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4年《城市蓝皮书》报告指出，特大城市需要分阶段进行功能疏解，初期促使传统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向外扩散，中期促使商业综合体、学校等向外扩散；后期促使部分行政机关、部分企业总部等向外扩散。

  当前，包括北京在内的特大城市人口聚集过多，导致交通拥挤、用水紧张、教育资源不足等系列问题。

  中国社科院城市所研究员王业强指出，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应该建立“人口过滤”功能，要发挥市场调节人口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对人口调控的积极作用。

  建议北京分阶段疏解功能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应该分阶段实施非核心功能疏解。

  为此，初期促使传统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包括传统制造业、大型专业批发市场、物流基地、交通枢纽、大型游乐园等向外扩散。

  目前北京已经开始将大红门、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向外搬迁。北京汽车厂也开始在沧州黄骅港生产。另外北京现代汽车也有望往沧州黄骅港搬迁。

  而接下来，中期目标，是要促使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科研机构、体育场馆等向外扩散。最后才是后期促使部分行政机关、部分企业总部等向外扩散。

  对此，中国社科院城市所研究员王业强指出，这需要健全市场调控机制，修复城市“人口过滤”功能。

  比如现在北京在过度福利化的公交补贴、住房补贴、市政公用设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特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这些部分应该取消。 此外，发挥政府对人口调控的积极作用。特大城市应该设置人口聚集的底线标准，以房子控人、以业控人，控制偷盗、乞讨人员进入城市。

  同时还要改变中国的特大城市由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过多地干预的情况。比如城市过度的补贴，保护和阻碍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比如说一些机关团体、附属单位可能使用划拨土地，对地价不敏感。还有国有、准国有属性对劳动用工成本不敏感。”王业强说。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核心问题还是在城市功能定位，像新加坡每平方公里内要解决内部30-40%的就业，北京等大城市是坐地铁到很远地方去完成出行。“所以原来的城市功能截然分区都需要再调整、再布局。”他说。

  城市病背后的体制性因素

  不过，如果将大学、机关、企业前移到北京周边，甚至到小城市，则与目前的体制存在矛盾。

  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举例说，美国一些大学没有办在城里，都是建在小镇里，有的三百年、二百年，而且很稳定，只要学校不倒，就业机会永远存在。

  但是北京和天津的问题是，“不敢放这些优质产业，担心走了以后GDP(地区生产总值)丢了，现在吞吞吐吐。”他说。

  目前京津地区比较发达，但是周边张家口、承德、保定等地不只是产业，而且高校、科研等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北京、天津与周边地区的断崖现象。

  同时，目前的行政体制因素，可能制约了北京、天津的一些优质资源向外疏解。

  国务院发展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林家彬指出，城市是分级别的， 级别最高的城市在获取资源进行博弈的力量越强，因此越容易获得资源，使得各种行政资源向层级比较高的城市集中。

  因为城市也要追求GDP。 城市发展中政府更亲商而不是亲民，把招商引资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民生没有那么关注。“政府重面子轻里子，容易出政绩的地方会花大力气做，表面上看不到的地方比较轻视。这是关于城市病背后的体制机制性因素。”他说。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据悉，北京的高校有七八十所。一些高校目前用地非常紧张，希望搬迁。不过这些学校搬迁本身自己没有自主权，需要涉及的主管部委要经北京市教育部门确定。而这些学校一般都是尽可能在北京郊县设立分校区，而不是在另外一个小城办学。

  杨宜勇则认为，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国外的城市都是平等的，没有行政级别，不存在正部级、副部级的差别，所以容易实现一体化融合。但是京津冀因为有体制因素， 京津冀一体化目前难以成为“一家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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