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恰如长河，往事必似奔流，可追而不可及。如果将赵东村的历史、现在、未来以时间来定义，它有着太多不可言说、无法言喻的细节。赵东村人承担的角色，也被赋予各种时代意义。

  土地集体化难解生存窘境

  赵东村现隶属于安徽省枞阳县麒麟镇，有村民400余人，耕地98亩。这是典型的皖西南村庄。地处发达的长江中下游河系的一条无名小河边，小河绵延约40公里后汇入长江。村人拦河筑坝，便于灌溉。

  现在的赵东村人中，已无人能述及赵东村的来历。关于赵东村历史的最确切描述，是村子最初由一许姓人家从河南迁移而来，之后另一陈姓人家也在此落脚。至1949年，这个村庄已然成为一个大村子，村民全是许、陈两个姓氏的后人。

  全国解放后，赵东村从战争中恢复了平静。1954年，长江流域大水将赵东村淹没，但在洪灾之后，村民继续在此前的惯性里运转至1958年。当年，政府决定将赵东村搬到200米外的新地址，与团结村、张叽村组成一个新的村庄：团结村。三个村庄近百户人家土地集体化后，很快在集体大食堂里开始了命运的交集，从起初的兴奋和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到后来饿死人情况的频发，现实如同一面镜子，照清楚了每个人的生存窘境。

  村民许信春的五个儿子，在这短暂的幸福与刻骨的苦难交替中饿死了两人。“一个九岁，一个十三岁，九岁的那个孩子喝了三天开水后饿死”，许信春的儿子许宜文说，最惨的是十三岁的二哥。出事当天，食堂里发了点面粉给各家熬糊喝，“水刚烧开哥哥就喊着要吃饭，家里人端了一碗水给他喝，他哭着不喝，母亲骂了他，他就端起碗喝水，刚喝了几口，人就倒下去了。”

  双季稻耕种曾靠政府“强推”

  1961年，村里的生活状况终于有了改善，村民除了拿到土地耕种外，国家还广泛推广了双季稻品种。长江中下游流域适合早、晚稻两季耕作，但在此前，赵东村及其邻近村庄都适应了单季稻耕作模式。当双季稻秧苗被运进村里时，村民将秧苗塞进了河边的杨树洞，他们不信在赵东村这块土地上，还能有双季稻耕作的存在。无奈下，政府只得派人盯守每个村庄内的村民，才让新技术得以落实。

  村民吃饱了饭，饿死人得以避免，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5年后经受了巨大震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样板戏在全国各地兴起，黄梅戏之乡的安庆市也热火朝天地推广样板戏。村里人在黄梅戏的曲调中，对旧社会的万恶进行了批判。

  陈厚坤也因此跌入了命运的低谷。上世纪40年代，陈厚坤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拉了壮丁。在山东枣庄附近，国民党部队被击败，“解放军在我身后追喊优待俘虏，我只知道害怕没命地跑，一颗子弹从我腹部穿过后，打穿了手掌。”寒冬腊月里，陈厚坤在死人堆中醒来，爬进了当地一户人家获救。几经辗转，他重回赵东村。

  时代将他卷入了战争漩涡，他侥幸得以逃脱，却在十几年后被另一场浪潮差点彻底淹没。“有天，我被戴了高帽，和另一个人一起抬着领袖的画像去村里接受教育，过一条沟时我跳过去了，那个人掉进沟里了，画像被撕成了两半，那天我们俩差点被红卫兵斗死了。”经历了这场劫难，陈厚坤在村内更为谨慎地生存，妻子患病，他都不敢去公社找医生来给她看病。

  土地包干开始依赖土地

  1976年，陈厚坤在小心翼翼中发现，自己已不是“敌人”。村里人之间似乎又有了往日的和煦。低调至1981年，陈厚坤终于看到了明光。当年，赵东村开始推行始发于安徽的包干到户，他分到了土地。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稳定的依赖。彼时，他的儿子陈震界已是十几岁的小伙。

  陈金宏与陈厚坤家紧邻。陈金宏的长子陈瑞旺继承了父辈的光荣，上世纪80年代顺利参军。几乎与此同时，陈震界开始外出谋生。那时，外出打工被称为“搞副业”。一切似乎并未有大的改变：几年后，陈瑞旺复员，陈震界在外地与故乡间辗转，两人都依旧是贫苦的年轻人。

  “副业”大潮愈盛的年代里，陈瑞旺也外出谋生，几年打拼后，他成为一名包工头，陈震界依旧是一名地道的农民。见多了外面世界的陈震界，相信种地是较牢实的生存之道，但部分村民开始相信，农村人家的草房、瓦房终将被洋楼替代。为此，陈与人争执多次，“你说拿什么来建楼房？”

  为解决抛荒政府曾征抛荒费

  1999年，陈震界终于相信，他也有机会建起楼房供家人居住。读完初中的儿子离家打工，逐渐殷实的陈震界开始筹划建洋楼。当两层半的洋楼建起时，最高兴的是他的父亲陈厚坤。“刘伯温曾说楼上楼下，灯头朝下(电灯灯泡下垂，与油灯恰相反)，现在都实现了”，陈厚坤感慨历史的变化与相传的刘伯温预言的契合。

  不过，所有的欣喜里也夹杂着隐忧，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土地抛荒愈加普遍。为了因应这一变化，政府开始征收每亩300元左右的抛荒费。老年人心痛耕地荒废，年轻人追求着外面世界的精彩。年轻的村民陈启兵与陈信，抓住了这个潮流里的机遇：他们回乡承包大片耕地种田，付出的成本是帮助抛荒人家缴纳抛荒费。这是最发端时期的操作模式。

  时易境迁，抛荒费被废除。陈启兵与陈信获得的利润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谈及一年种地的收入，两人均笑而不语。不过，村里人预测，种了近20亩地的陈信，一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陈信愿意承认的是，在家集中种地的收入不比在外打工低，最关键的是，他还能照顾家里的一对儿女。2012年，陈信的大儿子考上大学。陈信一直执意于不让两个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儿子考上大学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赵东村人期盼耕地产业升级

  2013年正月，陈信要外出打工的信息在村里传开。对陈信而言，这是相当无奈的选择，虽然他很想继续以种田为生。去年10月份始，外地人在村内的走动撼动了陈信谋生的基石。外地人愿意以每年每亩350元的价格承租村内耕地集中种水稻，“陈信种人家的地，基本不用给钱给物，人家抛荒了也是荒着，也没人管。”

  “村里现在基本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出去了，田没人种，有人租那是最好，我们还能拿些租金。”在赵东村人的眼里，这是一件好事。“以后的大趋势，可能还是农场制。”身为麒麟镇中心学校老师的许宜宾说，产业化发展无疑更有利于耕地效率的提高。

  [往事]

  战争的记忆

  1949年，如今年逾80岁的陈金宏家，住进了6名士兵。村边通往长江堤岸附近村镇的大路上，三天三夜都是南下的士兵。陈金宏对住在家里的士兵的印象是：安静，有序，有空就帮村民干活。这是赵东村人的第二次战争记忆。此前，关于战争的记忆存在于口耳相传的叙述里：“长毛子”(太平军)与赵东村民曾有过激烈的厮杀。在这场各自争取生存的残酷竞争中，枞阳人与“长毛子”的大范围厮杀与丝毫不放弃的韧性，让太平军最终放弃了枞阳县境内大部分村镇，而集中屯兵于县城。

  支前的陈金宏，在隆隆炮声中将战争的可怖埋入了心底。他依旧记得，横渡长江前，士兵们都很安静，“有些人把我家的水缸添满，有些人帮我家扫地，有人暗地里把自己的东西埋到地里后来被发现，也有年轻人偷偷抹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