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在地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2016清华同衡第四届学术周
“2016清华同衡第四届学术周”活动于5月9日-13日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隆重举行。本届学术周以“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为主题，齐聚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方向，开展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活动。12日下午，就“在地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话题，各位学者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活动现场
以下是会议现场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十分欢迎和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举行遗产板块的第二部分活动，主题是“在地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我是清华同衡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飏，很荣幸担任下午的主持人。今天我们的活动还有一个平行论坛，讨论城市基础设施的。我们在这讨论的是遗产的保护如何更深入地开展在地保护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分两部分，首先我们听讲六场各地的在地遗产保护经验的分享。在分享了之后，我们会邀请发言嘉宾和几位贵宾一起进行研讨。
我先介绍一下到会的发言嘉宾，他们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高级工程师 李秋香
五邑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谭金花
金门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 林美吟
景德镇东郊学院创办人 黄薇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室主任 军镁扎西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中心传统村落所所长 孙娜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称研究所副所长 阎照
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几位共同研讨的嘉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罗家德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袁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张杰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霍晓卫
我们也特别欢迎刚刚从建筑学院来的评估组的几位贵宾，包括武汉规划局、哈工大、同济的几位教授学者，非常感谢他们的光临。还有来自贵州、昆明、福建宁德共同开展遗产保护的合作伙伴。
今天到会的还有多家媒体，包括中国文化报、中国园林、中国建设报、北京建设规划、世界遗产、遗产与保护研究、中国花卉报园林景观周刊、财新网、澎湃市政厅、新浪地产(微博)、弘博网、Citylf的各位媒体朋友。在座的还有很多兄弟单位的同志，包括遗产保护城乡发展的同仁，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今天我们在这展开的主题是关于在地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这也是我们这次学术周主题——新视野、新规划带来的探讨。我们这次学术周展开了很多重要的讨论，包括如何创新、如何回应设计的需求、如何讨论规划的价值，实际上这些讨论我自己觉得更多的就是为了针对我们人的生活。这也是回应我们今天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反映出我们规划本质应该是针对大家的需求，尤其是本地人的需求。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遗产保护工作也开展了很多探讨，所以我们引出了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探索在保护物质形态的同时，怎么服务本地的生活、本地的精神、本地的人。我们把时间留给各位嘉宾，每位演讲嘉宾的时间是30分钟左右。
首先我们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李秋香老师演讲。她是乡土建筑研究的负责人，名符其实的古村卫士。今天她带来的题目是《古村护航：诸葛村保护追踪二十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高级工程师李秋香
李秋香：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我们规划院把这些年来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各地实施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这里可以向其他的老师学到很多东西。我在这里就古村护航的一点工作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们最初是做乡土建筑研究。乡土研究组成立于1989年，到现在已经27年了。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初期做研究，做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发现如果古村落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文化题材，能够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保留做出很大的贡献，为后人来做研究，那么它的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不能把保护的工作做好，我们研究了之后只能未来在书本上看看，那样它的价值可能对后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也许我们的后人还会埋怨我们这些前人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什么不能好好保留下来？让他们也好好享受一下。于是我们在研究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保护工作。
为什么要追踪？就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大潮直接影响到了乡村。村子富裕起来了，他们就要建新房子，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居住生活条件。于是经济大潮下，村落一个个消失。在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基本上每一年消失的古村落在几千个以上。这是非常让我们痛心的，所以保护是非常紧迫的一个事情。
我们追踪保护的工作，在全国来说还不是太多的。我不清楚还有没有其他人做这个工作。在国外，对个体的老建筑、历史建(博客)筑进行保护最长的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可能对个体的老建筑，比如说皇家的建筑保护得比较多。作为一个乡村的村落，也许在解放以后成为历史文物建筑保护了，但是作为一个村子基本上没有个案。所以我们要追踪一个村落的保护就是我们一个新的课题。因为学术工作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造和发现新的问题、新的领域，然后用新的观点来解决这些新的问题。
20年的追踪，我们不是随便对某一个村子进行跟踪，而是有目的的。根据他们的历史文化特点，根据古村落的文化价值，根据他们对我们整体文化体系和非物质文化的丰富性、类别的多样性，这样一个综合的高素质的村落个案来进行完整的保护。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诸葛村，只有大家知道它的历史背景，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它，而且是一定要保护，要追踪它20年。
诸葛村是浙江兰溪的一个小村镇，现在它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叫做诸葛镇。它位于兰溪、剑阁、龙游三市的交界处，是浙西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村镇。诸葛村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后人诸葛氏的聚居地，现在大概有3000多人，900多户。诸葛村是江南地区诸葛氏的最大的一个聚居地。
诸葛氏定居以后，他们遵循祖训“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最初的农耕时期，因为人口的增加、土地的不足，让他们萌发了按照祖训“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发展规律去发展，于是他们就从农业转向商业的并行发展。到明清以后，诸葛村的商业发展已经达到了非常辉煌和繁盛的时期。整个江南地区大概有400多家商铺，兰溪本县就有三分之二是诸葛氏人开的，村里还有6家这样的商铺。诸葛氏在定居不久后，因为农耕和发展商业，所以在村落边缘就形成了商业街。到了民国时期，居住区的边缘形成了方圆十几里的居住区，并且吸引了大量外姓人来这经商。他们村子里原来是以诸葛氏为主的血缘村落，到了经商之后的民国年间，村落里的姓氏已经达到了四五十个。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把外面的人引到村里来。
诸葛村的形态，就从一个农耕的农业村落向商业村落发展，向一个市井村落发展，从一个地源走向业源化的村落形态发展，也就出现了所谓的街上和村上的管理。街上就是商会管理，村上还是家族综合管理。
这样一个村子，因为经商，又因为有农业，而农业是最初的基本形态，所以它的发展是根据商业的发展状态。在家族分出来几大板块之后，孟、仲、季三大板块形成不同的居住区。孟派是长子，长子要固守祖宅，离祖宅是最近的，基本上还是以农耕为主。仲就是第二个儿子，他读书进士、耕读传家的传统风尚。季的居住区主要是靠近村落的边缘，就是靠近官路。这个官路就促进他经营发展药业和商贸活动，于是这一房基本上以商业为主。
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规划格局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诸葛村的地形地貌都是小丘陵、浅丘陵地带，所以每一个区域都有每一个区域的居住建筑和环境的不同。于是就出现了一区一特点、一区一风格的居住状态。
前面介绍了诸葛村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建筑在村落里分布非常广泛，公共建筑非常发达。比如说有祭祀诸葛亮的大公堂，有整个诸葛氏的宗祠，有分房祠，有私己厅、香火房，一直到家里的摆放祖宗牌位的龛，等级之多就说明他的家族的农耕文化发育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村落里因为受到商业发展的影响，其他建筑比如说商业建筑，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刚才说到了村落的景观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是丘陵地带。正是因为经商了，他可以按照地形地貌的特点来修建、规划自己的居住建筑。商人有钱了，首先是衣锦还乡、修整家园、规划村落。所以他们的村落和住宅都是在同一个区域里质量优良，品位也是比较高的。比如一个区叫上房堂，这个小区感觉非常宁静舒适，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打扰。街巷从低到高、从高到低，非常优雅的环境。
第二点，我想讲一下研究及村落整体保护的提出。我们是1991年到诸葛村进行研究工作的。从1991年到1992年，我们去了几次进行测绘、调研、采访、撰文、收集资料。1994年《诸葛村》乡土建筑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当时在台湾出版，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到了1995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很多国内的业界人都看到了，他们也很关注。他们觉得村落的研究在那时候还非常少，能够做村落研究就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领域的创发，所以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尤其是说，以往对村落的关注的确实很少。
但是大家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中心，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乡里的。比如说宋代是我们中国乡里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大量的书院、大量的文化教育的建筑，大量的文化机构全部都在乡村。那么乡村对我们城市的推动，对我们城市日后的发展和今天看到的城市，都是那个时候的农村提供给我们重要的灵感。一方面是文化的人才资源，另一方面是文化的资源地，所以农村对我们城市是有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城市的文化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1995年，因为乡村研究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台湾学者先向我们恭喜，有一些美国大学里的朋友也向我们道贺。他们说，没有想到中国的村落居然这么丰富，中国村落的历史信息含量是如此之大。当时有一个伊克莫斯的老先生费尔顿到中国，来了以后，他说简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这么丰富、这么宝贵的东西就应该保护，我们要把它做下去，一定要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很有信心，觉得务必把它做下去。
到了1995年，我们为诸葛村制定了诸葛村的保护规划。这个保护规划可以说是全中国第一个保护规划。1996年的时候，诸葛村被公布为第四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到1997年我们的保护规划就被通过了。
我们当时做工作进行测绘的测绘图，都是按照实际市寸，在现场一点点测，回来一点点画，最终完成的测稿。我们除了平面、立面、剖面，还画了很多的大样，还有一些布景图。当然最重要的、最有科学价值的，应该还是留下的一些重要照片。这些测绘图对我们的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建筑的测绘图，看到它的比例关系，看到它的尺寸大小，可以对它的结构、构造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对我们其他的村落，对整个的传统村落或者是不同地区的村落进行比较性的研究，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做了一系列工作之后，认为这样下去就可以把这个村落保留下来了。但是没有想到问题出现了。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刹车造假破坏、科学态度保护。97年的时候，我们保护规划已经评审通过了，并且按照这个去执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全国旅游突然风起云涌，热潮一浪接一浪，很多地区从城市的旅游逐渐转换到乡村旅游。
当时兰溪有一个领导刚刚上任，他也不是搞建筑和学文化的，他对古村落的旅游很着急，也希望把几个有名的村落做一个旅游开发。这样一方面宣传文化，一方面增进效益。于是他就在会上大讲宣传诸葛村要开发，作为旅游业我们可以无中生有、虚中生实，因为我们要满足老百姓的好奇心，满足老百姓的喜闻乐见。于是，在他的忽悠下出现了一个情况，诸葛村本来好端端一个村落，让他改为了诸葛八卦村，而且把名字题写在村头。村子里最重要的诸葛亮的纪念堂又叫大公堂，大公堂前面有一个水塘叫钟塘，这个景区非常漂亮。他说既然诸葛亮能掐会算，我们就搞一个阴阳八卦。于是在他的授意下，把椭圆形的水塘填了一半，搞成一个太极阴阳的形态，叫太极八卦图，与诸葛村的八卦相对应。然后在村子的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很多八卦图。这些八卦图以前是没有的。
农业村落最讲究的是什么？是福、人丁。但是现在的诸葛村，很多地方把福字抹掉改成了八卦。最可怕的就是市长工程，大炒无中生有、虚中生实的同时，在村落的水口处，我们知道村落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水口。水口是一个村落至关重要的地方，通常都有水口建筑群、水口林、水口树，来护卫水口。但是，这位领导就把水口这个地方的景观改了，把树砍掉了，建了40间一模一样的房子来做旅游中心接待游客，老百姓就叫它“市长工程”。后来有人说像火车皮一样，干脆就叫它火车皮。
这个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震动，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赶快刹车，信息这么丰富的一个村可能很快会消失。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1998年在诸葛村，当时我和陈老师两个人，还有浙江省考古所的一位研究员，再加上村里的领导，我们共同开了一个会，会议的主题就是诸葛村未来将向何处去？诸葛村未来保护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走？当然我们已经做了保护规划，又做了研究，我们首先要按照保护规划里提的保护的基本要求去做，不能随意改变基本的现状和情况。
我们开完这个会以后，就定好从98年开始，组建了诸葛村传统村落保护的顾问小组。这个小组就是毫不犹豫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让我们每一个保护的具体措施都要成为下一步保护的基石，严格按照保护规划里的工作进程来进行清理保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不拆一座老屋，不砍一棵古树，不占一分农地，不造一个人工景观，不允许破坏性的行为再次出现。
同时我们也向当时的兰溪市政府要求加强保护，达成共识，我们成为他们的顾问，在村子里建立了长期的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每年都到村子里进行一两次的咨询和技术指导，提出建议、解决问题，仔细地制定每一年的保护维修、修复、修缮、修复工作的计划。针对每一栋房子、环境选出修缮、维护、整治的最佳方案，绝对不按老套路实行。一房一个方针，一房一个措施。同年要检查前一年计划推进的工作，同时要纠偏纠正，不断地制定出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因此，我们的工作团队和乡村的领导者、乡村的村民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大的保护团队。
在几年之后，这个团队的工作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老百姓意识提升了，干部意识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村落里的保护也大见成效。1991年的时候，村里主要管理的诸葛旅游公司的经营权下放给了诸葛村。这是从政府管理到自治管理的一个重要的体制转折，这个体制转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对于诸葛村来说更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自治之后，我们保护的担子更重了，保护的责任更大了，我们的压力更大了，我们将如何再进行下去。经过一段时间，我们顶住了压力，中间有很多的困难、挫折、问题。总而言之，我们跨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呈现了更好的前景和发展方向。
在每一个保护措施的基石下，我们诸葛村在20多年跨出了以下几大步：
一是恢复了被填埋的上塘。上塘是1958年当时大跃进时期，把上塘的水塘全部埋掉，上面盖起了很多的房子。比如说水塘的上边建起来百货商场、邮电局、电信所、自来水公司等等。当时是非常混乱的一种状态，居住、商业街混为一谈。2001年，在诸葛村书记的主持下决定把水塘恢复。我们在保护规划里提到水塘恢复，希望在20年之后有可能恢复水塘，但是诸葛书记和我们在共同维护和护航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进展比较快，决心也下得比较大，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支持，于是提前了这项工作。
2001年开挖水塘，之后我们进行了很多工作，从清淤到整治，到修缮道路管线预埋，并且拆除了农村里100多个朝天坑粪缸。大家可能没去过这种地方不知道，就是那些缸上搭了两块板变成厕所，全都敞开着，臭气熏天，到处都是。还有拆除了私搭乱建的现代建筑，在村外开辟了新区，解决老百姓的居住等，一系列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二是环村落周边环境的优化，大面积的绿植保护。诸葛村的绿化状态是不太好的，尤其是1991年，因为经过了58年大跃进，又经过了以后的农业学大寨，所以山上的树基本没有。我们站在诸葛村，它周围村落的房子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到后面，我们建起了很多高楼。虽然诸葛村的景观已经做得不错，但是我们放眼看去全部是花花绿绿的楼，对整个诸葛村的影响非常大。
于是五年之后，我们进行了周边的绿化。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种植了五万多棵树。因为诸葛村是搞药业的，所以我们的绿化不是单一的以漂亮为主。我们又要成排树，又要绿化树，又要花果树，还要经济作物的树。现在经济作物树长了十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为村里做了很大贡献，而且这些美丽的花卉植物也为旅游带来了更好的前景。
三是挖掘整个诸葛村的核心文化，文化的传播工作启动。在这期间，我们既是护航者，也是他们的动力者。我们在这中间给他们做了几次大的馆。比如乡土博物文化馆是利用原来老旧的一个小学。这个小学是民国时期建的，也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利用这个小学后面的花园，还有几栋民房，我们合起来做了一个乡土博物馆。现在凡是去诸葛村的都要参观这个博物馆，大家觉得受益匪浅。2014年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个诸葛村药业及药业历史的展览，也是几个大祠堂联合起来做，效果非常好。之后还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挖掘了一些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诸葛村有自己的古建施工队，所以他们有很多工匠，可以出很多副产品。
目前诸葛村又要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那就是提高整个乡民的生活水准。同时在空闲的居住房子里，可以做一些休闲度假慢生活的文化休闲活动，现在这个工作已经逐渐启动了。诸葛村现在的面貌里，再也看不到影响他们景观的花花绿绿的新房子了，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老师。李老师慷慨激昂的介绍让我们觉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个确实是李老师20多年心血的成就。我们也看到了从最早的发现到记录，从呼吁到保护，最后直到制度建设，建立长效保护机制的案例。我自己觉得，这个案例不仅仅是李老师团队20多年的工作，实际上也回应了我们村落遗产20多年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阶段，从最早无人关注，到逐渐地重视，到逐渐走入热潮，甚至是进入了旅游破坏的误区。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了李老师他们作为专业人员必要的坚持、必要的回应和长期的坚守，让村落逐渐摆脱濒危，保护好它的空间形态，展示它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
下面有请广东省五邑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谭金花老师带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乡村：广东开平仓东村的实践》。
五邑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谭金花
谭金花：大家下午好。因为我自己是做文化遗产保护的，所以我一直都在想我们应该如何去服务我们的社会。对我自己来说感觉遗产教育落后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就是我做这个工作最根本的想法。我是开平人，开平是一个没有什么工业，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在广东省来说我们是比较落后的。我的家乡因为有华侨，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房子，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发达的。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做的颜色很丰富的景点。
当地的那些人和当地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人关注，很多地方还会把当地的居民牵出来，还有一些演出馆、演播厅，跟本地文化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在建。还有就是种很多所谓高级的花草。还有就是风水，原来中国传统村落是有风水的，现在把风水破坏掉了。传统的祠堂被用作其他用途。这就是我的观察。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为什么要做保护呢？我们是为谁而保护呢？如果把祠堂和这些地方挪作他用，开大路的话，如果这就是开发的话，我们为谁而开发呢？遗产是谁的呢？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是一份有价值的遗产有机会展示其公认价值的时候，如何维护那份遗产在原有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保留其遗产价值的过程。所以遗产保护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路程，或者说这样一个过程是帮助我们的当代和后代的人民增强遗产的价值的过程。
对于我们做开发来说，文化遗产的发展包括一切鉴别、保护、加强和宣传区域内具有历史的、趣味性的、自然的、科学的资源，通过遗产及室外的休闲与生态旅游等来鼓励社区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理念。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什么在规划的时候把一些村落规划成这个样子呢？我想很大情况是因为遗产教育的缺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来到了仓东村。仓东村是元朝建立到现在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因为历史很长，有各个朝代的建筑在里面。这里的人还是比较纯朴的。这里的生活习惯都是有当地的传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安静、很静谧的地方，而且有着南方的生活状态或者是生活方式在延续。
我在仓东村住的时候，有一天很冷，只有两三度，蒸气出来泛起的霜，我觉得很漂亮，拍图给我的一个朋友。我朋友看了以后，他居然问我是雾霾吗？我觉得好难受，因为我们一直在村里，从来没有雾霾的概念，忽然被他这样说好像很美丽的东西变得没有味道了。我想这就是城市的想法，或者是我们的思维跟农村的不同。
仓东村外面大概乘班车15分钟左右的距离，可以看到一些建筑，其实也是在街道旁边。这是60年代的建筑，旁边是90年代的建筑，都荒废了，没有人用了。我的教育让我知道，这同样是华侨的房子，它们也是历史和发展当中所留下的痕迹，所以有必要把它们留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工业遗产的处理方法。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房子的现状了，非常的破败。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仓东村和那几栋房子变成了我的两个试验，一个是活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保护和开发？一个就是工业遗产，我们应该如何做？这是我们做的两个尝试。
对于活文化遗产，我们希望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因为我刚才说我关注的是文化遗产的教育的问题，所以在我做这个的过程中，一直都觉得把它做成一个教育基地，让来这里的人可以学习到一些如何做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地方。而这个工业遗产，发展的方法非常多，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关注的就是文化传承。如何在这些工业遗产的发展当中，把它纳入文化传承的元素，把这个工业遗产和本地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是我所关注的。所以当我要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拒绝发展，不是凝固历史，不要说什么时候的我们就要拆掉，什么时候的我们就要保护，因为一直都是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过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凝固历史、阻止改变，而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在改变过程中，所以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很积极的管理和应对遗产改变的步伐，使得遗产不至于瞬间消失，让我们的后代将来看不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目的和精神，不是为了那些很好看的建筑，而是为了那一片土地，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他们对当地的文化遗产所产生的感动，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挖掘地方特质，保护当地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是非常重要的。而从遗产发展的角度来看，同样是这些地方非常重要，因为你去到一个遗产地，看到当地的人如何生活的，才会有感动，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精神、有生命力的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设定的发展目标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传承质朴的生活方式，保存独特的人居环境。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项目，使得一些即将消失的本土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和复兴，希望村民能够建立文化自豪感，自觉参与保育工作，与来自各地的访客分享他们的生活经验，分享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村民可以获得就业的机会，从而留在当地，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刚才我说了遗产知识的传播和教育是我的目标，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目的。还有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搭建平台。现在有一些工匠和我们合作，长期住在仓东村。这个计划没有政府的支持，在经济上我们一直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方面就是多元合作。政府是政策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但不是经济上的支持。我们的管理模式是英国社会企业的模式，我们邀请了邓华先生。他是香港一个国际文化教育公司的老板，非常喜欢文化遗产，他还有一个文化遗产旅游公司。所以他很有心和我合作做这个事情。所有商业上的运作是由他负责的。另外，村长谢雪暖，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工作。我们在仓东村的前一两年时间全部都是跟村民谈话，和他们沟通。
所以两个实施，对建筑保护来说，一是我们如何修建筑？二是修好了如何使它有用？对于建筑的修复，我们尽量遵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发的所有宪章和原则，这是我们的基本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尊重居民的选择，居民有权发言表达他们的意愿，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不喜欢，或者是传统风水上不这么做，我们听他们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希望社区的记忆得到重建。
我们也鼓励村民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参与，有村民，有开平市的居民，还有其他的华侨。这五六年下来，他们村在美国、加拿大的有四五百人，都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我们在做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眼里有村民，心中有仓东”。任何一个事情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的守则就是“信任、尊重、沟通、理解”。最后只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解决方法。
在我们修复建筑的过程中不随便拆东西，比如说一个猪栏，可能觉得这是毛时代留下的东西，但是毛时代也是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现在来说，它同样是文化遗产。所以我们不是仅仅保留很好看的明清或者是民国的建筑，这些同样是我们历史，同时又这个社区的记忆。还有我们做修复的时候，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两座祠堂中左边那座是损坏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修复的比较多。所有的工人是村民，工匠也是村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这个地方是天井，南方下雨非常多，我们就筹了一些钱做了一个盖顶。这个盖顶要符合当地风水的要求，要把所有的水装下来不流到别的地方去，而且还要通风、透光，鸟可以飞出去，空气可以流通，这就是我们在设计时候的想法。这是符合可逆性原则的。如果有一天谁说做得不对，那你就拆掉它好了，一点都不按这个建筑原来的结构。
关于公共记忆的修复，其实我们在修的过程中，中间的神楼是没有了的，在文革的时候被烧掉了。所以我们又花了一年的时间重建神台。首先你要问这些村民原来是什么样的？所有人的记忆都不相同，画出来以后让他们看，他们说行，我们就找当地的工匠手工雕刻。因为我们非常强调在历史过程中给我们留下来的公共记忆。所有的村民一进入这个祠堂都会和我说，这就是以前大锅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地方。虽然是一个很破的灶台，但是承载着全村里60岁以上人的记忆，所以我们保留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仓东村做成工匠工艺传承的培养计划，但我们没有把所有的事情一次性做完，让他们慢慢地做。所以每个工匠每一年都有工作在里面，做得很慢。政府工程的人就会说，我们五年才做这么一点，真的做得很慢，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计划，使村里人经常有活干，可以培养他们的工艺。我的建筑系的学生会过来帮忙，向村民学习怎么做挡土墙。这个过程学生也学了很多，因为我们每年的暑假都有建造活动。
我们同时鼓励村民的传统活动，他们传统怎么做我们就让他们怎么做。通过这样的事情使一些去了城市里的人回来，因为要拜神。这样一个社区的活动，就使已经离开村的人回来，让他们对这个村有感觉。因为大场面的祭祀活动，他们都要回来。所以刚才要说的，在建筑的修复过程中，很多的时候是有仪式的，所有仪式我们都是按照传统做。
第二点就是社区营造。全村的人都参与修复工作，还有我们在这里的一些教育活动，是文化遗产传播和教育。这些村民在这里是工匠、是老师，但是他们也会帮忙。所以他们的身份是老师，也是工人。这些活动对村民最大的改变是，来自外界的支持和鼓励使村民有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他们对自己社区的凝聚力，去那里看到他们很开心，他们对你很好，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村特别有亲和力。
我们有各个年龄段的培训班。最近因为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对官员的培训多了一些。我们在祠堂里上课，除了上课之外，我们更多的是实地上课。用实地的东西来解释什么叫做物质文化遗产，什么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结合。这些全部都是村里面的。然后带他们骑自行车了解地方。这周边全部是姓谢的家族，所有姓谢的人都是从仓东村迁出去的，周边50个村全部是这个家族。还有一些农工知识，外面有一个区，在这里的学生可以体验广东当地的传统，学生可以参与一些农耕活动，还有学习怎么样煮饭。因为那里没有煤气，好像比城市人低了一等。但是现在他们会自豪地和别人说我们不用煤气，我们用柴火。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潜移默化地有了自豪感。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自己吃的饭是自己亲手煮的，因此也很开心。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有一些培训活动的，我们的老师来自本土或外地。其实我们最多的培训活动是大学生，学生来参与设计、参与建造，建造的过程是和村民学习乡村的建造智慧。
我们还关注口述史。现在村里面有很多八九十岁的人。还有当地动植物记录的计划、开平民歌的培训计划。村里有很多人喜欢唱开平民歌。还有开平非常出名的灰雕壁画的传承。南派的古琴在江门，就在开平的旁边。一个姓谢的年轻后辈，有一天说能不能把古琴放在这里？我说非常欢迎。从此以后他非常积极，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基地。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学术讲座、研讨会。目前和我们合作的大学中，北美的大学比较多，因为我以前在美国读书，所以和美国学者的关系比较好。我们和美国、加拿大的合作比较多，还有香港，因为我博士是在香港读的。我会去五邑大学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开平人。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五邑大学，这是一个华侨学校，整个学校90多间建筑，只有一座是当地政府给钱建的，所有都是华侨捐钱的，包括地板上铺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华侨的。我自己本身也是华侨，我的曾祖父去了加拿大，永远没有回来。所以开平侨乡都是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房子来自于海外，是因为这是华侨的地方，是华侨的根所在。
华侨寻根是一个很重要的业务。我们仓东村的一些华侨已经不会讲中文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基地接待他们，告诉他们农村是怎么样的。他们在这里体验的完完全全就是像他们前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些年轻的来访者，他们来学习农村的人怎么样做纸花，用最传统的方法做糕点。我们所有的村民，所有的过程都是村民参与的。村民和学生一起玩，大家都感觉很好。我们在这样的村落会感觉很有亲和感，感觉很舒服。
在这样的过程中，公共参与者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员工，加上我和邓先生，我们就这四个人。其实很多工作都是村民参与，开平的那些人来参与，还有一些我的学生来参与。我们现在的配套设施就是那些被遗弃的现代建筑，其中有一栋旧邮局，我们把它改造成青年旅社，里面有中餐、西餐，有演讲厅，有住宿，村民也来参与。我们下一个项目要做社区中心，在小范围里众筹。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不要阻止社会的发展，老感觉我们做保护的人都是要保护旧的东西，不要新的东西。我用龙应台的话来解释一下现代是什么，对仓东村来说，村民是接受的，他们愿意的，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因为是和他们通过长期的讨论得出来的。比如说有个明朝的庙，村民说想重建那个庙。本来从保护的角度来说不太建议随便重建东西，但是他们再三强调说要重建，而且重建的过程中所有的东西都要新的，不能用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听他们的话。你可以说这不是很符合要求，但是因为是村民的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中凝聚了村民的力量，使得村民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庙，他们觉得很自豪。看见有人来，村民就带他们去看这个庙，这个就是我们做保护更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人而不是建筑。所以社区营造要改变的是人，无限的新社会才是更重要的。
仓东村原来只有50多人，我们从2014年开始活动，慢慢会有一些村民回来寻根。所以到了2015年有100多人回来活动，2016年有400多人回来活动。这就是我们很高兴看到的，去了城市里的人能够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影响。因为这是一个教育基地，我希望这样的影响可以让其他的企业，尤其是旅游开发者或者官员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做的。除了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联合国的奖以外，市政府给了我们很多奖，让我们变成图书馆、博物馆等等，那也是接下来我们要为当地做的事情。
我有四点经验和反思：
第一，人是最重要的，有人才有文化，有文化才有精神，有精神才有地方吸引力，只有这样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而不是建筑的保护。
第二，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时刻要以尊重行事，尊重当地人，尊重当地文化，尊重当地美学。不要因为我们是工程师，是教授，是博士，这些名堂都没有用。因为在村里面，村民的美学、村民的选择是极其重要的，否则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东西不会在当地生根发芽。
第三，要避免把精英主义和个人表现主义思想代入社区，注重公众参与，一切荣誉皆扩大分享，一切利益皆以公道为本。即使我们拿了联合国的奖，我是没有上台领奖的，邓先生也没有上台领奖，上台领奖的是我们的村长和村民。
第四，社区营造所焕发的力量，往往是与自上而下的，和政府主导项目的效果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很慢，我们也没有钱，但是我相信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收效很慢，但是基础稳，相比起金钱的付出，更需要用心付出。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什么叫做“仓东计划”。我们这个计划是为遗产而生，为培养遗产保护人才而立，为各地乡村建设而实践，为将来的侨乡社会与民众而保存记忆，为传统文化而传承。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会坚持？其实我是2009年被邀请去帮村民做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可以坚持那么久？其实作为一个保育者，我们自己的态度怎么看？是不是说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明天我就赶另外一个场呢？我想，村里面的人和我们的团队都不是为了完成一件事情，我们感觉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村落的文化遗产有责任的。而且，我们做的时候是怀着敬畏，是尊重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村民去做的。因此，我们做的时候才会有热诚，才觉得有使命感。因为有使命感，你才会觉得你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是在奉献，所以你不会再寻找回报，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谭老师从广东不远千里来这里和我们分享。我也知道谭老师坚持的仓东计划。她介绍得很平静，但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强的力量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她所实现的社区复兴的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做一些保护建筑空间的基础工作，同时也是把本地人的生活传统在开平村里重新复兴起来，让大家感知到过去传统的价值，去重新认识这种价值，从而让大家感觉以本地的遗产为荣，这对于我们怎么更全面地保护村落成社区的影响，有非常强的启示作用。我们再次感谢谭老师的到来和精彩的分享。
我们下面请来自景德镇陶瓷学院的黄薇老师带来题为《忙时种田，闲时考古：进坑陶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模式探索》。
景德镇东郊学堂创办人黄薇
黄薇：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参与这样的分享活动。跟谭老师和李老师相比，我们年纪尚轻，今年的6月12号将是我们成立两周年。“忙时种田 闲时考古”，也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种经验。
我们现在位置是北京，是首都。在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叫景德镇的地方，是瓷都。瓷都景德镇是一个盛产瓷器的地方。当年我北大毕业去景德镇就是因为我喜欢瓷器，非常非常喜欢瓷器。景德镇在过去的时间里，可以说为全人类贡献了无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以这个城市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圣城麦加。但是很遗憾的是保护力度不是很够，在过去20年时间里保护力度相当差。但是今天的景德镇正在觉醒，可以说我们做景德镇的事情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景德镇在我们心目当中和很多文化人心目中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和媒介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在讲完这个大概念的时候，再谈一下我在景德镇待十年以后遇上进坑的感受，这个情结是不一样的。
首先说明一下，我对进坑的情结不是乡村文化的情结。我本人就是农村出生，是农民的女儿。遇见进坑是遇见了我心目中的景德镇。进坑在哪里呢？它不远，在景德镇市区的东郊8公里的地方。我怎么遇见它的呢？很多事情冥冥中自有天数，要讲缘分。
2014年6月12号，我刚刚从英国回来。回来的当天，因为家里很长时间没有开伙，我就去了学生的工作室吃饭。我学生告诉我有一个地方叫进坑。当提起“进坑”这个字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文献上的记载。文献上讲得很清楚，它是宋代最好的瓷土矿出产地。因为瓷石是做瓷器的必备主料，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敏感。当时吃了饭之后，我就立马去了进坑，到了进坑，当时在大樟树下看到农民在耕田，就有一种阡陌相通、鸡犬相闻的感觉。我当时是冲着瓷土矿去的，就问村民，什么地方有古矿区？瓷石矿在哪里？当地老百姓并不知道瓷土矿在那里。这个地方到处是窑址。我一看鸭子走路的地方都是窑址，我家先生下河里捞瓷器去了。当地的老百姓很纯朴，做的饭很好吃。这个地方很漂亮。
但是当时老百姓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开发计划。我到的时候是2004年6月份，他们当时和我说想在山脚下全部盖房子，然后中间的留下来，要做一个陶艺村。我为他们这个开发理念非常担忧，为了阻止他们的这种想法，怎么办呢？我就开始自发调查。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窑址，很多上面还带着字，是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的。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后，我们发现了很多水碓遗址。一共发现了16座水碓。
2014年10月2日，我们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下，发现了一个五代青瓷的矿洞。因为发现了这个矿洞，我们就报告了市委、市政府。当时市委刘书记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我们就提议把这里设为原始开发地。2014年10月22日，我们向全世界揭幕了这个地方，来自全市100多位专家学者考察进坑。我们为此做了很多的窑址道路，全部是依靠政府的资金，花了十几万开辟窑址道路和窑址参观活动，做了很多的保护工作。100多个专家学者看了以后，特别是柯玫瑰老师，这也是国际上的学术代表，他认为进坑是中国最美丽的窑址。他在1982年就来景德镇了，他认为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景德镇。因为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种评价，所以进坑的起点是比较高的。
第二阶段，我们开始主动调查。市委、市政府就派我作为领队主动调查进坑。我们就组织调查队，有老百姓、学生、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做了基础的资源调查，花了一年的时间，发现了很多过去没有发现的遗迹。我们发现了同样没有人发现过的古矿坑、窑址、水碓，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制瓷体系。我们还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了古人遗留的瓷石，这是梦寐以求的。当时找到这处古矿坑的时候，我说这就是以后来景德镇的“朝圣之路”，而且(瓷石)码得非常整齐，(进坑)甚至还有千年瓷石古道。因为进坑从古代做瓷器，一直到1960年代，老百姓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就推着独轮车进山运瓷石，所以这一千年就留下了这么一条古道，但是很遗憾60年代修水库被破坏了。所以进坑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景德镇，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生产体系，这也是它为什么这么难得的原因。
我们在进坑的两年时间马不停蹄，所有的一切都是跟时间较量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一是我们和老百姓开会，给他们做工作。我们和老百姓讲必须要齐心协力，要制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规矩。当地的老百姓也非常认可，包括不允许捕鱼、打猎等，然后我们制定了村规民约。
二是我们设立了窑址的巡逻制度，自己制定了进坑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十不准”。我是监督员，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打电话给公安局，有些是村委会处理。我们窑址巡逻制度也是一样，有专门的负责巡逻，看看有没有人搞破坏的。例如有张受处罚人的保证书：“尊敬的领导，我今晚在进坑村捕鱼。因为刚到宝地不知贵村“十不准”，我知道这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本人自愿处罚七百元并没收工具。我保证以后不来此捕鱼。如果有下次，罚款一千万元”。这个事情挺好玩的。这个就是自发性保护。
三是呼吁政府和老百姓要做一个全域性规划。2014我们开了蒋祈《陶记》研讨会以后出现了一个情况：景德镇虽然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大事特别多，有钱人也很多。自从开了研讨会，大家都知道进坑，宝马、奔驰天天来，都是来买地的，考虑要搞客栈、宾馆的人特别多。那段时间，我们压力特别大，感觉要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怎么办呢？还好我们的地方领导非常英明，刘昌林书记12月9日亲自过来(进坑)视察，专门开了几次调度会，先是做前期的规划定位。我们开了很多次会议，包括县里、市里的，大家都想齐心协力把这个地方(进坑)保护好，政府部门一致认为保护是第一位的。
我们已经形成发展定位的研究，目前正在做第二步，就是建设性和保护性规划。包括县委书记对我们也很支持，大家不要以为政府不做事，因为进坑这个事情，我接触了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发现其实很多政府官员非常想干实事，而且非常谦虚好学。我们很多学者来到进坑，官员都会和他们会面，请教如何保护和发展景德镇。
我们的规划目标比较大，进坑已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范围，我们的目标是想把进坑建设成国家陶瓷历史文化公园。这是我们景德镇目前的形势所决定的，也是进坑的资源条件决定的，这个限于时间我就不展开了。
最重要的一点，对我们本身来讲就是谈谈东郊学堂“忙时种田、闲时考古”的概念。东郊学堂是一个民办非盈利机构，也是2014年6月我刚刚从英国回来被逼成立的。(景德镇)大家都特别喜欢瓷器，然后强烈要求分享。借鉴民国时期的沙龙活动，于是我就办了一个东郊学堂。
我先谈一下“闲时考古”包括什么东西？包括考古调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新农村建设、保护并活化文化遗产、陶瓷文化研究、推广与传播，恢复和再造民俗与节日。
考古调查我就不说了。我们讲一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老百姓卫生习惯不太好。我刚到进坑的时候，发现到处是垃圾，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志愿者活动，有很多人报名参加。有社会上的学生，各个机关单位的干部，什么人都有。其中小学生、大学生有很多。大家都很开心，拿一个小红旗，去村里的小学宣传不要乱丢垃圾。经过这次志愿者活动以后，老百姓好像觉醒了，感觉很不好意思。难怪没人“进坑”，大家是不是觉得“进坑”这个名字有点搞笑？以前他们(村民)可自卑了，起初的时候，他们(村民)老是和我说想改一个名字，不要叫“进坑”了。因为以前来进坑的最大的官就是副乡长，半路上还被他老婆叫回去了。他老婆说“大过年的，你要奔前程，不能进坑！”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村叫前程村，所以要奔前程，不要进坑。我们进坑的老百姓因为这事很受刺激，对这个地名耿耿于怀。后来他们也觉得进坑太脏了，以后自己也自觉了。自从这次以后，到如今我们实行了垃圾分类，而且实行责任制，这也是政府大力支持的项目，作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我们很多的想法都是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做的，我想前期必须是这样。
第二个是指导新农村建设。江西新农村建设自下而上的基础建设很少，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建设。政府对此也很头痛，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农村扎根，去了解农民到底想干什么。我们驻扎在进坑，了解村民所思所想，指导新农村怎么做，监督建设品位和质量，包括我们做了一些地标、文化墙。还有我们新农村建设还做了一些实用兼美观的建设，包括从河里弄一些石头来盖围墙，上面可以种葱种蒜，种什么都行。我们负责品位，政府出钱(建设)。也是因为我们新农村建设搞得好，(进坑)是(江西)全省23个新农村建设中心点。去年年底的时候，省农委会主任视察全省新农村建设，到了进坑说进坑做得最好，说有文化的味道，于是又奖励进坑了200万(建设经费)，这个就是良性循环。
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也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依托政府建立了进坑村村馆，这是政府出钱，通过本地村民设计施工改造出来的。(村史馆)这个里面就讲述了进坑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这是一个颇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进坑的现状和很多地方不一样，这里是陶瓷文化村落，没有什么古建筑，因为景德镇就是一个“匠从八方来”的地方。进坑村的700多人有56个姓，而且没有宗祠、族谱，全部是外来移民，不存在保护古建筑或者是保护宗祠的概念。
我们希望文化遗产道路和公园一样很漂亮，也很舒适，所以我们跟老百姓商量设计了很多漂亮的道路，优美的廊道。
我们建完村史馆的时候，去年5月份，浮梁县县长来视察，他非常重视和肯定，考察之后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当时大胆建议：“如果有可能，我们想复原一座水碓，再复原一段瓷石古道。”县长答应了，但其实浮梁县财政紧张，后来政府找项目资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是多方投钱复原了一段古道和一座水碓。当时是所有村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的，参与的人很多，水碓做得还很漂亮，在瓷博会期间我们搞了这个活动，影响也很大。
第四，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推广的传播。我们的活动很丰富，邀请来的学者是世界各地的，都是在研究方面很有建树的人。因为景德镇是一个文化味道特别浓的地方。我们的讲座每次来的人都很多，有工匠，有带孩子的，有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也有警察，是对全社会开放的。我们的讲座一直很受欢迎。
我们还搞论坛，去年瓷博会期间东郊学堂做了特展。瓷博会主委会、浮梁县委县政府
陶院做主办单位，共同讲述了一个景德镇宋代陶瓷故事。大家都说感觉甚好。我们复原了宋代的一个生活情景，因为进坑是生产瓷器的，所以我们要复原宋代的精神。很多人看了展览之后觉得是走入宋代了，这个展览到现在还不许撤，因为很多人想体验一下宋代人是怎么生活的，很多人要求要分享。
我们还承担了进坑的接待和交流工作，来宾覆盖全世界。从本地的学生、老百姓、最普通的村民，到英国、美国、日本的，很多很多人。现在村民很自豪，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带着各种朋友来进坑，说(进坑)跟以前不一样了，很有自豪感，所以进坑似乎成了一个公园，甚至还有附近黄泥头卖菜的妇女走路来进坑玩。
我们还想恢复传统民俗和节日，第一个就是水碓年糕，一会大家可以看短片。第二个就是上祀节。王羲之《兰亭序》里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一个很美的节日。我们就想恢复试试，于是我们东郊学堂联合泥扑工作室就做了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还办讲座，讲汉服怎么回事、怎么穿。我们要中国化，自己的服装语言，实际上今天我们应该都穿中式衣服才对。
再讲一下忙时种田。什么叫忙时种田？我觉得不是种田这么简单，而是产业模式的设计探索。我的理想当中，文化是有生产力的，我就想试验一下文化能不能带来生产力？我们就以进坑做实验，事实上进坑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社会实验。
为什么提出“忙时种田、闲时考古”呢？其实有依据的。在宋代的景德镇都是忙的时候种田，闲的时候做瓷器，也就是“忙时种田 闲时做陶”。我想再造这个传统，于是“忙时种田 闲时考古”，并且跟村民一起成立了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名字叫“陶民”。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来源于《陶记》的记载。我们实行垂直管理，请村民种田，严格有机种植，也是请教了很多人，自己摸索，坚决不撒农药，不下化肥，我们坚持有机种植，结果成功了，我们种得很好。收割的时候很漂亮，来了一大帮人说帮我收割，各种各样的人，小孩子很多，他们今年还继续帮我插秧。
我们2016年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准备搞一个进坑“荷花艺术节”。正在做，这是一个模式探索，我们在想办法能把70%的老百姓的利益带动起来才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跟老百姓谈理想，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只看眼前的利益，这是中国农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怎么办呢？去年一年政府给进坑投了很多钱。今年我们想继续做，一方面做规划，另一方面也不能停止脚步探索可以“自我造血”的模式。
因为我们已经复原了水碓，然后(水碓)边上种荷花。荷花的文化和产业延伸空间很大，我们就先开始做，清河道、种荷花，然后再做一个廊桥，其实很多都是边走边看的。搭个廊桥，我们可以穿着美美的汉服，走在廊桥上很漂亮。5月1号我们办了廊桥茶会，大家感觉很好，还要继续玩。这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设计，试验一下能不能把一些传统的东西跟农业结合起来，于是就做了这样的试验。
我们坚持有机种植，让产业带动遗产保护，今年种了20亩有机蔬菜，一方面请村民，一方面还有很多社会志愿者在做，帮我拔草、帮我管理。我们上一次志愿者活动就是种树，发了公告以后有100多个家庭愿意来，所以活动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他们还经常过来看树长得怎么样了，挺好玩的。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事儿都是边走边看，随时可能失败，这都是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我们“忙时种田 闲时考古”的概念。
我们东郊学堂很荣幸获得英国信托基金的赞助，也是全球唯一获得赞助的机构，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要说的是进坑的模式很特别，第一是政府是保驾护航，包括现在很多私搭乱建，都是政府把所有的违法建筑拆除，这是强有力的政权保障规则的执行。第二，学者是中间强有力的桥梁作用，文化界、学术界很多很多人，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支持(进坑)这个事情，所以是个全世界参与的项目。进坑是“政府-学者-村民”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
说一点小经验：第一个是团结村民，一定要调动当地村民的积极性。我们所有的利益都让给了村民，也能取得他们的逐渐认可。要积极对接当地政府资源，我们是政府、学者、村民“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而且政府也非常愿意推动这个事情，现在(景德镇)政府上下到全社会，都是高度认可和非常盼望做好进坑这个事情。
第二，文化遗产保护要以保护遗产为核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灵魂。我相信文化是人创造的，过去的人能创造文化，今天的人同样能创造文化，文化是不断活态的，而且是要再创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探索一种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保护模式，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进坑的未来可以说很好但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进坑)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的事情很多，挑战很大。第一我们做好规划以后如何引入业态？如何真正意义上平衡保护与发展？第二如何平衡投资者和本土的利益？如何能让文化引领资本而非资本主导文化？第三是如何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第四是如何有效监督和评判建设的合理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去摸索解决的，我没有经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也都在路上，希望大家都能给予关注并且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主持人：黄老师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深厚的文化氛围。下面有请规划院青海藏文化研究室主任军镁扎西做介绍，他分享的题目是《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场所精神：记玉树地震灾后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
规划院青海藏文化研究室主任军镁扎西
军镁扎西：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这两天来听各位专家的讲座。我做了一点点事情，上来以后不知道讲什么，心里挺忐忑的，因为在我们藏族人心里，这里确实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我想有一个仪式，就是给这个讲台献个哈达，也给第四届清华同衡的学术周献一个哈达，谢谢大家。
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场所精神》，现在我们这么一个场所，但实际上这个场所里汇集不同的精神。这几天大家听到了很多很多，我讲的就是中间这一部分。我想把缘起讲一下，然后再到后面讲一下我最近做的案例，所以整个的过程分三个部分。
缘起。我在2000年做了一项工作，是一个雕塑家的工作室，我只是想讲讲，在我关注工作和生活的同时，我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理想空间。我觉得这个雕塑家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去思索自己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做这些雕塑？这些雕塑用来干什么？
在2002年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自治区旅游图纸的规划。这里面让我第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是第一次去拉萨，下了飞机我要去布达拉宫。我去了以后，终于看到了我心目中的圣地，它的内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场所。
再到2004年的时候，我徒步行走七个省自治区，这个过程我看到了很多遗迹在拆除，也看到了我没有见过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民做的事情，也感受到了藏域以外不同地区的文化。
最让我感触深的是，2005年我在辽宁自治区的时候，看到条件那么破的房子里，有人在那儿待了将近5年的时间，我感触很深。在那里有很多的故事，他们给我讲他们小时候在这个房子里住。
06年我们做碛口古镇的时候，古镇的保护给我印象特别深。在我的印象里最让我感动的、让我记下来的是，柱子上的结构和石板上的脚印，因为这都是当时的背夫留下的痕迹。我看见那个的时候，那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但是让我很触动。
07年的时候让我感觉到除了物质以外，还要关注非物质，特别是很多空间除了物质以外，还有很多非物质。如果按传统的来修复和改造的话，应该是铺石头，但是我们还是保持了地面的原状，因为他们要在每年的正月里跳绳，这时候他穿着鞋在土上跳舞的感觉很舒服，所以我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后来五台山的申遗，我在现场听到我爸来个电话说你弟弟刚刚去世，所以我那天晚上磕了大半夜的头。另外还有就是在汶川救灾重建的时候，我从6米高的大殿夹层掉下来，差点摔成残废。
再到后来做承德避暑山庄，那个状态特别舒服，因为看到康熙、乾隆建的那个景。我印象最深得就是食蔗居，我们去的时候路特别不容易，走着也很难受，结果走到后面景色那么美，突然感觉到我们的文化，做这个事情很用心。罗罗嗦嗦讲缘起我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就是玉树的，所以发生玉树地震以后，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这里要首先讲为什么刚才讲缘起，就是跟袁昕院长一起去参与玉树重建工作。其中我们做的一个就是柴古村的规划。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做了规划，很多方式都是跟老百姓，跟村里，跟活佛参与的。
今天我想起了当时的过程。我记得有个小孩，他见到任何人都会躲到奶奶身后，因为他们一家七口人都遇难了。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生活怎么样，但是还是会想起那件事情。后来我们开始做整个玉树的整体规划，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再到后来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在参与到灾后重建的结古镇的修复、重建。
但是在我的正常工作之外，我突然发现灾后重建的速度太快了，推土机一天就推完了，我印象中的那些东西瞬时就没了。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拿起了一个地图，跟着一个僧人，我们俩拿着地图去跑这些地方，最后我们把这些不管涉及到遗迹，还是自然的树木，做了一个资料，交给灾后重建规划院的团队。他们也把这个纳入到他们整个规划的体系，所以也就产生了自建区，也就是保留了原来一些比较好的村落和社区，把它保留下来，也把镇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和遗迹保留下来。
在这种时候，这些东西很容易被纳入到规划里，因为他们认为这很重要，这不仅仅是代表着一户，而是一群人。但是你会发现代表一户的这些东西声音最小了，他们的民居瞬间被拆掉了。所以我就开始去调查这些民居，大概收集了14座最典型的民居，然后我跟民居的主人说，如果我们帮你们，能不能咱们一起努力，你要把它的故事给我写份材料，就是民居的历史，从辩证的角度来写的东西。
就这样我把大概14座民居保护下来以后，我记得我叫上当时的州委书记、州长、主管州长，还有建设局局长。我说求求你们，你们跟我一起去看一个对玉树最好的东西，然后我带着他们转了一圈。他们说太土了，玉树不能要这个东西。我听到这个很难受，但是我也没有这个力量，怎么办呢？我就赶紧把所有的民居先画下来。这里有一个房子一定要保护下来，因为一说到结古老市场想到的就是这个房子。这在结古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主人也很愿意把这个房子留下来，因为老太太也习惯于在这样的民居房子里生活。但是当时的政策是80平米，也就是宅基地的房子拆了以后，给你盖一个80平米的房子，如果你有两口，就给你盖160平米。但是你要保留这个，我不给你宅基地，所以这是个矛盾。
很可喜的是，这个老太太一家人坚持，最后终于把这个房子修复起来，这里面也得到了一些民间基金的支持和外国友人的帮助。他们在一年里请了匠人把房子修了一下，我也在旁边设计了一个所谓结古老市场的市场，最后整个建起来以后，现在成为接待省长、副省长，接待旅游游客的场所，说这个是我们玉树的历史。所以这家人现在很受用，每年还有十几万到二十几万的补贴，在这之前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
后来我又参与了建筑的评审，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也是一个咨询的过程，特别是，红色是宗教的象征，还有就是窗户的一些细节，最后整个盖完之后效果不错，都是尊重了地方的结果。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些设计跟当地没法吻合，比如说博物馆的设计，当时我们九次会都反对这个设计。但是它的效果和最后的建筑完全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藏族人很忌讳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是伊斯兰的形式。而且，我们刚刚经历了灾后重建，它是不是一个焚烧炉？心理上无法接受，但是最后还是建成了。更重要的是它在老区的位置，所以不管是从尺度还是文化意义都可能有点问题。
文成公主纪念馆，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建筑旁边做了一个大型的建筑，我就不敢做评论了，而且还盖了一个唐式的建筑。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就从来没有叫做文成公主庙，这个叫贝大日如来石窟寺。因为里面供奉的是大日如来和八大弟子。历史上从来没有叫做文成公主庙，所以这里肯定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在游客中心建议做帐篷，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个方向，还有建明大师的纪念馆，这里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这两个作品，我个人觉得做得还可以，但是还有一些差强人意的地方。总体来说，崔恺先生的康巴艺术中心是把建筑打碎以后，成为一些街巷，包括结古寺和周边道路的关系，它在整个形体上，外素内华的性格特征体现得还不错。还有周海，是天大一个老师的作品，它是最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格萨尔王的雕像是在灾前就有的，基本上没有去动，只是重新做了一个台，把底下的台又利用起来做了一个格萨王纪念馆。他原来还想做一个实墙的方案，但是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觉得不能把格萨尔王围起来，因为他骑着马。这个地方是我要说的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因为今天这里的人们，每天下了班或者晚上逛街，都要到格萨王广场绕一圈，这是在灾前就有的。
我也做了一些规划层面的东西，包括一个新城的规划。我们是反对做旧城改造方案，但是一些领导不听，说太麻烦了，要牵扯一大堆的问题，说扎西你太幼稚了，我们还是要找一块空地。就这样做着做着，最后就到了结古寺的事情。这个是特别难受的事情，因为结古寺是我小时候最大的寺庙，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寺庙。它上面有行宫，还有非常有名的僧人的佛塔，所以这样的东西在灾后做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的转经塔。整个西藏就蔓延着这样的东西，就是要变成新的。最可怕的是这样的，在我的努力下，我说我们一定要保护下这样的民居和寺院的形态，我们尽可能地修复，但是几乎到了吵架的程度都没解决，而且后来一个电话给我打来，说扎西这个事你就别管了。那个人还是很有影响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在想，我再这样下去就没有意义了。我说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后来很有运气，他们聘我做整个灾后重建文化保护板块的总技术顾问，也给我了一些项目，然后我们就靠着一边做，同时一边去擦屁股的方式，大概做了将近70个项目的工作。基本上每天都要跑，不停地在跑，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生能为生我养我的地方做一些事情，那种情怀、那种感觉，我想大家是有共鸣的。
我做的一些项目，没法一一地给大家讲，但是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杰托布佛塔的修复，这个地方我们要开车一天，第二天要骑马三个小时，再步行七个小时到这里，我本人就走了四趟，工人走了很多趟，确实不容易，因为在汶川是受过伤的。但是为什么呢？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受伤以后还在做这些事儿，我想这是一个精神。
我们当时去的地方，因为僧人闭关修行，都是在悬崖峭壁上，所以是非常难的。我们做了一些调查，而且直到修复。我的要求很简单，因为这里上5、6亿的盘子，这是很大的利益。我跟文物局长说，这个项目我扎西希望交给这次进藏二三十个工程队伍里唯一的藏族队伍，我说只有他们能做，这个项目基本上是保本的，而且只有这些人能做，因为他们有这个精神，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他们觉得这一生能来修这个塔是自己的福报，那些藏族人都是这样的心理来做事情。所以不管是我作为一个设计师，还是当时的工人，都是以这样的心来完成了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
还有然格寺的保护，这是另外一个项目。这是在玉树最美的地方，叫做江西林场。整个是原始森林，但是因为58年的事情，这个地方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森林受到了砍伐，但是整体来说保存还不错。这样一个寺院，玉树人心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为什么？首先这样的地方不像玉树的其他有虫草，或者是虫草极少，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生活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接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在想怎么来重塑刚才谭老师所提到的他们对这个地区的自豪感。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去做一个一个墙、一个一个殿。没想到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典范，大概有30多个寺院的主持和管家来参观，浩浩荡荡地待了两天，老百姓都觉得这样的方式原来是对的。他们发现用传统的方式会得到尊敬、认同的时候非常高兴。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正在修一个塔，一个钉子都没有用。他们现在开了唐卡学校，去收那些已经失业的学生，让他们学习做唐卡。他们也做了一些类似于公益的事情，有一些环保的人士的介入和帮助，这些都是我没有去做的，因为有了这样荣耀的时候，他们希望以后做的更好。
还有贡萨寺旧址的保护，因为这整个是一个遗址，58年被破坏的，后来新的寺院没有在这里盖，到别的地方盖了，但是这个遗址对这个地方当年生活过的僧人以及地区的藏族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灾后重建修复遗址的时候，至少我的做法是有点不一样。比如说修复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土我们都堆成了塔，因为这些土我们认为已经是带有气的，是那一世的活佛在这住过，有这个感觉。所以每一个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搭建和修的概念，都要尊重那个地方原来的历史。另外，他们想恢复一个所谓的管理用房，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按照他们寺院的规矩，每年到一定的时节要到这里开一个大会，所以需要这样一个东西，遗址去复原是很大的问题。这就两难了，换地方他们也不愿意，所以我们就选了两个僧舍去做修复。我们补的这块不知道做的对不对，但是建成了。建成了以后，一层是遗址，使用没有动，只是做了加固，二层可以使用。如果说可识别性和可逆性，相对来说做得还可以。
做了这么多项目，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这个方案。我觉得做了这么多，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不管每一个人是从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方式去做的灾后重建这些事情，但它的的确确做了这个事情，特别是一些在灾后重建中默默无闻的工人，在大冬天还在干活，因为要赶工期。我特别特别感动。我说刚好这个项目是中科院他们做的，但是这个景观也不能乱做，所以我想我们到底能不能用白石做？能不能做成海螺的形状？这个项目做成了以后我也不太满意这个方案。
2013年的时候，我有幸做了对我们藏族最重要的建筑，就是格萨尔大王狮龙宫殿。它虽然是格萨尔王得道的宫殿，但是这个宫殿的遗址是没有的。这个地方在80年代开始建，建了几个房子以后，大家认同这个地方是格萨尔王的宫殿，因为旁边的寺院又是格萨尔王史诗里记载的，他们的经一直在传承，所以他们希望这个殿能够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们接到这个项目以后也做了一些测绘，对它进行梳理，但是进展特别缓慢，因为实际上史诗里记载的太乱了。既有史的一面，又有诗的一面，让我很头疼。这里面提到突破性的一点就是，在史诗记载说很长的雕龙。在这个上面，藏族语对长的解释是很高贵的解释，我突然觉得如果是这样呢？那天晚上我没在家，第二天早上，我在阳光下画了一张草图，就出现这样一个概念，开始了方案的设计，非常不容易。因为不仅是要当地认同，还要符合整个藏区的建筑风格。做到最后方案阶段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不知道哪里的照片，有一个人说从镜子里看到过，他说从镜子里看到格萨尔王宫殿是这个样子的。我对比了一下稍微有点吻合，所以就按照这个方案做了。但是这个方案非常难做的一点是按传统的实木结构的，我还是希望因为这个建筑让传统的工匠继续有事做。但是光设计这块就超限了，过程就不讲了，因为到最后甲方没有耐住性子，说你能不能？我说不行。最后我们通过很多措施，才开始做设计。我从设计上学习古人的建筑，特别是藏人的建筑，像布达拉宫，也经历过几百次地震，他们有很多的避震措施，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回应。
我们最高的一个建筑是37米。在2014年8月31日终于开工建设了，这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没想到在做的过程中，我们阻力很大，刚刚开始返工了好几次，因为他们请不到匠人。史诗里记载，当时格萨尔王请的就是几个地区的工匠，所以我就要求施工方能不能请这样的人。但是你想想我又不拿钱，所以很困难。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发现真的请来这些人做得快、做得好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再到后来，最高的竹子大概15米高，我们到俄罗斯进，然后做了一些处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做，包括木雕，我们尽量研究格萨尔王时期的建筑，纯手工的。我们也希望一百年以后、两百年以后，虽然它不是真正的历史意义上的格萨尔王，但是我希望这些东西通过大家的努力，一百年以后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别是要给我们的单位领导一个交待，因为他今年已经86多岁了，在他这一生他最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希望五年以后再回来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历。我想告诉大家我的一些经历，这是在玉树通天河畔的寺庙，我在做它的保护。这不是一个文物，这次还专门请了青海省最权威的考古专家，我自费请他去做考古，我们也形成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公约。而且，我们挖掘出来一些非常非常珍贵的考古文物，特别是有些残片至少是一千年以前的。
我们也在做拉龙寺的保护，这里一直保留着最古老的佛殿。他们本来想把这个佛殿拆了以后重建，结果我很有缘分跟这个活佛认识以后，这个活佛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就请我来做，然后我们一起做这种设计，就是有一点钱做这个事儿，然后修路。我说这是最好的路，不要再去修路了，但是我想到不好走的地方一定要修好一点，但是没必要再做一个水泥路，他们接受了。
最荣幸的是参加了卓巴仓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自下而上地保护我们家乡的水源。它通过传统的水源保护的理念，去修复一个一个的神泉。在这个神泉上，用传统的方式去祭祀和保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建一个基地，把这样的理念带进去，所以做这个基地的设计，要节能和环保。
不管怎么样，西藏是一个特别神圣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幅清早期的地图，在这张图上一共有24个寺院和佛殿都是有讲究的。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已经规划了，因为他认为这块土地就是一个母亲，但这个母亲有可能也会很凶残，所以你要爱护它、守卫它，你要去关心它的每一部分，然后才能跟它很好地相处。
谢谢大家，扎西德勒！
主持人：谢谢扎西。扎西是一个来自藏区的藏人，亲自参与了很多藏文化工作的保护实践，讲的很多事情确实让我们体会到地方传统文化的深邃与厚重，也确实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地方传统关注和保护的工作，我们再次感谢扎西的精彩分享。
下面有请来自台湾地区金门大学建筑学系的林美吟带来《历史环境的社区营造：以金门闽南传统聚落为例》。
金门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林美吟
林美吟：我的题目是“社区营造”，跟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是有关系的。
影响台湾至深的社区营造的概念源自于日本的「まちづくり」，日语的「つくり (营造)」一词，不单只是「制造」某样东西而已，而是意味着透过漫长的时间用心规划、孕育、培养而成的意思。不仅是营造「物质性」的环境，也包含对「社会性」环境的营造，在教育、产业、传统历史等基础下，以地方社会为根本，经过长时间的用心规划、孕育、培养而成。
我时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岛民，因为我是台湾人，在日本留学八年，主要的研究项目是历史街区和聚落的保护，以及居民参与式的城市规划方法。毕业后到了一个更小的岛“金门”，所以我一直在岛屿从事遗产保护工作。去年5月才因厦门沙坡尾地区的退渔事件开始关注内地的遗产保护，之前一直在金门。这次能来到内地与大家分享金门的经验也是难得的缘分。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交流。
我们今天在这个场次谈的主题是在地视野下文化遗产保护，意义在于我们规划的区域是由历代先人积累的历史文化场域，且目前也仍然保留着活态的生活样貌。因此，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规划就一定要关注遗产里的“人”。
在所有的规划中，居民，才是中最重要的主体，尤其是历史环境，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世世代代也要在这里。这里所指的历史环境，并不仅是古建筑群，而是与常民生活相关的生活、生产、生态环境。
一个历史场域有几项要素，首先，历史场域是先人代代的文化积累。第二，历史场域内一定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第三，它多数是非高大上的常民文化。第四，历史场域的规划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传承与永续发展。我们时常听到某某旧城区的“改造”计划，但我其实很不太喜欢使用“改造”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改造”隐含除旧布新的观念，但我们在谈历史区域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谈保护和活用“既有的资源”，就是把原来的东西变得更好，其实是更接近“再生”的概念。历史环境的社区营造，并不是要创造出全新的东西，只是要在现有的东西之中，仔细琢磨使之脱胎换骨，把现有的东西在用心规划下使它逐渐变好，进而成长蜕变。
在进行案例报告前，我想先就这一年在内地看见的现象，提出七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反思。
首先，为什么遗产保护等于旅游开发？为社么我们的遗产地区一定有旅游开发公司？来了旅游开发公司后向游客收费的钱到底是给了谁呢？我们看见许多遗产地区，游客付出高额的参观费后，就以使用者付费的心态对遗产地居民进行恣意拍摄等骚扰行为，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正面的吗？为何无法由在地居民自己经营？
第二，旧城区为何会被视为必须“盘活”的存量？之前提过历史环境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旧城区就是，却往往会被视为脏乱差的地方而被改造。
第三，规划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争取奖项或者是一定要发表论文？规划的实践，必须考虑很多更细微的“人”的事情，却往往在兢赛目的或论文发表目的下被忽略。
第四，是否只有大型规划院才能做规划？小型工作室是否有实践机会？相较于大型规划院庞大的体系，小型工作室更具弹性，我今天要分享的案例就是小型的概念。一个规划者，在小型的工作室还是有机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机会的，而且能做的更细致更全面，这其实跟“在地”和“循环经济”是高度相关的。
第五，就是规划者的角色是“决定当地生存的神”，还是“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民众是否真的理解规划内容，还是被迫决定？第六，规划者是否兼具“虫”的视野与“鸟”的视野？大多数规划案是以-配置图、平面图的角度表现规划结果，这是一种“鸟”的视野，但我们是否思考过住在里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最后一个问题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最为严重，我们往往对一个区域进行高额经费一次性投入，尤其是在最近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村落的保护。如果一年给2.5亿“改造”经费，隔年却什么经费都没有或者是五年后什么都没有，这种非永续式保护方式会不会给遗产地区带来问题？
今天会站在这里接报告金门是缘起于去年6月厦门沙坡尾避风坞的退渔事件。事实上由某规划院进行沙坡尾地区的改造计划曾经获得奖项，但为何仍然会发生“退渔”事件呢？因为当时的规划仅考虑“陆上”的改造，并未关注到这个区域具有“海陆交会”的特质，因此具有古老渔业技法“延绳钓”的渔民们被视为脏乱差退离避风坞，而其中一位老渔民接受我访谈时从船舱拿出一篇论文，原来是有位台湾的研究生请教过他，甚至还叫他地下教授。所以像这样的文化场域里处处都是宝，可是却在所谓脏乱差的概念下被改造消失了，到现在当地民众还在努力想让渔民回来。反观在日本，同样的传统渔业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民俗，他们会明确地让你看，而且透过渔民直接告诉你他们对自身保有的文化的骄傲。所以我们在规划时应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人应该来关注文化遗产？还有，这是“谁”的城市？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最近正在关注的福建海澄的月港历史风貌改造计划。这个改造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申遗却为了建公园拆除了百年的造船厂，拥有大量陶瓷破片的滩地也被改造。4月分发布的龙海市月港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历史风貌区开辟50米大道，规划图面看起来好像是在规划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城市，所以我们的规划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到底“谁”是历史环境的主体？日本的经验，一定是以当地民众为主体，而且当地民众会组织自己的团体，这个团体通常是非营利的组织，进行社区内各种保护工作，并且作为民众与政府以及专业者的桥梁。我们专业者也是其中一个环节，行政部门负责规范的制定与修复等奖励补助，有时也会有当地企业的参与。日本的历史环境保护制度“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是1975年设置的，但是这个制度是先由民众发起的，然后才由中央部门去制定这样的制度，所以它是自下而上的。
我在妻笼宿的好朋友是最早发起保护自己区域的地方之一，他们在1960年代自行制定的妻笼宿保存条例，是影响中央政府修法。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消防系统用的是70岁老人都可以使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连栋木造结构群。他们就说没有人天生就懂如何保护文化遗产，既然祖先留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东西，我们就会学习。
另外，我刚刚讲保存会，他们在1974年就发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聚会，一开始只有三个保护团体，但是他们没有一年缺席，就是每年都一定举办，而且在不同的保护区域举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过，是民众自己发起的活动。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大会，但是里面的议题都是民众自己想的，场所是当地什么样的文化遗产空间就在那里办，每年会有来自日本全国六七百人，由民众自发性发起的“全国町并大会”就这样开了四十年，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我参加过几次，白天开会，晚上就聚会，喝酒、聊天，坐在你旁边的可能是居民，也可能是教授，也可能是文化厅的长官，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聊天、互相取暖，因为做遗产保护工作有非常多实践上的课题，和法规有关的，跟修复有关的，下世代传承，观光化问题，还有防灾等各式各样，而这里就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前述对于一次性速效型的规划方式的反思，我们可以看这个例子。很多人知道日本的伊势神宫，它最著名的是二十年一次的迁宫，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旁边的城市跟它一样20年都有事情要做。20年前街景是这个样子，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一栋一栋慢慢调整，把自己的街区从这样变成现在的风貌，并不是一年之内用大笔的钱去改造，因为他们是在民众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向政府申请。现在这里每年有相当多的游客，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回头率很高，他们一来再来是因为这里不像迪斯尼乐园，它有生活感。而日本自1975年设置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至今，已经有将近100多个保存区，2008年进而提出维持于提升地域历史风致法(简称“历史社区营造法” ） ，开始结合历史环境下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保护。
我想大家对金门都不太陌生。我们主要有两个岛屿：金门岛和烈屿，总面积约为152平方公里，却有167个村落，大多数是单姓村，总人口约为5万人左右。对我们来说，5万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社区营造的单位，尤其是当你在地的时间越久，越能与在地居民进行各种合作。金门的聚落发展大致受到三个时期影响：闽南传统聚落，1930年代因“下南洋”兴起的侨乡文化，以及1949年至1992年战地政务时期形成的“战地文化”。小三通之后，金门成为两岸的重要交通据点。
1995年，因为它特殊的时代背景，设立了台湾唯一一座以“传统聚落”及“战役史迹”为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金门国家公园。相关保护措施包括国家公园计划的制定，以及传统建筑修复的奖励补助，新建筑的风貌管制，容积移转等配套措施。特别要提的是建筑物的奖励补助不是一次性的，是逐年编列的。因为要培养稳定的在地工匠系统，不会让他们一年有接不完的工作然后隔年却没有工作做。
一些古建筑因为产权很复杂，没有人住，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以下简称金管处)会与屋主签30年的地上权设定，金管处负责全额的修复经费，修复后的建筑物有些作为村落的博物馆，有些是卖店，但大部分是做民宿的经营，这样试验也有十多年了，目前的经营者有从外地回来的金门年轻人，也有从台湾特地过来参与的。民宿经营者是公开评选，评选重点是经营计划。因为是由金管处负责，而非财团，所以“质”于“量”有很好的控制。推荐各位来的时候可以到聚落民宿体验。除了单栋建筑物的修缮与活用，金管处也对各聚落进行下水道，铺面等促进生活品质的环境工程。
金门国家公园的保护制度与实践也为台湾的聚落保护建立了重要的典范，但仍然有进步的空间。首先，这是由上(金管处)而下的保护制度，我们仍然期待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工作。其次，金门国家公园只保护了12个聚落，但我们刚才提过金门的聚落有167个，我们希望每一个村都有属于自己不一样的故事，所以我2007年申请文建会“区域型文化资产活化计划”时，选择了一个非国家公园的聚落：金门城。它是明代时候的古城，有很丰富的庙宇，但是我们调研后发现它其实也是高粱酒酒厂的所在地。因此在先期规划结束后，我提出三个主轴：古城文化，宫庙文化以及酒乡文化。也确定找金门大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专业的教授一起进行跨领域的合作，这是我认为这次规划最有收获的部分。我自己负责细部规划，做文化遗产，建筑物，交通，景观等调查，以及居民沟通。民俗学的老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挖掘出来的东西超出我的想象，原来一个村落里有这么丰富的庙宇活动，还有民俗谚语等等。更有趣的是，我们又挖掘出很多文献，就是地契，我们后来还教民众怎么样去保护，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从地契中的地名，民俗学的教授又发现原来地名是可以进一步推论的，所以我们在下个年度提出古地名调查计划，从文献以及耆老的口述还原了很多原来的地理样貌，这都是民俗学的老师给我的启发。
由于先期规划中发现在金门城有将近10%以上的人是在酒厂工作的，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其实并不清楚。后来人类学的老师来协助做酒厂的调研，把村民跟酒厂之间的关系理出了清析的脉络。这些故事也让后续的规划者有了可以应用的题材。我在调查酒厂历史时意外发现了当年酿酒的创始人叶华成的家，是个很美的古厝，但酒厂原本来要拆掉盖水泥的纪念馆，我也及时将调研成果提供给酒厂，最后以原貌修复的方式保留。规划结束后，我们在这个区域选了三栋建筑物进行修复，修复后作为在地的生活博物馆，内部陈展的就是该栋建筑物屋主家中原有的文物。我们并没有替它增添太多新的东西。而在操作的过程中，都让民众充分的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我们的调研成果回馈给他们。
这个计划从先期规划到修复再利用工程共花费4年，主要的专业团队其实人数并不多，建筑系以及，民俗学，人类学的几位老师，但因为都在地，随时可以进行跨领域的讨论，因此发挥了当初希望“给每一个聚落找出自己特色”的预期效益，也很机动地能落实过程中的保护，例如叶华成古厝。这都是在地实践最重要的意义。
2009年，因缘际会的从聚落走入城区。这个案例在金门后浦古镇陈氏宗祠旁的传统建筑群，因位于市中心，陈氏宗亲会要将这个古建筑群拆除后兴建7层楼的酒店，当时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长辈和老师们都说拆定了，因为他们说服不了宗亲会长老。我还是不死心的去试了一次，我一进去陈氏宗亲会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来干嘛？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教授，就是背着相机装成观光客，在破落的古厝前面拍了至少30分钟，他们忍不住问我这破房子有啥好拍的，我告诉他们房子的历史价值，也告诉他们金门县政府有钱可以补助传统建筑修复，搞不好修了以后会让很多人喜欢，。当时只是报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没想到他们真的改变了心意，决定不盖大楼而且向政府申请修复奖励。修复后果真获得很多来访者的关注与赞美，陈氏宗亲会因此很骄傲地把这件事列入宗族志。这件事让我知道在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的场域里，只要不放弃，随时可以有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未必是专业者，是任何关心它的人。
这十几栋古厝修完后被一个财团看上，想租下来做卖场，镇长认为这个区域应该可以有不同的机会，就大胆地向陈氏宗亲会提出承租13栋传统建筑群的构想，并委托我进行再利用规划。事实上这些建筑物在镇上荒废了十多年，要如何找出新的经营定位呢？很多人想到小吃一条街，但我决定对整个后浦古镇的业种进行全面普查，并且透过老照片等文献进行古建筑以往使用方式的调研，最后提出“后浦十六艺文特区”的构想，将其中一栋作为咨询中心，其他栋则以房租优惠措施鼓励在地居民进行文创，以经营计划的招标决定承租者。因为定位清楚，来投件的人的创意都超出我们的想象，有位加拿大人来投件时说他在古建整修之前就时常来，他非常喜欢这里，还在房子前照过像，后来他就在自己当年照相的建筑物开了一间小酒馆，现在是来金门的外国人的据点。也有当地的年轻人提出金门高粱酒瓶雕的创业构想，也有学生及家庭主妇参与经营，每次招标来投件的大概有超过十几个人，近年来越来越多是从台湾回来的金门年轻人。这个案例呈现了当地居民，政府以及专业者相互合作的良好模式。作为规划者，并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空间填满，像这样提供机会给居民，居民对于历史空间的想像其实比我们更丰富，更有趣。
后浦十六艺文特区的计划现在仍在持续，由于这些民众参与式的保护工作也日趋成熟，加上金门也获选为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2012年起，我和金门大学建筑系两位教授接受金门县政府委托办理《金门县登录世界遗产推广计划》，以金门县居民为对象，进行世界遗产种子教师的培训，以及各种教育推广计划。因为我们意识到居民才是维护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力量。这个计划执行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第一年我们针对报名的志愿者授予相关课程，也选择表现优良者分别到与金门背景相似的开平碉楼与村落进行现地参访，也在那里认识了谭金花老师，并且参观了仓东村，因此今年得知仓东村得奖我们都很高兴。前面两年我们举办了几场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工作坊，到了2014年，我们开始对一些保护的实务问题进行新的尝试。首先，我们办了一个以居民为对象的传统建筑修复讲座，因为我们意识到全金门有4000多栋古厝，虽然每年县政府与金管处都会补助传统建筑物的修复，但往往很多时候因业主的认知问题导致修复品质不佳，其实是因为他没有机会了解什么样的修复方式才是正确的也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觉得维护古建筑是一件麻烦的事，因此往往在古厝面临修复机会时选择拆除新建，这样的人很多，我们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劝，所以干脆借由古迹修复的现场，办了一个公开性的讲座，没想到回响非常好，报名人数比预期多了一倍，而且现场反映热烈，也让我们意识到修复现场环境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分了两个批次。
这次的修复讲座，我也邀请了我日本好友，三重县龟山市町并文化财室室长岛村明彦，他在演讲中提到他们的保存区有400栋传统建筑，30年来只修了一半的数量。现场民众很好奇地问为什么修得那么慢？他回答说因为我们要有工匠体系。大家从这个案例就会知道原来我的房子要修的好，不是一笔钱砸下来而已，要有“人”帮我修，修复技术是需要传承的，我们的讲座也让大家看见什么是“好”的修复。像彩绘，好的修复用的不是化学原料，是矿石的，你能看到有六种以上修复的过程。后来学员回馈相当好，很多人说因为我家其实就有古厝，以后知道了古厝修复时候要怎么做。
第二的新尝试，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下世代传承的问题，如果我们保护那么好的环境，下一代完全没有感觉，会是很糟糕的事情。金门的高中生念了大学之后就到外地求学，在高中之前因为升学压力，几乎没有时间好好认识自己的家乡，这也是全台湾普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举办高中生的世界遗产工作坊，带他们走入传统聚落，有些学生将自己的体验心得投稿到我们金门日报上，回馈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金门的工作坊结束后，我们挑选表现良好的学生们带到古都台南和当地的NGO “古都保存文教基金会”进行现地交流。台南是台湾做街区各方面保护很好的地方，我们很高兴的是这些学生参访回来说我们金门拥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更应该努力保护，他们在交流过程中产生了对自己家乡的自豪感，所以异地教学是有好处的。这样的活动一直到今年仍然每年持续举办。
2014年10月，我们举办第三次种子教师外地考察，这次考察的地点是日本，我们只补助约三分之一的经费，回来后每个人还要写考察报告，但参与者还是非常认真，现地交流的成果也很好。我们去了世界遗产地白川乡，其中一位种子教师是聚落总干事，和当地居民热烈交流到深夜。我们也参访了金泽职人大学，看他们如何培训工匠体系。修复讲座时讲解的工匠也参与了这次考察，因此对金门未来的修复有更多的新想法，我们最近正计划结合金门的高职体系来做传统工匠培训。让遗产地第一线进行保护工作的居民、工匠、政府人员有机会与他国的遗产地进行现地交流，比其高额的工程款花费其实很少，但效益很高。
最后，我要提的是在地网络的联结。我时常强调保存文化遗产真实性的重要，因为只有当你的有形无形文化遗产被真实的保留，才会有挖掘不完的宝藏；当这个文化遗产的土壤够丰厚的时候，就会吸引越来越多有意思的人一起来进行多元的尝试。这里分享两个团体，第一个是“里埕工作室”，他们在珠山聚落以闽南传统建筑元素设计了与聚落风貌十分调和的住宅，叫做“里院”，把自己的现代居住需求与传统建筑和聚落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好的对话，也得了建筑新人奖。很多著名建筑师来了“里院”都停留不想走。这个案例也让更多人决定以“改良老房子”的方式取代“拆除新建”，这就是活的聚落保存产生的有机变化。
另一个案例是“敬土豆工作室”，是由从外地学成归乡的金门姐妹俩个人做的。名字就取得很接地气，因为土豆在金门很重要。姐姐王廷颀的专业背景是博物馆学，从他们的在地实践中我也学到了非常新鲜的想法，因为我们这些规划专业者总是想透过居民参与方式了解居民需求，而最终总希望落实在硬体或空间的规划。但是在廷颀看来，聚落本身就是在反射生活的博物馆，所以他们设计的每个活动都是具有博物馆经营以及民众教育等理念的活动，每一个展览都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例如金门古迹日活动“奇迹的发生”，谈洋楼建筑与侨乡文化，他们去采集了很多民间的资料，可以看到互动的感觉，老先生还带着一家人来现场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们也在活动现场设计了一些互动式问卷，大家填了这些问卷后才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有过离家的经验，有在外面成长的经验，有过离家返乡的经验，这不会只是一种记忆，这是大家的共同经验，因此就能获得参与者的共鸣。
从金门国家公园的聚落保护机制，到由“下”而“上”并结合不同领域的金门城、后浦陈祖厝群的规划，金门全岛民众为对象的世界遗产教育推广计划，到各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团体的网络连结，这么多的面向要在短短的三十分种内陈述十分困难，很欢迎大家到金门来实地体验。
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感谢大家的聆听。
主持人：谢谢林老师，时间控制得非常好，不光让我们了解海峡对岸很多文化遗产的情况和做的工作，更让我们觉得不仅仅是保护当地的建筑或者是村子，实际上也是更多地反映本地的文化诉求，更多地推动各种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积极地建构一种长效的保护机制，包括资金方面、辅助机制、控制管理，甚至工匠保障体系等等。我觉得确实能够推动金门遗产长远的利用和发展。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来自金门大学的林美吟老师。
最后，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我们自己的两位年轻规划师，一个是在传统村落所，另一个是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针对村落遗产开展的实践，探索本地化的推动展示。下面有请阎照和孙娜同志。
阎照：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设计院的设计师，在这些年的实践和思考。首先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一直会遇到村落的遗产，而且它也是典型的活化的类型。我们在做很多规划的过程中会想一些问题，就是作为设计院、设计师，在规划之外还会有什么？比如说我们会面对不同的风格，风格不一样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我们在保护和延续的过程中，怎么样实现我们作为一个规划师在人的规划这块的延伸或者思考。我和孙娜会分享两个不同类型的村庄，一个是作为世界遗产预备名录正在走向申遗的少数民族村寨。另外一个是一个小山村，有一定的文化传统，但是更加普通和普遍的村庄。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湖南通道侗族村寨。进行申遗的共有5个村，是传统侗族村寨，到今天为止保存了非常好的村落风貌，还有历史延续和民俗，同时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包括它的风雨桥、土楼、大门景观，都保护得非常好。我们去了以后发现，其实它的社会组织和它的文化延续也很好。以前传统的家庭房族到寨款的生活组织，现在还可以存在他们的村庄故居，还有各种的空间聚落。他们以前有款约的习俗，现在成为了他们的乡规民约。以前的老款师在农闲的时候还会讲款，以前的寨老变成了老年协会，对村落内部的协调还有一些影响力。以前对萨的信仰，到今天他们还有传统的节庆。他们还有很重要的萨的神坛的文化的空间。
但是进入到这个过程中以后，我们做了很多规划，也做了很多事儿。我们研究了它作为世界遗产规划的一些价值，编了它的保护管理规划。我们还是按照农村的传统村落做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的规划。但是在这之外，我们发现它面临很多很多以前我们没有太多关注的问题，包括他们的村庄非常落后，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发展的动力不足，导致大部分的人都在依赖政府做保护的工作。同时，如果是以政府为主导，村民参与就脱节了。当然有这样的投入长期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在整个这样的过程中，农民返乡了以后自建房的需求非常旺盛，包括他们结婚要建房的刚需，包括农民回乡以后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他们认为钢筋混凝土的房子更好。
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有这样的延续，有这样非常好的基础的村，我们想我们在规划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就想了这样一个大的思路，叫“长期陪伴，多管齐下”，对外是立标准，对内是协调关系。
我们做了几件事儿，当时面对这些困惑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个想法，想知道村民到底知道不知道他们的村有这样的价值？他们的村可以去申报世界遗产，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他们的文化传统在现在中国已经非常难找到。我们就去讲，在他们的鼓楼里，在他们的学校里，就在空场地，以前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以前我们是给领导汇报，但是现在是给村民汇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能够接受。我们也制作了海报，告诉他们侗寨最宝贵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自然，是我们像世外桃源般的村，还有现在人的组织和信仰都是我们侗族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还给他们做细致地讲解，跟他们说，你们的房子可以怎么样改造，能够使你们的木房子住得更加舒服。我们有什么样的案例，能够使你们的房子可以结合一下，做一个更好的改造，有一些别的好的村子，就在中国哪个省，他们把房子改成了什么样的空子。我们还举了博物馆的例子，类似这样的少数民族村，因为他们的建设使优美的环境没有了。我们也做了相关样板房的设计，来了解他们的房子要解决水电的问题、防湿防潮的问题、隔音的问题等等。我们告诉他们说，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都可以把传统的木房子改造成类似于底下高档房子的机会。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保护好村子以后，就可以像展示的日本的村子、台湾的村子，你们有更好的机会发展你们的旅游和各种产业。
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们第一场讲完后，有一个志愿者听见旁边的村子有一个村长说，前天刚刚进了一批灯是欧式的。后来我们第二次过去的时候，他们都默默地改成了传统的灯。所以我们相信随着潜移默化，村民能够接受这个事情。
第三，我们建立多方对话平台，包括多方利益者。我们重点把他们村里的老寨老、款师、墨师等，这些在当地受到尊敬的一些人请过来，做了一个鼓楼议事的过程，把县里、乡里、村里的领导聚到一块儿，大家提问解答，有些问题问得领导冒汗。大家都在讨论我们怎么做，让大家搭建一个平台。同时我们也给县里上课，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怎么样做，使大家统一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全程跟踪他们的各种管理技能，各种建设相关工作的建议，包括他们新村的选址，房屋的审批，都会反馈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出一些文，帮他们判断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样管理。因此，我们形成了多方利益体构建的平台，共同形成一个保护的过程。
第四，我们推动了一个志愿者活动。我们发现侗族以前没有语言，但是他们的鼓楼都是靠墨师建造的。我们就向教科文组织申报了一个志愿者的活动，记录、转译、整理侗族土楼建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设计院本身人很少，我们借助了清华大学的力量，产学研结合的过程，招募了16位志愿者，来自三个国家，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做了几件事：第一，我们在当地找到一个墨师，拜他为师。第二，我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拜师仪式。这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的志愿者知道，我们传统文化技艺是有尊严的，而且地位是很高的。同时我们也想让他们周边的人看到，他们的技师也是非常受到尊敬的。这样一个仪式，我相信能够给大家心里都埋上一个种子。第三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动手，一比一地做了一批模型。其实大家在刨的时候不像墨师想得那么好，但是也是一个一个、非常不容易地做出来了，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整理出来，包括二十四样兵器，包括每个柱子是怎样做的，然后怎么样演化生成的，这些都是志愿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自己建模整理做完的。
第五，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公共平台，叫做火塘计划。我们希望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更广泛地宣传和让大家参与，现在很多人关注这个事，包括外来的大学生，他们还说看到这个事儿也应该来参与。我们的志愿者写了很多微信的文章，其中有一个文章是当地的一个有志青年写的，他说，“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人们总是很容易失去内心的好奇，对一些美好而特别的东西习以为常”。当我们志愿者和他们在一起的，他们发现志愿者问他侗族的文化是什么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感受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这样的过程是大家相互沟通、相互认识的过程。
前几天发生了个事，就是前段时间南方大雨，在湖南下了冰雹。大前天的时候，我看微信里当地的村长拍了这个照片上传到网上。这张图是冰雹以后自己的村民捐献了木材，用木材来修建鼓楼、戏台、房子。中间一张图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底下的留言很感动，他们意识到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在共同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很难想象在不久以前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没有那么好，可能还比不上城里的一栋砖房。刚才提到的青年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在传承他们的文化，搞了一个明信片义卖的活动，到昨天晚上为止，和他沟通，他想做他们侗族非遗传承的平台，准备明天给县领导汇报。
我想，这整个过程，对规划师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实地去待很多年，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网络很发达，可以每年去一段时间。很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沟通，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下一个案例就是孙娜他们小山村的经验。
孙娜：谢谢刚才关于湖南侗寨的分享，因为湖南侗寨是一个文化价值、各种遗产价值都非常高的村子。我下面谈的村子可能跟侗寨在这方面是没有办法比的。它的区位，就是在河南省最南边、接近湖北的地方，是大别山区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小山村，户籍人口只有386个。在我们去之前，这个地方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还留在村里，是一个空心化比较严重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会介入到这个村子呢？是因为2013年的时候，新县有一个“英雄梦、新县梦”的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这个地区旅游的发展和整个乡村的建设。
说一下新县的背景，它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乡兵县，出了非常多的乡兵，在战争年代有一半的人口都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但是它现在是大别山腹地，所以还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在我们去之前，这个村子里面大概还有200人左右处于贫困的状态。当时在新县里古村有很多点，其中也有一些文化量比较高的，为什么选这个村子？就是因为这个村子有它独特的价值，除了有一部分古建筑和古聚落的保留之外，它整个的环境非常好。
它是中国非常常见的背山面水、依河而建的，这个村子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古村的对面是现在的新村。新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是它原来有的，但是现在已经废弃了。在我们看来这个村子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就是它的环境非常优美，另外它有一个我们可以设计介入的空间，所以我们当时果断地选了这么一个小乡村来进行我们建筑的实践。
村子有一条非常非常漂亮的河，河两侧有五六百年的古树，村子周边有一些古代墙，有当地信仰崇拜的场地。新县实际上植被覆盖率非常高，整个乡村的景色非常好，所以这也为后面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基础。我们一开始做这个规划是一个公益的项目，按照我们最开始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套路，按照它以前传统的套路做了一套规划，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做完了，总结出了它主要的特征和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里面最需要引起关注的就是这个村庄经济的形式单一。因为这个村庄土地耕地非常少，他们那边流传着一句话，就是种地一年只够半年吃。村里常住人口大部分都到外面了，而且新县是一个劳动人口输出的大县，有非常多的人口是到其他地方参加一些其他的工作，所以这个村落存在非常严重的空心化，这也是我们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非常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保护规划的框架，划定了保护范围，希望它有一些不同的设计，然后有一些常规的改造。我们做了景观的设计，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选了三个点进行了民居的改造。通过改造设计的手法，让民居能够适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也给村里提供一个样本，告诉他们老房子实际上也不是不能住，而且还可以住得很舒服。另外，刚才我提到的河对岸的建筑已经废弃了，所以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功能。
规划设计很快，两三个月就全部完成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活动有非常非常多的团队参与到规划里来，既有建筑师、规划师，也有一些志愿者，也有旅游的操盘公司。我们大概列了一个时间表，从2013年开始到2016年现在为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2013年是设计的过程，2014年是规划的过程，从2015年开始运营项目，2016年主要是有一些其他宣传的工作在开展。
总结一下，我们觉得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西河村这个案例里比较实际的做法，一个是硬件工程，就是改造工程。另一个是我们的软件工程。这两个系统一定是同时建设，这样相对的建设才能够稳定推进下去。在硬件建设的过程中，我觉得应该分一个顺序，到底先是哪个工程、后是哪个工程。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项目启动的时候，一定要有所谓的形象工程，让村民能够马上见到实效，他能够树立起对村庄遗产价值的认识，也能够树立起对村庄建设的信心。另外改善民生的基础工程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才是村集体居住产业的重点建设，这个是保证我们乡村复兴事业可持续进行下去的关键因素。
在软件建设里，我们依靠村民合作社来进行乡村复兴的工作，其中还有一些村民的培训和村民的建设。西河村在2013年底成立了西河村的合作社，到现在为止全部的村民都已经是这个社的社员，用集体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村非常难以解决的农村土地产权的问题，全部收规到集体，可以在下一步村庄建设中形成一个好的征用。现在村民的收入也基本上不再是以前单打独斗的种植业收入为主，现在的收入基本上是旅游业。
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首先是通过形象工程建立村民保护意识，另外就是进行看得见的环境整治和景观改造工程。在我们项目里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当地的施工队。施工人员最好用当地的村民，这样首先，村民在改造的工程里，他能够得到第一笔的收入。第二他能够通过这个过程传承传统施工工艺。第三是设计路径。第四是对传统建筑的热爱，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培养。
在我们进行的规划里，建筑改造完之后我们诧异的是，村民合作社也没跟我们商量，就把旁边的房子按照我们大概规划的方式，自己重新改造了一个传统风貌的建筑，而且改造得还不错，说明我们工作的想法得到了实现。施工的师傅是当地一个主要的工匠，这种传统的工匠不仅仅有一些传统的手艺，他还会帮助实现很多的想法，在传统中有很多创新。
另外特别值得分享的是有一个青年，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他就跟着不说话。我特别奇怪，不知道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后来问了村里人，他们说这个人智力上稍微有点问题，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他一直跟着，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通过三年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可以和人打交道了。所以可以说，村庄产业的凋零和人口的凋零，也造成了人的精神上的凋零。但是如果通过一些实际的事情和产业的复苏，人的精神也同样能够得到恢复。
河道的改造能够让村庄提升形象。在完成了形象工程之后，我们同时也完成了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民生工程，但是这个民生工程不能一开始弄，就是因为这个民生工程一开始是很难见到成效的，而且工作量非常大。如果把这个放在前面，有可能村民慢慢的就会丧失信心。在完成这两步之后，我们就开始启动了一些不好建筑的拆除，一些传统风貌建筑的改造。这两项工作在前面两项工作完成之后，进展得非常快。
第二个策略就是公共活动空间的建立，它可以重塑社区凝聚力。原来是特别封闭的空间，铁门一关也没有人用，我们通过建筑师的改造，把它变成了社区的活动空间，村民就可以使用这个空间进行一些常规的活动，比如像唱戏，比如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儿，一些村民的婚礼也可以在这里办。这个地方原来是老区，有一些知青也可以回到这里回忆当年的岁月。另外有了这个公共空间以外，除了村民使用，同时还成为了这个村第一批获得经济收入的地方。因为这个场地非常大，所以村民就把它租给当地的大别山干部学院做培训用。当时我们改造完了以后，大别山干部学院就看上了我们这个场地，经常来这儿开会，开完会吃饭，就变成了村里第一笔营收。这也是给了村民一个很好的信心，就是村庄保护的同时也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
另外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今年清明节后，在这里举办了首届乡村复兴国际论坛。这是第一个在乡村里办论坛的尝试。这个场地虽然很大，但是最多只能容纳400人，结果会议来了600多人，非常热闹。除了公共设施以外，很多的场地和设施都被用了起来。我们请了一些国际的嘉宾，他们演讲完之后人就不见了，都去到处去转了。同时还有村民技能的培训，包括卫生方面的，家庭健康项目的，还有开展了志愿服务的培训。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三年的发展，村子建设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我们统计了小长假的数据，到今年“五一”最后一天，这么一个小山村里日均游客是2万人。因为有旅游，村民自发地开展了一些农家乐和旅馆，所以它的经济有很好的发展。
除了建设之外，我们还组织了在地化的专业管理团队，对村庄的整体运营和品牌建设进行控制。因为依靠村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接待，但是对于整个村的需求，可能是合作社都不擅长的事情。所以我们找到当地比较有影响的小伙子，他成立了这样一个专门为西河经营的工作室。他在村里利用博物馆的空间开了餐馆，建了比较快满足居住需求的帐篷，因为它保温和隔热效果非常好。另外他们村也拓展对外的交往，跟对接的村子签了一些协议。
最后一个是希望它在产业上能够有所发展，摆脱现在发展单靠旅游的情况。当地有比较特色的农产品，我们建立村淘站，帮助他们进行品牌的设计和宣传。比如当地茶油传统的工艺，我们帮他们设计包装产品。
通过我们的经验，村落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基本上是四块组成的，有政府、村民、规划设计师和运营团队，这四个是不同的角色，但是有共同的目标。只要四块都能够向同一个目标达成谅解，能够协同一致，村落遗产保护发展就能顺利进行。
谢谢大家。
主持人：以上是我们今天进行学术分享的六个不同环节的全部内容，再次对所有参加学术分享的嘉宾的精彩贡献表示感谢！
高端对话
下面进行对话环节：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对话环节除了台上的几位，台下也还有参加对话的特邀贵宾。还是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各位嘉宾在进行了非常劳累的准备、精彩的分享之后，还被我们请到台上来进行研讨。今天的主题是在地视野下的遗产保护，我们讨论了很多，非常全面和广泛，不仅有各方面的工作，而且这里有大家如何重视本土价值的认识，如何建立推广各种文化活动，来传播刚才我们说的价值，如何保护更好的建筑环境或者说生活环境，包括推动本地的保护机制、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提出了很多方面非常重要的经验。代表性也非常广泛，不仅有藏区的扎西，还有华南的谭老师，还有来自台湾地区宝岛的很多经验，汇集很多精彩的想法，我们也非常高兴能把大家的想法再聚到一起做一些深入的研讨。
我想首先请罗家德老师。罗老师作为清华社会学系资深的学者，也参与了很多在街区保护方面的社区参与、社区推动的工作，像杨柳村、大栅栏社区的推动活动。所以我觉得您可能有非常深的体会，请您花几分钟时间介绍一些您的体会，有哪些工作可以供我们借鉴？如果可以的话，也请您稍微评价一下刚才几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让我们加深对各位工作的认识。
罗家德：评论不敢说，我也不会这么不自量力地一一点评，我先讲几句话。在很早以前，几乎在八年前，我们和袁院长一起在灾区。在那个之后，我就把台湾地区的经验引到内地这边，参与一些社区建设。当然这一路走来有很多想法，也累计了一些经验，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
我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扎西讲的，在这么多同界案例中找到一个案子，一定要给一个在地的建筑队。在地建筑队做完以后，他们也很高兴。我的脑子里第一个印象，马上一个图像闪过的是一片大地大灾之后，一片荒芜大地竟然长出了一段小小的绿草，感受到一个在地力量的出现和在地力量的萌芽。
我刚才讲过和刘老师一起在灾区，尤其是政府说三年重建两年完成之后，其实就很难再想象像美吟老师讲的，花30年的时间工匠体系和精神去营造什么东西。当我看到这样一个重建过程完毕之后，给在地留下了一个芽那种感觉。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第二，我听到谭老师谈到一个好丑好丑的庙竟然是村民自己要盖的，忽然在一刹那变成建筑师尊重了在地的观点。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侨乡真正花了很大的工夫做在地的工匠精神和工匠体系。不管他们的审美观有多么不为我所接受，但是最后我尊重了他们。这个故事让我们忽然感觉到，这就像林老师讲的，他们是一个村一个村慢慢地干，每一个村的建设是每一个在地人自己精神的体现，这是我们现在讲的，如何把在地的社区营造关注到在地的建筑和在地文化程序的过程。
当然，我也很希望我们建筑界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院长，和我们很辛苦地在为大栅栏老北京文化有所补充。因为我们看得到，我们原来在这样的地方，大家总是喜欢把它搞成南锣鼓巷，总是喜欢把它搞成有文化味道的一条商业街，我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修房子，总是想想商业化。但是我们现在透过社区营造的手法，其实花了三年还没有出来一个什么文件。在三年的过程中，希望在地的居民在一步步凝结，但是寄于一个四合院的居民，五户、七户竟然合议了。现在他们的做法是找欧美的设计师，搞了12间的房子的试验，非常商业化，在地居民非常不喜欢。我们希望可能花三万、五万的奖励金，他们自己出一点，大家共同一起来做，变成一个四合院在地慢慢地改善。但是据说尤其在灾区，这是很难执行的，因为政府要看到三年建设、两年完成的成果。
我在这里也想提一些问题，简单讲就是我们有一个社区营造建筑的景象，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但是实际上，我自己常常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这套理念在不断地自我质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真的是那么在意吗？因为我记得我到金门去的时候，碰到一个很有趣的外来人，好像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在那里搞的民宿。他搞的民宿还很有特色的，我带朋友去，先看我们的名单，一看来这都是往来无白丁，他才接待我们。那个民宿主任很有个性，我觉得很有趣。
第二个我在思考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喜欢讲保护，也很喜欢讲我们所期待看到的所谓的在地文化的重塑。我在大栅栏最核心的感受是，大栅栏的人你跟他们讲保护，政府强迫他们保护，要不然当地的居民一看到我们去了就说我多爱我们的在地文化，我祖祖辈辈在这里，绝对不走。后来问我们现在多少钱一平米？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地人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又不是那么在乎在地文化。
再来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今天不断地讲活的文化，人在那里经过了好长时间的种子发芽、绿芽最后成大树，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延续在地文化和在地文化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是我刚才讲了这是多少时间的浇灌，在地的人真的这样想吗？所以这都是我自己在做的过程中，有时候反而不断地质疑我自己。
主持人：也希望哪位老师回应一下。
林美吟：我今天所谈的东西，我也希望大家能来金门体验。首先，您可以想象一个160人的村，很多是单姓村，宗族血缘关系很强。即便如此，您刚刚讲的有些房屋倒塌，一些人去外地工作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案例有一件事情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没有任何的外资企业，就是像这样的国家公园，其实是一个政府机制，我也是审查委员。民宿要标的时候，大家要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今天这个企业，它可能看你赚不赚钱。包括我第二个案例，那个镇长其实一开始压力很大，因为是人家的私有财产，你去租人家的私有地，一开始连议员都在反对，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后来我跟他说这不是业绩，是政绩，就是你怎么去看。
这个地方最后能火起来，所以当这些人越来越多在地回游的，而且一开口就是跟我们说，我就是因为知道这里有这件事情，我才会从台湾回来，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他们提出来的方案超出我的想象，所以最后我实在不能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规划做得太满了，说这里要做什么，那里要做什么，可能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是留了空间，因为我也不知道会有谁要来。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我觉得时间还挺重要的。所以我很多民宿的好朋友最近问我，2月份刚做完了走村，就是整个村子只要是民宿的，全打开让你玩，金门居民就可以串门，这是他们自己决定要这样做。
所以人是活的，不管是不是外来人，因为我在那儿住了十年，后来是金门朋友跟我说你就是金门人，我自己还不清楚，因为我觉得我们做规划的人一直在移动，尤其在很多的区域，可是我们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而且我是到第五年后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刚刚那些故事有些可能会先花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最近刚保了一座庙，这个庙里石材都进来了，就是要盖新的，可是最后谁说服他保留的？就是我们上过课的种子教师，现在这个种子撒出去之后我们就很轻松，因为我不可能天天去盯着他，可是居民天天出去跟庙主人说这个有价值。所以，等于是说你的网络不是学术网络，是那个区域里只要是对文化遗产有兴趣、有想法的人就可以连接起来。而且，你要去思考，签30年的地上，修一栋房子估算工厂可以周转平衡就可以了，就不会有很多利益上必须考量的事情。所以合作机制上，基本上就不会有专业的人，还有政府部门的人，还有在地居民来，分数还会再加分一些，这都是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做的。
因此居民就非常重要，像大栅栏我去过一次。去年参加清华交流营的时候，我很关注也很喜欢这个感觉，我觉得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有这么多人在那个年代去那个区域的状态。这和金门很不一样，不是宗族的社会。在台湾，我们认为可能有点类似像变村的感觉。1949年的时候，有人从各地聚集到了台湾的某个区域，在那里形成了一个环境，现在都列为台湾的文化资产保护对象。像这样未来怎么思考那个区域？很有可能跟宗族俱乐部不一样，这当然也涉及到内地，所以您可能多听他们的故事记忆，或许钱当然还是会在意的，我们也会遇到。但是我真的觉得，到后来你会慢慢地发现，他的本心不一定是钱。
霍晓卫：罗家德老师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觉得很多人似乎并不是很认同在地性，或者说对于在地性，所谓的原住民并不是真的很有感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有相似感受。对于在地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市民或村民的态度都有区别。总体而言，就是乡村强于城市，东南沿海强于中部地区。
另一方面，拿刚才罗老师说到的，在城市中，社区居民不在意在地性，并不是因为在地性不重要，而是因为城市里，社区的居民缺少对于社区的感情，社区缺少社区的氛围。居民对社区没有那么强烈的依赖，无论是文化方面，还是经济方面。所以我想无论是城里还是村里，要使居民认可在地性，首先要把社区的联结做起来。不能简单地认为居民不在意在地性，他们都愿意搬出来。我们要认识到资本的诱惑力是非常强大的，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社区氛围与联结的社区。其实，即便对村庄来说，就算是有很强的社区联系，面对资本的力量，仍然可能被打破，村民会放弃社区。
所以，如果说我们希望加强项目的在地性，结合一些具备较好条件的项目条件，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社会学的一些技术手段，把社区建立起来，然后再谈怎么样开展在地的项目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拜访清华社会学系的沈原老师，他说起杨梅竹斜街的社区营建工作，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跟老百姓表示，肯定不会搬迁的，这几年肯定不会搬迁，让社区居民断了这个念头。老百姓心里踏实了，就不会再瞎琢磨。接着逐渐开展一些社区活动，让大家觉得在这个社区很有意思啊，社区的联系就逐渐建立起来了。另外一个例子，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城，今天看社区氛围很好。但其实之前华人移民到那个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他买下来的，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租的，并不具备成立稳定社区的条件。波士顿政府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中国城有社区的感觉，决定把中国城一些政府所有的土地交给华人社区组织管理，当地的华人社区组织可以用这块地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来培养维系社区的人，这样社区就营建起来了，这是最基本的基础。
主持人：刚才几位都特别关注的是如何推动本地传统强化和复兴，有些都是从局外人或者外来者怎么帮助或者来认识，来强化传统，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扎西同志，他是藏地传统的藏族人，身份最为具有本土价值。我觉得您刚才对好多事情的评价，从传统民族的信仰文化出发，提出来的看法实际上是合乎性，但是我觉得好多时候的社区并没有这种，一说藏民就信这个，其他人可能就有问题。但我觉得，这种问题在其他地方，我们怎么来找到这种类似的合乎性，不知道扎西同志有什么体会？或者作为本土信仰非常深厚的同志，有没有这方面怎么帮助找到在地化的核心？请扎西同志介绍一下。
军镁扎西：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突然想起一个人，是一个很有思辨能力，包括在佛学方面很厉害的、在全世界很有名的人。他有一次在北大做讲座，他说我来到中国，觉得中国真好，到处是高楼大厦，物质条件非常好，跟印度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印度的感觉是脏乱差，但是印度人就喜欢下午去晒太阳，而中国人一天到晚就喜欢工作，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今天我说的这些东西能不能给大家一些体悟，我不想去展开。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层面来说，在藏民族的信仰里真善美，特别是对宗教、对于佛教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我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说你们藏族人真是有问题，干嘛非要从你们家磕头到大昭寺，就直接飞过去在那儿好好磕就完了，这是划不来的事情。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力量从自己家磕头到大昭寺。我希望用我的身体力行的过程，让全世界的生灵远离病痛、苦恼、引导。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境界。
我觉得作为一个在地的规划师、建筑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也好，党组人也好，确实这几年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应该是用很谦卑的姿态，从在地的感觉为他们做事情。而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你的经历的。我为什么刚才讲缘起？因为我是经过这些训练和认识的。这些认识不见得完全是对的，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是对的。我在努力让对的东西尽量地让大家知道，不对的东西尽量的地修炼自己，共同去成长，在一个地方开花结果。
主持人：确实说出了很多图上看到的内容。我也想请教一下李老师，李老师服务在地的时间非常长，背后还有陈先生这样坚持工作的建筑师。刚才好像说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有教育、复兴、民约，很多都是建筑师看到的图纸以外的东西。两位觉得这里共通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支持我们坚持这种探索？
李秋香：刚才谈到了在地问题，社区怎么在地？人心怎么在地？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发展起来的。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追踪了20多年，应该说从97年开始到现在，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一切都按照我们预期的，按照文物保护，从村落整体、村落发展、村民共同富裕这些理念，一起起步、一起共同发展到今天。所以我觉得在地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
第一，我刚才介绍的诸葛村是一个特例，是没有复制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家族式的。在这之前一直都是兰溪市政府、乡政府、村政府三级管理，一致做不好，后来才出现了破坏性的事情。又是八卦，又是火车皮房子建设。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村民大会讨论。村民大会靠谁集中起来呢？靠的是家族的势力。我为什么一定要介绍这个村子的背景呢？就是告诉大家它是一个血缘村落为主体的。尽管后来发展了商业，但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士农工商中商是最末的，这个传统观念到今天可能有所转变，但是在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90年代甚至是80年代末的时候，这种观念在农村依旧深入人心。于是商业再发展，穿得再好，依旧在祭祖的时候，血缘村落的家族组长要站在第一位。商会会长永远是第二位、第三位的位置。这样就决定了血缘村落是整个村落的一个核心。一个最有凝聚力的，最能够抓住人心，也最能够激活人心的重要机制单位。
到了91年以后，因为县政府不能管了，就把这个权限下放到了村里，村里当时就感觉我们能搞不好吗？因为我们一直追踪，所以我们去了才出现了后面的顾问小组。从91年6月开始，他们这个村子就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这个自治组织就是以血缘村落的家族式管理为依托。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旅游公司，然后再成立了其他方面的古建修缮度。古建修缮，大家都知道首先要对本地很清晰，要有懂得传承的老工匠去修缮。材料、工匠意识、风格做法，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本地的。所以有了这个传承以后，一系列的东西都跟上了，有服务的，有修缮的，有管理的。
机制的改变主要是从官方进入多家族，当然这是一个特例，是一个个案。现在它的发展也是在这样一个家族式的引导下，规模更大了，体制更为健全，更为成熟了。从去年开始，兰溪市政府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有很多国外的学者，还有很多大陆的学者参与。在开会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其中就有一条讲跨界发展。当时我在会上说，跨界发展对我们未来的村落保护和村落旅游的发展，或者是对我们这一区域的旅游发展，将是一个最好的大利。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江浙一带的村子相对来说比较紧密。我这个村子保护了，别的村子乱糟糟直接影响我。我又不可能在保护过程中把保护地带划得非常大，也不可能管理。其次，如果说一个村保护，将来我们在旅游、共同发展，给老百姓提供共同富裕资本的同时，一个点不足以维持获益。因为我们知道旅游发展或成片或成线，这样才有可能给旅游带来一个循环，这样让旅游者可以居住，可以多待几天，这样的发展趋势才可能使我们未来的旅游发展好。第三点就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只有这样跨界和若干村落形成一个片区，才有可能带动我们整个这个区片的共同致富、共同发展、共同提升，尤其是文化上的提升。有了这三点以后，我们这个区片的发展一定有非常好的前景。
我讲了这个以后，很多人在讨论过程中也呼应，他们也觉得应该做这个工作。因为诸葛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的兰溪、剑阁、衢州三界的交接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跨界的共同保护、共同发展，最终达不到共同致富的可能。长久的把它遗忘在某一个地方，再好的村落时间长了，也会变成被遗忘的角落。
所以怎么在地？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机制所形成的效益。现在他们希望给大家这样的跨区保护，我们也帮助他们筹划做一些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
再一个例子，我们长期追踪并非只有一个村落，因为只有一个村子不足以成为经验和推广的方式。我们在剑阁还关注了一个村子，而且关注的时间更长，中间曾经走了一段弯路。这个村是一个纯农业村，一直在纯农业的状态发展，所以村落的结构、村落的特质也是血缘的。但是这个村落在发展机制上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长期过于依赖政府，使得宗族机构没有真正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没有把自身的力量调动起来。于是就很疲软，政府稍微松一点就不行了，政府抓一点就上来了。
从07年开始我们年年关注这个村，因为我们觉得起起伏伏对一个村落的未来是不好的。尤其是起起伏伏对一个传统的古村落是更不好的。因为古村落的保护，我们最初提的是整体性保护，也有可能现在没有完全的可能实施或者是实施起来困难非常多。但是作为全中国偌大的一片土地里，我们只保留了那么几个，而且还不能完整的保护下来，只保护了村落中的某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败。我们政府、研究者、学者应该努力的促成这项工作，或者是这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咱们国家的土地政策就是这样，如果要盖新房就要拆旧房，后来我们在各个层面呼吁反映才取消了，可以建立新村。07年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收拾残局，因为他们周边已经盖满了。老村的部分成为核心，周边盖了厚厚的一层高楼，这个村子就完了，环境也完了，因为把树都砍了。之后，来了一个领导干部，这个领导干部是文化人出身，他说知道这个村子有问题，因为不断地换届，对地方的保护非常不利，没有可持续的工作，也没有更长远的思考。所以他来了之后，下决心把这个工作搞起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不断地盯紧，即便政府在这方面的力量会影响村落的发展和保护状态，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做了保护规划，重新做了合理利用的规划，重新帮他们树立了旅游的东西，帮他们重新做了一些民居提升。
我一直是这样强调，民居提升了民宿不完全一致。因为我们希望农村居住的人能够得到生活的品质。他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的品质之外，还可以享受到城里人不能享受到的更舒适的乡村生活。很多地方专门把房子拿出来专门做民宿，不做别的。我们老百姓不住的时候可以出租，明天他们一家到外地旅游了，或者是去外地住半年，整套房子可以租出去，他回来照样可以居住。这样一种灵活的方式，就可以把所谓的纯粹的民宿划归成老百姓在提升过程中的福利，这样老百姓是非常愿意的。我们一系列的工作这样做下来，现在这个村子发展的还是很好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机制，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激活这些机制的潜能。
主持人：您觉得比较长效的还是多使用传统机制。不知道黄老师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
黄薇：我不是建筑师，也不是一个学者。我的身份，一半是农民，一半是社会活动家，连接政府和农村工作。如果说“在地视野”的遗产保护，进坑的老百姓主动把我的户口迁过去进坑，所以我是进坑村民。
我们的情况很特别，我刚才说了对进坑的设计和建设不是按照一般的传统村落的概念做的。我是安徽徽州人，徽州家族的氛围很浓。但是现在我所在的进坑，一点家族的影子都没有，代表了景德镇文化，“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村里人没有什么血缘关系，700多人都是外来移民。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离开了景德镇这个大环境，进坑没有可复制性。因为进坑归景德镇，我对他的设计理想中是一个文化平台的设计。文化和教育功能将是未来的主导。老百姓在其中会起到应该有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的体会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乡村建设的问题。英国的乡村被称作英国最宝贵的遗产，可能中国最宝贵的遗产也是在乡村。在此，我呼吁知识分子积极下乡！
我很荣幸这次被评为瓷都十大杰出青年，在杰出青年座谈会上，景德镇政府领导说：进坑的模式打破了我们过去新农村建设的模式，这是国家政策没有的，景德镇可以试验这样一个模式，就是选几个典型的村子，然后配一个自愿下乡的工作组和知识分子，再配部分经费看看行不行。如果这样的模式可行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由政府支持，新时代知识分子主动下乡的时代！ 至少景德镇的乡村建设大有未来！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每个村子的资源要有非常深入的前期资源调查和分析，乡村建设不可以同质化，一定要找到每个村子的灵魂是什么？围绕这个灵魂其实用什么手段都可以，条条大道通罗马。目标一定要明确，手段可以多元化。
主持人：谭老师在仓东提了教育基地的方式，有教育，有受众，有教育的支持，您觉得需要教育支持的是什么方面？对于多元化的机制是怎么做的？
谭金花：我觉得文化遗产真的是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只要有心。因为我是教育者，而且我看到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因为缺乏教育，所以我就从这方面去做。村里面没有收入，我们有田，但是我们的田就种稻谷，可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的收入就是教育的收入，因为我们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收费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学生来自全世界，来我们这里实习的我们也收费。比如说我们引进一个学生，他要体会在地如何做文化遗产的，现在主要是外国的学生。他要了解中国的文化。这是一个了解中国的家族文化，是一个700年左右的村落，所以是非常强的血缘宗族，我们那里跟李老师所说的诸葛村相似。
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的人很重要。他们也知道家族祠堂是非常有凝聚力的地方。我们不收门票，村民也愿意带他们的亲戚朋友来，村民在这个过程中有工资的收入。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外面的人来了，村民就好象对待自己的亲戚朋友一样，所以在我们那里感受会非常亲切，每次走的时候都觉得下次还要来。
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卖得那么贵，因为我们任何东西都是广东话、普通话、英文，起码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西方国家的户外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是找一个有文化的地方进行活动。比如说金门大学海外生的专业是学医的，我们整个的行程就要帮他们安排乡村的中药中医。如果他是学建筑的，我们就从建筑的角度来安排整个的行程。如果是历史、社会学、文化的，我们就从文化、社会学方面安排。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词，叫量身订做他们的课程。
主持人：所以还是传统深厚的文化产生了深厚的价值，你们是通过我们机制上的探索争取把这种价值释放出来，这是今天给我们提供的借鉴和方向。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和听众。我们今天下午分享了很多知识，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和深入的探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