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照镜鉴

  ●吴钩 文史学者

  说起保障性的公共住房制度，许多人都会觉得新加坡的“组屋计划”是典范，大体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政策预期。许多人也相信香港的公屋、台湾的“国民住宅”、欧美国家的廉租房制度，都可以为今日中国构建公共租赁住房体系提供借鉴。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历史与传统的经验———你或许要问了，历史与传统的经验？难道中国古代也有廉租房制度吗？

  有的。宋代“店宅务”管辖的政府公屋，便具有廉租房的功能。宋朝的京师与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对政府公屋的出租与管理。其中汴京左右厢店宅务名下的房屋，计有二万多间，可见规模很大。京师店宅务的公屋，每月每间的租金约四五百文钱，而汴京一名中下层市民，不管是当佣工，还是摆路边摊做点小生意，日收入约有100～300文钱，我们按日均200文计，月收入约6贯，四五百文钱的房租额，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到10%，相当于今天一名月薪3000元的市民每月交300元房租。而当时汴京房屋租赁市场上，高档住宅的月租金在十几二十贯，一般的住宅租价每月少说也要几贯钱。应该说，店宅务公屋的租金是相当低廉的。

  而且，宋朝政府已经建成了很完备的公租房(廉租房)制度。考之诸史，我们会发现，似乎只有宋朝才出现了完备的廉租房制度，其他王朝尽管也会建造若干廉租房性质的政府公屋，却远未形成制度。

  明朝初叶，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为招揽住户，也曾兴建了一批廉租房。据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宛署杂记》记载，“洪武初，北平兵火之后，人民甫定。至永乐，改建都城，犹称行在，商贾未集，市廛尚疏。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除大兴县外，本县地方共盖廊房八百一间半，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房视冲僻分三等，内大房四百四十三间，每间每季纳钞四十五贯，钱九十文；中房二十九间，每间每季纳钞三十一贯，钱六十二文；小房三百二十九间半，每间每季纳钞三十贯，钱六十文。”

  然而，虽有临时性供应的廉租房，却无廉租房制度。在召民居住之后，这批“廊房”的日常管理非常粗疏，并无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亦不见出台相关规章，连每季收租，也是“选之廊房内住民之有力者一人”，指定为“廊头”，负责某一片区的房租。“行之岁久，内外势隔，交纳为难”，凡被指定为“廊头”的，往往因为收不到房租、须自掏腰包倒赔租金，“率至破家”。如此粗放之管理，令人目瞪口呆。

  相较之下，宋朝的廉租房制度堪称完备。首先，政府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廉租房，那便是店宅务。京师的左右厢店宅务，各设“勾当店宅务”一员，相当于总经理；“勾押官”各三四员，相当于副总经理；“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相当于业务经理，负责招租、收租；另有“修造指挥”(维修工)各五百人。店宅务有执勤制度，每晚必须安排一名负责人在务值班。凡尚未租出去的空屋，每天都派专人看守，并由“掠房钱亲事官”贴出“赁贴子”(即招租广告)，召人承赁。

  店宅务的账目管理也非常周密、严格。天圣五年(1027)，“勾当店宅务”朱昌符提议在店宅务中推行一套极详尽的账簿管理：“本务全少簿历拘管官物，以致作弊，有失关防。近创置簿历拘辖，甚得齐整。虑久远不切从禀，别致隳坏，乞传宣下务，常切遵守。”获批准。按照这一簿历，店宅务每日需要登记的账簿多达二十八种，包括旧管入库簿、月纳簿、退赁簿、赁簿、欠钱簿、纳钱历、场子历、亲事官历、卯历、宿历(值日表)、减价簿、辍借物簿、出入物料簿、欠官物簿、新旧界倒塌屋簿，等等。管理之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惊叹。

  由于店宅务公屋具有廉租房性质，政府对租赁店宅务公屋之人有一道资格审查程序。店宅务的管理者、工作人员是不准承租本务公屋的，“应监官、典押公文人员、作匠之类，若在京应管辖两务去处人吏，并不得承赁官宅、舍屋、地段，违者杖一百以上。”这么规定自然是为了防范店宅务舞弊营私。

  在京城拥有房产的市民，也不得承租汴京店宅务的公屋。宋政府还禁止租赁店宅务公屋的住户转租房屋：“应宣借舍屋，须的是正身居止。如已有产业，却将转赁，委店宅务常切觉察，收管入官。自今悉如此例。”这个规定也是合理的，因为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应该向无处栖身的低收入者开放。你已有房产，却想承赁一间廉租房来转租赚取差价，肯定不能允许。为防止有人当“二房东”，凡租住店宅务公屋的住户，要填写“赁历”；退赁之时，“令监官躬往检覆”，又“令先纳旧历，方得起移”。

  另外，店宅务公屋的租户是否可以自行改建房屋、租户添修的那部分建筑物产权归谁，这些问题政府亦有立法加以规范。如景德二年(1005)的一道法令称，“店宅务舍屋欹垫人户欲备材添修者，须约退赁时润官不折动，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大中祥符三年(1010)的一道法令说，“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店宅务无得旋添漱钱，如徙居者并听拆随。”意思是说，租住公屋者如果自己添修房屋，店宅务不能借故增加房租；退赁之时，如果租户添修之物无碍于房屋主结构，允许租户拆走；如果拆动后影响房屋质量，则该添修物不准拆走，而归属于官。如此规定，也算公道。

  从这么完备、细致的公租房制度也可以看出，宋朝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相当“现代化”与先进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