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加坡怎样应对房地产市场
郑永年是著名学者，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等职。他的著作以视野广阔、观点犀利而著称，被认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今年，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郑永年先生的《技术赋权》、《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两部著作。
《技术赋权》聚焦于网络问政、网络反腐……互联网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了越来强大的辅助角色。网民之间的博弈，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后果？互联网，会改变什么？本书试图解答种种疑问。
郑永年善于从学者的角度切入现实话题，他对于房价的思考颇有参考价值。
郑永年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管理者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或者忧虑，甚至恐慌。
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而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
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和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里没有走出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之后又有迪拜世界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因此，有关部门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多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经济。
供求之外还有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更深一步讲，症结的原因已经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的确，就土地而言，长期以来，存在寡头式垄断，限制土地的供应量。同时，现有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由此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
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 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
政府应扮演重要角色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地方政府往往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至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 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新加坡的公共住房经验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如果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则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和谐。但在GD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样，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如今在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一些投资者甚至仅仅是为了投机。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
警惕GDP主义
GDP主义盛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则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
很显然，就房地产而言，中国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
在西方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未来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本报有编辑修改，标题为本报所拟定)
郑永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