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房地产圈

　　年轻漂亮变成了生意场的劣势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对做生意感兴趣的？

　　田朴珺：我家里以前就是做生意的，所以多少会受到这个氛围的影响。小的时候大人出去谈事会带着我，我就在旁边玩，听人家谈事。我在香港待了两年拍戏，当我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刚好有一家香港的公司需要我帮忙，就顺其自然地去做生意了。

　　新京报：2006年演《相思树》时你已经开始房地产方面的工作了？

　　田朴珺：我2006年回来已经开始做一些跟生意有关的事情，也蛮享受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好的演员来自于生活。客观上讲，我是读书一路上来，比较顺利，没有经历太多的社会。再加上你又是相对比较年轻、漂亮的女孩，很多人就会谦让你一点。但是你做生意之后，没有人会特别照顾你，你没有那个光环，没有任何优待，甚至可能因为你年轻或者漂亮会变成某种劣势。很多人会觉得这么年轻的女孩到底能不能做事，或者长成这样的姑娘，她到底愿不愿意去吃苦，反而优势会变成你的劣势。所以你只能去克服别人看你的眼光。你做得要比别人多，持之以恒，别人才会看到原来这个女孩挺努力的，才会把那种眼光慢慢扭转过来。

　　新京报：你当时进入房地产投资，门槛挺高的。那个时候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田朴珺：我肯定是遇到很多困难。这个困难没有办法去一一列举，因为可能在那个坎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特别难，恨不得每一件事情都被它烦着，饭都吃不下。但是不论多难，我坚信一件事情，你坚持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这句话虽然很俗，可能无数人都说过，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地听完这句话把它坚持下来。这个是不多的。

　　可能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在生活里认识不少我认为成功、优秀的人。跟他们见面聊天，就不知不觉问那些长者你当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能不能跟我讲讲。归纳总结到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所有人遇到困难，都是(在想)怎么把它熬过去。你只要相信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你只要相信任何事情没有过不去的坎，你只要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去美国读书

　　闲下来是浪费生命

　　新京报：你在已经生意小有成就的时候，去上长江商学院，又去美国读书，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来学习？

　　田朴珺：可能跟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因为我小时候家教非常严，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除了上学之外，我的课余时间全都在补课，周末我也要上各种辅导课。我已经习惯于我的生活被填得满满。有一段时间我回上海家里没什么事干，看到旁边有一个魔术班，我还跟人家学了三天魔术。就是觉得闲下来应该学点什么，不应该长时间的空在那儿，我觉得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

　　新京报：有的人留学是为了去镀金，有的人是想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这些在你看来都不太成立？

　　田朴珺：可能对我来说最大的放松就是每天收拾屋子的时候。我解决烦心事的方式，就是拿抹布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拿纸巾把家里的踢脚线擦得干干净净，好像把污浊的垃圾扔掉。所以我享受把每天排得满满的，让我没有时间去考虑我有什么不满足的。

　　新京报：学英语挺难的，做投资也需要接触数学方面的知识。你在学习过程中，怎么克服学这么专业的知识？

　　田朴珺：我是很感性的一个人，逻辑性很差。对我来说可能演戏更像我自己，因为它是感性地挥发你对角色的理解，你只要顺其自然去演。但是做生意是另外一套逻辑思维，对我来讲真的挺难的。一开始我做的时候，我曾经去给一个投资公司打工，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可能我有一点点同龄人没有享受过的过程，就是我十八九岁以后不曾去过迪斯科，没有去过夜店。我觉得自己天生过着50多岁人的生活状态，一直在比较平和的状态里。

　　新京报：不管是做演员，还是做生意，大家想象中都是接触夜生活，你完全没有？

　　田朴珺：完全没有。我真的没有喝过一口酒，甚至啤酒。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前世可能是喝了很多酒，歌舞升平死的，所以这辈子对这事天生不感兴趣。我记得18岁生日，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问可不可以去次迪斯科。然后在上海就跟几个朋友去迪斯科过生日，大概半个钟头，就出来了。我跟我妈说震得我心脏难受，不太喜欢。我更喜欢的方式就是三五个好朋友，大家坐在一起聊天，那个是我特别喜欢跟人交谈的状态。可能因为我心脏不是特别好，我受不了那种特别吵的环境。

　　留学生活

　　租十几平米房子当普通学生

　　新京报：去美国学习的时候，遇到实际的困难了吗？

　　田朴珺：我就是过一个简单的留学生的生活，每天坐地铁，走路。在北京你有车有房子，当时在纽约也没住的地方，到处去找房子，租房子。我记得当时租的房子没有空调，没有窗帘，我都快疯了。但是因为我临时去租房，只能找到这种条件的房子，马上要搬进去，不然就得睡马路了，所以坚持忍着自己戴一个眼罩。当时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哪有卖窗帘的。然后没有空调，特别热。因为我那个房子很小很小，大概十几平米。有一个小的厨房，但是没有抽油烟机，因为老外做饭很少有油烟，所以我也不敢在那儿做饭。

　　后来热得实在受不了，只能打电话给房东，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装一个空调。房东说行，第二天人就来了。我看那空调大概十几年没用过。他说你热的时候就开这个，不热的时候就关一下，交一百块钱就行了。结果晚上打开的时候，震得根本无法睡觉。我只能把门关上，开着它，尽量保存冷气，等我睡觉的时候把它关上，平时能不开空调就不开。

　　新京报：以你的经济情况完全有条件可以住更好的房子，你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过穷留学生的生活？

　　田朴珺：对，有那么一点点自虐式的状态。家教给我的感觉是，最牛的人是要跳得了龙门，也要钻得了狗洞的。所以我觉得那样的状态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那时我身上没带什么美元，我跟我一个姐姐打电话，告诉她我银行卡只剩四百美元。当时他们听完第一反应是用不用我给你汇点钱。我说不要，这四百美元挺好的。后来就这样花了一个多月。

　　我跟朋友说我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他们都不相信。但我觉得很好，尤其我在纽约有一个半月没有坐过汽车，只是靠走路和坐地铁。记得有一次看到有车开过去，突然有种原来有车是很奢侈的事的感觉。同学之间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到底在一个什么经济状态下，我不想有什么特殊化，所以我觉得过这种普通留学生的生活挺好的。

　　“我的叛逆是不想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是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太容易让我们去说‘Yes’，但是其实我们在回答之前应该多去想想‘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