体水平提高了，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宋嘉嘉说。

  宋嘉嘉算了这样一笔账——以前一家人，除了有自己的住房，还有一亩地，一家人所需蔬菜，基本都靠自己种，不需要额外花钱，而吃水也是自己挖井用地下水。老宅子是两层楼，楼上都可以租出去，每个月租金2000元左右。宋嘉嘉月薪2000元，丈夫月薪2000元左右，再加上父母和老人的养老保险，一家人一个月收入9000元，除去日常开销和妹妹上学的开销，每个月可以盈余5000元左右，一家人一年能攒下约6万元。

  搬进楼房前，每月3000元补贴花在了一家人的房租上，搬进楼房后，补贴没有了，挣来的钱则要用来支付装修、水电、物业、暖气等费用。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并没有太大变化。

  同样，宋嘉嘉也感受到了城中村改造带来的好处，“以前村里的路非常不好，现在改造之后，路通畅了，而且整个小区非常整洁，风景好了，人的心情也好了。”“我们是普通人家，本来也不是大富大贵，现在感觉老房子变成了攥在手里的钱，我们也搬进了楼房，日子确实比以前好了。但挣钱同样艰难，我们心里也一直悬着，每天一睁眼都要跟以前一样，都要去计算，去衡量，去奋斗去拼。”宋嘉嘉说。

  看到残存的月季，流下了眼泪  

  城中村青年的朋友圈，相对单一。

  张晓雅的朋友，也大都是附近城中村的人，很多人都是从小就认识，一直在一个小学、初中、高中，“我们升学、谈恋爱、找工作基本一个村里的人也都知道，不是什么秘密。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也是我们跟城市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更抱团儿。”张晓雅说。

  在张晓雅和同伴们的记忆中，城中村改造前，村里每年一度的庙会是最值得期待的，“有人搭台唱戏、小孩可以玩套圈、买糖稀和小零食，但都觉得特别开心”。不少人跟张晓雅有相同的感受。

  虽然这些城中村的80后、90后平时聚会总抱着ipad互玩游戏，聊八卦，微信、微博随时更新，三国杀、杀人游戏、桌游更是不可或缺的聚会项目。

  但他们同样会怀念曾经的过年过节时家里的气氛，“一大群孩子，聚在一起的热闹劲儿，现在都还忘不了”，张晓雅说。

  他们甚至也同样懂得一些老规矩、老说法，比如初一、十五不洗头，“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腊月二十七，宰鸡(吉)赶集”。

  很多人认为城中村青年没有老人对村子那般热爱，但实际上，老房子拆迁后，这些城中村青年的童年缩影也逐渐消失了。

  有一次，刘忻路过原来的老宅子附近，特意去找了找当年的院子，“我还记得我奶奶在院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我常去院子里看花”。虽然已经料想到，老院子早已经成了废墟，但当刘忻站在原来老院子的位置，在一片废墟里，发现了一枝还开着白色的月季，她心里突然一阵悸动。看着盛开的月季花，她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在张晓雅看来，城中村青年跟城中村的老人们一样，同样对老村子、老宅子有感情。“但我们都明白，一个城市的发展，城中村的改造都是一个必然趋势。”

  搜集材料，为城中村写“村志”  

  与张晓雅和刘忻有同样感悟的，还有赵晓卓，这个出生于1989年的大眼睛男生，对自己的家乡石家庄北新城村有着特别的感情，他也是唯一愿意不用化名的受访者。“我是80后和90后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两个年代人共有的特点。”赵晓卓笑着说。

  赵晓卓跟张晓雅一样，也是村里的“学霸”，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大学后，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他被分到了聊城火车站。

  最近赵晓卓每次回家都会迷路，“村子里多了不少小区，到处都在拆和建，很多记忆中的路都已经不通了”。不仅是赵晓卓，不少村民在走动时，也会互相问一句：“那条路还能过去吗？”取代一片片平房的是一栋栋整齐、气派的楼房。

  和大多数人一样，因城中村改造，家住北新城村的赵晓卓一家四口，获得了两套房子。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住，但房子放在那儿，赵晓卓一家人确实心里踏实了不少。“我父母以前就是农民，靠天吃饭，现在突然住上了楼房，他们觉得很满足。”赵晓卓说。但村口石羊的命运，让赵晓卓多了一些心事。

  赵晓卓酷爱历史、地理，早在赵晓卓记事起，在北新城村村口就有两个石羊。但几年前，石羊突然丢了一只，后来有专家实地考察后，指着剩下的石羊说：“这是汉代石雕啊，应该保护。”

  北新城村既然有汉代的石羊，证明村子还是有些历史的，但村里却没有村志，如果以后村子都变成了小区，那么村子的原貌和历史就更没人记得了。

  这个担忧让还在上大学的赵晓卓有些着急。“不如我给村里整理一下村志？”赵晓卓这样想着，就开始着手搜集资料。

  他只要一有空就从学校回来，揣着根笔，在村头跟晒暖的老人聊天，“我把他们说的内容都记下来，回家再整理”，此外，赵晓卓还查看了《石家庄史志论》里的内容，对自己的材料进行补充，但他发现凭借老人的记忆和现有的材料，很难完成一部完整的村志。最终，村志没能顺利完成，但现在赵晓卓依然留着那两年整理的资料。他还根据自己了解的资料，在百度百科里递交了为“北新城村”释意的申请，如今，百度百科里关于“北新城村”的注解，就是出自赵晓卓之手。“没能完成村志是一个遗憾，但我觉得我做的事儿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一天这些小区再次拆迁，或者村里人陆续搬到市里住了，我们北新城村就没有了，我们年轻人应该帮助我们的城中村留下些东西。”

  “最好跟城中村的男生谈恋爱” 

  在城中村，还有不少年轻人面临来自各方的恋爱、婚姻压力。

  宋欢是石家庄某高校的学生，家也在城中村，从19岁上大学时，家里人就已经开始给她张罗着介绍男朋友。

  而且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原则——要跟本地人，最好跟城中村的男生谈恋爱。

  在宋欢的家人看来，城中村之间的年轻人结婚被“默认为”最佳选择。宋欢说：“我父母认为，门当户对很重要，我虽然不是独生子女，但如果找个外地人，过年过节总在外地，他们心里也不放心。”

  另外一个原因，宋欢也认可——大部分城中村的人名下都有房产，这也是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子女跟外地人结婚的原因，“说到底是怕别人图钱”，这是很多城中村长辈的担忧。

  宋欢最初对这种想法很不赞同，“我们学校很多人谈恋爱，也没有看人家家是哪儿的”。但很多事，多多少少改变了这个90后大学生的看法。

  宋欢有一个好朋友，跟一个南方的男生谈恋爱，“没多久就分了”，她告诉宋欢，“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两个人的生长环境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时间长了难免会产生矛盾。”在村里，还有一个男生娶了一个外地姑娘，刚开始两人感情很好，但后来，外地姑娘就骗走了男方的钱财，消失不见了。

  这些也都成了宋欢父母常常用来“念”她的教科书。“也许，父母说的有道理，我会考虑，尽量找一个本地人，但如果遇到真心喜欢的、有能力、肯奋斗的外地男孩，我也不会有太多顾虑。”

  相比宋欢来说，同样是90后的李程反而有其他感受。作为一个城中村男生，他并不喜欢城中村的女孩，“她们有些很清闲，平时除了上班，好像就等着嫁人，而外地女生好像眼界更宽。”

  在记者走访的城中村中，不少年轻人都有被要求相亲的经历。宋欢说：“城中村虽然也越来越快地融入市区，但很多观念还是很守旧，23岁相亲结婚的也很多，女生到二十六七岁还没结婚，就被老人们认为很不像样儿了。”

  采访的最后，李程表示，外界很多人不了解城中村的年轻人，“给我们贴了太多标签，其实撕下标签，我们也一样有梦想，也有困惑”。

  (除赵晓卓外，其他人物均为化名)■文/本报记者张安奇(图片由赵晓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