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为什么不搞房产税？房产税才是铁杆庄稼，年年都有收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土地征收与财税制度改革”的开放话题讨论上提出疑问。

  土地征收是城镇化过程中建城扩区必须解决的问题，以财税资源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尤为惹人关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首先进行破题，他认为，“财税的主体是政府，涉及土地财政的问题是这个环节需要回答的。”

  土地供求矛盾始终存在

  “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供求矛盾始终非常紧张。”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看来，“城镇化需要土地，其间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生产都需要土地，土地供求矛盾很大。”

  数据显示：到2012年11月底，中国新增建设用地面积821万亩，占用耕地接近500万亩，其中，基础设施占地360万至370万亩，工矿用地260万亩，商业用地210万亩，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占地是第一大户。

  韩俊分析说：“去年，中国某大省建设用地供应面积1.5万公顷，需求是4.5万公顷，而江苏省和浙江省在上世纪90年代工业化最快的时期，一年占地只有2万公顷。”

  “因此，城镇化和土地问题联系起来，我关心三个问题。”韩俊告诉记者，“首先是怎么保耕地，现在中国耕地保护的压力非常大，大量的耕地被占用；第二是保发展，城镇化需要土地，基础设施和工业、居住都需要土地，矛盾也很大；第三是保权益，地是农民的，在快速城镇化过程当中，土地拥有者的权利得不到保护，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保耕地、保发展、保权益怎么有机统一起来需要制度的变革。”

  对此，江苏省人大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夏鸣认为：“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政府是人民利益的‘对手’，其实政府是人民的政府，通过征收土地获得的资金也是用于公共利益。”

  夏鸣坦言：“如果没有土地财税收入，人们的劳保、医保等社会福利难以实现。当然，政府和市场之间有一个配套的利益关系，我们应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政府引导和调控。”

  土地规划能力亟待提高

  征收来的土地如何使用？贾康认为：“政府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好顶层规划，处理好土地供求矛盾，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有清晰的功能区设置，也可以是动态优化的过程。”

  “我们必须承认，建城扩区必然会带来征地问题。关键是拿来的地皮怎么做？”贾康说，“突出的矛盾就是住房怎么解决，但是不要光盯着商品房。3600万套保障住房，它解决的是城市中的低收入阶层居有所居。以公租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搭建好了，商品房的价格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成为惟一一个核心指标，房价高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此，贾康提出，“政府要从土地开发到成品交易环节，从住房交易环节到保有环节，结合中国经验和中国国情，制订一揽子的顶层配套改革方案，光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出路的。”

  韩俊对各地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要对土地的再开发再应用进行深入研究，制订更细致缜密的顶层规划。以上海为例，应更集约地利用土地，发挥更大的土地空间。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容积率。”美国城市土地学会中国区首席代表Ken Rhee告诉记者，“中国的城镇化应该已经进行了50%，但城镇化的质量不够高，城市规划和应用程度太低。”

  Ken Rhee进一步分析说，高密度的生活会减少环境污染，城镇化达到50%至60%的时候，环境污染开始减少。因此，Ken Rhee 认为，“城镇化不等于环境污染，而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机会。”

  房产税势在必行？

  “卖地总有卖完的一天，但是征收土地房产税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樊纲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城市，政府都是靠房产税收维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

  “为什么不搞房产税，我也不知道其中原因。”在樊纲看来，“房产税如果能够顺利推行，房地产的需求保有环节可以有所调整，地方财政也可以持续发展。”

  谈到税费改革时，贾康认为，中国不可能比照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而要借鉴日本的合理框架模式，还要配上阳光融资制度，即地方债和市政债，还要形成省市的两级的制度。

  “这些事情必须基于市场机制。比如，资源税就是基于市场机制给一个依法可预期的经济参数，让中国至少4000多万市场主体和居民一起节能降耗，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低碳化生活。”贾康强调，“没有真正长效起作用的机制，所有的节能降耗、绿色城市都是空谈。”

  有人说，中国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的。对此，韩俊补充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我们需要一个升级版、新型的城镇化，首先科学规划，城乡统筹发展，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将就业吸纳和人口集聚统一起来。”

  “此外，在这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我们要注重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避免政府跟市场混在一块，界线不清楚，政府成了经营土地的大公司。我们要做到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都到位，都不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