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不会抛弃农村

  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来,我省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率达到53.5%,开始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今后五年,我省将强化城镇化支撑,实施《湖北省城镇化与城镇发展战略规划》,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一主两副”为引领,区域中心城市为支撑,县城和中心镇为节点的现代城镇体系。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增至15个左右,中小城市增至50个左右,3万人口以上建制镇增至100个左右。城镇化率达到58%。

  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如何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近日,本报专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两位专家针对城镇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就各自研究领域,分别提出了见解。

  要以不牺牲、不抛弃农村为前提

  长江商报:湖北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解读“新型”两字?

  徐勇:过去讲“城镇化”,只考虑到城镇这一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把农村“丢掉”。“新型城镇化”是以不牺牲、不抛弃农村为前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新”就要新在这一点上。

  秦尊文:新型城镇化主要是与前30年,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镇化相对的概念。一是“四化同步”下的城镇化,遵循工业化与城镇化、信息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与新城镇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而不是过去那种“五个轮子一起转,重点抓村办”,脱离了城镇化的工业化,也不是那种脱离了工业化的城镇化;二是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民营经济推动的城市化机制,而不是过去那种政府强力推动、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够的城镇化;三是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而不是过去那种“有水快流”、单纯GDP导向的城镇化;四是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一主两副”为引领,区域中心城市为支撑,县城和中心镇为节点的现代城镇体系,改变过去重点抓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新型城镇化”是以不牺牲、不抛弃农村为前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新”就要新在这一点上。

  新型城镇化要注重平衡

  长江商报:湖北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哪些问题会成为主要的困难,又如何解决?

  徐勇:湖北的特点就是武汉“一城独大”,就算武汉再大,也没办法把整个湖北省的农村带动起来。这就要借助一些中等城市、县城和县城以下的镇,借助这些不同层级城镇来构建完整、多层次的新型城镇体系,借用这些离农村更近的中小城市、城镇,把农村带动起来。

  秦尊文: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不发达,吸纳就业人口有限。

  长江商报:在当前全国省域城镇体系中,类似武汉市“一城独大”的格局比较少,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徐勇:武汉“一城独大”可以说最突出,临近我们的河南,跟我们最大区别就是它的中等城市比较发达,像洛阳、开封、信阳等都颇具规模,省会郑州只是一个相对大的城市。像湖南,长沙也不是鹤立鸡群。而武汉与周边城市相比,就是大的很大,小的很小。

  “一城独大”有弊端,也有好处,比如说一个地方靠一个大城市,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但一个城市一旦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又会产生负效应,因为它成本高。“大武汉”的形成受其独特地貌因素影响,因为它有两条江,其他的地方不可能有。武汉内部是多中心划分,有武昌、汉口、汉阳3个中心,目前它的容量还可以,今后“1 8”城市圈融为一体后,这个规模效应会显得更明显。

  假如武汉卫星城镇带形成,可以容纳2000万人,这相当于湖北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像东京、首尔,它一个城市就能消化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

  秦尊文:武汉市“一城独大”的格局,并不是关键问题。这是因为武汉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在省域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城市,把它硬放在省内比较,当然是“一城独大”。如果放在全国,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比,武汉一点都不大。武汉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在全国比。

  当然,从省域范围来讲,我们(湖北)要缩小其他城市与武汉的差距。比如我们搞了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指宜昌和襄阳),这在全国是个创举,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有些省份也借用湖北的概念,提“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概念。未来推进湖北的城镇化,仍然要继续做强做大武汉,这在全省是不平衡战略,但在全国是平衡战略;同时,要加快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全省城镇协调发展,这在全省是平衡战略。

  湖北的特点就是武汉“一城独大”,就算武汉再大,也没办法把整个湖北省的农村带动起来。

  推进湖北城镇化,仍然要继续做强做大武汉,同时要加快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

  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病”

  长江商报:如何在大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的情况下,解决传统的空气污染、交通压力等“城市病”?

  徐勇:交通便利、公共资源分布均衡、人口相对集中,同时又要是一个山水园林城市,生活宜居,这才是新型城镇化要达到的要求。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是让人们过更高品质的生活。如果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是大量的废气,为什么还“进城”呢?像武汉周边,有了产业支撑,打工者就不需要到武汉来做工,会缓解交通压力。

  秦尊文:以城市群建设作为解决“城市病”的主要抓手。中心城市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周边城镇主要发展一般制造业,形成产业的相对分工,避免二三产业不分档次地都向中心城市挤的局面。这就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与分厂经济,即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周边地区发展分厂经济,获取双赢,这既避免空气污染、交通压力等“城市病”,又避免规模效益缺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农村病”。

  长江商报:湖北省县域经济实力整体不强,如何在实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徐勇:过去的县城,定位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现在县城要重新定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头,要靠县城作为农村新型城镇化引领者,按照城镇特点来规划。只要规划好了,自然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秦尊文:从工业的角度来说,通过筑巢引凤形成产业集群。从农业的角度来说,通过产业化经营促成产业集群。

  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以本土骨干企业为战略支撑点,积极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向这些产业聚集,使其规模快速扩张、竞争力不断增强。

  长江商报: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何不同,分别有什么建议?

  徐勇:中等城市要按照城市的方式去建设,它与农村距离远。县城和农村的距离比较近,因为它大部分是农村,要考虑到农村的特点。

  针对产业转移问题,像宜昌、襄阳周边地价还是比较低的,劳动力也较便宜,所以产业向这些地方转移,交通方便,空间成本低。产业转移到交通不便的县城,存在空间成本。中等城市更重要的是产业化、工业化,那么县城更重要的是城镇化。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城镇化都是一个模式也不行。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与分厂经济,这既避免空气污染、交通压力等“城市病”,又避免规模效益缺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农村病”。

  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与分厂经济,即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周边地区发展分厂经济,获取双赢。

  本报记者 孙明 周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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