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共识，城镇化已经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的最大潜力。12月21日，在第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城镇化再破题”的分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城镇化是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上面高度重视，下面有迫切需求，所以才有了重新破题。

  近期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要目标正确、方向对头，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

  就现阶段的需求而言，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大的趋势是，需求的全面释放。迟福林说，现在，中国13亿人的消费总规模将近20万亿，估计2016年能达 到30-35万亿，到2020年，我们整个需求总规模能达到45-50万亿。与之伴随的是1：1的服务业投资。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将会有近有 100万亿的内需。

  人的城镇化被视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当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迟福林认为，在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关键在人口城镇化。如果农民工连户籍制度都解决不了，哪有人的城镇化？

  迟福林进一步表示，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中产阶层只有25%，保守算来只有19%。如果和人口城镇化相联系，估计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能达到40%。也就意味着，约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对国内的消费，以及橄榄型社会的形成，都将是重大利好。

  但是，人口城镇化实现起来很难。难在哪里？迟福林认为，主要还是公共资源在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中的配置严重失衡。不均衡的结果必然导致，才会导致人口涌向大城市。不仅难以形成城镇化的合理格局，而且导致发展的严重不公平。

  “中关村这一带，为什么房价10万一平米，就是因为最好的公共资源都在这里。高价的背后，是公共资源。”迟福林说。

  在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应用经济学系教授朱善利表示，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考虑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产品等，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显然，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也有碍公平原则。

  1958年实行的户籍制度，至今仍在延续。朱善利认为，之所以北京户口价值奇高，就是因为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不过，尤为特殊的是，农 村人流到城市不容易，城市人流到农村也不容易。所以，朱善利说，“未来的改革要能够让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统一户籍制度。”

  至于未来的城乡一体化，迟福林表示，承认土地的物权化才是破题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所以，只要政府把土地的规划用法律进行刚性约束，只要政府把土地的用途严格管制，在这个前提下，农村土地是可以由市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