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日，各地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对输入姓名查询名下房产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约束。2月16日，福建漳州市发布消息称，为“进一步处理好物权公示和隐私保护的关系”，出台了《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频发的“房叔”“房婶”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的梦魇，但这种情形可能随着各地应急式出台的相关严控查询他人房产信息的办法而终结。

　　近日，各地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对输入姓名查询名下房产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约束。2月16日，福建漳州市发布消息称，为“进一步处理好物权公示和隐私保护的关系”，出台了《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江苏盐城称，部分地区个人住房信息的不正常流出，“引发了部分市民对个人住房信息安全的担忧，社会各界也颇为关注”。据了解，“房叔”“房婶”事件后，北京市建委也在内部明确了纪律，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似查询。广州市从1月份起房屋查册愈发严格，原只需提供房屋地址便可查询，如今需要具体房屋的房产证编号、登记字号、提供相关有效证件等方可查询。媒体声称，从中国房屋登记信息查询制度的演化来看，查询管制趋于严格。

　　住房信息事涉不动产登记制度及产权信息保护。以此而言，住房信息系统的放纵与漏洞，不仅只是最近显赫一时的房氏家族成员的梦魇，也必然令所有的物权人信息面临失去保护的困境。接连出现的房氏家族成员固然使许多公义之士兴奋不已，但它的确在客观上存在伤及多数无辜的可能。那么，到底是像查询贪腐一样可以随意查询公众的不动产登记，还是像保护公众一样保护贪腐的物权信息？但是显然，我们面临的并不是这种两难或抉择。

　　公权与私权的属性注定了公民的信息必须保护，而公权力的信息也必须处于可公开与可查询的状态。多地严控住房信息系统之所以被舆论赋予更多的意味，并屡受质疑，正在于它在保护公众信息的同时也保护了贪腐者的信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非在严控住房信息查询本身，根本在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缺失。若说“严控”足以解决公民信息保护的问题，那么财产公开则足以使官员财产信息受到有效监督。因此，要严控住房信息系统，就必须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为重要补充与跟进。

　　没有财产公开制度为保障的严控住房信息查询，只能是“耍流氓”；只有严控信息而没有财产公开的制度结构，只能沦为对贪腐信息的翼护。可惜的是，舆论呼吁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许多年未见实质突破，倒是舆论不怎么待见的住房信息查询制度，许多地方那么急切地颁布出台。这种对于财产公开的回避，对于严控信息查询的急切，本质是对公众反腐呼声的置若罔闻。

　　财产尚未公开，信息已被严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势力，在行使对相关法规的制定权，为什么他们找到的总是一种貌似最有利于贪腐者的立法办法，其中有无“立法腐败”之因素？2008年，商务部条法司原正局级巡视员郭京毅因涉嫌受贿罪已被批准逮捕。此案之所以令人关注，正在于相关涉案者，通过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串谋操作来照顾某些企业的利益，并且自己从中收受贿赂。他们要么手握商务部、工商总局等部门法律规章的拟订、修改、解释大权，要么多次参与过法规起草工作，由此沦为特定利益群体的“立法代理人”。此番各地严控住房信息查询办法的制订，难说没有此种利益权衡。

　　一方面，勿让保护公民物权信息成为对贪腐信息的掩体。另一方面，不动产信息控制不是不可以做，但关键在于必须要明白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轻重缓急何在。关于反腐，关于权力监督，这是不能再游移的决心，不能再无视的舆情。(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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