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掏空了古村落?
听任古村落湮灭在岁月的河流里,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结果。但事实是,惠州境内的古村落风雨沧桑,日渐破损。上周,本地媒体调查报道,目前惠州有23个“广东省古村落”,这些古村落不少房屋都受到不同程度损坏,没有得到及时维修。比如博罗县福田镇徐田村,是一个极具历史文化资源及原始生态资源的古村,但村内大部分居民都搬走了,围屋内只剩下一对老夫妻。当年大家没搬走的时候,家家户户的房屋是完好的。搬走后,房屋没人住,没人管理,逐渐就漏雨倒塌了。博罗县福田镇山下古村、龙门县永汉镇振东村马图岗、惠东县稔山镇范和村也都面临古村落的命脉延续困境。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的古村落正以惊人的速度毁坏,全国230万个村庄,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有两三千座,而在2005年还有近5000座,消失近一半。惠州的古村落生存现状亦不乐观,近几年呼吁保护古村落的声音此起彼伏。古村落不仅是怀念乡愁或者猎奇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乡村经济和极富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场域内,人们能够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保护古村落,至少可以留存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样本。
意义这东西毋庸讳言,谁都懂,问题是,你越是强调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非但无法扼住它们的衰败趋势,反而越是加剧了它们的消亡。道理何在?
很简单,城镇化,或曰城市化。在这套世界通行的叙述话语和生活方式下,所谓的共识已经形成:发展是主旋律,不发展是可耻的,因此,哪怕是异化的发展,背弃传统的发展,有名无实的发展,也是可取的。古村落只有两条路可走,交通不便的村落,经济落后,根本无力修缮那些历经风霜的老宅,只能任其倒塌;而交通便利的村落,却被人为圈起来当做旅游开发的摇钱树,遭受超负荷接待游客带来的各种生态破坏。这就是我此前所说的,古村落不是“死”于贫穷落后,就是“死”于一夜暴富。除此之外,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主义,纯粹质朴的古村落保护主义,几乎举步维艰,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
况且,古村落的最大价值其实不在于物理形态上的民宅、建筑与街巷,而在于文化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审美理念、家族体系与熟人社会传统。也就是说,古村落并非了无生命的建筑群,而是寄予了居于其间的人诸多情感、记忆与乡愁的文化空间。在此层面上审视古村落的没落路径,我们会更感痛心。比起古村落内民宅倒塌的衰败表象,传统的乡居模式荡然无存,则更为彻底地昭示着古村落的重生之路漫长无期。
简单而言,传统的乡居模式即是“耕读传家”,农耕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修身养性,知情达理。家族结构和生产方式维系了古村落相对自给自足的内循环系统,因此,在城镇化、现代化的无情冲击之前,村落体系是稳定的、繁荣的。工业化大发展导致了旧生产关系的瓦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典型的农业时代生产生活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古村落的衰落不可扭转。一方面是人口的外流,原本闭塞偏僻而形成的世外桃源变成发展的障碍,村落居民陆续外迁,到城镇去闯世界,造成许多古村落的空心化。另一方面是村民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导致建筑传统的断层,盖高楼,起洋房,破坏了村落的结构,使其呈现出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怪诞面貌。因此,著名建筑史学者楼庆西曾感叹,保护古村落比保护故宫还难,“一是因为故宫的价值众所周知,但乡土民居的价值有多少人关心过?二是因为现代文明生活与保护古村落之间的矛盾”。
今年9月,博罗县龙华旭日村古村成功入选省旅游扶贫项目,获得400万元扶持资金。我当时就在评论中提醒,古村落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旅游资源,不用刻意去打造现代式的旅游产业和配套,也不要去搞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东,破坏村子的固有韵味和格局。后来,博罗县龙华镇党委书记潘燕梅回应说,400万元将用于规划建设旭日村“乡土集市”,作为解决当地村民销售农特旅游产品和进行民俗活动表演的场所。
如今想来,这一应对古村落衰败的招数或许会导致商业化的变异,但与那些已经空心化的古村落相比,它至少可以留住原住民,留住些许生活气息,我们也不妨先放下偏见,观望效果再行评判。因为,无论如何,古村落的保护与重生,人是最关键的气脉所在,让他们生活得更美好,才能抵抗住掏空古村落的大潮。 □末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