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与杨国强的新人生:代表一代企业家精神与理想
人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促进社会发展。这个过程中，最美好的莫过于理想。
如果说2018年房地产界的开年时刻，什么人最能够代表一代企业家的精神与理想，那就非王石(微博 博客)与杨国强莫属。
根据王石和杨国强过往与今下的行思，他们有时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家，有时则是一个有着不可思议的社会行动家。他们为各自的企业融合了上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八九十年代的商业思想逻辑，作为万科和碧桂园的创始人，他们个人令人尊敬。
在2018年1月前后两天时间，王石和杨国强都向人们说出了他们的新理想，并希望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怀揣未来”的王石
1月23日晚，北京水立方。万科集团名誉董事会主席王石开了一场个人“脱口秀”，发表题为《“回归未来”2017-2018跨年之夜》的演讲。
这是王石辞去万科董事长之位半年多后，首次面对公众演讲自己的过往路程与心灵之光，这一天也是王石67岁生日。3个小时的时间里，王石讲述了自己过去66年的生命历程，并展望下一个33年的未来。
王石把自己的66年人生历程分成两个33年。第一个33年的主题是亲情，讲述了自己对父母、女儿的情感经历，强调勇于表达和分享爱。第二个33年的主题是创业，这是当下中国的热门大事。王石分享了自己创业的低谷与辉煌，从“第一桶金”的来之不易到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后的初期不适应，在辞去总经理职务之后一段时间，王石曾经为万科高管会议没有通知他而冲动想过冲进会议室，在下属照例汇报工作之时他忍不住作指示。但他克己的自律战胜了权力的冲动。这是一种非常人难以压制自己的精神自约力量。
王石称宝万之争不是他至暗时刻，最至暗时刻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个人言论的“捐款门”，公司带入舆论风口浪尖，被社会讨伐，深深感受到了“孤立无援”。万科内部也有职员不满王石的言论，当时有会议上职员们批判王石的事情发生。
面对人生低谷，王石称要有信心和坚持，展望未来则要关注生命和健康。
对于人们最关心的宝万之争。王石认为，宝万之争中，万科整个团队是在捍卫万科文化而战斗，尽管资本市场认为宝万之争应该“靠资本说话”，但万科文化最终得到了社会认可，万科团队最终也得到了社会呼应。在宝万之争过程中，王石一度去深圳佛光寺的照片被发布到网络，并被认为是“去庙里搬救兵”，实际是为母亲做两周年祭祀。
回首与万科的33年，王石强调，万科立志要做伟大的公司。而伟大的公司需要具备三要素。首先，产品要被市场接受。第二，要做品牌，品牌超越一般的产品。第三，要树立行业标准。最重要的是，如何超越产品、品牌、标准，让企业文化被市场欣赏，成为社会向前进的正能量。
这也是万科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伟大公司的执念能否在产品与服务上具有普世价值观与引领导向，这是考验万科的最重分量的赋分值。那些财务上的数字，绝对不是万科成为伟大公司的标准。
在中国，在房地产行业，销售额做到万亿并非是难于上天的事情，但受人尊敬与做伟大公司，并非那么容易。
作为企业家，我们应当做些什么？王石自问自答，他提到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王石最早去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他代表近100位的企业家发表了《北极宣言》。从2013年开始，王石连续六年参与了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在中国角举行中国企业家日边会活动，向世界发出中国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声音。他说，我们所代表的企业，从2009年的近100家，扩展到2014年利马的2000多家，2015年巴黎的1万多家，到2017年的45万家，随着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王石留给万科，留给房地产界，留给中国商界，最大的精神财富是做人做企业要有底线，有担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并且要对自然环境敬畏并友好相处积极去维护。
新家国理想的杨国强
1月22日，晋升全球最大房企的碧桂园召开为期三天的集团工作会议。这是碧桂园25年创业中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2017年，碧桂园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跃，以高达78.34%的增幅和5508亿元的销售额成功登上“光明顶”。其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在会议上表示，在高管层的带领下，公司各项发展超出预期。
在杨国强看来，目前碧桂园的治理、管理已经上了轨道，地产业务交给莫斌他很放心。“未来，我想用80%的精力为国家做一些事。”杨国强所说的为国家做一些事，就是倾情农村的发展建设，他觉得，中国农业发展整体还是比较落后，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计划，碧桂园到了今天，有条件有责任去为乡村振兴做点什么。“40年前我种田，40年后我还是回去种田！”
杨国强首次对外透露了自己从农民中来、未来将到农民中去的想法。
“我想把农业做好。”杨国强说，碧桂园着力打造的社区直营超市——“凤凰优选”，希望未来能在全国开出上万家，把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来自全世界范围的600种优质产品提供给所有人。“我们自己去找没有金属污染的土地生产、种养，自己建加工厂，送货到家。”“我不允许利润超过1%。”
农民出身的杨国强对土地和乡村依然爱的深沉。“在天气晴朗时，我们从飞机上看看中国大地，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痕迹还一览无遗，那些农村星星点点。我20多天前去清远扶贫，看到一个农村4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有的房子塌了没人理，长满野草，就像死城一样。这个村子旁边有条很美的江，这本就应该是个美丽农村，很可惜。100多人，就业、医疗、教育、文化都不具备，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就在这里出现。”
杨国强发现，这几年农民工工资提升得很快，农民种田可能一年才5000元，出来打工是5万元，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里去打工。留在农村的农民没有用联合收割机，生产效率也不高，收入水平也不高。实际上，中国农业发展整体还是比较落后。“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计划，我们能为这个做什么？”杨国强脑海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城镇化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命运，并且在国际上并没有对应的参照系。40年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8%到2016年的57.35%，仅用了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镇化历程。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典型的突变性和特殊性。从40年历史进程看，我们其实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尤其是2000年以来，表现为外部资本和经济介入的大面积城镇化，内部结构则表现为大城市急剧扩张、小城镇经济提升缓慢；大城市繁荣，小城镇衰落；大城市人口拥挤，小城镇人口稀疏；大城市增长强劲，小城镇发展乏力。最终，从小城镇底端到大城市高端，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全部呈现出与城镇体系结构相反的倒金字塔形，这也导致了我国“土地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原因。而在小城镇末端的农村，生产生活更加艰难，青壮年劳动力弃乡进城，甚至远走异乡。
问题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进城打工”，农民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要回家。这也是在说，城乡收入之差，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可能又要重新拉大。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主张“内生型”的城镇化路径——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大城市的层层递进。但我们后来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外生型”战略，资源都在向大城市集聚。现在回头发展小城镇、美丽乡村，要与巨大的惯性相抗衡。更重要的是，与国外的各级城镇建制的平等不同，我国行政体制是层层管辖的，小镇是空间规模最小和行政级别最低的非农业聚集区，处在利益结构的末端。在重重障碍下，创新驱动的特色小镇期待成为一个撬动变革的支点。
杨国强所要去做的事情，从他个人选择和角度讲，是一个小道理。但背后蕴含着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与大道理。
作为全球最大房企的创始人与掌舵者，杨国强坦露心扉说，碧桂园到了今天，有条件有责任去为乡村振兴做点什么。“40年前我种田，40年后我还是回去种田！未来，我想用80%的精力为国家做一些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说过，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让美国变得强大，如今也正在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
一个有企业家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能诞生伟大企业家的时代是美好的。在中国房地产这个创富的行业，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王石与杨国强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