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绿色突围
城镇化如火如荼，相关研究和实践也在加速。
记者近日从相关渠道获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包括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在内的10多个部委正在编制中，《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
“如果顺利的话，今年上半年就有可能出台《规划》。”一位熟悉《规划》的知情人士认为，《规划》应该体现新型城镇化理念，即集约、智能、低碳、绿色，解决农民工进城、市民化等问题。
谈及新型城镇化未来发展与建设，曾参与大连獐子岛、江苏淮安生态新城等多个低碳生态城规划项目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生态设计工作室副主任王富平告诉记者，生态型城市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低碳生态城镇建设来讲，做好前期规划设计至关重要。
前提：控制性与指引性结合
与传统城市建设相比，低碳生态城市在建设与管理阶段会碰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设计规划阶段就要考虑如何解决。因此，与传统城市规划相比，低碳生态城市规划除做到传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之外，还需要建立控制与引导性结合的低碳生态指标体系、专项图则和导则来与之配合。
“比如，在传统控制规划中有绿地率的指标要求，对于这个指标后续建设部门都明白如何操作。但对于生态城规划中出现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这是一个新指标，后续建设部门不知道如何操作，这就需要在规划阶段考虑当地有哪些可再生能源可以利用，提示可以采用哪些技术，这些技术利用到何种程度能够达到上述指标效果，采用这些技术当地经济条件能否达到，如何进行考核等，这些在《规划》中都需要涉及。”王富平称。
“另外，假如《规划》中提出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达到3%，基本上居住建筑都可以达到这一指标，但是要变成5%的时候，居住建筑很难达到，那么在这3%~5%之间的执行弹性怎么操作呢？”王富平表示，“可能就需要当地政府部门给出一些政策来保障。这也可以看出低碳生态城规划强调的是控制性与指引性的结合”。
“根据‘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城镇化未来发展必然讲求低碳与可持续，所以生态城的规划未来一定会成为普及性的规划。”王富平表示。
关键：协同规划与建设驱动
从复杂科学角度来讲，城市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的生成衍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当地有什么样的资源条件、区位优势、经济技术等，这些基本元素决定了今后城市的发展方向。“现在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鬼城’、‘卧城’，主要是领导意志没有顾及城市的自组织规律，将主观意志强加给城市发展，结果没有人口和产业的支撑，城市自然就无法运作。”王富平指出。
如何认识城市决定如何规划城市。在最近的生态城规划中，王富平运用了基于协同学理论的生态城市协同规划与建设驱动模型（以下简称“协同规划模型”）（见上图）。“协同学简单来讲就是几个子系统之间如何相互促进，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提高发展效率，从而解决生态城复杂性问题。”
王富平介绍，根据协同规划模型，可以将生态城市发展看做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千层饼结构。位于最底层的是城市的资源环境条件，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层次是如何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这是城市发展可持续的重点；第三层次主要是城市的建设活动，一般涉及产业经济、城市经济、交通、建筑、景观等八大系统，这是城市发展的建设主体；第四层次是城市的政府管理模式，具体来讲是政府如何出台政策机制引导城市管理、城市建设活动，从而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将对资源环境的干扰降至最小。这是城市发展的关键与驱动力。
“该模型要求生态城市规划在充分了解城市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的基础上，以协同适应为目标优化城市的主要资源配置，以优化成果为基础规划城市协同建设策略，管理城市建设活动，并为政府决策提供自下而上的实施建议。”王富平总结。
协同规划和建设要求模型各层级内部、各层级之间形成相互适应、共同发展的协同进化关系，保证生态城市建设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多方利益的共赢。
抓手：构建规划指标体系
在完成城市规划之后，如何实现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管理路径的有效衔接，保证规划成果的实施连续性，是生态城市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又一大问题。
据王富平介绍，淮安生态城的规划策略是尝试建立以指标体系为抓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路径。（见左表）
其中，“总体效益指标”体现了以低碳发展为主线的规划思路。“为什么在生态城建设中突出低碳理念，首先能源问题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另外，低碳问题的影响面比较广，抓住了低碳，就可以将其他问题带动起来；抓低碳，用单一的碳指标可以来衡量，操作性强。”王富平指出。
而对于如何实现低碳，在关键资源模型配置方面，协同规划模型引入循环经济理念，探索以“循环”促“低碳”的资源配置协同优化模式，并着重建立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和物资利用（固体废弃物处置）环环相扣的“循环-低碳”生态链，促进“低碳、低冲击、低排放”的技术协同目标的实现。循环经济理念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分项规划指标”来实现。
另外，“扩展效益指标”以“城市环境健康宜居”为目标，兼顾生态城市建设的多方面要求，也可视为新城低碳发展的扩展效益。
据了解，北京市最近制订了“现代商务服务”、“高新科技研发”和“新型制造产业”功能区的低碳生态详细规划指标系统，打算以功能区为突破口，将低碳生态目标落实到中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与实施。
【案例】
污水库变身“清净湖” 中新天津生态城治污新成效
将一个占地近3平方公里、历经40余年污染、治理难度堪称世界难题的污水库，变为一个“清净湖”，这是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发生的真实事情。
而由污水库项目研发出的专利体系，组合成一套操作模板，可以按照生态城的“能实行、能复制、能推广”的理念，应用到其他地区的污染场地治理上。这些污染修复技术体系解决了生态城内污水库的污染问题，也逐步应用于武汉、株洲等全国更多的污染水域修复中。
分类处理
天津生态城环保有限公司联合天津大学、天津市环科院等单位研发的污水库治理核心技术，彻底根治了污染问题。
汉沽污水库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核心区域，始建于1976年，30余年沉积污染底泥达385万立方米、污水存量215万立方米。
亟待治理的污水库起初情况并不乐观。由于污水库长期接纳周边工业污水盲排，污染长达40年，水质为劣五类，污染因子以重金属污染、难降解及耗氧性有机污染物为主，污染物沉积使得底泥污染深达一米多，水体自净能力基本丧失。
通过开展一系列实验室小试、现场中试等科研工作，治理团队获得了第一手技术参数，逐渐摸索出了对废水和污泥进行分类处理、资源化利用的方法。
恶臭难闻的污水经预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厂，实现达标排放；污染底泥按照污染程度分为轻、中、重三种，轻度污染底泥处置后用于路基填筑，中度污染底泥处置后用于景观岛的造岛填埋，重度污染的底泥处置后用于烧制建材陶粒，陶粒用作生态岛栽植花木的填料，实现淤泥处置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科研小组将环保疏浚、封闭施加药剂与土工管袋脱水减容技术有机融合，既防止污泥清淤和输送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又确保了土工管袋的脱水减容，处理能力大、堆泥场占地少、脱水耗能低，并可与填埋造岛、土地整理等资源化利用途径实现无缝对接。
另外，天津生态城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在治理过程中优先应用新技术，对技术方案进行系统优化，倡导技术创新。如将脱水沥出液再利用，有效解决了现场每天百余吨配制药剂用水的难题，节省了可观的工程费用。
环保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污水库治理的一个先进经验是在现场建立检测实验室，使用国际最先进的环境检测设备，完成气液固样品检测3000余次，充分保证了治理的工期和质量内控要求，也大大节省了检测费用。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书面回复记者：“污水库治理项目2008年5月启动，用时3年多，彻底治理污水库385万立方米的污染底泥和215万立方米的污水。”
复制推广
3年来，环保公司依托污水库治理项目，先后建立了天津市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技术工程中心和天津市污染场地治理修复企业重点实验室，完成了《中新天津生态城污染水体沉积物修复限值》地方标准建议稿，开发创立了“湖库重污染底泥环保疏浚——土工管袋脱水减容——固化稳定化和资源化”等成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核心技术体系，已经获得重金属污染淤泥处理方法等3项相关专利的授权。
其中，重金属污染淤泥处理方法将长期被污染的淤泥进行处理，实现了对淤泥中重金属污染的彻底根治。该技术使得污水库治理的总工期节省了近2年，工程总投资节约近5亿元。
其他2项为新型超声波辅助污泥脱水系统和简易的餐厨垃圾预处理桶（采用土工管袋脱水技术）。新型超声波辅助污泥脱水系统利用超声波的强化措施，加速污泥脱水，减少污泥脱水的等待时间。
此外，环保公司拥有的污泥烧制陶粒的方法、淤泥脱水的土工管袋高度测量与预警的方法、用于土工管袋脱水后污染底泥原位治理填埋造岛资源化的方法等13项技术均在专利授权审核中。目前，已申报污水库治理相关技术专利达30项，形成了专利体系。
由污水库项目研发出的专利体系，组合成一套操作模板，可以按照生态城的“能实行、能复制、能推广”的理念，应用到其他地区的污染场地治理上。
“山东省准备启动境内一些受污染流域的治理，今年中期可能启动一个示范工程，我们在积极接触，还没到实质阶段。”环保公司内部人士透露。据悉，关于污染场地修复的部分专利技术成果已在武汉沙湖的治理中得到应用。此外，环保公司正在积极为湖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昆明滇池污染等做前期研究，并根据其实际情况制订治理方案。
【观点】
李迅：规划要配合适应绿色城镇化大势
全国660多个城市现在有280多个城市以低碳城市、生态城市或园林城市为目标，市长们已经意识到，GDP导向需要变化，而绿色、均衡、低碳成为关键词。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看来，中国城镇化规模惊人，对世界影响巨大，走得好与不好只有一种选择，绿色城镇化是必须的选择，既是个目标也是个过程，既是个模式也是个价值理念。
记者：中国城镇化问题为什么这么受关注？
李迅：美国诺贝尔奖金融获得者史蒂克里斯说，21世纪世界将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的城镇化，另一件是美国高科技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到了全球第二，城镇化的规模惊人，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目前，外界对中国的崛起抱以怀疑、遏制的态度，很大原因是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有不确定性，比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能源消耗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均超过美国。能源方面，石油依赖度超过50%，煤炭2009年出现进口。探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拐点，过去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现在取决于中国，因为美国下降了，而中国在上升。中国建筑量很大，每年20亿平方米的建筑量，接近世界的一半，40%的钢筋、水泥、玻璃在中国消耗。这种日新月异，造成大量的资源消耗。
记者：绿色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关键词之一，我们该如何理解？
李迅：绿色城镇化，需要建立一个理念，改变城市发展模式。第一，从过去的高排放、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模式。第二，我们过去的资源利用，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将来，我们要从坟墓回归到摇篮，所有的东西都要再生使用，所有的垃圾经过分解后全部再生利用，包括厨余垃圾、地沟油、秸秆。这就要求，从线性发展到循环发展。第三，过去城市发展是美国式的蔓延式扩张，将来城市发展就要紧凑，往天上、地下发展。第四，发展模式从过去的美国模式——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小汽车、蔓延式扩张、追求奢侈浪费，变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是中国绿色城镇化要走的道路。
记者：城市规划如何配合这种城镇化理念？
李迅：城市规划也要做相应的改变。第一，在发展理念上，城市发展目标不要再单一追求GDP、规模，更多是把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第二，在规划技术上，比如土地利用要紧凑节约，多用可再生能源，水资源强调水循环、中水回用、雨水收集。第三，从规划行为上，要规避城市病，规划混合用地商业和居住一起，就可以走路上下班；公共基础设施要均衡布局，避免堵车、择校等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