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母娘加速城镇化:城里没房 媒人连家门都不愿意进_新浪地产网

丈母娘加速城镇化:城里没房 媒人连家门都不愿意进

提要:丈母娘们正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推动力。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

  刘艺站在街西头,掰着手指头仔细数着,“这条街上二三十家,除了三家,都在城里面买房了。村子里差不多就只剩下了老人。”

  刘艺也在城里买了房,准确地说是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儿子还在县城读高中,但刘艺已经开始在为他谋划结婚的事,买房是这个计划最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村子里相亲结婚的门槛早就升级成了必须要在城里有套房。

  骤然响起的鞭炮声打断了她的话,火药燃烧的烟雾还未散去,一群小男孩就仔细扒拉着鞭炮的碎屑。坑坑洼洼的路边停着几辆汽车,过路的车小心翼翼贴着通过,不宽的村子主路甚至一度因为车子太多而交通堵塞。

  这座村子处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河北一侧,隶属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它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深处,距离周边的城市开车都要一个半小时以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村子周边十几里几乎是一个人一生的范围。

  寒暄问候此起彼伏,男人们互相递着烟,聊着过去一年在外的收成。春节是整个村庄一年里最热闹、也几乎是人气旺盛的唯一时刻,在外打工一年的年轻人们回到家乡,整个村子再度充满活力。春节一过他们又如同远去的河流一样迅速涌入北上广等各大城市,村子再度变得空荡。

  有专家学者用“农村空心化”来描述这一现象,它的含义是,随着农民们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或迁入城镇,许多村庄已经逐渐成为留守老人们看管的空壳。

  变化实际上在二三十年来一直发生,不过与十多年前儿童与老人一起留守不同的是,孩子们也离开了这里,许多返乡置业的年轻人把房子买在了附近的县城与城市。村庄变成了曾经的故乡。

  “现在几乎各个村都是这样的情况。”刘艺也不知道准确的数据,不过据她透露,自己村子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在县城或者其他城市买了房。

  2018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在过去五年(2013年~2017年),全国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有趣的是,在这些进城农民背后,结婚购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在城里买房成为很多农村地区相亲乃至结婚的必要条件。

  丈母娘们,正在无意间推动着中国城镇化向前发展。

  丈母娘与孩子的城镇化

  刘艺隔壁村的林伟快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他的父母越来越着急。

  两三年前父母就张罗着给他相亲,如今村子里要的彩礼越来越高,各种彩礼相关的支出已经涨到十几万。

  然而这十几万也并不是想送就能送得出去,还有一个硬性的门槛叫“一动两不动”,一动指的是要有一辆汽车,两不动是说要在村里盖套房,同时在城里买套房。如果没有这几样,媒人连家门都不愿意进。

  仔细算下来,县城里一套5000元一平米的房子,一套就要五六十万,再加上买辆十万块的汽车,以及酒席、家具家电等等支出,结婚的代价可能高达七八十万。

  飚升的彩礼背后,是这些村子里严重的男女失衡。生男孩传香火的观念从未从这片土地离开,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在村子里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而过去三十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让这样的失衡更为突出,有的家里第一个生了女孩之后,会继续再生,直到有一个男孩为止。而有的会直接选择流掉女孩,是男孩再生下来。

  这样的不平衡在近十年来的后果是,结婚难越发凸显,农村里单身汉越来越多,适龄的女孩从来不乏追求者。以前在村里备受冷落的离婚女性,现在抱着孩子回到家几天,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丈母娘要求的条件也水涨船高。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2017年初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表示,“保守估计,中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3000万男人娶不到媳妇。”

  林伟所在县城的房价在过去几年翻了一倍还多,吉屋网数据显示,从2016年3月,这里的房价还在2800元左右,到了2019年2月,房价已经涨至约5000元。由于新楼盘大都是100平米以上的户型,一套下来就得五六十万。

  这让林伟的父母感觉到了压力,咬咬牙找亲戚朋友借钱凑够了首付之后,他们也给林伟买下了房子。

  150公里外的河南省安阳市,“一动两不动”也是郊区村子相亲的标配。一位楼盘的销售表示,过去几年,进城买房的农村年轻人在所有客户中占了相当大一部分比例。他们有时很好辨认,往往是父母带着一个很年轻的男孩来看房,有意向了男孩又会再带着一个女孩和她的父母来看,这种情况下十有八九是丈母娘要求在城里买房。

  如果说丈母娘推着林伟们进了城,孩子的教育则是另一大吸引力。

  20年前,几乎每个村子有一个小学,如今林伟所在村子的小学早就取消,剩下的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万多块,让很多人都觉得难以承受。搬到城里,让孩子读一个好学校成为合情合理的选择。

  就这样,在结婚压力与更好的教育等条件诱惑下,年轻人们纷纷离开农村来到城里,城镇化的速度开始大大加快。

  有趣的是,因为县城里新开发的楼盘较为集中,进城的村民们大多距离不远,有时就是前后楼,或者是附近小区。聚在一起时他们也经常愿意聊聊二大爷家在前面楼四层,往前走200米拐弯的小区住着原来的老邻居,再附近是两个姨家,他们住在同一栋的二层和四层。来回串门的亲戚和邻居,让人觉得村子像是整体被挪到了这里。

  而在乡下,日渐空心的农村也在迎接着不同的命运。2016年1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全省4.7万个村庄被划分成了保留村、中心村与撤并村三类。符合五个标准的村庄将会被撤并,其中一条就是“对空心率超过50%、剩余户少于100户的空心村,实施搬迁整治”。

  根据这一规划,整个河北省到2020年将有13387个村庄被撤并。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2005年至2009年间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

  进城之后

  尽管搬到了城里,年轻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却没有太大改变,他们依然打拼在北上广深等等大城市,只是出发的地点从村子到了县城,女人和孩子留守的地方也从农村变成了县城。

  毕竟这些城市与县城的收入差距巨大。在这个小县城,更多的是2000块钱月薪的工作,好一点也只是3000元,而在400公里外的北京送快递,一个月可能就有1万多块钱的收入。

  林伟的同龄人们基本都在大城市里打工,往往一个村子里由于某个人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带动起大半个村子的年轻人投身一个行业。比如隔壁村的人大多一起在北京送快递,再隔壁则有很多人一起在南方卖水果,做装修、跑运输、当建筑工人等等,各有自己的门路。

  村子里除了老人和小孩之外,还有少数中年人选择留守,他们有的在村子里搞起了养殖,也有从外出打工的人手里承包土地耕种,每亩地一年的租金是600元,也有更少数的年轻人选择在稍微热闹的市集路边开起门市。

  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使得耕种的难度极大降低,麦收时节也有人从城市里回到乡村,匆匆收获与播种之后再度回到城市。土地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紧密。

  不过虽然生活在城里,林伟的户口却留在了乡下,前几年撤并村重建的消息不断,他觉得把户口放在农村是更保险、利益可能也更大的选择。

  不管有意与无意,主动与被动,林伟都成为了城镇化中一个特殊群体的所在,在城里常住,户口却又在农村。统计部门在统计城镇化率时,会以常住在城镇的人口为基准,称之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而公安部门对外发布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数据,则以户籍为基准。

  这也成为最为重要的两个城镇化率数字,但有数据显示,在1990年时,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高4.4%,到2014年时差距扩大到18%,但此后这两者差距开始缩小,2017年底时差距缩减至16%。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发布的通知,提出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

  林伟并不在意这些数字,他也不担心没有工作机会,诸如快递员这样出力赚钱的工作自己都能做得来。他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农村去生活,也不会再把种地当做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全国有超过21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在其著作《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中写道,“按农民的说法,失去打工机会,回到农村,不过是饭桌上添一双筷子的事。失业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就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危机能力。”

  在贺雪峰看来,如果农民不再拥有土地,一旦进城失败将可能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而这些贫民窟“一定会放大每次金融、经济、社会危机带来的冲击,令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难度加大”。

  而如今,尽管名义上还拥有土地,但进城生活的年轻人早已失去对土地的热情,在城里安家后,回农村躲避经济危机早已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当危机真的再度到来时,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个值得期待的趋势是,以三四五线城市与县城为核心的“下沉市场”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创业者和机构的关注。全国约2900个县、4.2万个乡镇以及66万个村(包括街道办事处),所蕴含的数十万亿规模的市场潜力,被认为是待采的金矿。

  不过未来,这座县城会随着迁进来的年轻人们一起走向繁华,还是如同曾经的村庄一样被年轻人的下一代抛弃,将是另一个待解的谜题。

  (刘艺、林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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