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取消了地铁2元票价，将实施阶梯式票价，以价格实现对地铁乘客的分流。这事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热议。这种政策背后是中国式的城市病：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资源过于集中、人口过于集中，城市病在交通、医疗、教育等低燃点上爆发。

  事实上，决策层已做出了政策微调。近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变了之前“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的提法。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落实，有相关解读指这意味着北上广深的落户政策收紧。

  笔者以为，这个决策固然不能皆大欢喜，但至少是“救时之方”。我的不少自由市场派朋友，曾非常乐观地看着城市规模一步步扩大，他们不认为城市存在极限，斥之为“万恶的行政管制”。他们的信条和逻辑起点很单纯；人是理性的，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因为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涌向城市，而这些人是自主选择的，远比政府制订的城市规划更理性；所以，只要人们还在涌向城市，就说明城市还没有饱和。

  其实，人如果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就不会发生人群拥挤、踩踏的事；人如果真是精于计算，就应该明白在北京那么拥挤的地铁里，自己遭受的痛苦，远高于2元低票价带来的福利。所以，不能用还有人在往北上广深挤，就认定城市不需要限流。

  城市的规模受到各种资源禀赋的约束，而且城市的规模，事实上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决定的。并且，城市很多资源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资源具有相当的刚性，不可能短时间内随着人口而飙升。

  当然，特大城市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并不等同于排外，更不是说要走回头路，强化旧有的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当下的户籍改革思路，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近日已阐述得比较清晰了———首先，必须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各项福利待遇；其次，到2020年，要建立一套新型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户口的迁入条件以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为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为登记形式。就是说，将来会逐渐强化居住地管理，以基于实有人口、真实住所、稳定职业的居住证制度，代替目前基于复杂的血源传承、严厉行政管理的户籍制度。同时，逐步实现基于经常居住地的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

  就拿北京的2元地铁票价来说，非但没有普惠市民，反而成为市民负担，根子还在城市人口规模过载于城市交通资源。这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并非一放了之，而是要根据不同城市的规模、禀赋进行分类推进、精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