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摩天大楼热再起 长沙远望大厦比迪拜塔还高

  据经济之声报道,备受关注的北京CBDZ15地块项目传出最新消息,中信地产计划在这个地块上打造“中国尊”项目,高度达528米,总投资240亿元,2016年封顶,建成后将取代国贸三期成为北京第一高楼。

  不只是在北京,今年以来二三线城市打造地标性“摩天大楼”的消息也不断传来,长沙、武汉、海口、昆明、贵阳等地所规划的“摩天大楼”也从300米到800米节节攀升。全国各地“摩天大楼”热潮背后,到底是理性还是狂欢?

  中信地产北京投资公司总经理刘鑫介绍,这个即将超越国贸三期,成为北京最高建筑的“中国尊”项目,创意来自于一种中国古代的礼器,要体现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好创意需要真金白银来打地基。除了拿地的63亿元,中信地产未来4年还将为“中国尊”项目再投入240亿元。

  如此大手笔,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投资是否能够顺利收回?对这些疑问,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都不是问题。21世纪中国不动产副董事长卢航介绍,北京写字楼租金近两年上涨很迅猛、需求旺盛,从这点来看,中信地产“中国尊”项目的时机把握得很好。

  卢航:在北京的特殊情况下,这个项目成功的概率非常大,最近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CBD里写字楼的租金涨幅非常惊人,两年内几乎翻了一倍,CBD明显的高档写字楼的供应非常紧缺,所以从需求上毫无疑问是一个明显的空档期。我相信资本市场上有很多人愿意支持这样的投资。

  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现在全国各地的中心城市似乎也正在悄然进行着一场“摩天大楼”的暗战。武汉投资300亿元建造606米高的“武汉绿地中心”;长沙规划的“远望大厦”,要比现在的世界第一高楼、828米高的迪拜塔还有多出10米;而GDP总量刚破1000亿元的贵阳,却规划了17座摩天大楼。

  相对于对北京建摩天楼的乐观,地产界人士对二三线城市目前的“摩天大楼”狂欢,都表露出一种隐隐的担心。伟业我爱我家集团控股公司副总裁胡景晖就说:“北京因为国际化的程度,以及这么多年的规划、开发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了。但是其他的一些城市,新规划的这些商业中心,过度集中的一些高层建筑,有一定的泡沫因素在里面。”

  有测算显示,超高层建筑维护费用是一般建筑的3倍以上,没有足够的财力根本无法驾驭这个庞然大物;超高的维护成本自然会推升摩天楼的租金,摩天楼的低入住率问题困扰很多国家——尽管“迪拜塔”是阿联酋的骄傲,但在西方媒体的视角中,却用“鬼楼”来嘲讽它的低入住率。因此,对于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要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情,卢航感到很费解。

  卢航: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跟一般的二三线城市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越往下走,风险肯定是越大。如果一窝蜂都上马摩天大楼,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些地方是否有这么多的需求去支撑?是否有这么多的企业需要这么高档的写字楼?

  在这一切“逆市场”的不经济行为背后,在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朱中一看来,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手在支撑,这就是——地方政府。

  朱中一:现在有些地方不免有些形象工程在里头,凡是搞城市综合体的、超高层建筑的都是地方政府的驱动力,它想搞一个标志性建筑,你看我长沙有一个建筑在中南地区是第一高楼,这多带劲啊,提高知名度,各地有一些攀比的心态。一个城市的辐射能力、区域价值是依托于综合因素,并不是房子高就有辐射能力的。现在中国超高层越来越多,以后怎么弄,我很发愁。

  在地产界从业多年的北京智邦信达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孙智群认为,在“土地财政”的影响下,摩天大楼成了地方政府抬升地价的有力手段。

  孙智群: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它也需要有一些由头,如果有这些中央经济区、CBD的项目,可以把整个区域的地价、投资关注度都加以提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中国现在的摩天大楼热潮,其实跟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很相似,都有这样一个阶段。但很大的不同是,美国和日本的摩天楼时期,更多的是企业行为。

  摩天大楼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因此袁钢明担心,在政府推动下的摩天大楼,在当前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情况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袁光明:摩天大楼实际上应该是企业来投资,不是一个政府来建的,存在一系列购地、融资、出售的经营环节,背后跟地方政府的各种担保,使企业能够获得贷款等有很大关系。但地方政府的支持是不保险的,如果这种支持断裂的话,那就不排除出现风险。

  在当前全球十大摩天楼中,中国占有5座。而且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在美国总数的4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这跟我国正处在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直接相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正反映了各地发展经济的动力和热情还很强大。

  但张立群同样认为,城市发展更应该考虑长远,如何能够让城市拥有更合理的布局、更强大的功能来承载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承载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更舒适的生活。

  张立群:不仅是地标性的建筑我们要加快速度,更重要的就是地面以下的设施更应该加强,像大型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地铁等立体交通体系等等,这些体系建立起来,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长久使用的设施。所以说摩天大楼并不见得是坏事,但是仅仅靠摩天大楼是支撑不起来城市功能的。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中国古人的梦想,在当代中国人这里变成了现实,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国复兴的标志。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当前欧美发达国家都在反思当时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我国能否避免重走老路?

  1999年,德意志银行驻香港分析师劳伦斯首度提出了“摩天大楼指数”的概念,因为他发现——经济衰退或者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新的摩天大楼落成的前后。一般情况下,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会鼓励一些大型项目的产生,但是过度投资和金融投机也会相伴而生,当泡沫即将危及经济时,政策就会转为紧缩来应对危机,这也就使得摩天大楼的完工,成为政策转向与经济衰退的先兆。

  由此,“摩天大楼指数”也被称为“劳伦斯魔咒”。也许这是一种巧合,它更大的意义,也许在于更多地在于为投资者供应了一种区别于常规的思想方法,为世人敲响了警钟,使人们可以更理性地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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