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建筑的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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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举办是一件不甚简单的事情。它是一次汇聚了一群重要建筑师、评论家、策展人的展览活动，并组织了不同国家展团的汇演。它在每一次展览中都呈现出似乎越来越规模化而华丽的特征，配套设施、新闻发布会和被贝利尼酒浸泡过的人群，在从威尼斯城大部分租借来的宫殿式展区蔓延穿梭。这些不同的元素汇总到一起，传达给人们一个信息，关于建筑、建筑师、建造或城市的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
作为主展览的一部分，由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完成的装置展示了建筑师的技巧，通过操纵单纯元素以创造令人回味的空间。但不知为何，鄙人的钱，成为此次双年展上，也许是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可靠的评估建筑专业性的晴雨表。它的吸引力惊奇地表达了对世界顶级建筑师在为何工作和在什么样的规模下完成工作等问题的回应，也展现了这些建筑师从哪里获得创意灵感和他们在焦虑什么，最有用之处在于，传达了他们各种派别和地域化的理论阵营如何融恰相处（或根本没有）。
2012年的威尼斯展览，持续至11月25日结束，以周到、精美和严谨著称的主展示区由58岁的英国建筑师David Chipperfield（大卫·奇普菲尔德）主持策划。这一展览也不例外，它几乎痛苦而诚实地反映了建筑师在近十年一直承受的两个对专业性最具破坏的力量：数字化革命和全球金融危机。
那些建造在多大程度上受此两点影响，极大地依赖于建筑师卷入其中的年龄层次。事实上，那些深层矛盾的展示划分着这片展览中心的区域——它是乐观和恐惧的、严肃判断和无忧无虑的，这样的情形可以大部分被解释为来自代际之间的交融。奇普菲尔德保留了很多老建筑师的位置，例如阿尔瓦罗·西扎、拉斐尔·莫内尔、扎哈·哈迪德和更模糊的名字类似于汉斯·考乐福和Luigi Snozzi。
根据奇普菲尔德为双年展设定的无限制性主题“共同点”（Common Ground），这些参与者所提交的作品探索了两个具体的方向：城市和建筑的历史。他们的表达是严肃的手绘草图和建筑模型，这是为奇普菲尔德而备的对计算机渲染或更宽泛的计算机“图像”的挑战。在针对此展览而作的介绍中，他写道，他之所以选择“共同点”作为主题，是“为了质疑那些在设计中要考虑的所谓优先项，其似乎主导了我们的时间，使我们专注于个人、特权、奇景和特殊化。这些优先项似乎忽视了那些正常的、社会的共同基础”。
许多展示展现了建筑师对建筑“质量”（用来自历史学家肯尼斯·弗兰普顿的一个词以强调）的坚决维护，或者说是在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动荡时的陈旧回旋。有一些无法逃避的讽刺在于，奇普菲尔德的过去：为了在建筑和更大的社会体之间建立起联系——以探讨政治、公民意识和当代城市共识等议题——他召集了众多这一趋向的建筑师和批评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因这些人而起的话题讨论将建筑与建筑理论激进地阻隔开。因此，彼得·埃森曼、杰弗里·基普尼斯、伯纳德·屈米和其他几个人现在正悄悄地修正他们以前的一些失误，其中一些话题至今还在被年复一年地讨论着，在充满挑衅意味的、含混的文字中，那些有意义的建筑讨论变成了少数人的游戏。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展览，奇普菲尔德找来合作者参与策划，包括伦敦本土的评论家基兰·龙。他们劝告新兴的建筑师，展示一些急需的能源和不可预测性。英国建筑公司FAT，拥有时尚的建筑品味，他们围绕一个庞大的局部建筑模型，根据Palladio（帕拉第奥）设计的Villa Rotonda（圆顶别墅）建造，为观者提供了一个针对建筑复制性这一话题形成的诙谐研究。这一装置作品展示了，数字时代的建筑师可以在自己的家中以十几次或几十次不等的次数自由地完成对过去建筑的复制。对于他们而言，应用一处帕拉迪奥的设计细节和从网络资源中下载一部电影没有本质区别。
众多年轻建筑师都为这一命题带来了自己多样的解读，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些都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时间表。对于他们而言，回到历史并不意味着对建筑标准的恢复的尝试。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这一方式抵达多样性，讽刺的是，这一过程也将幽默带回建筑本身。如果说旧时代是在寻找超越于像奇普菲尔德这样的建筑师，那类似于罗伯特·文丘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查尔斯·摩尔这样的建筑师则启发了年轻的参与者。
这一展览是在一个最好的时候展现了两代人的汇聚一堂。在一个展厅里，62岁的西班牙建筑师和批评家Luis Fernández Galiano雇佣了200位最近毕业于西班牙建筑学院的学生，让他们手持一些年长建筑师的最新作品模型，在展厅内穿行以向参观者讲解。奇普菲尔德称这些未入职的建筑师和其让人惊异的建筑模型的合作展示是“似悲而美的”，他是正确的。（张旻孚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