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近期在红专厂分享对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的看法。

  建筑设计理论和建筑设计史专家。1946年出生于广州，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设计理论终身教授。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曾出版多部专著，如《王受之设计史论丛书》。其著作多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高等院校的设计专业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

  《世界现代建筑史》是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王受之在1999年的著作，该书完整地论述了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现代建筑发展史，一发行就成为了建筑师、设计师的必读著作。近段时间，王受之花了大量的时间，以几乎把《世界现代建筑史》重写一遍的工作量完成了《世界现代建筑史(第二版)》。近日，王受之来到了红专厂艺术与设计工厂，与读者一同分享了他对世界建筑史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的看法。

  观点

  世界建筑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摇摆中前行

  当代世界建筑的发展有几个方向。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20年，世界建筑总的方向就是“国际主义风格”。王受之表示，“国际主义风格”最经典的一句话是建筑师米斯·凡德洛的“少就是多”，就是要简约。米斯·凡德洛最主要的单栋住宅作品就是范斯沃斯住宅，以大片的玻璃取代了阻隔视线的墙面。

  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人出来挑战“国际主义风格”。王受之说，当时一个在耶鲁大学建筑系读研究生叫文丘里的年轻人，写了一本叫《建筑的矛盾和复杂性》的书，针锋相对地提出“少令人厌烦”(lessisabore)的观点，挑战教父级的米斯·凡德洛。

  文丘里认为，建筑不能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建筑应该色彩缤纷。其次，建筑应该有装饰，有历史的符号。现代主义六大原则中就有一条“没有风格”，所以现代主义不提倡装饰。建筑师卢斯更写下了“装饰就是罪恶”的文字，文丘里并不这样认为。文丘里把这种观点发表在了最著名的建筑学期刊，可是当时文丘里还没有名气，没有项目敢冒这个风险给他做。王受之还提到了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文丘里不能实现他的理念，回到宾夕法尼亚的家中跟母亲抱怨，他母亲就说“那你给我做一栋吧，钱也不多，只有3万美金”。文丘里就给他母亲做了小小的一栋楼房，用了方格的结构做成了山形，中间还开玩笑般开了一个口。住宅还涂上了绿色，《时代》杂志在建筑发表后有评论文章用毒舌挖苦它为“像吃了菠菜呕吐出来的绿色一样”。

  在一片骂声中，只有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设计部主任、大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看出了这座建筑的价值所在。他用这种风格做了一座54层的建筑，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但在外形上也做成了山形加上开口。这座建筑位于纽约的黄金地带48街，曾经名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大厦”，现在为“索尼大厦”。菲利普·约翰逊也因为这件作品一炮而红，也开启了一场名为“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取代“现代主义”。

  番禺或增城所有房子都一样就像堕入了一个梦境不能逃脱

  “后现代主义”波涛滚滚席卷世界，90年代中国很多房地产就是模仿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大厦”在门顶上开一个口。王受之说：“现在一看就知道这是旧楼，这种现象在武汉特别多。后来我把这些建筑的照片给了文丘里看，文丘里说，我们做一件建筑要把它看做‘作品’，但这个作品被重复了1000遍以后，就成了‘噩梦’。中国很多房地产公司把外国设计师的杰作做成了‘噩梦’。”有时候王受之开车走在番禺、增城一些超大型楼盘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觉得怎么也走不出来了，因为所有房子都是一样的，就像堕入了一个梦境不能逃脱一样。

  到了90年代，人们对“后现代主义”各种符号开始厌烦了，又出现反对的声音。王受之总结由此催生了几个当代的潮流：一是“新现代主义”的回潮，否定之否定，现在北京、重庆有部分出名的楼盘运用了这种风格。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成熟化发展”，例如在建筑外形上做一些古典的东西，但更为成熟稳健。三是“生态建筑”的出现。“生态建筑的第一人”是马来西亚设计师杨经文，他在吉隆坡做出来的建筑完全不需要用空调。四是“可持续建筑”的日益成熟，我们做建筑是一种污染，建好以后的装修是二次污染，因此一些房地产提倡住宅带统一的精装修来减少装修的污染。五是新技术在建筑中的运用比例迅速提高。在瑞典每两年会有一个“城市建筑展”，瑞典政府出资邀请40家建筑师事务所去设计一个住宅，按照他们各自的最高理想去做，当中就涌现出许多新技术。

  Q & A

  在中国做建筑要尊重风水

  观众：很多中国人会相信风水，越有钱的人会越相信。中国的很多建筑都离不开风水的思考，请问一位建筑师在中国设计建筑的时候要如何处理建筑与风水的关系？

  王受之：在中国做建筑必然要了解风水，很多世界著名的建筑师来到中国做建筑要站得住脚都要找风水先生。

  风水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国传统的环境生态学，这是科学的部分，沿用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部分是牵强附会的迷信成分，但这是部分中国人心里相信的东西，建筑师也需要尊重。例如有些人是忌讳家门口有芭蕉树或者竹树的，这些习俗也该尊重。

  如果建筑师不考虑风水问题，做了一个作品出来却被风水先生拿着罗盘否定了，那这个建筑就白做了。

  城市发展太快，就来不及思考城市建筑的形象

  广州是王受之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王受之称“广州如果保持‘纪念堂-中央公园’这条中轴线的话，是一个可以和巴黎相比的城市，它里面的文化蕴藏量很够。”

  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州变为一个巨大的城市。王受之说：“我小时候广州100万人不到的‘省城’，现在广州人口达到了2000万。在城市飞速扩容的情况下，建筑容量的需求也非常庞大。在欧洲100年以上的建筑可以算是古迹，美国50年以上的建筑算是古迹。像我们现在所处广州的红专厂，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建筑，现在已经到了快要推倒重建的地步了。很多小青年到这里拍照，觉得这里是历史遗址。广州建得太快，也拆得太快。建得快没问题，但关键是我们怎样去通过建筑建构一个城市的形象。”

  因为西方的人口基数小，所以它的城市变化速度不可能太快。像欧洲的伦敦、巴黎、维也纳，北美的芝加哥、纽约，澳洲的墨尔本、布里斯班等这些城市，新的城区有，同时百年城区保存得很好很稳固。王受之指出：“因为它们的发展很稳健，不会有我们这种几何级速度的增长。到这样一个城市，再过20年后再去还能找到路，但广州5年不来就找不着路了。”

  中国从一个农业生产国变为制造业大国，城市化速度很快。这种情况印度也有，巴西也有，但中国最显著，因为中国从80年代到去年，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在西方是绝无仅有的。

  王受之指出：“城市发展速度快，新增建筑的体量就会很大。建筑的体量一大，就使一个城市来不及思考自身的构造，来不及思考城市建筑的形象。你看广州10年前建的住宅现在已经变得很陈旧，80年代建的房子基本上是不能看的了，将近被拆。深圳也一样，现在罗湖一带的房子已经不能看了，停车场也不合用了。这是没有道理的，1979年规划的城市建筑，到2012年就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